以槍口對準良心 白夢 據說，當尼采在雨中徘徊時，大街上駛來一輛馬車。尼采看見趕車人正在用力地 鞭打行走中的馬。他突然衝上去，一把抱住了馬頭：「我的受苦受難的兄弟啊！」 他嚎啕大哭。 一 我也想嚎啕大哭。只怕是在我哭的時候，他們會把我錯當成一隻動物園裡的猴。 因為他們已經喪失了感覺，在失去故土的同時也失去了對苦難的基本理解。他們 以追求名利為自己的唯一目標和終極理想。他們表情麻木，只為利哭。他們從來都 缺乏真誠也少有信仰。他們向來都只喊衝鋒卻從不上陣，現在，連別人喊喊衝鋒也 使他們覺得不可容忍。 他們以槍口對準良心。 二 「六四」才剛剛過去五年，我忽然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少數人中的少數。這不能 不使我震驚。 似乎，八九民運所追求的民主理念不能再提，一提就被打成「激進主義」；死去 的同胞不應紀念，因為八九民運本來就「不應該發生」；甚至有人公開叫嚷「不能 給『六四』平反，平反會造成社會動亂。」使我幾乎不能相信這一切都發生在身邊 。儘管，我向來都厭惡帶有奴役色彩的「平反」二字，但天下哪有死了人不許喊冤 的道理？ 我承認，我已經遠離了一群人，我已經有幾乎一年時間不再說——我們。我感到 ，曾經在大難中相依為命的我們這一群人，在信仰上幾乎可以相互為敵。 在這裡，基本的症狀是：他們缺少道義和純潔的心靈，他們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 信仰，他們愚弄歷史演義身世，他們追名逐利互相撕咬，他們個個都顯得唯我獨尊 個個又都向歷朝歷代沽名釣譽的垃圾一樣隨波逐流，他們缺少人格也缺乏主見，白 白辜負時機也愚弄百姓的熱情。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八九民運的暴發戶，一夜之間以八九民運取得聲名之後就開 始自我膨脹，當他們面對寂寞而艱難的流亡時，開始感到自己底氣不足。他們有的 開始公開叫賣，有的開始反過頭去與專制政府調情，反過頭說八九民運本來就不該 發生。他們極為可笑地忘了幾年來他們是靠了什麼才得以安身立命。 他們沒有良心。 三 我感到憤怒。我的憤怒不是沒有根據的。 《北京之春》五月號上，一位叫顏真的先生說：「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局面 將無法收拾，這幾年的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也不可想像。」這位先生還說：(對「六四 」屠殺)「我認為鄧小平的選擇毫無疑問避免了中國社會一場持續的震盪」，(對八 九民運)「它在政治上畢竟是非常幼稚的，在拿一個十多億人的國家的前途作毫無根 據的冒險。」 且不說顏真先生毫無廉恥地為一個專制政權任意屠殺人民辯護。就算退一步說， 顏真先生到底有什麼根據理所當然地認為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社會就一定會大亂 呢？在顏真先生看來，一場民主運動成功的基本標準是什麼呢？是奪取政權還是推 動社會進步？按照顏先生的邏輯顯然是選擇前者。這也難怪顏先生是那麼痛恨民主 了。那麼，到底是民主導致社會動盪還是專制導致社會動盪？難道中國幾千年的動 蕩的專制歷史和西方的民主實踐告訴顏真先生的就是這樣的結論嗎？ 當然還有周舵，這位貌似真誠的「理論家」發表在《北京之春》及其它刊物上的 一系列文章都使人感覺到，只有他最懂中國。他開口國情，閉口策略，扯著一塊「 民主會使天下大亂」的小旗四處搖晃，可他就是忘了，他自己也曾在天安門廣場湊 過熱鬧。 同樣是《北京之春》，在一月號裡一位叫馬悲鳴的撰文《再談六四》，這位姓馬 的先生把曾經激動過千千萬萬的優秀青年為國獻身的《絕食書》戲稱為「楊志賣刀 」。這裡我要聲明的是，並不是因為我是《絕食書》的作者而在這裡表示抗議。請 看馬先生的高見：「誰讓你去死的？還不是你自己。救你是義務，不救你是本分。 你們毛大蟲不是說『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他人以死明志的權利』嗎？這麼說，楊志就 是成全你嘍？！」馬先生說：「割劇天安門達一個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沒干 ，五卅沒幹，三一八沒幹，一二九沒幹，反飢餓反內戰沒幹，這次卻由八九民運干 了。」這位馬先生還藉著別人的口說：「我是天安門廣場折騰的主，不過平心而論 ，不開槍是不行了，我替他們想辦法都想不出來。」 這樣公開鼓吹殺人，用這種小商小販似的流氓痞子語言和無恥態度在公開刊物上 公然調戲自己民族尚在流血的歷史，真讓我不知如何面對。 夠了。已經夠了！ 我手裡捏著九四年一到五期的《北京之春》，直讓我感到心痛。也許是我自己太 脆弱了，但作為一本民運刊物，我不知道編者有何感受？ 四 我不知道魯迅先生如果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辦？只是翻開《華蓋集》，三分之 二個世紀以前發生的悲劇又一次映入眼目。先生在《無花的薔薇之二》文後的落款 處認真地標著：「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是一九二六年，段祺 瑞政府槍殺劉和珍等愛國青年的當天。在隨後，三月二十五日的《死地》裡，先生 寫道：「在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 客，以為學生們本不該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政府 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在四月一日的《紀念劉和珍君》裡 ，先生說：「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的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 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四月二日的《空談》裡，先生又寫 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是真真死掉了。」 寫到這裡，我也出離憤怒了。儘管這篇文章多少使我有失風度。但如此大是大非 ，不說則無正義。 世事是如此相像地前後重複著，我只感到悲哀。我要說的話，先生早在七十年前 已經說過了；我要面對的處境，先生也黯然直面過。 只是，劉和珍們死了，並沒有止住八九年的學生再一次衝向廣場；那些維護段祺 瑞專制政府的「文人學者」也死了，現在同樣也出現了又一批「文人學者」維護著 另一個專制政府。然而事實已經清楚：不管「文人學者」們怎樣的論調，只要腐敗 的專制制度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們還會繼續流下血去。因為青年們不相信 ，中國只有封建專制這一條道。 這也許就是魯迅所說的「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吧。 五 歷史是個妓女，常常被強人和輕薄之徒挾持及塗抹得失去面目。 但我仍然渴望著人們能夠真實客觀地總結和回顧八九年發生的事，也渴望著一種 真正深刻的剖析和批評。而現實卻是，並沒有幾個「學者文人」認真地坐下來工作 。他們都急於發表自己的高見，甚至為了刻意使自己的言論區別於他人，而早已失 去了知識分子對真理的探求精神。尤其象馬悲鳴之流的小商販們的荒謬之詞，嚴重 地破壞了歷史當事人們從整體上交代歷史的心理環境。 這無異是中國人共同的不幸。 至於我自己，在此我公開贖罪。 無論如何，對於民族歷史上這一巨大悲劇，我作為當時掌控輿論方向的天安門廣 場廣播台台長兼總編，對自己始終堅持使用激烈言論，始終站在激進立場使運動持 續升溫，以至失控，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儘管是共產黨殺了人，但如果死亡曾經是可以避免的，對於那些死去的天真生命 ，我將罪負一生。 六 幾日前，薇薇從上海來信說：「國內現在很亂。人們的思想很亂。到處都是混亂 一片。各種腐敗現象令人驚異，一種潛在的危機感憂患著人們。你無需消極，也無 需沉淪，珍重身體，珍惜身體，耐心地等待我們這個世代的鳳凰涅盤。」 我不知道顏真、周舵之流會對這種情況做何種解釋？我只是從他們那一夥人的狂 熱宣傳中看到他們在極力粉飾太平，似乎中國已進入了兩千年來的太平盛世，而唯 一的隱患和災難就是民主。 他們看不到也不願看到，如果未來中國發生動盪的話，唯一的動因只能是專制腐 敗而不是民主。而無論是所謂「漸進改革」式專制或「新權威主義」式專制都仍然 是專制。避免動盪和取得社會和解的唯一道路就是盡快地推進社會民主。因為專制 和腐敗同生並存，不清除專制制度就難以消除腐敗，制度性的腐敗勢必激化社會矛 盾而引起動盪。這是每一個人都明白的道理。 一些人以反民主的態度指責中國人不懂民主，其實是他們自己不懂。他們極為淺 薄地把民主制度教條化和概念化，以為中國不適合他們心目中所認為的那種模式的 民主，他們不知道世界各國的民主制度都有其特殊和不同的方面，中國也只有在推 進民主的過程中才能夠找到自己的民主之路，而絕不是由幾個「新專制主義」的「 精英」們以專制的方式去教會中國人怎樣實行民主。 七 這真是一個熱鬧的時代。 在如此亂世中，青黃雜陳、五彩繽紛，唯獨缺少了信仰和真誠。笑是假笑，哭是 欺人。沒有人甘於寂寞，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每個人都在冒充英雄。 看窗外一片風景。二十幾歲的人已經成了精明的政客，四十歲的人在謀算著總統 ，六十歲的人則在一邊痛怨後繼無人一邊又以太上皇自居而樂於「垂簾聽政」。 三代人齊在街上叫賣著自己的自傳，和小商販們混雜在一起，令人眼花繚亂，難 以辯真。 當然，也有一些組織和個人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總體上令人心寒。 兩個組織一合併卻變成了三個，三個組織再一聯合又成了四個。在如此奇特的數 學後面至少掩藏著一個不怎麼純潔的真實，那就是，大家都自以為只有自己才有資 格做真正的領袖。等到最後每一個人都成了一個組織的領袖的時候，卻發現只有將 軍沒有兵了。 這難道不令人悲哀嗎？ 據我所知，海外各民運組織之間自始至終都沒有任何理念上的分歧，最大的分歧 就是誰當領袖的分歧，為此而打得雞鳴狗跳。如今組織倒是不少，可事政已薄。 去年「六四」四週年的紀念活動，在曼哈頓的天安門廣場，除了幾個參與組織的 大陸人外，其餘幾乎清一色的香港人，連主持活動呼喊口號的語言也變成了廣東話 。當時真讓我極為感慨。我在這裡並不是歧視廣東話和香港同胞，相反，他們幾年 來如一日的耿耿真情使我感動。 可是，在美國至少有四萬中國大陸留學生，而這四萬堪稱未來中國精英的留學生 也正是由於「六四」的原因而在美國順利地得到了綠卡，儘管他們回國不可能受到 什麼迫害。他們應該說是「六四」的直接受益者。然而，我們在紀念死者，他們在 歡歌曼舞。哪怕他們中間有百分之一的人來這裡站一會兒，我也會覺得中國人尚有 良心。 當一位美國人當著我的面問一位女留學生：「當你拿到綠卡，你感激天安門廣場 死去的那些學生嗎？」 這位小姐回答：「不能完全這麼說，即使沒有『六四』，我們也能通過工作關係 拿到的。」 更有很多留學生拿到綠卡之後，卻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新的困境：當他們做為少 數族群在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排斥時，他們從精神和現實兩方面都需要一個強大的 國家和民族背景支撐。所以他們非常現實地放棄了社會正義和他們曾經狂熱地支持 過的天安門夥伴，極為世俗地轉向維護專制政府。從狹隘的自身利益出發，他們只 要那個國家強大到能與西方抗衡，而不管那個國家的老百姓是生活在如何殘酷的統 治之中。他們以發展經濟和保持穩定為理由，甚至說那個國家不需要民主。其實是 他們自己不需要民主，因為他們已經生活在西方民主社會中。 嗚呼！我的姐妹，我的兄弟，但願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八 不管我們有沒有上帝，槍口已經對準了我們的良心。 即使這個世界已毫無信義，我們也仍然得面對自己。 在此夜深人靜之際，我呼籲： 我呼籲真誠，呼籲道義，讓良知重新回到我們的心裡。 我呼籲理想，呼籲信仰，讓我們真正成為中國民主的旗。 我呼籲寬容和擔當精神，我呼籲海外各派放棄爭端和那點可憐的利益，懷著民族 大愛真心走在一起。 我呼籲老者自重，少者自尊，我呼籲胸懷大志者先做人再做英雄。遙看東方那失 望的人群，精神渙散，道德沉淪。中國人幾乎已經走到了一個古老文明的盡頭。而 在如此聚集著三代精英的海外，如果不能建立一點什麼，長此下去，有朝一日如何 歸故反鄉？ 最後，我呼籲中共當局拿出執政者的氣量和勇氣，不要再把自己的國民當敵，不 要再重複以往的悲劇，放棄一黨專制，尊重人權，及早達成社會和解。 所有為中國民主付出生命的英雄們，讓活著的人不再辜負你，讓我們懷著一顆感 恩的心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