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殘酷与自由主義

胡平


在今日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已經正式亮出自己的旗號，形成了一种可觀的思想力量。然而在
中國，自由主義也引起不少爭議。批評者質疑作為源自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是否有生長的
基礎，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否有內在的資源与動力。學界有所謂自由主義与新左派之爭；還有
人提出社會民主主義，以与自由主義相區別。另外則有一批經濟學家，主張在現階段限制個
人權利，在威權統治的主導下進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此主張也有人稱為新自由主義。我以
為在考察這些問題時，有必要追溯我們這一代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余杰在“盧躍剛的恐懼”一文里寫道：“盧躍剛（報告文學《大國寡民》作者——引者注）
曾經對我說，他不怕‘屢戰屢敗’的結果而堅持‘屢敗屢戰’，并非認為自己有著‘無冕之
王’的桂冠、有著‘青天大老爺’的權力，而是源于內心深處的恐懼。他說：”今天發生在
他們身上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幫助這些長期被嚴重忽視、被欺辱、沒有能
力主張自己權利的弱勢群体，改變他們的命運，才改變我們的命運，這個動机遠遠大于對抽
象理念的追求。‘我能夠感受到盧躍剛所說的’恐懼‘，雖然他是一位我們這個時代罕見的
’俠之大者‘，但他依然無法逃脫這种無所不在的恐懼的支配。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堅定
的价值立場，并不是來自于勇敢無畏，而是來自于恐懼。“

余杰談到恐懼，談到來自恐懼的精神力量和价值立場。這和一位美國學者的觀點頗有相通之
處。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N.Shklar）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恐懼
的自由主義”。這种自由主義不同于基于自然權利的洛克式自由主義，也不同于基于自我發
展的密爾式自由主義。史珂拉式的自由主義是恐懼的自由主義。她的自由主義理念首先來自
對政治迫害的恐懼，由此引出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的堅定立場。這种自由
主義不依賴于某种形而上學的概念（如天賦人權概念），也不依賴于某种廣泛的道德理論（
如功利主義道德理論）。這种自由主義主張寬容，鼓勵多元主義，而支持這兩者的認識論基
礎是怀疑論。

誠然，史珂拉的自由主義沒有提供最大之善，但是它堅稱殘酷行為——引起恐懼的殘酷行為
——是最大之惡。它認為政府是殘酷行為的最大執行者，它對貧者弱者和持异議者尤為關注
，因為他們最容易遭受政府殘酷行為之害。這种自由主義并不要求政府是軟弱的，它要求政
府是有限的。史珂拉寫過一本論述人性諸惡的書（《OrdinaryVices》），其中把殘酷列為
諸惡之首。

我在《中國民運反思》（1992年）一書的序言里，回顧我自己的心路歷程，和史珂拉的觀點
倒有些不謀而和。我寫道，在我形成自由主義信念的思想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重要：一
個是我對社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首先是對政治迫害的強烈反感；一個是我對于人類理
性知識的某种怀疑精神。我強調，我的自由主義信念并非直接來自抽象的自然法理論，因為
中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的文化傳統，而共產党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
那里獲得這一精神資源。我們的自由觀念是產生于我們自己的經驗，產生于我們自己對自身
經驗的思考。我想，這恐怕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共同歷程。

由此可見，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著深厚的自發性和內生性。新左派也好，社會民主主義也
好，只要他們都對殘酷的政治迫害怀有強烈的恐懼，從而把保護個人權利与限制政府權力置
于首位，他們就不是在自由主義之外，就不是和自由主義相區別；因為正是自由主義為他們
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平台。反之，那些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現象無動于衷，從不挺身抗議的人，
不論他們怎樣自我標榜關怀大眾，或者也以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自居，實際上他們都絕非自
由主義。毫無疑問，那些對政治迫害不感到恐懼和憤慨的人在人性上是被扭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