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農民的權利還給農民——讀《中國農民調查》有感 胡平 國內大型文學期刊《當代》雜志，去年第六期發表了一篇長達二十万字的報告文學《中國農 民調查》，引起強烈反響。我在去年11月份就得知此文，赶快請朋友幫我買一本。其后不久 ，互聯网上轉載了這篇文章，又有朋友寄來文章的复印件，終于得覽全豹，一睹為快。 感謝陳桂棣和春桃這兩位農民出身的作家，為我們寫出了這樣一篇好文章。我身在信息自由 的海外，對現今中國農民的狀況多少有些了解，這篇文章所報道的一切并不令我吃惊和意外 ，但是讀到那些真實而感性的敘述，那些生動具体的細節描繪，仍然感到震撼。作者跑遍了 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把這樣一份報告提交 到讀者面前。如作者所說的那樣：“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 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 不到的悲壯……。” “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 正如作者在引言里寫到的：“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就是“對九億 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這怎么可能呢？九億農民，几乎占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怎么能被 遺忘？原因很簡單，因為農民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當今中國，各种媒体多如牛毛，但是它們 統統受到政府的嚴格監控管制。 在中國，媒体不是獨立的，媒体只是政府的傳聲筒。《中國農民調查》里寫到，一個村庄發 生了一起十分惡劣的凶殺案，一個小小的村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一口气殺死四個 村民。當地的有線電視台卻播報新聞，說它是“誤殺”。這不能只怪電視台，因為電視台不 過是遵照縣委領導的指示辦事。接下來，一家省報發表報道，把這起案件稱為村民的“相互 毆打”，字里行間，倒把責任推到受害者一方。也不能只怪這家省報，因為他們采用這篇稿 子的程序上并無過錯，稿子上是蓋了檢察机關公章的。 《中國農民調查》里還提到一位敢講真話的女記者，奉報社之命到一個村子去調查農民負擔 過重的問題，然而當地的農民卻不相信她，不肯接受她的采訪。一個年輕農民拾起身邊一只 大海碗，從田溝里舀起半碗渾水對記者說：“我們怎能相信你們不搞官官相護呢。這樣吧， 你若不怕水髒，敢喝上兩口，我們就相信你也許能替我們說几句真話。”這位勇敢的記者毫 不猶豫地接過碗仰起脖子就喝，終于贏得農民的信任。由此可見，中國的農民一點不糊涂， 他們并不把這位官方的記者當成記者，并不把這位記者所在的官方媒体當成媒体，農民把他 們都當成官，當成政府的一部分。這位記者后來把采訪到的情況寫成一份內參上交省委。可 見記者扮演的不是人民喉舌，而是政府耳目。說來也是，沒有上級的恩准，記者并不能隨意 采訪；沒有上級的恩准，你寫好了稿子也不能發表。我絕無責怪這位記者的意思，因為這不 是記者的問題，這是体制的問題；除非這位記者安于這樣的角色從不關心爭取新聞自由。 《中國農民調查》寫到地方政府如何貪污腐敗，橫征暴斂，欺上壓下，就連作風強勢的朱鎔 基也曾經被蒙騙。作者以相當贊賞的筆調寫到了一些官員關心農民疾苦，寫到了朱鎔基，尤 其是溫家寶如何精明強干，識破地方官員的弄虛作假，体察下情。然而我要指出的是，當今 中國官場，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早已蔚然成風，更是制度使然。身為總理，朱鎔基、溫家 寶們本該推行政治改革，以求治本之效；倘若自囿于舊体制，只憑一點小精明，又能有多大 意義呢？ 如眾所知，專制統治者需要建造一個龐大的謊言系統，用以欺騙人民，控制人民；但与此同 時，統治者又必須使自己洞察一切，免于被自己一手造成的謊言所遮蔽。精心制造信息的不 對稱是极權統治的看家法寶。在《一九八四年》里，每個房間都裝有一部閉路電視，每個人 的一舉一動都處在“老大哥”的監視之下。“老大哥”能看到我們每一個人，但是我們誰也 不能看到“老大哥”——除了他公開作秀。我們彼此也不能在“老大哥”的監視之外互相看 見。這當然是极權社會的理想狀態。現實的极權社會總不可能如此完美。首先一條，國家大 ，最高領導人自己根本看不過來，管不過來。因此他們不得不任命各級官員充當耳目代為查 看，他們自己則依賴于下面的匯報了解全局。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有可能被自己任命的下 級官員所欺騙。于是就有了許許多多微服私訪的故事，有了像溫家寶深入基層，突破地方官 員的封鎖，“頭也不回地走進未經安排的老鄉家里或田間地頭”的美談。 應當看到，象微服私訪，突破地方官員欺騙隱瞞一類故事，多半是專制社會的產物，封閉社 會的產物（“微服私訪”還常常是影視傳播不發達的前現代社會的產物）。在開放社會，在 民主社會，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反對党，各級政府的錯誤缺失你想看不見都不行，哪里 還用得著你費那一番心計？問題是，為什么朱鎔基、溫家寶們總是宁可受騙失察，宁可費那 番心計，卻就是不肯開放新聞自由呢？如果《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也向自己提出這樣的疑 問，恐怕他們就不會對溫家寶們贊不絕口，而只會憂心忡忡，甚至深感恐懼了。 中國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 顯而易見，中國的所謂三農問題絕不僅僅是部分官員的腐敗所致，也決不是靠著中央政府充 當青天大老爺所能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問題，首先一條就是缺少言論 自由、新聞自由的問題。离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去解決農民問題，充其量是恩賜，是治 標不治本。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吃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的苦頭還少了嗎？正因為 中國農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才有大躍進時期几千万人被活活餓死的空前災難，所以 才有文革后期國民經濟瀕于崩潰邊緣的危險局面，然而，中國人民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 的人民都更為慘重的代价，卻仍然沒能換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只是換得了專制政府的一次 次的政策調整，對農民而言，充其量是“坐穩了奴隸”而已；對權勢者而言，無非是“讓我 們有節制地壓榨他們”而已。只要新政策略見成效，馬上就又有人為專制政府歌功頌德，從 而繼續幫助一個作惡多端，捉襟見肘的專制制度精益求精，益壽延年。 關于中國農民問題有三句話我很欣賞。一句是李昌平的“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 ”。這句話告訴我們中國農民的現狀。一句是秦暉的“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句話 和毛澤東那句話“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相對，指出農民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還有一 句是于建嶸的“讓農民自己說話”。按照于建嶸，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把權利還給農民。 給人一條魚，不如給人一套釣魚的工具。由政府制定出好的農業政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 讓農民自己有發言權，能夠影響和參与有關政策的制定；讓農民自己能夠建立自己的組織， 以便有效地采取集体行動，捍衛自己的利益。 從這份《中國農民調查》我們應該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結論就是，在中國，推動民主改革實在 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結社自由是當務之急，無論如何再也 不能拖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