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計划經濟是歷史的必然嗎？ 湖南 楚文 盡管荒唐的計划經濟在中國已經被歷史所否定和拋棄，但仍然不乏為計划經濟辯護的聲音， 說什么“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實行計划經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云云。對此類謬論 予以駁斥，其實不過是對一些簡單常識的重复強調和闡釋而已。但在一個常識被不斷顛覆的 國度，有時捍衛常識竟比捍衛真理更為艱難，當然也更需要有勇气，同時也更有意義。 計划經濟是災難那种持“中國當初實行計划經濟是歷史的必然”的論點的人，有一個重要的 論据，就是認為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低下，政府必須通過計划經濟來集中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財力，以确保國家經濟的發展。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确實低下，對此我 們不應當否認，但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同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划經濟之間有什么必然的邏輯聯系 嗎？世界上那些生產力水平曾經低下的國度在擺脫落后、走向富強的過程中，找不出一個是 通過計划經濟的途徑來實現的。何況，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划經濟正是 同高度發達的生產力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馬克思所言的計划經濟實行的前提條件是高度 發達的生產力。而馬克思在中國的信徒們居然將計划經濟的實行同落后的生產力聯系在一起 ，這不知道是沒有讀懂馬克思呢，還是對馬克思理論的有意曲解？馬克思的計划經濟理論本 身也就是一個錯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則更是錯上加錯。 計划經濟的思想在歷史上被早期的烏托邦分子設想出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杜 絕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巴貝夫語）。然 而，盲目經營也好，生產過剩也好，都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中科學技術高度發達后，生產 能力過剩的產物。但在中國這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的國家，根本就不存在生產能力 過剩的問題，盲目經營和生產過剩的危險也就無從談起。因而，計划經濟在中國的實行，統 治者的自負所導致的瞎指揮、亂計划，最終使社會生產出現了更大的、甚至是長期的盲目性 和破坏性。這种盲目性和破坏性對本來就不多、不強的生產能力造成了极大摧毀，并造成了 社會資源的极大浪費。加之計划經濟的低效率，生產過剩的危險沒有出現，比過剩經濟更為 可怕的短缺經濟倒是出現了。因而，在中國實行計划經濟，就如同給瘦子減肥、給小孩帶避 孕套一樣荒誕不經。 當然，計划經濟如果最終能使中國擺脫貧窮、走向富強，倒也無可非議，或許這還可以視為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創 造性”的運用和發展。然而，歷史卻不幸地證明，中國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實行計划經濟之 后，是一個災難接著一個災難。中國的經濟在“文革”期間几乎到達崩潰的邊緣暫且不論， 僅是在上個世紀五十代年末和六十年代初短短的三年時間里，中國因糧荒而導致的“非正常 死亡”人口就高達三千万之眾。那些認為中國當初必須實行計划經濟的人，不會說如果中國 不搞計划經濟的話，那么當時餓死的人口更可能會高達四千万、五千万之眾吧？一個讓三千 万黎民百姓“非正常死亡”的經濟体制，難道還有什么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可言呢？某些 人總是喜歡用所謂“歷史的”、“辯證的”方法論來為中國當初實行計划經濟体制進行辯護 ，其實質不過是為統治者的罪責進行開脫的狡辯術。正是在計划經濟大行其道的時候，中國 和世界的距离迅速拉開，不要說發達的歐美國家，就是我們周邊的亞洲“四小龍”也遠遠地 把中國拋到了身后。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實行計划經濟是歷史的必然”的觀 點也不無“道理”。因為，1950年代后的中國，辛亥革命以來的民主成果喪失殆盡，斯大林 式的极權政治逐步建立。而政治上的极權必然會導致經濟上的极權，經濟上的极權又必然會 加劇政治上的极權，這是一切現代极權國家必然不二的模式。哈耶克就提出了一個由經濟到 政治的著名命題，他曾經天才地斷言，社會主義計划經濟“最終必定導致极權主義，走向對 民主和自由的限制。”正是從捍衛個人自由的角度出發，哈耶克一生致力于對計划經濟的批 判。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實行計划經濟的“新生”的社會主義，比傳統的君主制社會顯得 更加可怕。傳統的君主專制政權，其權力控制的領域，尚且限于政治的范圍，但斯大林式的 現代极權國家，卻把權力之手伸向了几乎所有的領域，尤其是經濟領域。 計划經濟是暴政高度集中的計划經濟表面上是為了确保國家經濟的發展，實質上卻是為了配 合和适應极權政治的需要。因為，极權者首先只有從經濟上、財產上去徹底地控制每一個公 民，最終才能達到對每一個公民從靈魂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控制。极權政府通過血腥和暴 力，几乎控制了一切社會經濟資源。1949年的前后，就是用共產的手段，強制沒收有產者（ 包括自耕農）的一切私產。1956年的所謂“三大改造”，以走集体經濟的名義，強制剝奪了 農民和手工業者的一切生產資料；民族資產階級几代人積累創造的財富，也几乎在一夜之間 以低价被“和平贖買”。到了1960年代，更是發展到了不斷地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連多養 一頭豬、多种一塊蔬菜地的權力都被剝奪，他們几乎被逼到了“赤貧”的境地。經濟權和財 產權的徹底喪失，導致的是包括政治權在內的其他一切自由權利的喪失。比如，在1949年之 前，中國農民天然就存在的自由遷徙、自由擇業（如擺個小攤或做個小販）的傳統自然權利 ，在計划經濟年代亦蕩然無存。計划經濟年代，中國農民經濟權、財產權和其他自由權利被 剝奪之徹底，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專制朝代。极權政治加上高度集中的計划經濟体 制，使得中國農民絲毫不能動彈而成為歷史上最為溫順的一個群体。即使餓死了三千万人（ 大多數是農民），极權統治仍然能夠在“形勢一片大好”的“鶯歌燕舞”聲中維持下去。其 實，農民如此，社會的其他群体又何嘗不是如此，作為社會精英群体的知識分子同樣沒有擺 脫被控制、被奴役的命運。計划經濟的施行，使得社會主義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全面、最徹底 地控制人的制度。 計划經濟完全可以說是一种反人性、反傳統、反自由且缺乏活力的經濟体制，是一條“通往 奴役之路”（哈耶克語）。它出現在中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決不是一种歷史的必然，而是 一場歷史的災難。在整個計划經濟年代，中國大陸有至少三分之一人的生活水平連國民党統 治時期的三十年代都不如。計划經濟体制在毛澤東的晚年，終于引發了全面的社會政治、經 濟危机。當這种僵化的經濟体制已經危及到統治者自身統治的時候，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在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便呼之欲出。正是以建立市場經濟体制為目標的改革，才使中國 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之中。然而，由于計划經濟体制所留下的問題積重難返，中國這個斯 大林式的极權國家在向現代化國家轉型的過程中要比一般傳統的專制落后國家艱難得多。 就象中國在政治上要徹底走出极權政治，就應該全盤否定“文革”一樣；中國在經濟上要徹 底走向自由的市場經濟，就應該毫不留情地全盤否定計划經濟。承認實行計划經濟的必要性 ，其實質就是承認极權主義的必要性；那种為計划經濟辯護的論調，其實質就是在為极權主 義招魂。對此，應該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