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主的公民素質條件 北京 周舵 以下事例在中國的政治性論爭中是一種典型景觀：勢不兩立的對立雙方當中，中共一方以「 中國人的政治素質達不到民主要求」為借口拒絕民主；激進民主派則遵照「凡是敵人反對的 我們就要擁護」的對著干邏輯，認為人民群眾不但民主素質很夠，而且比官員、知識分子更 夠，所以堅決主張民主化越快越好，民主的範圍和程度越廣、越深、越徹底越好。但雙方在 一個關鍵點上完全一致：不但從無論證，不拿任何事實、數據、論據說話，而且連什麼是「 素質」的基本定義都沒有。如前（讀書報告之六）所說，這是個人（或黨派）私見（「意見 」）之爭，與科學方法、科學論爭毫不相干，因此沒有半點價值。除私見或信念之外，雙方 都別無一物，而後者的信念卻恰好是二十年前中共的民粹主義核心教義：歷史是奴隸們創造 的，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中國的事情經常就是這麼有趣！ 政治學中有一個專門分支，研究這個「素質」課題，叫做「政治文化研究」。顧名思義，「 政治文化」就是指影響政治的文化因素，「精神」性的，「軟性」的因素：人民對於政治的 信念、價值觀、態度、心態、情感、認知……等等。所謂「民主素質」，可以定義為政治文 化對民主制度的支持與適配程度：是瞭解、支持、贊同？是冷漠、疏遠、不瞭解？還是憎惡 、敵對、故意曲解？什麼程度？ 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中，政治文化研究是依照一種極其粗陋、片面的經濟決定棗階級斗 爭「敵、我、友」三分法處理的：生產資料的佔有決定階級地位，階級地位決定政治態度（ 「立場」）。正是這種簡單化、武斷片面的「方法」（據說這是最先進的科學方法！）製造 了無窮無盡的矛盾衝突和冤假錯案，更不用說它與自由民主的根本敵對了。不幸，這種「方 法」卻仍然大有市場。 重視政治文化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影響，這在西方政治學研究中由來已久，如古希臘羅 馬時代對「公民美德」的關注，伯克和托克維爾對「傳統習慣」、「民情風俗」和「民族特 性」的強調，韋伯以「文化決定論」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唱反調，等等。但政治文化 研究成為一個專門性的學科分支則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主要是由兩種極端主義棗法西斯 主義和共產主義棗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嚴重威脅所激發；其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作是兩位美國政 治學家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棗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在中國，正式出版的政治 文化研究著作只有兩部：閔琦的《中國政治文化》和張明澍的《中國「政治人」》。史天健 等人最近幾年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系統研究，但筆者至今沒能讀到有關的資料。「六四」之後 上台的江－李政權對這方面的研究，乃至整個政治學的研究一直採取極力壓制的態度棗只消 翻一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的所刊《政治學研究》，就不難看出目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處於 一種多麼可悲又可恥的低劣水準上。棗就是這樣，還有那麼多中國知識分子在那裡胡吹什麼 「21世紀是中國世紀」！這完全印證了《公民文化》一書中的一個觀點：西方的科技和物質 產品及其生產方式在向新興國家傳播中阻力最小，而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傳播卻遇到了極 大的困難：「人類學家告訴我們，這些文化成分要進行傳播是極其困難的，並且在傳播過程 中將經歷實質性的變化。……對於民主，首先必須認識到民主是一種關於態度和感覺的問題 ，而恰恰這一點是難以認識到的」。作者沒有提到，傳播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那些熱 衷於鼓動民眾的激進精英對這一「極大困難」的極大低估！一部自戊戌以來的中國政治變革 史，就是激進－失敗－更激進－更大的失敗－超級激進－超級失敗這樣一部惡性循環史。戊 戌維新是以激進革命的方式（大變、全變、快變）搞改良，孫中山比康梁激進得多，毛澤東 則達到了激進的極限境界，「大革文化命」，徹底向野蠻落後倒退。 《公民文化》最值得我們反覆研讀的是最後一章（第十五章）「公民文化與民主的穩定」。 這一章最引人注目之點是，從頭到尾始終強調「平衡」這個關鍵詞。以英美兩國的政治文化 為典型範例的、與民主最相適配的「公民文化」首先就是處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一 個折衷或平衡，以此與民主的純粹理想劃分開來棗那種高調的、過高的民主理想標準對民主 理想的落實有害無益。公民文化是傳統與現代、一致與岐異（分歧、差異）、多樣性與同一 性、變革與保守、被動與主動、依附性（服從性）與積極參與、地方性與全國性、政府權力 與政府責任、精英領導與民眾對精英的選擇和控制、功利取向（重實際利益）與情感取向（ 重價值理想）、民眾對精英的懷疑與信任、超黨派團結與黨派競爭……等等許許多多相互區 別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成分之間的平衡與混合。這種英美式民主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地域 型」、「依附型」和「參與型」三種政治文化基本類型的混合，另一方面，它又與傳統社會 的封閉、冷漠、疏遠和無知消極的「地域型」、「狹隘觀念型」政治文化，以及中央集權的 或極權主義的被動員、受政治權力控制操縱的偽參與「依附型」政治文化有著顯著的、本質 的差別。兩位學者這項運用當代系統、嚴格的科學抽像、調查統計和訪談方法，歷時五年， 涉及五千名德、意、英、墨西哥和美國人，多達217個問題的大型跨國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 ，與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論主流棗「混合平衡」高度一致。 兩位作者坦然承認，要回答「新興國家建設公民文化怎樣才能成功」這個我們中國人最為關 心的問題，「遠離」了他們的資料範圍。作為深懷自由民主和人道主義信念，又受到嚴謹的 科學方法專門訓練的當代優秀學者，他們既能夠充分體諒和同情非西方世界在民主化道路上 必定要遭遇的嚴重困難，又對這一民主化的前景不失積極、樂觀的態度：「新興國家的精英 可利用的解決方法是不多的，社會迅速而有效地吸收這些方法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樣的方法 還要照顧到其他目標。我們沒有理由審判那些注重資金積累、工業化和農業改良的領袖，那 些鎮壓分裂運動或壓抑民主趨勢的領袖。有的領袖面對無邊的和沉重的現代化問題不能作出 必要的痛苦抉擇，而讓社會和政治程序陷入混亂，我們也沒有理由譴責他們。很少西方的政 治家被迫同時應付範圍如此之廣的問題和抉擇。」他們審慎、負責任地建議：「如果這些國 家要建設公民文化，它一定是一項新的事業。但它怎樣才能取得成功呢？……公民文化的特 點和它賴以發展的國家的政治歷史提示了兩點。第一，公民文化出現於西方，它是政治發展 的漸進結果棗相對地和平和自由。第二，它在融合中發展：新的態度模式沒有取代舊的模式 ，而是與它們融合起來。這個歷史發展的模式有利於公民文化的形成，其道理是明顯的，它 是中和的政治文化……」：「教育是時間的最明顯的代用途徑。我們的資料表明教育是政治 態度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閔琦著作依據的是王軍濤、陳子明等人主持的北京社會與經濟科學研究所下屬「中國公民心 理調研組」（成員除閔琦外還有王軍濤、陳小平、李萍、張倫和費遠）1987年「建國38年來 首次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查獲得的150萬個數據資料」。在中國進行此類調查的最大局限是 很難採取可行的科學方法糾正由於政權對公民的強勢宣傳灌輸和系統性誤導，以及公民極度 缺乏從相互競爭的多樣化信息來源的比較中獲得的基本政治認知（比如對「自由」「民主」 真實涵義的瞭解），卻普遍存有嚴重的恐懼心理和心口不一而造成的根本偏差。調查者是完 全瞭解這一點的，但現實情況只允許他們做到這種程度。儘管如此，這項研究仍然具有很高 的價值棗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去突破、超越那些限制。 和中國公民的「民主素質」有關的調查結論可以列舉以下這些： 「大多數中國公民當前對社會發展目標的選擇主要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解決基本 生計，滿足生存的需要，……維持社會安定，滿足安全需要……以及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 政府。」（P48） 「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安定與秩序是第一目標（31.72％），這一點與其他社會階層沒有 什麼不同；第二位目標是平等和公正（29.51％）；自由和民主被列為第三位（29.24％）； 效率位列第四。」（P50） 「對具有較深刻法理意義的民主權及自由權問題，公民普遍缺乏專業知識和理性的認知。」 （P53） 「中國公民對民主的理性認知很差，他們或錯把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義和開明專制 誤作民主主義，或者只重視民主的實質性意義而輕視民主的程序性意義；在情感層次上，則 傾向烏托邦式的直接民主。這種心態勢將成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嚴重障礙。」（P137） 「如同在民主問題上，中國人喜歡談論民主的實質性意義而不喜歡談論民主的程序性意義一 樣，在自由的問題上，中國人總是喜歡抽像地議論內在的精神自由，而不喜歡（或者是不敢 ）議論外在的權利自由。」（P155） 「中國公民自由意識之淡漠不僅表現在對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政治自由權的不重 視和對各種自由的法理意義不清楚上，還體現在不習慣從公民權的角度看問題上。」（P163 ） 「在中國公民中，只有3.35％主張民主的涵義是『限權分權』，這種狀況必致權力不受制約 。」（P164） 「中國公民的法治意識十分淡薄，表現為絕大多數公民對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認識不足以 及公民權意識淡薄；57.1％的公民對從事政治活動應遵守規則缺乏認識，在中國人的日常行 為中，倫理的規範作用大於法律的規範作用，憲法在公民心目中地位低下。」（P178） 「中國公民的政治能力，無論是從政治認知方面，還是在政治參與方面都顯得相當薄弱。」 （P225） 總而言之一句話：事實與激進民主派基於無知和民粹信念而抱持的樂觀態度差距極大。 張明澍那本書的數據資料來自1988年至1989年5月中國社科院的重點科研課題「中國公民政 治素質調查與研究」，採用隨機抽樣方法對全國13個城市、2020名被調查者所做的一次全國 性大規模問卷調查和訪談，未涉及農村居民。由於是官方御用學術機構的研究課題，此項調 查的膚淺、表面、草率和辯護性等都相當嚴重，質量遠低於民間獨立研究機構棗北京社會與 經濟科學研究所的上述調查。尤其是它完全按照一種實證主義「排除價值」、「價值中立」 的立場，把一黨專制的政治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所要求的政治素質一體看待，用同一套標準來 作定量分析，從而把政治素質幾乎解釋為「對官方要求的符合程度」的同義語。我猜想（不 一定正確）除去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亨廷頓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是可能的來源之 一，那裡邊是把共產黨體制和西方政治體制用同一套「現代化」標準來衡量的）之外，與「 六。四」事件之後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反思」有很大關係棗知識分子過分關心政治是災難的 根源，應當回到專業領域當中去，在學院和「學術規範」的職業標準上多下功夫，不要「不 務正業」。如果能夠在專業水準和社會關懷之間保持一種健康平衡的話，這個「反思」是切 中要害的。可惜的是，秉承「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極端」的中國知識界的一貫傳統，這回他 們又是滑得太遠了！（請張明澍原諒，這不是針對他的。）但作者的概念定義卻很值得介紹 。 作者把政治素質定義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主觀上的能力」，大致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政治觀念，或曰政治參與態度，簡稱參與態度。它是政治素質的核心部分，在政治 素質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對政治本身的看法，即對政治的價 值評價，以及對參與政治的態度和政治意識。」（P4） 「第二個部分是政治知識和政治技術。」（P5）「政治知識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關 於政治制度的知識，比如政府有哪些主要部門，各部門的主要職責是什麼，它們之間如何分 工。第二是關於政治過程的知識，就是政策是怎樣制定出來的。……第三是關於公民權利和 義務的知識。第四是背景知識……。政治參與的技術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基本的參與 技術，第二個層次是參與技巧。參與技術就是按照法律的規定能夠正確地行使公民的權力； 參與的技巧則是可以靈活地運用公民的權力以保護和追求自己的利益。」（P6） 「政治素質的第三個部分是參與經歷。一個公民有了參與取向的政治觀念，有了必要的參與 知識和技術，但若是缺少參與的實際經驗，他的參與也可能是不成功的。」（P6）「成功的 參與需要妥協……但怎樣才能達到體面的妥協，實現成功的參與，這就需要有實踐的經驗。 參與還需要服從。比如選舉。你希望的候選人沒有當選，選上的恰好是你最不喜歡的候選人 ，怎麼辦？儘管你可以繼續用合法的方式勸說別人下一次不要再選他，但現在你必須服從他 ，認認真真地執行他作出的決策，承認他是你的代表。這樣才是正確的參與。這種」輸得起 「的服從精神，也只有在長期的實際參與中才能形成。」（P7） 分項的結論不能詳述了，這裡只介紹作者總的結論：中國城市居民政治素質總體得分為4.9 分（滿分為10分）。而現代參與民主對公民政治素質的要求平均分數為5.5分左右。中國城 市公民「主觀上不具備正確行使這些權利和自由（指現行憲法、法律和政策」已經提供給公 民「的」許多權利和自由「）的能力」。最令人置疑的是，作為參照，作者給英、美、德、 日四國公民政治素質的打分分別為5.6，5.7，5.4－5.5，和5.2分！但不管怎樣，這本書對 於我們瞭解「政治素質」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和評價方法還是很有用處的。科學研究的方法 、論據和結論，那怕是極不完善的，畢竟與一己私見（個人意見和信念）有本質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