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一种值得重視的維權媒介 廣東 楊銀波 “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中國大陸作家、社會活動者，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獨立中文作 家筆會）會員，主辦《百年斗志周刊》。國際筆會是一個由C.A.道森-斯科特夫人1921年在 英國倫敦成立，目前在近百個國家擁有分會的享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A類地位的非政治、非 政府組織。1983年出生的楊銀波，是目前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最年輕的作家會員，在海內外擁 有大量的刊發作品和廣泛的讀者群体，在各大著名媒体（如《博訊》、《大紀元》、《新世 紀》）設有公眾專欄。 楊銀波電子信箱： yangyinbocoming@hotmail.com中國公民身份證號碼：51028119830119 我的名片 這是我自制的名片，每到一地，我都會把這張名片主動而又熱情地遞給別人（并向他們告知 我的電話），“別人”包括農民、農民工、工人、警察、軍人、公司職員、公務員、律師、 教授、學生、醫生、工程師、作家、記者、翻譯、編輯、研究專家、人大代表以及行政干部 等等。几乎任何一种職業、任何一种政治傾向的人，都有一些突出的代表人士擁有我這張27 6個字的名片。名片，在我眼中，它就是一种維權媒介。在廣東、湖南、重慶，我曾自制過 很多名片，這些名片的內容不僅僅是關于我的介紹和聯系方式，更多的名片內容是在傳遞一 种合法的、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我在今年上半年印制給廣東農民工的名片，這些名片上就印 制著《勞動法》、《工會法》的簡要提綱和省、市、區、鎮勞動部門、工會部門的電話、傳 真、地址、郵編、E-mail等等。 名片的价值 我曾經采訪過許多鎮里面的鎮干部候選人和村里面的村干部候選人，也鼓勵他們通過名片來 提供個人簡介、聯系方式和施政綱領，比如政務公開、財務公開、工資公開、辯論公開、精 簡人員、經濟策略、民主啟蒙、人權宣傳、法治教育以及歡迎正義反對力量的彈劾和歡迎國 內外媒体、考察專家的監督等等，我希望他們能夠以一种新的宣傳形式來展示自己的施政抱 負与施政承諾。可以說，名片這种宣傳方式，廉价、精簡、直接，有可保留的重大价值，可 以作為一种成型的原初允諾，供日后鏡鑒。在啟蒙遠未完成的今天，我們通過名片，而不通 過電視、報刊、雜志、廣播、网絡、會議，亦可在許多方面邁出通向民主的第一步。因為嚴 格地講，除部分网絡之外，其他媒介都嚴重受控。會議則被嚴重操縱乃至被根本否決。作為 顯示基層民主的一般形式棗村民大會，往往被村民代表大會或干部內部之間的秘室政治所取 代。如果散發傳單、張貼海報，也容易被鎮政府和村委聯合公安分局、派出所、治安隊等進 行徹底搜查和非法追究。相比之下，名片顯得更為安全和便捷。 我重視名片，也希望更多人重視名片。可以這么講，在我所參与的一切合法維權行動中，沒 有任何一個維權者死亡，沒有任何一個維權者受傷，沒有任何一個維權者被抓、被判、被關 ，一切都是那么和平、理性、漸進和堅韌，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名片在起重大作用 。這些名片讓任何一個懂法的人挑不出半點毛病，因為它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全是面向公眾的 成文信息。行政、法律、輿論，讓這三塊都參与進來，形成一個密織的維權网絡；各級官員 、人大代表、律師、法學研究机构、各類媒体，都讓他們加入。在這些過程中，最簡單的交 流媒介往往是通過名片，而不是通過普通信函、電子郵件、備置檔案，也不是通過政策文件 、政策公告、報刊雜志剪輯下來之后的复印件。 如何使用名片這种方法，我以前在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過程中就想在全國范圍內廣為宣傳 。我的設想是，在全國農民和全國農民工的群体中，搞一場最為常識性的啟蒙，就是在名片 的正面和背面印制字數總共為600字的法律信息和各部門、各媒体、各人士的聯系方式。我 認為我的設想是正确的。為什么呢？我去過許多農村，看過許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 條約》、《財務管理規定》、《各項工作管理制度》，這些法規很有問題，語言又晦澀難懂 ，有的完全就是明目張膽地在搞愚民政治；更慘的是，許多村民根本就沒有得到村委會發下 來的法規（村民稱之為“藍皮書”）。我去調查過許多工厂，結果《勞動法》、《XX市勞動 管理條例》也沒有印成文本發給民工，在工厂的門口、宣傳欄上也沒有這种法規張貼，倒是 在工厂辦公室的牆上張貼著。這些惊人的現象都在告訴我們：弱勢者之所以不懂法規，是因 為強勢者的愚民政策；弱勢者有了問題不知道該怎么辦、該找誰、怎么找，甚至發生了暴力 事件、自焚事件等等，也是因為強勢者的愚民政策。因此，搞一場常識性的啟蒙非常重要。 方法很簡單，只要找到了維權代表和一些較具開明意識的弱勢者，先印制500張名片，再繼 續找他們每人印制100張，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錢嘛，100張名片才15塊錢而已。 我再舉個例子。2003年8月底被海內外媒体強烈關注的在我家鄉重慶發生的事情——“魏胜 多事件”，這次事件的全過程我都清楚，我看了那位重慶市城口縣坪壩鎮中學的政教處主任 孟學林競選鎮長的海報，确實是太簡單了，就是在一張紙上面寫上“請您支持將來的教育鎮 長”，這個辦法不行。盡管這位政教處主任在全鎮大會上作出了施政綱領，也到村民家中去 走訪了，可是最后除了給大家留下了一些一句話的海報和一些具有一點點民主意向的回憶之 外，什么都沒有留下。這种啟蒙的价值實在太有限。我的一位朋友在報社當記者，也是這樣 ，到了一個地方，采訪了几下，就回來赶稿子，第二天報紙登出來，信息量大減，几乎等于 所有真實情況的1/100.結果這件事情沒解決，反而又出了問題，有的村民又說要找記者，可 是記者的聯系方式呢？我就對朋友講，你知不知道你不負責？你這种態度跟那些來抓人同時 又不出示證件、不讓別人記錄證件的警察有什么區別？你的名片呢？你搞調查是為了完成任 務，讓報社來給你評個“A”嗎？你好好問問你自己，你有沒有和人民打成一片？ “我的名片在他們的手中嗎？” 中國有2000多個縣、50000多個鄉、4000000多個村，為這种縣級及縣級以下的弱勢者“喊” 抱不平的人，我也看到了一大把，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与人民“共事”呢？現在國家人 口流動越來越大，許多作家、學者、律師、社會活動者就住在异地，苦難至少看到兩方面： 一方面是外省人（包括自己的老鄉）的苦難，一方面是本地人的苦難。 看到苦難，光是吶喊能管用嗎？我在這里給大家鄭重推荐一個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于建嶸 ，你們有多少人敢對著他說狂話？他在中國中部農村特別是湖南農村，對農村政治沖突問題 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專題研究，連他都得承認“民怨是最大的恐懼，現在是民怨沸騰啊”，可 是誰去幫他們？調查、採訪、搜集、商討、宣傳、投遞檢舉信、起草起訴書，邀請記者、專 家、律師、媒体主辦人、法律援助組織，与地方勢力交流、辯論、談判，用演講、張貼、散 發名片等方式努力壓制暴力事件的產生与惡化，等等，這些事情誰去做？現在又是誰在做？ 我告訴大家，有兩种人在做：一种是當地普通縣民、鄉民、鎮民、村民（身份為工人或農民 ）中的維權代表，一种是外地民工在“民工潮”中的維權代表。看到沒有？誰空白最大？我 們的空白最大！我們在哪里？在各類報刊上嗎？在各類采訪中嗎？在各种座談會上嗎？世界 上到處都是我們的名字，可是我們的名字又有几個留在了弱勢者的心中？ 今天中午，北京一個頗有一點名气的自由撰稿人打電話來告訴我，說他的4篇文章在一天之 內就在4家傳統媒体上發表了，自以為很了不起，要我對其作品“指教指教”。我當頭就罵 他：“作品我看了，寫得再好也是一團垃圾！當你敲打鍵盤的時候，你有沒有感到你的身后 有無數雙眼睛在盯著你？你說的話，我可以在我曾見識過几万篇文章里面找到同樣的話，你 是在賺稿費嗎？你這個自由撰稿人搞的是什么‘自由’？‘撰’的是什么‘稿’？做的是什 么‘人’？你‘走’出去了嗎？你的文章在弱勢者的眼里嗎？你的名片在他們的手中嗎？” 是啊，“我的名片在他們的手中嗎？”如果我們真的關心民生疾苦，就請我們當中的每個人 都這樣好好問問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