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与政治秩序究竟是什么關系 ——讀赫契曼《激情与利益》有感 舒 崇 資本主義是怎樣興起的？這是一個极其复雜的問題，流行的解釋有好几种。 按照馬克思，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原有的封建主義的生產關 系不能适應其需要，資本主義便應運而生。馬克思的解釋著眼于歷史進程中的物質性因素， 故而被稱為唯物史觀。 一、資本主義的興起不只是物質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意識改變的結果 我們知道，許多西方學者不贊同唯物史觀.他們認為，用生產力的發展去解釋資本主義的發 生棗因為馬克思用它解釋一切生產關系的變化棗未免失之泛泛。再有，當馬克思斷言生產力 的發展勢必要突破阻礙其發展的舊的生產關系時，這已經暗中假定了，在任何社會，人們都 是把經濟發展置于首位的；然而眾所周知，這种“向錢看”的心態恰恰只是資本主義下特有 的心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普遍對賺錢逐利的行為不以為然，有意識地去抑制這种沖動，不 讓其自由發展。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興起不能只從物質方面的變化去解釋，還必須從精神 方面的變化去解釋。 据說，今天的日本人要比一百年前的日本人高出十公分。這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可是，今天 的中國女人的腳比一百年前的中國女人的腳大，那主要不是生物進化的結果，而是廢除了纏 腳舊習的結果。資本主義的興起不只是物質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意識改變的結果。當社會 的主流觀念不再限制而是鼓勵人們發財致富時，資本主義就登上了歷史舞台.現在要解釋的 問題是，這种觀念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 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与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 宗教動机，但新教倫理所表現的現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 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相當的正面意義，只要不是為了私欲享樂，而是 為了獲得救贖，為了在現世榮耀上帝之名。于是，那种在過去頂多在道德上被容忍的經商逐 利行為就變成了佛蘭克林意義上的神圣天職。從此，賺錢成了高尚的事情，光榮的事情，這 并不是說賺錢本身高尚光榮，只因為它被視為實現靈魂得救的正當手段。 打個比方，有的孩子迷戀打球，不肯好好上課，老師家長都很憂慮.當然，小孩子蹦蹦跳跳 對身体有好處，但若是整天光惦著打球，把學業給耽誤了，總不是好事。可是后來老師家長 發現，球打好了可以當運動員，可以參加比賽，為本單位本地區甚至為本國爭光，于是他們 就不再限制孩子打球而轉為熱情鼓勵了。在這里，打球不是因為本身、而是因為成為達到一 個光榮目標的手段而使自己變成正當，甚至變成光榮.于是，一种原先不被當成正業的事情 終于變成了一种正業.韋伯的理論頗有說服力。它向我們解釋了當時人的思想觀念是怎樣變 化的。問題是，除了新教倫理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思想觀念促進了資本主義呢？ 二、用利益取代激情 美國學者赫契曼（AlbertO.Hirschman）從另外一种角度，對資本主義興起的意識形態背景 提供了一套富于啟發性的解釋。鑒于大多數中國學人對赫契曼的理論相當陌生，我這里不妨 略加介紹。赫契曼指出，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之所以鼓吹資本主義，乃是為了“ 啟動人性中某种溫和的傾向，以替代那些邪惡的傾向”，与其讓人們放縱暴烈的激情去征討 殺戮，追求霸業強權，熱衷于對人的控制壓迫，不如讓他們轉而追求金錢，追求物質利益。 赫契曼論文的標題就是《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該書出版于 1977年。1997年出版了紀念本書問世二十周年的新版本，阿瑪蒂亞.森（1998年諾獎得主）為 它寫了前言，稱赫契曼是一位“我們時代的偉大知識份子”。 阿瑪蒂亞.森用一個比方來說明赫契曼的觀點。好比一個人被狂熱的种族主義者（或原教旨 主義者）追殺，你一邊逃跑一邊扔下錢財，追殺者見錢眼開，只顧撈撿錢財，結果放了你一 條生路。這就是暴烈的激情被相對無害的物欲所取代的一個例子。 文革前有一部電影《奪印》，其中描寫到農村中的“地富份子”如何用“糖衣炮彈”腐蝕拉 攏干部。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無非是遭受政治壓迫的人試圖用物質利益去軟化壓迫 罷了。“念念不忘階級斗爭”揭示的邏輯是，“筷子頭上有階級斗爭”，“吃了人家的嘴軟 ”，貪圖物質利益會對僵硬嚴酷的政治秩序產生軟化消解的作用。《奪印》的故事正好反過 來證明，激情可以被利益所取代；相比于己于激情，利益可能更無害。 赫契曼引用了孟德斯鳩、斯圖亞特等人的言論說明他的觀點。其實，象孟德斯鳩這類思想家 們未必喜歡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可是他們發現資本主義有助于把人性中暴烈的激情轉移到 較為無害的追逐物質利益這上面來，利益有助于馴化激情，故而才大力鼓吹資本主義.或者 說，激情很難受理性控制，一种激情只可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賺錢謀利則是一种文靜 的激情，如眾所知，賺錢是很容易上癮的，人很容易為賺錢瘋魔，商場也可以象戰場一樣扣 人心弦，令人如癡如狂，這樣，人的激情有了發泄處，就可以不去為征戰討伐和謀求霸業王 位上癮瘋魔了。換言之，他們無非是希望用商場代替戰場，用商人精神代替武士精神，用追 求金錢代替追求權力，用統治錢包代替統治同胞。 孟德斯鳩等人認為，資本主義有助于形成一种和平的、文明的政治秩序。這也是當代一些思 想家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一個理由。譬如熊彼特認為，和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必將導致戰？庍 @一論斷相反，領土野心、擴張殖民地的沖動以及好戰精神都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必然 產物。它們倒是前資本主義心態的余緒。資本主義并不愛好征服和戰爭。資本主義的精神是 理性的、精打細算的，因而不喜歡打仗冒險，不喜歡逞英雄。凱恩斯也認為賺錢發財要比追 求權勢和自我擴張來得好。“統治錢包要比統治同胞來得好，雖然有時候人們是把前者當成 實現后者的手段，但至少有時候前者會成為后者的替代。” 現代人一談起資本主義，無不強調它的高效益，好象資本主義的出現純粹是為了滿足人們對 經濟更大發展的愿望，好象人類自古以來就是在一心一意追求經濟的更大發展；在現代社會 科學中，几乎都把追求個人利益當作理論的前提預設，殊不知這只是現代人特有的心態（想 一想“存天理，去人欲”和“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一類口號）。現代人 常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庸俗感到极其不滿，殊不知當初的有識之士之所以歡迎資本主義，恰 恰是為了用這种和平的庸俗取代過去殘酷的崇高。許多資本主義的批評家們常常忘記這一歷 史教訓，他們試圖用崇高取代平庸，結果稍不留心卻是摧毀了和平与自由，恢复了殘酷血腥 的斗爭或戰爭。 三、“穩定壓倒一切”与“發展是個硬道理”就是為專制暴政大開方便之門 然而，赫契曼提醒人們注意，雖說經濟擴展常常有助于改進政治秩序，但兩者之間并無必然 聯系。不錯，相比于追求權力，追求金錢較為無害；但問題是，“只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在玩 賺錢的無害游戲，因而當絕大多數人在一心賺錢的時候，還有少數人仍然野心勃勃，熱衷于 追求權力的更高目標，那么，這少數人將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容易實現他們的野心。換言之 ，如果一個社會安排得使其中大多數人根据利益代替激情的原則而一心逐利，這就會導致公 共精神被窒息的嚴重副作用，從而為專制暴政大開方便之門。” 赫契曼引述弗格森的觀點.弗格森指出：“自由賴以建立的那种基礎，同時也可以服務于專 制暴君。”“當人們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穩定視為衡量國家興隆的標准時，自由就陷入前 所未有的危險之中。”赫契曼還引用托克維爾的言論：如果人們只顧自己的工作，不愿意操 心公共事務；如果我們過分注意自己的個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應當做 自己的主人；如果人們僅僅追求物質福利的增進，因此只要統治者能夠在一段時期內搞好 各項物質利益，他們就听任統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惡，是好是坏； 如果人們一味熱心物質享樂，在沒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們獲得物質福利之前常常是先發 現自由的濫用如何破坏物質福利，因而唯恐公眾的激情會影響到他們私人生活的小小安樂， 一看到騷亂就准備放棄自由，那么，他們就已經為獨裁者的上台打開了通道。“如果一個民 族只要求他們的政府維持秩序，則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是奴隸，即已經成為自己財富的奴隸， 而將要統治他們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現了。”讀上面几段話，你不覺得說的就是今日中國嗎 ？“一個民族只要求他們的政府維持秩序”,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穩定壓倒一切”:“人們僅 僅追求物質福利的增進”，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發展是個硬道理”。如果一個民族把“穩定 壓倒一切”和“發展是個硬道理”奉為圭臬，那么,“他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是奴隸”,那“就會 導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嚴重副作用，從而為專制暴政大開方便之門。” 四、規律与机制 這里引出一個嚴肅的問題：經濟發展和政治開明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什么“自由賴以建立的 那种基礎，同時也可以服務于專制暴君”？這難道不是互相矛盾的嗎？ 在生活中，我們隨時可以見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說法，它們都是正确的，因此它們也都不是那 么正确.“窮則思變”，說的是貧窮能使人奮起改變現狀，“人窮志短”，卻又是說貧窮會 使人沮喪消沉。“衣食足而知榮辱”，說的是人在物質需求獲得滿足的條件下才會有道德心 ：“飽暖思淫欲”卻又是說，人吃飽喝足才容易墮落。人類社會如此複雜，以至于任何兩种 因素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与的愿望 越強烈。在這里，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机會發財致富，他們 越是對政治漠不關心。在這里，經濟發展卻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查固（Jo n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机制（mechanism） ，据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