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講真話，第二要為病人著想」

北京  胡佳


我想很多朋友已經讀到蔣彥永教授的給人大和政協的上書，我也說幾句心裡話。

三年多來和愛滋病結下了緣分，去年也經歷了SARS的考驗。說真話、把真相告訴人民一直是
我們在公共健康領域的工作中心。恰恰在一個月以前，我曾經安排過蔣彥永教授和高耀潔教
授的會面。兩位老醫生見面分外高興，而他們的觀點也驚人的樸實一致「第一要講真話，第
二要為病人著想」。又想起古時藥王孫思邈《大醫精誠
》中的誓言：「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
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研繭，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
，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借身命。見彼苦惱，若已有之，深心淒愴
，勿避險惡，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
此則是含靈巨賊。」

1989年我15歲。由於父母是右派，小時候我自己也當過狗崽子顛沛流離，所以對沉重的歷史
有一點體驗，就像一本書的名字《往事並不如煙》。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為知識份子落實
政策，從某種意義上他是我家的恩人。89年當他去世時，我們全家都流下了淚。之後天安門
廣場詩抄，4月27日10所高校的環城大遊行，我也曾經和高校的大哥大姐們一起環城吶喊：
「賣掉賓士，還清國債」，「人民日報，胡說八道（針對4.26社論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中央電台，顛倒黑白」……沒有人看出我是個初三的學生。隊伍不時一起唱起
雄壯的國際歌，我想英特那雄奈爾究竟怎樣我們未必清楚，但我們知道我們就是要討得一份
社會的公道，反對的是官倒等腐敗。50多天裡，記不清多少次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數不清的
普通人一道群情激躍。從5月底開始，作為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我有幸和很多成年人一起
去搭設路障，阻擋軍車，勸解軍人，焚燒坦克……，一切一切歷歷在目。那是無悔的歲月。
盡一點生而為人的義務。

6月3日凌晨開始，廣場淪陷。不久數以百計的人們喪命在「人民子弟兵」的槍彈和坦克車輪
下。之後的將近半年裡，當局的各種秋後算賬紛至沓來，作為高一學生，我們也人人自危。
而戒嚴部隊類似佔領軍分佈在北京各地，我們總是避開他們這些劊子手的營房。殺過人沾滿
老百姓鮮血的軍隊，無論如何也給人日本鬼子一樣的印象。直到這些屠城解放軍撤離北京，
我們才有了解放的感覺。

1989年10月1日，政府為了保持穩定防備學生無事生非，北京市把數萬高中學生集中到北京
工人體育場，我們看著三流球隊踢了一場索然無味的足球，而對面是上千荷槍實彈的武警，
虎視耽耽看台上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碩大的體育場安安靜靜，沒有人叫好，沒有
人有任何對於體育的熱切表達，同學們之間幾乎沒有交頭接耳，我們的心裡是空白和恐懼，
甚至擔心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對面就會傾瀉過來密集的彈雨，然後我們就可能齊刷刷倒在
秋夜的寒風中，和夏天那些無辜的死難者一樣無法與父母訣別就被卡車運走，埋葬在不為人
知的地方。記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長出了一口氣，打了一個冷戰。畢竟我們確信，當時的政
府和軍隊什麼都幹得出來。

1999年六四10週年之前，政府開始全面封閉整修天安門廣場，從5月份一直修到7月，我們都
明瞭官方為什麼在這個階段採取如此措施。又是5年過去了。這塊壓在我們心上巨石一定要
搬開，公道一定要回來。今年我30歲，15歲那年六四天安門慘案改變了我許多，因為厭惡殺
戮所以信仰佛教，同時慢慢開始食素。生命又一次走過了15年，人生沒有幾個15年，這一年
尤不可虛度。就在昨天我看到了修憲中提及了神聖的兩個字「人權」，人類尊嚴的條款終於
要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法典。本屆政府應還89六四無辜慘死在軍隊暴行下的老百姓公
道，給他們的家屬國家賠償，在6月4日降半旗致哀。並承認那是一場嚴重的浩劫，是當時政
府的重大的失誤。我不知道六四有多少人直接和間接的被奪去生命，而我所能為六四死難者
做的就是在6月3日凌晨到6月4日去天安門給他們守夜，紮起千朵白花，燃起千隻蠟燭，祈禱
無辜的人們在天之靈安息。這份小小的心願是基本的訴求，我將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5周
年時遞交給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總隊。那裡曾經是我為人權問題申請過示威遊行的地方，但這
一次的意義有所不同，因為這不是示威或遊行，而是如清明的掃墓一樣為了紀念和祭奠無辜
的死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