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良知發出聲音

胡 平


在北京兩會召開期間，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蔣彥永醫師上書兩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及
國務院，要求為八九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這件事立刻激起廣泛的強烈反響。

“六四”過去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比十年浩劫還多五年，再過一年就是兩個抗戰！我們
的后代子孫將怎樣看待過去這十五年啊？總有一天，他們會質問我們：既然當初你們都參与
過，激動過，哭泣過，憤怒過，你們怎么還能選擇沉默，選擇遺忘，甚至，選擇背叛？而且
，長達十五年，很可能，還不止十五年！

恐懼。是的，是恐懼壓倒了良知。其實，承認自己是出于恐懼才不敢講真話，這本身就几乎
算得上一种勇敢。最糟糕的是，很多人不會承認自己恐懼。他們聲稱他們有了“新的認識”
。他們在私下里會對你說，“六四”開槍當然是錯的，“六四”的案子當然該平反；但現在
還不能平反，現在平反會危害穩定。蔣醫師的上書不會触動他們的良知，相反，他們還對蔣
醫師的做法不以為然。

這就涉及到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為何會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通常是
以國家名義進行的罪惡發生，這些罪惡為何還能長期持續？參与這种犯罪的人很多，單獨地
看，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天生的罪犯或惡棍，既不昏庸也不殘忍；但正是由于他們的參与和維
護，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發生，才能持續。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在做坏事的時候，必須要把
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不只是為了欺人，更是為了自欺。

韋君宜在《思痛錄》里寫到這樣一件事：“四人幫”垮台后，韋君宜以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下
到某縣調查，發現有兩起人命案，一個是被打死，一個是被逼自殺，一望而知是冤案。然而
，當他們試圖改正時卻遇到想像不到的阻力。地委明知是冤案，但就是不肯改正。幸虧當年
中央正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這兩個案子好歹有所“糾正”，不過只是輕描淡寫，根
本談不上伸張正義，而對制造冤案的縣委彭書記也沒有進行應有的懲罰。？

韋君宜寫道：就這樣，“白死的人命，沒法再追究，甚至無權再追究。我懂得了這一點。那
個地委這樣處理，也有他們的道理，并非袒護彭書記。‘如果都要追究起來，事情怎么辦呢
？一個地區的事，壓下葫蘆起來瓢，十几年前的冤案都拿出來翻騰，局面不整個儿都亂啦？
’這是過了几年之后，一位經常下去的紀檢委員勸說啟發我的話。她認為一個記者這樣做就
是想把局面搞亂，有罪。她的話使我越想越覺得有理，同時越想我越睡不著覺。”

韋君宜發現，那些堅持維護冤假錯案的人竟然也有他們的“道理”。正因為案子是冤的、假
的、錯的，正因為冤假錯案是那么嚴重，那么普遍，所以不能翻，一翻就把“安定團結”的
大好局面給搞亂了。所以，那些踐踏正義、制造冤案的人可以原諒，那些要求伸張正義、平
反冤案的人才是害群之馬，必須嚴加懲處。于是有很多人，就象那位紀檢委員那樣，以穩定
大局為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反倒理直气壯（？！）。韋君宜終于懂得了這番“道理”
，她那貧乏的理性（這必須歸功于党國的多年教育）甚至無法對這套邪惡的道理進行有力的
反駁，只是出于不死的良知，她不能像那位紀檢委員那樣心安理得還自鳴得意。她“越想越
睡不著覺”：難道說為了穩定大局就必須明知是罪惡還要維護，明知是真理還要壓制，明知
是人命關天卻還要摧殘屠戮，毫不猶豫？

十五年來，一直有人對我們說，“六四”終歸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
适的時机。照他們看來，亡靈的死不瞑目，母親的淚眼哭干，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監禁被流放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這些苦難都無足輕重，它們可以、而且也應該拖得更長更久，否則
對大局不利（？）。然而十五年來，人們看到的是，那個所謂“合适的時机”并沒有向我們
走近，反而离開我們更遠。“六四”的舊債未還，又欠下了法輪功的新債，還有民間組党人
士和网路作家的逮捕入獄，拆遷戶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万的農民和下崗
工人受盡欺凌。“六四”之后這十五年，政府暴力犯罪惡性增長。這決不僅僅是极少數專制
暴君及其鷹犬的責任，那些以維護穩定為名而容忍暴行者難辭其咎。他們未必屬于坏人惡人
，但是在那套邪惡理論武裝下，他們表現得比普通的坏人惡人還要冷血還要殘忍。普通的坏
人惡人偶爾還有良心發現的時候，唯有那些用邪惡理論武裝起來的人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
因為他們的良心已經被那套邪惡理論扭曲和變形。

剝除邪惡理論的遮蔽，讓良知發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