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寫《中國“農民工”調查》？ 趙達功 陳桂棣和春桃兩位中國安徽作家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已經成了中國的熱門讀 物，甚至已經引起海外讀者的興趣。這本書是作者嘔心瀝血，深入安徽省貧苦農村，走訪了 大量的最底層農民和村鎮党政官員，花費了兩年多時間，以事實為依据，講述了中國農民真 實的故事。這本書的轟動效應將長期存在，因為書中所描繪安徽農民的遭遇具有普遍性，是 大多數中國農民景況的真實寫照。中國十三億人口中農民占了九億，占了70％，這個比重未 來多少年不會有大的變化。中國農民是中國最貧困的階層，戶籍制度將他們拴在土地上，讓 他們成為“二等公民”，經濟上、政治上都處于劣勢，是中國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所以解 決農民問題經常成為中共當局的首要問題，但農民問題一直無法真正解決，究其原因，還是 一個制度問題。制造城鄉差別，制造城市市民与農村農民之間的對立，始作俑者就是中共當 局本身。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但中國工人狀況又怎么樣呢？尤其是中國“農民工”狀 況怎么樣呢？我不喜歡“農民工”這個詞語，因為這是帶有歧視性的語言。工人就是工人， 干嘛要分出“農民工”呢？但在中國，“農民工”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工人。 中國工人狀況一直在惡化，其實主要還是指的“農民工”狀況的惡化。從改革開放開始，中 國急速進行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而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前提條件是廉价勞動力市場。中國農 村為資本原始積累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廉价勞動力資源，城市化和科技的飛速發展， 不僅依賴農村提供原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可以任意殘酷剝削的物件。農民進城是被歧視的 ，農民是中國的二等公民，沒有文化，沒有教養，不懂規矩，衣衫襤褸，粗言穢語，在城里 人看來，鄉下人只能做苦工，凡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都讓農村人來干。服務行業的清洁 工、餐廳服務員、保姆等，建筑行業的建筑工，煤礦特別是小煤礦的礦工，紡織服裝制鞋行 業、電子裝配和玩具制造行業工人等等，都是“農民工”賣命的行業。 中國工人群体的結构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以前，城市与農村完全隔离，所謂工人都是 城市戶口身份，而農民戶口身份的只能被綁在土地上种植，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被迫 成為中國二等公民。由于城市拒絕農民成為城市市民，因而農民不能成為工人，除非將農民 戶口轉化為城市戶口，成為城市人是農民夢寐以求的幻想。如今的中國工人階層已經不是過 去的工人階層，農民漸漸成了工人的主力軍，盡管他們被冠以“農民工”的“美名”，但城 市工人階層的成分主要開始由原來農民身份的工人組成，這的确是中國的一大變革，工人与 農民實際上緊密聯系在一起，說到農民就是指的農村种庄稼的人，而說到城里的從農村來的 工人卻不得不加上“農民工”的概念。据有關資料顯示，中國工人中的60％是農民工，也就 是說有一個多億的農民已經進城成為工人，只不過他們沒有城市戶口而已。 有人質疑，為什么中國人要暫住中國？暫住證針對的主要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戶籍制度就 是要將農民捆綁在土地上，但工業化又需要農村廉价勞動力。盡管農民進城了，成了各行各 業的打工者，城市的建設者和財富的創造者，但城市依然把他們當作農民，當作下等人。于 是，為了區別城市和鄉村，也為了歧視的需要，責令他們辦理城市暫住手續，繳納進城打工 的苛捐雜費，暫住證就成了城市里農民工的標志，直接告訴人們，持暫住證的是農村人，是 低下的賤民。 在中國東南沿海發達城市和發達省份，大量工厂企業里的工人群体主要是由進城農民組成， 許多企業沒有工會組織，就是有工會組織的也都是流于形式。我們知道，中國的工會組織是 依附于中共党組織的所謂“群眾組織”，工會負責人往往都是党組織負責人兼任。這就導致 了中國工會組織是一個花瓶擺設，沒有真正的實際意義。工會組織不獨立，就不能起到維護 工人權益，保護工人利益的作用。現階段的中國，共產党組織本身已經變成權力資本性質的 組織，在工礦企業，共產党組織与資本家成了合作者，他們共同要做的是怎樣更多的剝削工 人壓迫工人，以獲取資本的最大收益。于是，血汗工厂在中國遍地開花，“農民工”用血汗 ，用生命，建設了花園般的城市，引來了全世界各地嗜血的資本，也為歐美和全世界提供了 廉价商品，創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但是有誰來關心“農民工”的生存權、生命權 等基本人權呢？ 可歎的是西方國家勞工組織和人權組織主動來關心中國工人的悲慘狀況，而聲稱工人階級政 党和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中共，卻扮演了阻撓調查，隱瞞事實真相的角色。如設 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組織不遺余力調查監督西方企業在中國是否違反中國勞工法 ，是否違反西方國家勞工法。該組織執行主席李強先生的一份對廣東東莞裕元鞋厂的調查報 告（《一家中國三資工厂工人狀況的調查報告——耐克和阿迪達斯制造在中國》），揭露了 當今中國農民工的悲慘狀況。農民工不僅在政治上、權力上受到中國政府的壓抑，經濟上還 要飽受中國資本家和西方資本家的剝削壓迫。東莞裕元鞋厂隸屬台灣寶成集團，大陸的工厂 主要分布在東莞、中山、珠海等地區，主要為耐克（NIKE）和阿迪達斯（ADIDAS）生產鞋子 。李強的詳盡的報告披露了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罪惡。蘇紹智先生有篇文章《二十一世紀 的血汗工厂》，就是根据李強先生的報告，通過分析裕元鞋厂農民工悲慘狀況，揭示了中國 社會面臨的深刻危机。我們來看看裕元鞋厂工人狀況的一些描述：▲該厂主要只招女工，不 招男工，目前工厂的男女工比例是一比十五。許多女工必須做男工的体力勞動，還有被性騷 扰的情況，使女工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都很大，工厂中突出的問題是女工累死、病死乃至 自殺的事件多次發生。在調查期間，東莞裕元鞋厂竟有十五個女工跳樓死亡。 ▲工資是計件工資制。計件的价格由工厂決定，由于工作定量太大，每小時的工資就被壓低 。東莞市規定最低工資標准是每小時33美分，該厂每一工人每小時的平均工資是28美分，扣 除個人費用，如醫療福利費等以后工人實際得到的工資是每小時24.4美分 （按：美國最低工資標准是每小時5到6美元）。一個工人一天不停工作十小時實得工資是2. 44美元。 ▲据統計，一雙耐克鞋完成在中國所有的加工程式，總共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到1.5 美元，而耐克“喬丹五型”的鞋在美國賣价在120美元以上。可見剝削率之高。 ▲勞動時間。該厂工人每天在工厂勞動十個小時以上，而中國勞動法規定的是八小時； 該厂工人一個月工作和加班時間是256小時，而中國勞動法規定是176小時。可見勞動時間之 長。 ▲勞動強度。該厂自實施耐克的行為標准以后，加大了工人的勞動強度，要求在更短的時間 生產更多的產品。車間還安裝了監視器，以監視工人。 ▲工人勞動和生活條件均极惡劣，勞動中一直未能避免或減少使用有毒的化學原料，工人宿 舍的面積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15個人。 ▲工厂沒有按中國規定給普通工人購買任何參加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險。工 厂有醫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須請假回家，工厂不負擔任何醫療費用，工厂 只招收18歲到25歲的女工，如果不能适應工厂的勞動強度，只能在沒有任何保障下离開工厂 。 國際勞工組織或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工組織所關注的當然是中國工人權益，但他們還是有 范圍限制，他們最關心的是在中國的西方企業里的工人權益，還有為西方企業加工生產的中 國企業的工人利益。如裕元鞋厂因為是生產耐克和阿迪達斯產品，他們很關心生產工人的狀 況；再如，為沃爾瑪（Wal-Mart）提供商品的中國工厂的工人權益也是他們關心的。那么誰 來關心除此之外的更多的中國工人權益呢？中共組織嗎？中國和各級地方政府嗎？中國的各 級工會組織嗎？當然不是。如果党、政府、工會都真正關心中國工人權益，國際勞工組織和 西方其他國家組織不必如此操心。事實正好相反，中國的党、政府、工會几乎清一色的站在 工人的對立面，尤其是“農民工”的對立面，他們要維護的是資本的增值利益，壓榨工人的 血汗是他們与中外資本家共同的利益所驅使。 盡管每天都有媒体和作家在零零碎碎披露中國工人的悲慘狀況，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看到像 《中國農民調查》一樣的《中國“農民工”調查》。最近傳聞說當局下令嚴禁炒作《中國農 民調查》和《往事并不如煙》等几本書，看來當局害怕真相。揭露中國農民、工人的實際真 相，等于是在嘲笑“三個代表”，等于在打“偉大、光榮、正确”的大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