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万歲北京 周 舵 什么樣的社會主義 自由派的朋友們看到本文標題想必會很不受用。這絕非我之本意；所以我要赶快補上兩句話 ，一句是：自由主義万歲；第二句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指社會民主主義，即從伯 恩斯坦和考茨基開始，一步一步离開馬克思主義的极左立場，向右翼靠攏的，中左派的溫和 社會主義，歐洲社會民主党、社會党和工党的社會主義。類似的，稱得起“万歲”的自由主 義，是從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和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的“极右”（姑且稱之）立場向左靠的，中右派的新自由主義，不是哈耶克、 諾齊克和米。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 概念界定清楚之后，才能探討中國民主化的目標模式和具体路徑。我們首先必須超越党派， 把自己置于客觀、公正的研究者的地位上，而不能采取政治行為參与者的局部利益和党派主 張的立場。并且，即便是作為參与者，也不能采取“兩分法”。我這里所說的”极端主義“ 包涵兩個向度：在政治目標方面的价值一元（認為只有我這個目標是唯一的真理与正義，其 他目標一概不應存在）；在政治手段方面的不計代价，不受公認的競賽規則和道德的約束。 其次，方法不當勢必導致全盤錯誤。我已在別處多次說過，如果連方法和規范的共識都不存 在，起碼的討論平台都沒有，不但無助于探求真理，反而只能制造敵意和分裂。可怕的是我 們自己要么毫無自知之明，要么只有一個泛泛的概念而懶得去做逐項清理的艱苦努力。如果 讓我舉出往往為人忽視的一例，我想說，台灣民進党恐怕就屬于對党文化“不自知”的那一 類，“認真清理”當然也就更談不上。 知識始于分類，“兩分法”不過是分類法中最簡單初級的一种，就是首先把“是某物”和“ 非某物”區分開；概念和名詞由此產生。這是指科學分類。另一种“兩分法”即辯證法的矛 盾學說（把一物區分為對立統一的兩個組分）則全然不同。如果我們把“自由主義”和“社 會主義”看作互不相容的兩极，科學則從不光顧這個黑暗王國。 即便作為科學分類，兩分法也太簡陋，不合用。但分類又不能太繁，太繁也會應用不便。理 論智慧的訣竅，就在于把握這個既不能太簡，又不能太繁的分寸。我的主張是六分；不見得 是最好的類型學（韋伯所說的“理想類型” Ideal types），只是一個建議，一個討論平台，供批評、討論之用。簡單說，是把左翼再細分為 极左、御用左和中左；把右翼細分為极右和中右，加上一個中派极端主義（新法西斯）；細 節此處從略。 還要有几條政治學的公理（公設、基本假設、假說），其中之一是，“良治社會是一种隨時 調整的動態平衡系統”。這條公理可以從控制論、資訊理論等新科學分支中引申出來，也可 以從西方自由民主逾兩千年的歷史演化經驗中歸納概括得出棗至少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開 始，中經波利比烏斯、西塞羅、湯瑪斯。阿奎那，到近代的洛克、孟德斯鳩和美國制憲國父 ，這一“混合平衡”或“分權制衡”的共和憲政理論及實踐源遠流長，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 代，才終于奠定了其作為世界政治文明主流的不可動搖的地位。共和主義的自由憲政或自由 主義民主一定是主張多元价值觀的，“混合平衡”無非就是多元主張、利益和社會集團之間 的兼顧与調和，一元价值觀——無論是左或右，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棗一定与此格格不入。 一元价值觀迎合人的自私短視天性，多元价值觀則需要文明的成熟和相當高的政治智慧，還 得配合上許多其他的必要條件，比如，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解決了“把蛋糕做大”的難題， 靠有限耕地和牧場吃飯的農牧文明則不可能跳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奕”的怪圈。我們越是 深入了解當代的西方文明，就越是會惊歎于它的精巧奇妙；然而，越是精致的東西就越是脆 弱，既難于創立，又難于維護。說什么“向往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走向自由民主是歷 史的必然規律”，“正義事業必胜”，這些都是极無理的蠢話，事實毋宁說是恰好相反。世 間的好東西大多出自于人類世代累積的智慧，而不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有一半是獸性，是 文明馴化了它。為什么不能過分地強調國情的特殊性，部分理由也在于此：文明的智慧不易 得，它是悠遠歷史的偶然杰作，非任何人的天性或智慧所能為。況且，科學講求普适性規律 ，浪漫的非理性主義頌揚特殊，而熱狂狹隘的民族主義不過是后者當中的一個流派。 自由民主是自由与民主之間的平衡 讓我們長話短說。 自由民主是自由与民主之間的平衡，也是差別与平等、個人責任与社會福利、政府干預經濟 、創新冒險与安全保障、“唯心主義”（精神、文化至上）与“唯物主義”（物質、經濟至 上），……總而言之，是富人与窮人之間的平衡。這在政党制度上，就表現為“中右”与“ 中左”兩大党派在社會基本共識和公認的競賽規則約束下，左派是介于极左的共產主義和右 翼的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一方面，它信守西方議會民主和個人自由，容忍市場 經濟，主張階級合作，并且最終放棄了計划經濟、公有制和“埋葬資本主義”的革命終极目 標，以此區別于极左派；另一方面，它又特別注重社會公正、平等和團結互助，主張更多的 直接民主和社會福利，偏向社會中下層、窮人和弱者的利益，以此區別于右翼。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列宁有一個經典定義：“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的政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 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直接憑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直截了當，毫不含糊 ！一個人要具有什么樣的徹底反文明、絕對野蠻的勇气，才能寫出這樣可怕的話“借大名詞 行大惡”的奇异動物之近乎無限的犯罪能力有足夠了解之后，才能想像得出。而我們中國那 個自稱要建設“政治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党，卻正在把“無產階級專政”堂而皇之地寫進憲 法、党綱和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之中！ 正是在這個文明与野蠻——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和東方蘇俄肆無忌憚的政治野蠻棗之 間的根本分野之上，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列宁分道揚鑣了。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又進一 步和馬克思道了“再見”。前者的主張現在統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 自由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文明當中极端激進即极左的异端向西方文明主流的 回歸；后者在西方被稱為“共產主義”或“列宁－史達林主義”，与納粹主義并列為极權主 義的兩大品牌。社會民主主義現在已經成為西方主流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它，“自由 ”与“民主”就會失衡，窮富對立勢必加劇，良治社會就要分崩离析；列宁、史達林主義則 日暮途窮，用不了多久就會作為“人類文明之大罪錯”被徹底送入歷史博物館。 在自由民主良治社會的基本政治格局之中，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 兩者不可偏廢。但在某個具体時期的政策偏重上，則可以有輕重主次之分棗當平衡向左失衡 時，政策就要往右偏；反之亦同理。現在中國的正确的決策應當是：意識形態往右走，社會 政策向左偏。對此，我完全贊成過去北大的同事、現任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先生的意 見。而若干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全盤拒絕社會主義，則似乎已被意識形態教條束縛住，未免太 過書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