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之死 王友琴 把醫生當作敵對勢力醫生的職業，是超乎党派、階級、种族和意識形態的。醫生的工作物件 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醫生的幫助。神經正常的人不會把醫生當作敵對勢力。 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醫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醫生1939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科大學。這是中國最好的現代醫科大學之一，由美國人 創辦。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和美國開戰，占据北京的日本當局把協和醫院的美國醫生 抓進了集中，王中方逃到天津，先到內蒙古行醫，然后輾轉回到家鄉福建，在福州鄉下馬江 鎮擔任圣教醫院院長。這是一所基督教傳教士辦的醫院。王中方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教徒。 1949年8月共產党開始統治福建。不久以后，王中方被政府關了起來。他被指控有嚴重罪行 。情況是，1949年美國軍隊把一批紅十字會的救濟物資運到了福建港口。王中方的教會醫院 得到其中部分，是奶粉和衣服一類東西。收到以后，醫院把這些東西散發給了當地需要幫助 的窮人。新的共產党政府把王中方關起來，逼他把這批紅十字會的救援物資交出來，或者， 要交出這批物資能折合成的現款。王中方自然交不出來這批救濟物資，因為已經散發了。他 也交不出那么多錢，他賣了家里的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結婚戒指，還是遠遠不夠。他被逼 給僑居海外的親戚寫信討錢。最后，他在新加坡的一位親戚付了一筆錢，其他在國內的几個 親戚也湊出一些錢，才被放出來。 這并不是王中方醫生一個人的個別性的遭遇。有一大批醫生被關押“審查”和被強迫作“自 我檢討”。對醫生的整治，是共產党執政初期的一系列震懾行動之一。對醫學界來說，結果 之一，是醫院都被收歸為政府所有，另外，原來由醫生擔任的醫院領導職務，都改由共產党 干部擔任了。原有的從西方移植來的醫院管理系統被大大改變了。 盡管有醫院領導管理層上的變革，看病還是要由受過訓練的醫生來看的。1952年，王中方成 為福建醫學院的內科主任。內科副主任是醫學院中共党委書記的夫人，也是內科的中共支部 書記。共產党干部在政治方面顯然掌握了很大權力，但是非共產党的醫生在科一級還有一定 的地位。這就是文革前醫院的基本格局。 由于受到過良好的醫學訓練和富有行醫經驗，文革前王中方還擔任一個為福建省高層領導人 服務的醫療小組的組長。這和毛澤東要醫生李志綏當他的個人保健醫生情況相似。李志綏也 受訓練于西方建立的醫學院。毛澤東下令把北京協和醫院的院長划成“右派分子”驅逐到貴 州省，李志綏為之求情毫無作用，到了文革又進而提倡“赤腳醫生”，他自己卻不會要沒有 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人看病。至于人民是否也需要這樣的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醫生，那顯然 不是他的考慮。 所謂“里通外國” 1966年文革開始，福建醫學院的中共党委先把王中方這樣的醫生拋出來，當作“反動學術權 威”批判。隨后，教育和醫學界的各層中共党委自己也被紅衛兵打倒。而且，迫害發展為大 規模的暴力性的人身侮辱和攻擊。王中方受到了抄家剃頭這一套迫害。 1967年，暴力迫害有所緩解。王中方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派去看門診，算是一种懲罰。 因為在此前，主任醫生的日常工作是看住院部的重病人。王中方看門診的時期，“門庭若市 ”。病人知道他是好醫生，紛紛排長隊來求診。病人心里自然清楚醫生的好坏。沒有病人真 的愚蠢到要用“階級敵人”這樣的概念來為自己衡量選擇醫生。 至今仍然有人堅持認為在文革時代有過“大民主”。實際上，在1967年，“群眾”得到的， 僅僅是“無限崇拜”毛澤東和殘酷“斗爭階級敵人”這兩項行動權利。如果群眾真的有選擇 的權利，能表達他們的自由意愿，有投票的可能，他們會選擇的，決不會是“斗爭醫生。他 們需要有良好訓練的醫生看病。可是，中國的群眾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權利。他們只能在毛 澤東的文革指揮棒下求生存。 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离審查”，關在福建醫學院的牢房里。那時正是“清理階級隊伍 運動”的高潮時候。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全國各地都瘋狂地“挖”所謂“隱藏得很深的 階級敵人”。每個單位都自設牢房，把單位里的“審查對象”關押起來，官方術語稱之為“ 隔离審查”，老百姓則稱之為“牛棚”。刑訊逼供，對被“隔离”的人來說是很普遍的事情 。据說，福建省衛生廳的一個副廳長，被打得受不了，屈打成招，招供出來一個200多人的 “反共救國軍”。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來審訊。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王中方比其他人還多 了一條罪名，是“里通外國”，因為他的哥哥住在美國。 “里通外國”在文革中被列為主要重罪之一。這是從古代留下來的一個詞語。——“里通外 國”的原意是說幫助敵對國家作危害本國的事情。 在文革時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實際上連一般的和國外的親戚通信通電話都做不到。沒有任 何證据可以證明王中方犯有這項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關起來，然后找證据， 如果找不到，就長期關押這個人，刑訊逼供。 他們還有一整套術語，叫做“順藤摸瓜”“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等等。王中方在醫學院 被宣布“隔离”后，接著，學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為是醫生，要看急症，所 以他就住在學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開，掘了六尺深，沒有找到 什么東西。 王中方家當時連收音机都沒有。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鄰居的家，說鄰居是王中方的收發報員 。鄰居家有一個收音机，他們硬說這是從事“特務”活動的收發報机。從福建省廣播電台叫 來了一個工程師，叫他鑒定這個收音机，證明這是“特務”使用的“收發報机”。那位工程 師看到明明是一個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閉口不說話。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不是“收發報机” ，但是不肯認錯，就在這個收音机上貼了一個封條，离開了。 可疑的“自殺” 王中方被關押在“牛棚”中。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樣。這是19 68年的“隔离審查”最殘酷的一個方面。正式監獄有探視制度，被判了徒刑關在監獄里的犯 人，允許在探視時間和家人見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審查”的人卻几個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 見面或者通信。這种情況當時在全國的每一個“單位”發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覺得這好 象是一种原該如此的事情，沒有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踐踏法律和人權的行為。當我們在申 明被關在“牛棚”里的人是無罪的時候，我們更需要指出，建立“牛棚”本身是一項大的犯 罪。 王中方從1968年７月開始被“隔离審查”，一直被關到了1969年。九個月過去了。1969年4 月29日，王中方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說，王中方在“隔离審查”的地方自殺了。 王中方的妻子被叫到停放尸体的地方，但是沒有准許她細看丈夫的尸体。她問他是怎么自殺 的。醫院當局說，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斷了頸動脈，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妻子提出要把王中方的尸体土葬。醫院當局同意了，要她買了棺材來裝殮。他妻子 沒有足夠的錢。他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長子在北京清華大學讀書那時候剛分配工作不久， 家中只有上中學的儿女。她馬上打電報告訴遠在沈陽的長子。儿子把所有的86塊錢，連同零 頭毛票都寄給了母親。但是王中方妻子很快就被告知，王中方的尸体已經被火化了。她原來 以為裝殮棺材的時候還可以再見到丈夫的尸体，沒有想到永遠不可能了。 王中方的妻子從來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殺的。她認定，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基督 徒不自殺。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許自殺。所以，他不可能自殺。再說，王中方死亡的時 候，已經被關押九個月了，如果他想自殺，為什么不早一點自殺？如果他是自殺的，為什么 不給妻子孩子寫一封遺書？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殺，為什么不讓她細看他的尸体？她堅決相信 王中方是在被關押的地方被那些“審查”他的人刑訊逼供打死的。他們打死了人，然后欺騙 家屬說是“自殺”。 但是，當時王中方不但被宣布作“自殺”，而且是“畏罪自殺”。他的妻子根本沒有辦法進 行調查取證。 在文革后，雖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紙“平反書”，但是，當時“審查”他的文字記錄不對家屬 開放，調查也仍然不能進行。文革后的權力當局實行對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 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給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在全國，都不允許受難者家 屬追查他們親人在監禁中的死亡經過。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沒有打人的人受到 懲罰。 三十四年未能痊愈的傷痕 這個“里通外國”案，不僅僅害死了王中方。林慶雷，也是福建醫學院的內科醫生，他比王 中方年輕，當時是主治醫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這個案件。林慶雷也在審查中 被宣告“自殺”。 在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還有另外兩位醫生。 劉俊翰，是福建醫學院附屬醫院的腦神經外科醫生。1919年9月生，福建省仙游人，1949年 畢業于福建醫學院（當時是協和醫學院）。劉俊翰在1969年5月6號跳樓死亡。眾所周知，腦 神經外科是高難度的工作，劉俊翰是作手術作得最好的醫生之一。 鄭文泉，是福建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皮膚科主任。1940年代從福建醫學院畢業。他和上述三位 醫生同一案件中，1969年春天被宣布為“自殺”。 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還有醫院的一名工友，和上述四名醫生一起同一案件中，在同一時期被 斗死了。非常遺憾，筆者沒有能發現這位工友的名字。實際上，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并 不只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雖然知識份子受到教育總是被當作攻擊他們的借口，工友 也一樣遭到迫害。 上述四位醫生中，劉俊翰醫生情況的調查過程中，有些細節也是值得一想的。2002年，一位 幫助筆者的人找到了他的妻子王希娟醫生的電話號碼，給她打電話詢問劉俊翰醫生的死亡日 期和年齡等等。他的妻子也是醫生，已經退休多年，由于缺乏醫生，現在被返聘，上半天班 。她在電話上說，她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先向領導報告。在第二次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她說，她向福建醫學院中共党委報告了，有人要問文革資料，是否可以回答。上面說，只要 是事實，可以告訴。于是她告訴了劉俊翰醫生的出生年代，從醫學院畢業的時間，以及他的 死亡日期，沒有別的。 文革后長大的年輕一代可能活得比較輕松，不會認為需要為回答筆者的問題而如此緊張，定 要先行請示醫學院的中共党委。那已經是34年以前的死亡。而且，她也并沒有提供任何可能 存有的事情。但是從這樣的反應來看，我們只能体會到文革造成的恐怖有多么深重。在1968 年，這一個無中生有的“里通外國”醫生案件，不但死了五個人，他們的親人心中留下的傷 痕，深得34年都不能痊愈。 在福建醫學院，單單這一個案件，就造成了四名醫生的死亡。筆者還無從得知總共有多少人 在這個學校被害死。這四名醫生分屬內科、皮膚科和腦神經科。這些醫生選擇救死扶傷為職 業，經過長期的學習和訓練，才成為合格的醫生。在缺乏訓練良好的醫生的中國，他們更顯 得寶貴。但是他們就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殘酷地整死了。這是為了什么？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中國科學院福建微生物研究所所長。他沒有像哥哥那樣在文革中 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關押了好几年，1974年才被“解放”。應該注意到，“解放”是文 革時代當局在放人的時候正式使用的說法。這個說法表明他們認為他們有權力先壓迫人，然 后恩賜一個“解放”。但是當時沒有人敢質疑這种說法。文革后也沒有人提起這一點。相反 ，文革后的官方報紙繼續宣傳要“感謝”“平反”，卻不問最早是誰造成了災難。 王岳也不是被關在正式監獄中，是被關在單位的“牛棚”里。他的罪名之一也是“里通外國 ”。他的“里通外國”也一樣荒唐可笑，但是當時無人能質疑，現在也沒有對為什么要有這 樣的“里通外國”案件作出解釋和分析。 今人無法理解的文革邏輯 王岳在1941年到美國留學。他的導師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鏈霉素的發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 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學位以后回中國服務。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烏克蘭，后移民到美國，在1916年成為美國公民。他長期擔任新澤西州的RUTGE RS大學教授，經過十年的努力，發明了鏈霉素。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發明之后發展出來的第 一個抗菌素。鏈霉素對于治療肺結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鏈霉素之后，WAKSMAN教授還發明了 別的抗菌素，對治療人類疾病有偉大貢獻。由于WAKSMAN教授在抗菌素研制方面的成就，他 在195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王岳在美國學習的時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鏈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王岳 回國后也從事抗菌素的研制。在1960年代初，在中國國內研制“慶大霉素”的時候，王岳曾 經寫信給他的導師求教。据說他寫信還預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 國人通信就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寫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 可是人民實際并不享受這樣的自由。WOKSMAN教授給往日的學生回信，和他討論抗菌素的研 制，并且提供了資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爭”因為和AKSMAN教授的通信，成為他“里通 外國”的罪證。 王岳的罪證是由他的“專案組”羅織的。但是“里通外國”成為文革的重要打擊目標，是由 文革領導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條”的，第一條就与此有 關。這個檔編碼是“中發[67]19號”。文革時代，這類檔指導文革運動，具有高于法律的效 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為犯有“里通外國罪”受到迫害，顯然首先是由于這個“公安六條” 第一條的作用。 現在的人會無論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邏輯：王岳和他的美國導師通信討論制造抗菌素，怎么會 成為“里通外國罪”。難道他們把“里通外國罪”定義為“和外國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 導師通信這件事情上，第一，這是一些關于科學技術的討論，和政治与國家安全無關。第二 ，這絕對不可能和“出賣情報”“盜竊國家机密”有關，因為通信的雙方，王岳和他的教授 WAKSMAN，后者比他對抗菌素懂得多，美國的醫藥業也遠比中國發達，在這种關系中，只有 王岳可能從WAKSMAN教授得到資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為結果，王岳領導制造了新的抗 菌素，對千千万万中國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幫助。對這樣有益于人類的貢獻，應該大力 獎勵贊美才對。這也就是為什么王岳的導師獲得了諾貝獎。 文革領導人該當何罪？ 這不僅是發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實際上，從文革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出，這种對所 謂“里通外國”的瘋狂偵探和處罰，不但是為了迫害人，也是為了把中國人和世界絕對隔絕 開來，不准人民和外部世界通訊來往，這是在愚化人民，不讓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別的社會制 度和別的生活方式，不讓人民知道在別處有比較好的生活比較好的社會制度。 對于外國當時已經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對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處的東西比如電視冰箱等家 用電器和先進的醫療方法，文革當局拒絕學習引進。他們打擊現代醫學，把醫院從城市赶走 ，用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義。在他們設計的新社會里，普通的人民， 只配享有一些僅僅受過非常少的醫學訓練的“赤腳醫生”，卻和世界的先進醫療技術無關。 回到前科學時代的醫學，就是他們沒有說出來卻清楚作出來的主張。 迫害醫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在這個网站上，關于醫生，已經有了上海同濟大學 王祖德醫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醫學院教授陸瘦燕醫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黃驊縣 歧口衛生院的王炳堯醫生的故事；有北京陸軍醫院的劉浩醫生的故事；有武漢協和醫院的醫 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協和醫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還有上海第一醫學院和第二醫學院被 迫害死的教授的名單。 王中方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同學章安郎，在廈門當醫生，也在文革中被害，詳細情況還沒有 了解到。据筆者的調查，在每一個醫院，都有醫生被“審查”。文革中，有一大批醫生被害 死。但是，文革在這方面的罪惡，卻還沒有得到清楚的描寫和記述。 王中方死了，他的弟弟王岳活了下來。1985年，王岳訪問了美國。他見到了導師的儿子，卻 沒有能再見到他的導師。WAKSMAN教授已經在1968年去世，享年80歲。他去世的時候，王岳 正被關在“牛棚”里，不但不能為導師之死哀悼，反而正在為他們的通信而慘遭虐待。 如今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經使用過抗菌素治療疾病。在抗菌素后 面發生過的這些悲慘的故事，跟健康雖然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值得被知道。這些悲慘的故 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療的，需要別的有效的療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