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憂慮并未過時

——讀梁啟超1912年在北京的演講

傅國涌


誠如郭沫若1928年在《少年時代》中回憶梁啟超時所說，“在他那新興气銳的言論之前，差
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象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
——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
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從《時務報》到《清議報》《新民叢報》，在19世紀末、20
世紀初的長夜里，梁啟超以他富有才情的清新筆調，振聾發聵的思想，有力地沖擊了昏睡的
老大民族，蕩滌著一切污泥濁水。

1912年11月16日，梁啟超終于結束長達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國。11月28日，他由天津赴
北京，在賢良寺小住十二天，各界歡迎，“几于舉國若狂”。在這短短的十二天中，他馬不
停蹄地在各种歡迎集會上發表演說，從各大政党到北大，從學生、同鄉到商會、票號，乃至
佛教會、八旗生計會等無不對梁啟超的到來表現出异乎尋常的熱情，而他确實也是知無不言
，言論風采一時傾動都門，盛況空前。90多年后重讀他當年的演說詞，依然令人怦然心動，
感到強烈的震撼。穿越歷史的茫茫時空，他的思想，他當年的憂慮至今仍沒有過時。

一、制度、文章，与人心、風俗梁啟超到京十天，各界歡迎實在應接不暇，所以在离京前夕
，他專門在湖廣會館召開一次茶話會，以答謝各界代表，出席的有各報記者、各党派干事、
蒙古王公、商界代表、北京市民代表、佛教會代表、軍警兩界要人等五、六百人。在長達兩
個多小時的演說中，他尖銳地指出時至今日，一個极為可怕的現象，就是惰性力的漸漸發生
。他說：“鄙人十余年來，持樂觀主義之一人也。返國以來，考察國中政治、財政、外交，
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衷心未嘗不為之悚惕。然鄙人之所大懼者，并不在制度、文章，而
在人心、風俗之微”。他將當時國人心理分為三類：一類是以為中國既然挂上共和的招牌，
從此就可以与世界抗衡；一類以為經過如此大變，外人尚且沒有干涉，日積月累，自然能進
入開明之境；一類則以為大局已定，只想謀一個位置以自安。之所以導致這樣的心理，都是
“由于苟安之意多，而憂危之意少”，也就是他所說的“惰性力”在發揮作用。

面對上述三類心理，他在民國元年就發出了“中國前途，樂觀乎，悲觀乎？”的疑問。

他分析，“鄙人于万事悲觀之中，默察近十余年風气變遷之潮流，及國人心理之趨向，則知
吾國人具有一种特質，即好善而能虛受是矣。”飽經世故的上流社會，一切都以不動搖、損
害自己的個人利益為前提。大多數國民面對國際的競爭和國內的變更，則不移時而靡然從風
，舉國一致，武昌起義，東南回應，民國告成，就是國民“好善而能虛受”的特質所致。這
既是优點，也是弊病：“輕躁喜動，乏抉擇之力，一也；暫動又止，不能為繼續秩序之進行
，二也。”凡是一种國民的運動，開始“未嘗不見效”，但對于社會及政府的根本改造，不
能發生根本性的影響，就是因為有此二弊。梁啟超因此提出“天下之事，決非旦夕所能告成
，而于提倡風气為尤甚”，我們可以先設定一個目標，“日之不足，繼之以月，月之不足，
繼之以年”，如果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那就合一團体的力量進行，假以時日，又何
愁沒有健全的國民，作為國家的柱石。對于國民的政治智識、政治能力、政治興味加以根本
的促進，這是先知先覺者應有的責任。

實際上，這也是梁啟超一生言論事業的目的所在，他在回國之初的報界歡迎會上說得很明白
，立言的宗旨，就在于開啟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目的在于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的資
格，這是他十八年來的初衷，也是他終身為之努力的理想。

与同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革命志士不同的是，梁啟超透過紛亂的社會現象，看到了中國症
結之所在，往往一言中的，如他當年在《新民叢報》与《民報》論戰時所提出的共和之后的
亂象，不幸而被以后發生的歷史所驗證。1912年冬天的中國，一切仿佛都是新的，一切都有
了好的開頭，共和告成、舉國沉浸在一片淺薄的樂觀气氛之中，他卻沒有盲目樂觀，盡管在
寫給女儿的私人信件中，他對北京十二天所受的空前歡迎，“如眾星之拱北辰”，表示了极
大的欣喜，稱之為“极人生之至快”。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對這個民族冷靜的觀察、分析，透
過林林總總、錯綜复雜的現象，他看到了初生的民國的危机，看到了國民性心理的缺陷，他
深切憂慮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風俗之微”，他一再憂心忡忡地告誡精英人物
從提倡風气入手，持之以恒，最終造成“健全之國民”。他念念不忘“新民”
理想，對他來說，從“新民”到“健全之國民”無疑是一脈相承的。

二、風气的培養非一代之功

在進京后第一次歡迎會上，面對故舊新知，梁啟超動情地指出自己去國十五年，這十五年中
，從物質到精神，中國的變化遠遠超過了一百五十年。一部中國史從秦漢到清末，二千年只
是“立于不進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靜而動，終于有了辛亥年的軒然大
波。在掌聲、鮮花的包圍中，他的個人前途似乎也一片光明，有過十五年流亡經歷的梁啟超
卻沒有被這一切沖昏頭腦——“所慮者，吾國人之惰力性，受諸先天而不易拔，事過境遷，
遽复其舊。”

他歸國不久，就已敏銳地感到“惰力性已漸漸發現而侵入于多數人之心”，其中樂觀的認為
經此變革，國家自然會太平，不再有什么憂危，因而終日為私事忙碌、奔波。悲觀的則認為
“紀綱法度，廢墜至此，人心風俗，敗坏至此，陸沉在即，無复可救”，同樣放任不顧國事
。針對根深蒂固、仿佛“先天”的“惰力性”，他對精英們（“國中賢者”）提出了“責任
心”和“興味心”。“責任心”眾所周知，他未作解釋，只是現身說法、重點闡述了對“興
味心”的見解：“鄙人自問生平無他异人處，惟對于一切事，皆覺興味濃摯，求學有然，治
事亦有然，凡有可以勞吾心、勞吾力者，則當其服勞之時与既勞之后，皆覺有無限之愉快，
至于其勤勞所得之報酬如何，則不暇問也，以故亦永無失望沮喪之時。”他說：“吾輩無論
欲為何事，必先有興味，然后有精神，必自有精神，然后能引起他人之精神，精神貫注，何
事不成？”

在他看來這是打破“惰力性”的前提，如果連仁人志士都是普遍厭世，缺乏“責任心”和“
興味心”，則整個國家、民族就無可救藥了。他舉英國為例，其人緣、气候、地理、人种、
遺傳造成了英國人好活動的天性。政治活動在他們而言也是一种競爭性的娛樂，可以樂此不
疲。所以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失敗之后意气消沉，英國人則無論胜敗，都泰然自若。其中既
有他們的“責任心”，更有他們的“興味心”，這更是實行了二千多年專制政治的中國所缺
乏的，并不是有了“制度”、“文章”就能自動解決，“人心”、“風俗”或者說風气的培
養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梁啟超作為思想家深刻地看到了這些問題。

三、對青年學子的期待

梁啟超雖自言“但開風气不為師”（龔自珍語），實際上從湖南長沙時務學堂，到講學于日
本東京，他的及門弟子中出了不少顯赫的歷史人物。當年的莘莘學子會聚北京，歡迎他們所
敬重的老師，梁啟超感慨万千，他想到了昔日的同事譚嗣同、唐才常兩位英烈，想到了与唐
才常一起殉國的那些學生，也想到了遠在云南的蔡鍔。那一刻，當他与學生重逢，欣喜之余
，他無比沉痛地說：“中國社會，最易消磨人物，而斫喪其英气，自昔有然，今則尤甚，鄙
人歸國旬余，感此污濁之空气，已在在覺其可危。苟非有自克之毅力，常抵抗社會之惡潮流
，則入而与之俱化，《孟子》不云乎，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己不自立，遑語于
立人，……吾儕若能常念昔日同學為國犧牲獨立不懼之精神，庶乎可以告無罪于天下耳。”

他之所以諄諄告戒學生“自立”，然后“立人”，也就是要他們負起“責任心”，“抵抗社
會之惡潮流”，不被惡濁的社會空气所同化，在“最易消磨人物”的中國社會保存元气、堅
持理想，這番話由于是對及門學生所說，因此顯得親切、感人。事隔九十年，仿佛梁啟超音
容宛在。

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則完全是另一种風格。一代言論界驕子，自主筆《時務報》以來，他的
文章曾傾倒了千万國人，國人無不想望其風采。他此次進京，正值北大學生鬧學潮，罷課學
生甚至請愿要梁啟超到北大當校長。他在演說中指出，“普通學校目的，在養成健全之人格
与其生存發展于社會之能力”，大學的目的則在其普通目的之外，還有特別的目的，而不僅
是程度的差异。這特別的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于世界之文
明是焉。”

他區分了專門學校与大學的不同，“專門學校之精神，在實際之應用，而大學校之精神，則
在研究与發明。”他認為學問是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國的大學，就是一國文明幸福的根
源，“其地位之尊嚴，責任之重大”，又豈是語言所能窮盡的？

“保持大學之尊嚴，努力于學問事業”是他對北大學子的諄諄期望，為此他猛烈抨擊“令人
痛恨不已”的“前清學制之弊”，特別是“誤國最甚”的“獎勵出身之制”，“以官制為學
生受學之報酬，遂使學生以得官為求學之目的，以求學為得官之手段。”他指出前清學制最
大的危害，就是讓學生只是把求學作當官的終南捷徑，只知道當官，而不知學問為何物。

在這番講話中，梁啟超之所以一再強調“大學之尊嚴”、“學問之神圣”，實際上就是要恢
复學問（或者說學術）的獨立性，只有學術獨立，不依附政治權力，才有可能求得真學問，
養成真正健全的人格，造就一代新型知識份子。他殷殷期望北大學生“以學問為目的，不當
以學問為手段”，在學問目的之外，別無其他目的，才不愧為大學生，如果在學問目的之外
，另有其他目的，那就是褻瀆學問的神圣，傷害大學的尊嚴，又怎么能稱之為研究學問？他
期望北大學生的只是——“為我中國學問之前途爭光榮。”

他提出的這些見解旨在打破自古皆然的“讀書做官論”，破除千年積習，重塑民族精神。在
蔡元培入長北大之前，還沒有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達到過這樣的境界。他的見地今天看來或許
已不算什么，但要真正做到，又談何容易。

四、梁啟超并未過時

在北京公民會和八旗生計會聯合舉行的歡迎會上，梁啟超談到了他對“平民政治”的“特別
感想”，他說共和國以公民為基礎，從大總統、國務員到其他公職，都“不過一机關而已”
，全國的主人翁，實際上是公民。公民對于共和國，其責任之重，遠非君主專制國的人民可
比。過去總是依賴一二人，大多數人置國事于不問，現在的國家大政，“因全國公民之意思
而決，此公民之地位所以為神圣也。”但公民要保持這一神圣地位，第一要有關于國家及世
界大勢的智識，第二要有強國獨立的志气。

自投身報界以來，十八年中，梁啟超手創的報刊就有七种，其目的無非都是為了這兩點。偌
大中國由二千年專制一躍而進為共和，專制下的臣民一夜之間成為共和國的公民，要真正來
一次脫胎換骨，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但不能因此否認開風气之先的一代思想巨人提出
理想的意義。

在京十日，各大政党爭相集會歡迎，興奮之中的梁啟超知無不言，就憲政民主、政党政治等
提出了他的獨特見解。在共和党歡迎會上，他指出近代各國政体雖各有特色，“而其大原則
不出二者：一曰政治之公開，二曰政治之統一。”他不同意近代學者關于“立憲政治”是“
國   
民參政之歷史”的說法，認為政治參与“不過立憲政治之一种特色”，其他如預算公布、法
律公布、行政手續公開、法庭公開等都是其特色，所以還不如說立憲政治首先是“政治之公
開”。一國政治要上軌道，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公開主義，“而秘密之習一日不革，則政
治一日不能改良”。

面對民國元年政党蜂起，小党林立的局面，他寄望于早日進入“大党對峙之正軌”。在他看
來各党雖各有党義，表面上是對立的關系，但既然政党都以國家為前提，政治上盡可相互競
爭，同時應保持對其他政党的尊重。這些觀點在西方文明國家早已是常識，對一個党同伐异
的民族卻是新鮮的。

民主党在湖廣會館召開全体大會歡迎梁啟超，各党來賓濟濟，他登台演說達三個小時，“聞
者莫不動容”。這次演說的重點就是談政党政治，當時外國有种輿論認為中國人沒有運用立
憲政体的能力，推其原因，“中國人之性質，不能組織真正之政党”。雖然他承認“組織政
党為一至難之事”，但他還是殷切期待著中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政党，“以雪此辱”。

為此，他提出了政党的六條“模范之標准”：一、“凡政党必須有公共之目的”。政党不是
合無數私目的而成的，政党存立的根本要素是党員排除個人的私目的，而服從政党的公目的
。反觀當時的中國，梁啟超“為之慨然”，“分明政見不相同，而居然可以同党，分明無意
識之人，而亦居然加入党中”，這种結合不可能基于公共目的，要之，不過是私目的罷了。
就算組成政党，最終也必分裂，長此以往，他擔心有一天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個小党，而真
正的政党則永無成立的希望。

二、“凡政党必須有奮斗之決心”。他比孫中山更早提出“先知先覺”、“后知后覺”的概
念。“先知先覺之所以有益于國民”，靠的就是“奮斗之力量”。政党的活動，除了奮斗之
外，別無其他途徑。如果朝三暮四，往來于各党之間，只求滿足自己的私利，無所謂主義的
奮斗，那又怎么可能成為政党？人世間最可恥的，莫過于服從強權，數千年來國人恰恰有這
樣的惡性，這是中國長期處于專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這一惡性不除，直
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國也不可能出現什么好政治。他尖銳地指出，只要這服從強權的惡性不
除，中國將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間回圈不已。真正的党員，為天下的公理而奮斗，為國
家的大計而奮斗，為一党的主義而奮斗，為一己的信念而奮斗，“成功固得行其所志，為國
謀進步，為民謀幸福，即失敗至無余地，亦為最有名譽之失敗。”

三、“凡政党必有整肅之號令”，否則不過是一團散沙，遑論政治上的奮斗。

四、“凡政党必須有公正之手段”。“譬如演說、辦報、游說，皆政党所用之公正手段也，
若陰謀詐術，則非政党所宜用矣。”對專制毒化了數千年的“資治通鑒”中國而言，欲求政
治上的“公正之手段”，几乎是難于上青天。

五、“凡政党必須有犧牲之精神”。他說大政治家“須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譽皆可犧牲，獨
主張不可犧牲，因主張之不可犧牲，故不可不有犧牲之精神”。政党出入自由，“党員合則
留不合則去，本有自由之權”，這不是“專制強迫”。

六、“凡政党必須有优容之气量”。政党之間要有“优容之气量”，雖主張相反，但都是尋
求國民同情以謀政治進步。党員之間也要“优容”。這在常常“雜以私見”的中國尤其缺乏
，至今仍無法解決。

梁啟超提出的六條標准中，最富有啟發的是四、六兩條，也是最難達到的。但不管怎樣，作
為思想家，他提出了問題。

在北京“极人生之至快”的12天中，梁啟超曾發表大量演講，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
教育等方面，概而言之，他表達了對中國前途的深切憂慮，他流亡异國十五年，接触了先進
的西方文明，同時熟悉中國歷史，對中國現實有著深刻的了解，即使在“滿城爭看梁啟超”
的那個冬天，他也不感到樂觀。這絕不是他的危言聳听，歸根結底就是要老大中國擺脫私目
的高于公目的、趨附強權、“治亂回圈”的舊格局。他關于“大學之尊嚴”、“學問之神圣
”的闡述，他對“平民政治”的理想，他對中國社會“惰性力”和“最易消磨人物”的判斷
，他對政党政治的見識，他所耿耿于怀的“并不在制度、文章，而在人心、風俗之微”，他
提出的“責任心”和“興味心”……這一切都沒有過時。思想超越時空，以后的歷史證實了
梁啟超的憂慮并不多余。只要真正的民主沒有最終抵達中國，他的那些憂慮就不僅屬于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