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難者家屬的證詞

（以下證詞為丁子霖向中國人權提供）


蘇冰嫻的證詞：“六.四”遇難者趙龍的母親

趙龍，男，1968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遇難時21歲；生前在家待業，臨時在隆福商場打工；
89年6月4日晨2時左右，在西長安街民族宮至六部口地段遇難，左胸部三處中彈；現骨灰存
放在家中。

趙龍高中畢業后未考取大學，經兩年磨練，認識到讀書的重要。他說“媽媽，我要掙點錢交
學費上學了。”我儿子是一個天真爛曼的青年，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樂于助人，尊長愛
友。他彈得一手好吉他，電子琴也彈得動听。他的存在使我們家里充滿了活力与歡樂。

1989年5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廈打工。5月的北京是不平靜的，百万學生和民眾發起了反腐敗
、爭民主的示威請愿運動。趙龍与他的商場伙伴關注著這場運動，多次走上了街頭。他還常
常在下班后去天安門看望讀大學的朋友，送食品、送水。北京戒嚴后的一天晚飯時，我說：
“龍龍，你別去游行了，也別去天安門了，你還小，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他說：“媽媽
，你放心，我只想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發現他學會了自己思考問題，好象一下子長大
了。

“媽媽，你放心，我只想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趙龍1989年6月3日晚飯后，我們四人
圍成一圈。我說：“今晚咱們誰也不許出去！”因為晚飯前我去西單路口，看到長安街上气
氛异常，高音喇叭聲嘶力竭地警告民眾不要出門。我女儿米蘭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去看看，趙
龍和他們也一起下了樓。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們歸來，深夜12點多了，仍不見他們回家。
這時外面突然槍聲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聲，宿舍樓里的人們一下惊呼起來，爭先恐
后地奔向樓下，紛紛議論著是真槍還是橡皮子彈？我惊恐万分，隨著人群到了西單商場對面
的西斜街路口。在這里，我突然看到電話亭旁一輛三輪車上躺著一個被子彈擊中的青年，腸
子流出了体外。而在大街上，几輛坦克由北向南呼嘯而過，青年們飛車也向西單路口沖去。
在路燈下，我一眼看見穿黃色Ｔ恤衫的龍儿，他飛車進了胡同，我心中一塊石頭算是落了地
。我對身邊的丈夫說：“你騎車回去看看，別讓龍龍出來了！”我丈夫說他的車在民族宮，
人多車多不好找，他就步行著回家。

過了好長時間，丈夫回到路口說：龍龍不在家；院里的阿姨們不讓他再离開家，龍龍說要去
找媽媽，又騎車出去了。我丈夫說龍龍机靈，不會有事的。這時已是4日凌晨1點40分了，我
16歲的女儿說到西單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開路的戒嚴部隊一路自西向東掃射，她扑
倒在地，躲在花壇后面，根本無法去長安街上尋找哥哥，于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6月4日凌
晨5點多，我上了長安街，想去天安門找龍儿，或許他被困在那里。戒嚴部隊手持沖鋒槍，
自紅牆至電報大樓處，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鎖了去天安門的通道，待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
法西斯！”沖向他們時，部隊就扔出燃燒彈，群眾就往西邊退，地上一灘灘鮮血，有的已經
變成暗紅色，万分慘烈，万分悲壯……

從6月3日深夜到6月7日，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尋找。龍龍的朋友、同學、我的朋友、同事分頭
去了各大醫院。在郵電醫院，我們翻檢過成堆的尸体，卻沒有龍龍；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
了140位死者名單，也沒有龍龍；在复興醫院的尸体大部分已被認領，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
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爛了，眼睛還睜著；這里也沒有龍龍。我們猜疑龍龍被抓走了，向公
安系統的朋友及監獄的朋友們打問，他們說當晚沒有抓人。6日晨，我丈夫終于在辟才胡同
路口見到了趙龍的自行車，我們判斷他沒有走遠，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們找了好久仍然
沒有找到，7日，有位同事說他女儿任職的一家位于宣武區四川飯店附近的醫院，還有好多
尸体無人認領。那時長安街仍被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封鎖著，并不時傳來槍殺群眾的消息。
我丈夫說他一個人去，他迂回到布滿坦克的复興門立交橋下，繞道到了那家醫院。院方讓他
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認定2號就是，進到太平間細看，水泥地板上躺了九具尸体未被
認領，2號尸体的臉和下身都腫得變了樣；但從他那被鮮血染紅了的黃色Ｔ恤衫、淺蘭色短
牛仔褲、白色耐克鞋等辨認，他就是趙龍。他左胸連中三槍。据院方講，6月4日凌晨2點多
被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在埸的一位首鋼体育教練說是他和他的伙伴用平板車把龍龍送來的
，他死在六部口一帶。

7日下午，我們拿著我妹妹親手縫制的洁白被褥覆蓋了龍儿的遺体。他們怕我支持不了，不
讓我接近龍龍的遺体，我哭喊著：“我學過解剖，我不怕，我要見我的儿子！”我儿子的遺
体被抬出來放在我腳邊，女儿跪在哥哥的身邊連連磕頭，大聲喊著：“哥哥對不起，那天晚
上我們在一起就好了！”6月8日，我們去八寶山為龍儿火化、送行。這時的長安街上仍然戒
備森嚴，兩側站滿了頭戴鋼盔，手持沖鋒槍的士兵。我們到八寶山已經是晚上6點鐘了，大
門已關閉，我們叫開了門，當班的師傅同情地說：“收，都收下！”接著又有几輛運尸体的
車開進來，院里、廳內放了很多尸体，師傅准許我們把龍儿的遺体停放在過道內。那种慘狀
至今仍歷歷在目。其中有一位剛從四川來京當保姆的老太太在木樨地高層樓陽台上被子彈射
殺，她40歲左右的儿子從四川來京奔喪，哭著對我說：“大姐，你給我母親照兩張相吧！”
我為那位安靜地平躺在車上的慘死的老人家照了几張相，老人的儿子給我留下了四川万縣的
地址。可惜膠卷在沖洗時爆光了。三天后，我們把龍儿的骨灰存放到了老山骨灰堂。那是6
月11日，這天到這里存放骨灰的人很多。

此后，我們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1992年上半年，派出所來人要我們把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
走，否則他們就要統一處理了。盡管我們提出了強烈抗議，仍不允許放在那里，我們不得不
把龍龍的骨灰存放在家里，一直到今天。

蘇冰嫻 1999.1.19


丁子霖的證詞：“六.四”遇難者蔣捷連的母親

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于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
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于木樨地复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后遇難，后
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髒；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89年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蔣捷連就十分關切。他常常利用課余時間
往來于人大、北大看大字報，听大學生講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學生就要求重新評价
胡耀邦功過、參加追悼大會等問題，聚集在新華門前靜坐請愿，与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沖突
。蔣捷連作為一個中學生參加了這次請愿活動。此后又多次參加運動。5月13日，北京各校
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后，他常于夜間騎自行車前往廣場參加糾察隊維持秩序，
第二天照常去學校上課。5月17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与班上
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人大附中2000余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万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游行，
這是首都中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5月19日李鵬發布戒嚴令后，他又多次于深夜外
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6月3日傍晚，
中央電視台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后果自負）后，他在家里坐立不
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我在家里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
，最后他掙脫了我，沖進衛生間，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層），從此再也沒有回
家。

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后背，子
彈斜穿心髒。……“我可能中彈了！”——丁子霖6月3日蔣捷連离家的時間是晚10點半。他
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相約騎車去天安門，但到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
了。此時木樨地橋頭整個地段人潮如涌，与自西向東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形成了對峙的局面
，戒嚴部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了血泊之中。當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
時，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號樓前長花壇后面；但是，他和他的同
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蔣捷連則被射
中了后背，子彈斜穿心髒。那位同學听到蔣捷連輕松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
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T恤衫。這時的時間是晚11
點10分左右。當時，周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抬到29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
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后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計程車
，由兩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眾把昏迷的蔣捷連抬上車，送往了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我們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
清晨6點多，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來我家里報信，說蔣捷連受了重傷；他由于當時
計程車里已擠不下人，沒有能隨車去醫院，因而也就不知道蔣捷連被送往哪一個醫院。

4日晨，我們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醫院，所到醫院死傷者難以計數，但均未
找到蔣捷連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儿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尸体。原來我儿子由
好心人送到了儿童醫院。据后來醫院的大夫說，蔣捷連是第一批送往這所醫院搶救的傷員，
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台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后來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為“來
院前已死亡”。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學校方派車把蔣捷連的遺体轉到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院，存放在該院的
冰柜里。6日下午4點，我們父母、家人、親友、師長等20余人在醫院為他舉行了簡單的告別
儀式。我們在他那濃密的烏發周圍扎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
命的標志。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蔣捷連的遺体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
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挽聯覆蓋在他的遺体上。父母因
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親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六.四”大屠殺發生后，蔣捷連是中共當局在內部情況通報中正式承認并見諸文字的唯一
一名遇難中學生（現在已知的遇難中學生已不下名）。

1989年9月11日，即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我們把他的骨灰迎回家里，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
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柜正面，他父親為心愛的儿子刻下了如下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你象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象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与完整刻印
在歷史的永恒記憶里。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丁子霖 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