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抗暴四十五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達賴喇嘛


今天，我們在這里集會，以紀念1959年西藏人民舉行的自由抗暴斗爭四十五周年。我首先要
向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業而獻出生命的無數愛國先烈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永恒的怀念，我們將
永遠地銘記他們。

今年也是我于1954年前往北京与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舉行會晤的五十周年，對于當時由
于西藏前景不明朗而焦慮不安地前往中國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當時所有見面的中國領導
人都一致地告訴我：漢族干部前往西藏工作是為了服務于西藏人民的福利，是
“為了幫助西藏的發展”。除了這些承諾，我在中國期間還懂得了不分疆界的世界革命与社
會主義的道理，由于我對這些理念极為傾慕，因此，我返回西藏時，對于漢藏民族在和平与
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平等相處的未來充滿了信心。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剛剛返回西藏，中國
就發生极端主義的政治運動，社會由此陷于紛亂不安中。這种變化影響到中國政府對西藏的
政策，表現為對西藏的高壓政策和极端頑固立場的強化，從而導致1959年3月西藏人民聲勢
浩大的自由抗暴斗爭。

我們期望与中國政府之間的原有聯系在新的一年里能夠實現新的、具實質意義的重大進展。
我理解中國政府的擔憂，也了解西藏人民渴望自由、和平、有尊嚴地度過人生的意愿；我一
直致力于尊重雙方利益以及在雙方滿意的基礎上尋求合理地解決問題的途徑，這點和1954年
時一樣并無任何改變。

几十年來，西藏人民被迫分處境內外。廣大的西藏人民對我抱著极大的信任和期望，因此，
我認為我有責任承擔能夠代表他們意志的自由代言人的職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了解西藏
情勢，尤其是對西藏問題的症結有著深刻的認識，希望這一切在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
成為積极有利的因素。在雙方滿意的基礎上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愿意与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領導人直接進行會晤。

我的代表分別在2002年9月和2003年5-6月兩次前往中國并重建了聯系，這不僅是值得歡迎的
積极、重大的變化，而且是在江澤民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時期就已經開始的。西藏問題是困
扰中藏雙方人民的一個嚴峻而又棘手的重大問題，在這一棘手的問題最終獲得圓滿解決之前
，雙方在謹慎對待的同時，進行具實質意義的仔細討論是极為重要的。通過現有的聯系尋求
良好的結果，极可能需要耗費一些時日，在此期間要設法以耐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推動事態
向前發展。對于繼續保持雙方現有的聯系，我認為尤為重要。同時我認為需要通過經常不斷
的接触、具實質意義的討論以發展雙方的聯系，這也是我們目前消除雙方之間的不信任或疑
慮以及建立信任、理解和信心的唯一途徑。

為了繼續現有的聯系渠道，我不僅要求我的代表設法盡早前往中國，而且也期望他們不必延
擱時日而能夠早日成行。因為這有助于讓西藏人民和國際社會中的西藏朋友們對現有的聯系
渠道建立信任与信心。目前，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有和解誠意以及是否愿意
啟動和談感到怀疑。

西藏目前的情況不僅無益于西藏人民，而且對中國政府也沒有任何好處，中國政府在西藏實
施的建設專案雖然宣稱是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實際上這不僅無益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損害了西藏人民保護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与民族語言文字的努力。漢族大量移民西藏
的結果不僅使西藏人在經濟領域喪失權利而被邊緣化，而且西藏的民族文化也被大中國的文
化侵透而正在失去特色。西藏人民必須能夠自由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保護西藏原始的自
然生態環境以及合理規划西藏的建設与發展事業。

我們一直強調把尼姑朋措尼珍等投入監牢是非正義的，并呼吁中國政府釋放所有西藏的政治
犯。因此我們對朋措尼珍的獲釋表示歡迎。但是，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仍然沒有任何改善的
跡象。中國政府在西藏踐踏人權的行為中，最具特殊性的是壓制西藏人民在人類集團的社會
中，維護和延續西藏民族之特性与文化的意愿。如此卑劣行為的基礎是對民族和文化的歧視
或區別對待，以及對宗教的仇視政策。

國際社會的許多政府、議會或個人正是基于這一系列的原則問題而要求中國政府通過和談解
決西藏問題。這對我們也是极大的鼓舞，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西藏問題并不僅僅是踐
踏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深刻政治根源的棘手問題，因此，以歐盟和美國為首的越來越
多的國際社會成員都認識到西藏問題只能通過和談尋求解決。

中印兩國關系的改善增強了我的信心，我認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之間應該以理解和
信任為基礎改善關系，這不僅關系到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對亞洲的和平与穩定具有重大的意
義。中印關系改善而形成的良好政治環境有助于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我認為印度政府可以、
也有責任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做出具實質意義的特殊貢獻。我的“中間道路”与印度政府的
西藏政策應該是相吻合的，因為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之內尋求解決西藏問題，如果
西藏問題由此得到解決，可以使中印兩國間的許多分歧自然消消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經歷了五十四年，初期的毛澤東時代致力于意識型態問題，鄧小平時代
注重于經濟建設，他的繼任者江澤民時代則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允許富裕階層加入
共產党組織，從而擴大了政党的基礎。最近，胡錦濤為首的領導階層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國家
政權的交接。在過去的十几年里，中國的各項事業雖然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在經濟等一些領
域也出現了不少的錯誤或挫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不能正視現實而缺乏切實的方法。為了
正确地認識和正視現實，允許自由地傳播資訊是极為重要的。

目前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為了能夠平和、穩定地實現這些變化与發展，我認為盡可
能寬容地讓一般人民具有傳播資訊与了解真實的自由是极為重要的。我們不僅要遵循現實尋
求真實，而且這种真實應該是不摻雜虛假的真實。否則，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一個
掩蓋真相、人民不敢表達真實思想的狀態下，穩定又如何產生呢？

我期望中國的社會更加寬容而促進民主化的最終實現，我認為中國的這种變化或改革絕不應
該是在造反等會造成社會巨大動蕩的狀態下發生，這不僅關乎漢民族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
世界人類社會的整体利益。

中國在成為亞洲乃至于國際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時，也伴隨著對中國的疑懼、不安与恐
懼，要消除這些疑慮，僅僅通過宣傳解釋或成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東道主是不夠的，只
要中國政府不停止對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對少數民族享受正當的政治、社會等自由施行壓制
，國際社會就很難相信中國是一個致力于和平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极力量。

西藏問題不僅是正在發展的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問題，而且也是表現中國的寬容、自由、正義
、公正以及尊重普世价值、是具有理想并推動世界發展之積极力量的有利契机。如果對西藏
表現出具實質意義的公正与寬容，則可以在國內和國際社會贏得信任、尊重与寬宏气魄的政
治環境。通過和談合理解決西藏問題，對于轉型中的中國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寬容与自由的
社會具有极為重大的特殊意義。以遠見和圓滿合理地解決西藏問題的責任和際遇就擺在現任
中國領導人的面前。

借此机會，我要向國際上始終如一的同情和支持我們者表示贊賞和感謝！同時對印度政府和
人民始終如一地給予我們的巨大援助和支援，我代表所有西藏人民再次表示衷心地感謝！

祈愿眾生安樂！

達賴喇嘛

藏歷第十七個胜生周之木猴年一月十九日

西歷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