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第一桶金”

北京  陳小雅


一、從誰的“口袋”里拿錢？

這件事讓我想起上大學期間，与世界現代史老師之間一個小小的“段子”：在講到“蘇聯的
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節時，老師曾給我們出了一道思考題：社會主義制度与資本主義制度的
本質區別是什么？。名曰思考，實際上給出了標准答案，有四、五條，其中第一條是：資本
主義的“原始積累”要經過“羊吃人”的血腥階段；而社會主義蘇聯的“原始積累”來自對
官僚、買辦資本的剝奪。

當老師讓我站起來回答這個問題時，我說：“社會主義的財富積累方式与資本主義的財富積
累方式，只是形式上的差別，本質上沒有什么差別。”

沒想到我的話音甫落，教室里一片嘩然，老師一時成了啞巴。

應該說，我的老師的這個答案，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的，它也准确地反應了蘇聯革命的
現實。當時的教師備課，教案是要通過教研室審察，才能上講台的。但是，一個在理論上講
是周延的，從實踐上看也沒有任何漏洞的命題，當還原為社會常識時，自身卻是有可能矛盾
的……良久，老師仍是苦口婆心地說：“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明明是……，社會主義的
原始積累明明是……，你怎么能說沒有區別呢”？

“我說的是沒有本質區別。”我申辯道。

“一個是從對農民和工人的剝奪而來，一個是從對官僚、買辦資本的剝奪而來，性質是完全
不同的，你怎么能說是本質相同呢？”

我反問：“社會主義是剝奪剝奪者這是不錯的，但剝奪者又是從哪里剝奪來的呢？”“從農
民工人啊！”

“是啊！”我說。

“是啊！”老師也說。

大概我們互相都以為自己已經說清了問題，所以，最后老師微笑著收起了粉筆，我也微笑著
坐回了位置。

通過對《水滸》和毛澤東生平的研究，筆者更加堅信：錢還是那張錢，只是人們是從哪個口
袋里拿走的問題。与權力的運作天生具有“集中化”傾向一樣，資本的運動也天生地趨向于
“集中”。當社會沒有“大口袋”時，人們從“小口袋”里攫取，當社會已經有“大口袋”
時，人們可以直接從“大口袋”攫取。小生產是“小口袋”的代表，地主、資本家則是“大
口袋”的代表。馬克思他老人家之所以千叮嚀万囑咐：社會主義一定要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
的基礎上才能建成，意義就在于避開那個關于“本質清洁”的疑問。蘇聯繼承的是俄羅斯彼
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以來，經濟近代化与制度改革的歷史成果——面對的是“大口袋”，中
國自1898年以來的近代化運動由于沒有制度改革的配合，不太成功，所以“大口袋”很小，
只能面對“小口袋”。和尚“化緣”，流浪漢吃“百家宴”，毛澤東向父親要錢念書，能夠
心安理得，并不意味他們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性質，而是他們都沒有直接參与“剩余价值
”的剝奪棗那种血腥和不人道的過程。他們只是參加了它的“剩余利潤”的分配，是“小角
色”而已。如果說，奠定“水滸”基業的“第一桶金”，是晁蓋打劫而來的那筆“生辰綱”
的話，共產党的“第一桶金”就是土地資本的“剩余利潤”。

但是，筆者的上述“覺悟”僅僅是一种理論上的認識。如果不是目睹了改革開放以來，各种
民間社團（包括研究所、气功團体），以及今日海外民運的生存問題，筆者可能永遠不會去
考察，當日毛澤東們這個層面的困境。

在世人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不愛財”的人，他的理想主義得分歸結于此；他的素質缺陷和
失敗也可以歸結于此。据說，直到晚年，這一直是他頗為自恃也不無遺憾的特點。在1971年
9月12日，毛澤東“南巡”回到北京，在接見李德生、陳錫聯時，他們就有過一段有趣的對
話：“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反對老子才出來搞革命的。我父親經常罵我，我就不听他
的話。他想讓我當個商人，發家致富，我不干。他打我，我就跑。我反對老子，才干了几件
大事。‘陳錫聯說：“主席如果經商，照樣會有很大的成就。’毛澤東說：”你這個想法不
錯。可惜我對階級斗？塍信d趣，就沒當資本家。‘陳錫聯說：“主席即使當了資本家，也
是紅色的，最終要搞革命。主席不愛錢。’毛澤東說：”這也許是對的。我這個人不大在乎
錢財。這樣的人搞不好經濟‘“（見王兆軍《誰殺死了林彪》世界書局1994年9月版，第362
頁。）——但是，問題在于，不愛錢財，不等于不需要錢財；搞不好經濟，不等于不依靠經
濟。

提醒我們注意到這一點的，不是別人，而是一位美國人。可能因為美利堅民族的文化傳統，
他十分注意研究物件的“獨立人格”和“經濟背景”，他就是《毛澤東傳》的作者R.特里，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毛澤東其實是一個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需要依賴別人”的人。

二、一個需要依賴別人的人毛澤東鄙視自己的父親，而實際上，他對于錢并非毫不在意。請
看他与斯諾談到自己童年時，是怎樣說這件事的：父親“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
。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

“我在長沙師范學校的几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里面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
筆錢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志
。我父親責罵我浪費。”

父親不給錢，毛澤東的用錢從哪里來呢？据《毛澤東的老師》一書記載：“毛澤東……把自
己為佃戶打抱不平而得罪族長、父親硬逼他退學、要他到湘潭去當米店學徒等情況，——對
表哥細說了，最后懇請兩位表哥幫助拿主意。

几天以后，王季范（即毛澤東的表哥）和七舅、八舅來到韶山南岸，還請來了韶山庄几位先
生：毛麓鐘、毛宇居、李漱清等，共同做毛貽昌的工作，大家眾口一辭，說毛澤東天分好、
會讀書，只要不斷深造，定會大有出息。毛貽昌怕卻了眾人的好意，只得收回送子經商的成
命，應允了儿子到湘鄉讀書的要求。但是……他說：“……只是到城里去上學，要花很多的
錢，我這窮家薄業的，怕是供不起哩！‘”

王季范听出姨父這是在趁机討价還价，意在向親戚朋友請求資助。就連忙向毛貽昌說：“姨
父，那不要緊！到東山學堂去讀書，不要太多錢，只要交一千五百文銅錢，連伙食都有了。
至于說到其他的用度，侄儿我包下來了！”

据湘鄉市《文史資料》記載，王季范果不食言：他“慷概解囊，一次就從家里拿出現大洋一
百元。”

1911年，毛澤東初到省城長沙，人地兩生，一文不名，也是依靠已經到省城任教的表兄王季
范，在他的幫助下，毛澤東才得以渡過經濟的難關：他開始在湘鄉駐省中學念書，雖然學習
費用較低，而且學校對成績特別优异的學生實行公費制，但由于毛澤東初來乍到，報名費和
書本學雜費，仍數量可觀。為了保證表弟按時入學上課，王季范向教務科出具了欠据，保證
毛澤東應交的四十元學費從自己的薪水中逐月扣除。

“學費問題解決了，還有住宿的困難。在湘鄉駐省中學讀書的學生絕大部分人都是在省城長
沙供職的湘鄉籍人士的子弟，他們在城里有住處，因而校方沒有為學生安排寄宿的宿舍。像
毛澤東這類遠道而來的學生，只有自找住處了。當時，王季范的住房很窄，還是騰出一間房
給毛澤東往，而他和妻子、小孩則擠在一起。僅有一張條桌，也是与毛澤東共用，每天晚上
，他總是等表弟完成功課后才開始批閱作業，直到夜深人靜。從1912年春到1913年考入湖南
第四師范學校止，毛澤東在王季范的家里居住了一年多時間。在這里王季范和妻子精心照料
毛澤東的飲食起居，使身處异鄉的毛澤東如同生活在家里一樣方便自如。

1925年8月，毛澤東遭到反動軍閥趙恒惕圍捕，韶山的共產党員事先得到情報，掩護他秘密
轉移到長沙。當晚，毛澤東潛往王季范家里，通報了自己遭趙恒惕通緝追捕的險情，要表哥
幫他准備几套換洗的衣服和一些盤纏，以作前往廣州之用。（載尹高潮編著《毛澤東的老師
們》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60－462頁。）

顯然，表哥的錢袋就是毛澤東的錢袋。這個表哥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晚年悉心栽培的外交
部“通天人物”——王海容的祖父。在這里，毛澤東的感恩心情，可以作為他“在乎錢”的
一個旁證。

三、有錢男子漢，沒錢漢子難顯然，毛澤東并非不需要錢。但此時，他對“有錢男子漢，沒
錢漢子難”的箴言，還沒有真正的体悟。他對這种殘酷的道理覺悟之晚，多少是被親戚的熱
情、真摯和中國老百姓的純朴所蒙蔽了。毛澤東曾對斯諾說：“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民報》
，上面刊載兩個中國學生旅行全國的故事，他們一直走到西藏邊境的打箭？t.這件事給我很
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們的榜樣，可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應當先在湖南旅行一試。第二年
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歷了五個縣。……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
。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我這時感到心
情舒暢……”

大概是湖南農民的這次款待，為毛澤東后來選擇湖南、立足于搞農民運動的戰略思想萌芽埋
下了种子。的确，農民運動是所有社會運動中，所需成本最低的運動。

毛澤東真正感到“無錢寸步難行”，是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他對斯諾說：“北京對我來說
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后，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范學
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
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斯諾《西行漫記》，126頁－127頁。）當時北大教授每月薪水二、三百元，但毛澤東覺得，
八元對他來說，已經不低了。這直接說明，他需要用錢的迫切心態。

關于毛澤東這個時候的窘境，R.特里:“起初，他住在楊教授家，与看門老頭同住在一間小
屋里。后來，与另外七個湖南青年一起在景山一帶租了一間小房。……八個人像沙丁魚一樣
擠在炕上。毛后來回憶說：“每次我想翻身的時候，都要預先警告睡在我兩邊的人。”

“北京的消費比長沙貴得多。買煤燒炕已足以掏盡腰包，每人買一件大衣更是不可能的。他
們只好八個人合買一件大衣，輪流著穿，以抵御北京的嚴寒。”

特里說：在中國青年聯合會的一次討論會上所發生的一件事，也反映了毛的窮困潦倒。當時
毛發言說：“總是坐著空談沒有用，應該付諸行動。把你的衣服給我，我來洗……大小不論
，价錢一樣。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錢取貨。”在場的人沒有反應。后來，一位學生的妻子發
了言，她嘲笑毛：作為紳士，不應當干洗衣服的行當。另外一位學生認為毛只不過是說說而
已，就對毛說：“那好吧，明天你就來給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會不會做。”毛真的干了，
當然也就得到了錢。（[美]K.特里《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39－41
頁。）

毛澤東此次來京，寄托著楊老先生莫大的期望。据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說：“師頗希望兄入
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澤東信，載《新民學
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頁。）

但是，事情的結果竟是，毛澤東与留法勤工儉學的朋友同行，而沒有去法國留學；他到了北
京，而沒有留在北京學習或工作。這是為什么？在毛澤東研究者那里，一般的解釋是，毛澤
東“另有打算”。那么，到底是他感到了經濟的問題才產生了另外的“打算”？還是從一開
始，發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就“另有打算”呢？從來沒有人對此進行過探討。

要說毛澤東不重視學習西方，是不符合實際的，從毛澤東當年的許多言論，和他介入“籌備
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深度，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要說他不想在北大念書，只重視自學，
也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為他的此次北京之行，目標就在北大，他不僅參加了一些課程的旁
听，而且積极通過“學會”的形式与名流接触，這說明，他至少試探過走這條路。兩條路他
都沒有走，顯然不是他心中有所不愿，而是能力有所不逮。特里？栒J為，此時：“盡管出
國留學可以得到資助，但每個學生仍要拿出一定的路費。毛已經是債台高筑，無法再向有錢
的同學張口借錢。”而且毛澤東無心在“法語”的學習上花費太大精力。

与毛澤東同行的羅章龍，到北京即考入了北大的預科，但毛澤東沒有那樣做，金沖及主編的
《毛澤東傳》認為，這大概也是“出于經濟上的原因”。（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
49》，上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第41頁。）

四、莫名其妙的南下旅程1919年春天，毛澤東接到母親病重的消息，開始從北京取道南下。
不過，這一次他沒有像來北京時一樣——走“弓弦”——也就是取道距离更近的京廣線，而
是走了“弓背”——取道天津，上海，然后溯長江而上，在二十多天后回到湖南。研究者一
般認為，毛澤東此行，是去送別留法勤工儉學的朋友，但特里認為，此行的目的是“模糊的
”。

當時的北京，正處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新青年》領導的反孔、反傳統運動在一般青
年的心田中已成燎原之勢。但毛澤東此時不但沒有參与其中，卻取道山東，去拜訪了孔孟的
名胜。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回顧此行時說：“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
。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
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
邊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東的神岳泰山……”（
《西行漫記》，128頁。）

据特里？栒f，此后，毛澤東還朝拜了“梁山，這是《水滸》中的英雄們殺富濟貧的地方。
”到達徐州時，他又去“看了《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們到過的地方。然后是南京，他繞著古
老的城牆轉時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錢買票到上海。”（特里《毛澤東傳》43頁。）

關于這次行程的經濟准備，毛澤東似乎是走到哪程算哪程。他對斯諾說：“我只有到天津的
車票，不知道到后怎樣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
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弄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元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
票。……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
道怎樣才能离開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給賊偷去了。哎喲！怎么辦呢？
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气。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
，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
西行漫記》，128頁。）

不知是由于歷史太久遠，還是研究者和知情人為毛澤東掩飾，不少記錄毛澤東此行的人，都
沒有說清楚，毛澤東既然身無分文——按他自己的說法，一路上兩次借錢，難道他，在母親
已告“病重”的情況下，真是在作一次“沒有任何目的”的漫游，真的“走到哪程算哪程”
，打算從此步梁山好漢的后塵，“風風火火走九州”嗎？

毛澤東沒有說明，外人不便猜測。但歷史在封閉它的秘密之前，畢竟留下了可供后人尋覓的
痕跡。因為，接下來，毛澤東對斯諾說：“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協助
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后，就起程回長沙了
。”

“回到了長沙。赴法勤工儉學的朋友給他寄來了錢，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打起
行囊，步行兼乘車船回到了長沙。”

在上述兩种敘述中，斯諾記載的沒有說明“誰”撥出了錢幫助毛澤東回了湖南；特里？楙拿
枋鮒拓]有說清，“赴法勤工儉學的朋友”從哪里寄錢給毛澤東。但不管哪一种說法屬實，
這里，已經有一個問題凸顯了出來：似乎“漫無目的”的毛澤東最終得到了一筆錢！

那么，毛澤東是否真的“漫無目的”？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天無絕人之路”的巧遇？而且
一再讓毛澤東碰到？以及毛澤東真的“天命在身”，必獲“神人襄助”這類事情呢？毛澤東
得到“留法勤工儉學”募集資金的“幫助”，到底是一种“偶然”，還是一個有計划、有預
謀的行動，或主動追求的結果呢？毛澤東在那個“幫助”中，究竟得到了多少錢呢？——如
果上帝決定緘默不言，這個秘密也許真的就會隨著斯人遠去，永遠地埋藏地下了。但是，上
帝并沒有緘默。揭曉的時間就在2003年10月的某日。

五、兩万銀圓大揭密那一天，筆者收到朋友寄來的一摞書，其中有一本，是段祺瑞執政時期
的教育部長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寫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在這本368頁的書中，關于一
筆留法勤工儉學募集資金的去向，有過下述四處交代，請看：

（1）“主席同我父親有著半個世紀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后父親摯友楊怀中先生（楊開慧
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紹給父親。1921年主席找到父親請他幫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歐洲留學
。父親不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會名流中集資，共籌措兩万銀元。1963年，主席對我說
其中一部分資金由主席帶回湖南，成為支援革命的重要的財政來源。”（見章含之《跨過厚
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00頁。）

（2）“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
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征集的兩万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
的呼吁，為青年學生赴歐深造而募集的，……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產党員也不懂我的
意思嗎？我哪里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党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
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
義，后來上了井岡山。這哪里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

“所以，這51號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父親去世
后，……號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同上，6-7頁。）

（3）“1963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后，……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党的成
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
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党，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
，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后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
后一共籌集了兩万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里曉得他募捐來的
這筆錢幫了共產党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确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
去造反鬧革命了！”（同上，340頁。）

（4）……主席听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
啊？他給我們共產党的幫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是無
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節初二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書送來兩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滿累計兩万元
。1973年的春節過后不久，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從今年開始還利息。五十年的利息
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只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的。‘接著主席
認真地對我說：“這個錢一直送到行老不在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們這一代要靠自己
，不要靠父親的遺產。”（同上，341頁。）

——章含之的以上敘述，已經大体為我們勾畫出一個事情的輪廓：第一，毛澤東曾以“留法
勤工儉學”的名義，向章士釗先生募集資金；第二，這筆資金，是在上海募得的；第三，這
筆資金的數量是兩万銀圓；第四，這筆資金全部交給了毛澤東本人；第五，毛澤東本人至少
把這筆資金的“一部分”用到了別處，數量不詳；第六，毛澤東事后一直用個人的稿費在償
還這筆“借債”。第七，章士釗本人是不知道這筆資金的使用情況的。

當然，章含之的敘述中，也有一個矛盾的地方，這就是：毛澤東向章士釗募捐的時間，一說
是在1920年，一說是在1921年。如果其中有一個是正确的話，那么，她所說的這筆款項，就
不是我們上面說到的，1919年3－4月毛澤東上海之行募得的那筆款項。如果兩個時間都記得
不确，而只是根据毛澤東的敘述和“建党需要”的推測，那么，這很可能就是1919年，楊昌
濟介紹章士釗認識毛澤東時的那筆款項。而如果上述兩万銀圓就是毛澤東1919年“親手”接
收的那筆款項的話，毛澤東對斯諾所說：“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注意，毛澤東的
這句話本來就有漏洞——誰——撥出一些錢幫助他回湖南？——沒有主語，也就無人對證）
，就不是事實。而特里的說法，就更是以訛傳訛了。

在這里，一件事情有几种版本的“說法”是不足為奇的。但如果是因為刻意隱瞞而人為造成
的“訛傳”，就另當別論了。

但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可以确定：第一，毛澤東1919年的上海之行，不是“漫無目的”的。
還有什么比母親在“重病”中更重要的事嗎？他那看似漫無目的的“云游”，也許是在等待
；也許是像那些准備采取“重大行動之前”的人，要依靠身体的運動將“心思”分离，以進
行必要的“心理平衡”。可是，盡管如此，我們仍可看出，毛澤東的心理上是決不輕松的。

第二，毛澤東曾蓄意利用“留法勤工儉學”這塊合法而動听的“招牌”募集資金。如果章含
之所說資金就是1919年的那筆資金的話，他就至少利用過一次；如果他此行得到的不是那兩
万銀圓的“一部分”，那他就“不止一次”從留法勤工儉學中得到“幫助”。以后我們還將
探討，為什么竭力推荐過毛澤東的楊昌濟老先生，直到去世，也沒有促成毛澤東与自己女儿
的婚姻，而在1020年這個關鍵的年份撒手人寰。這里不再贅述。

無論如何，毛澤東第二次赴京——也就是為未來的岳父大人送葬時，已“不再是身無分文”
了。（《毛澤東傳》，第50頁。）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握有了他的“第一桶金”！而有了這筆“啟動資金”——作為一种“股
份”，毛澤東能夠在中共“一大”就和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文化領袖“平起平坐”，也就
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