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編輯部：

在國內網站上見到一篇短貼，談到對王友琴文章《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載《
北京之春》2004年3月號）的感受，我覺得很好，特轉給你們刊出。

一讀者2004年3月


折服王友琴研究文革的角度

有個詞叫做「折服」？我就折服王友琴研究文革的角度，有別於記錄高官的權利爭鬥、記錄
大人物的生活隱私，她調查記錄的是文革中平民的死亡。在她的網站「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的前言中，詳細論述了記錄文革中平民的死亡不可替代的意義.記錄文革中平民的死亡是對
文革的真正瞭解，也基於良知和責任感。許多記錄文革的文字與文革的真實場景存在裂溝。
就算卡瑪的電影拍得好，卡瑪談到的文革與中國平民經歷的苦難之間也有鴻溝，我知道她在
友誼賓館住，所以看不見東、西城、崇文、宣武城區的恐怖和血腥。文革音像資料很真實，
但還是沒有記錄陳彥榮家屬的心靈苦難.我不看重研究張含之的身世之謎、洪晃是名門閨秀
還是胡同串子那種文字，很多東西引人入勝卻沒意思，它們沒有涉及文革最恐怖最黑暗的那
一面，——十幾歲的孩子們可以用殘忍的手段執行處死一個人，一個不參與政治的平民可以
由於不經核實的罪名束手待斃。

「1966年殺戮的主要特點是，被害者未經任何審判程式就被殺害，關於他們的死沒有任何文
字記錄留下；他們不是由專業劊子手槍斃或者殺頭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
的；另外，大量的虐殺主要由中學生紅衛兵執行的。十多歲的青少年當時有權對人施行酷刑
、剝奪財產住房，直至殺死人。」（王友琴）

「這種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
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 （王友琴）

我受的教育曾使我以為，高官的死比平民的死重要，「壞人」都是死有餘辜。王友琴的功績
在於衝擊了這種愚昧，講清了「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
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的道理。她說，「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
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
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

想到文革之後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為高級的幹部和社會名流
的名字與生平，大量的普通人受難的事實被排除在歷史的記錄框架之外，真覺得這是對文革
死難者在被剝奪生命之後進一步的蔑視和侮辱。看見人們不免津津樂道名人軼事而對當年真
正的血腥漠然只覺得無奈和痛心。

過來人迴避、厭倦和恐懼講述文革的這層往事也是事實，當時叱吒風雲的不願懺悔，當時受
害的又深深自卑。我熟知的人有的有文字能力，有經歷也有素材的積累，卻懶得寫痛苦沉重
而有風險的東西，一寫文革往事就總是很調侃，涉及別人隱私而不直面自己，寫的東西家人
自己看看笑笑而已。前幾天我發肖復興寫的東西，發了就忽然想刪，不疼不癢論善惡而在現
實中因循自己的生活，意義真是不大。

為非親非故的受難者寫點東西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嗎？這麼一想我就更覺得王友琴的選題嚴肅
.我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不知道她的父輩是幹部、知識份子還是普通勞動者，也不知道她
的父輩文革中的境遇。不管怎樣，她深切關注平民受難者的研究角度實在使我感動和敬佩。
多虧有這麼個學者。

伊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