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段祺瑞的侄孫死于六四屠殺而想到的——六四十五周年祭 劉曉波 六四已經十五年了。 讀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見《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4月號），听蔣彥 永大夫為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難以擺脫的羞恥感咬嗜著靈魂。 每年都堅持為亡靈寫點什么，与其說是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如說是對亡靈的忏悔。每次坐在 電腦前，墳墓的傾訴縈繞不去，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警告：活人必須怀著足夠的謙卑和敬畏 ，傾听來自墳墓的訴說，六四亡靈們才能教會幸存者什么是活著，什么是死去，什么是雖死 猶生。 一 兩個儿子和兩位母親 据我所知，在六四難屬群体中，有兩個死去儿子的家庭，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門。一個 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新文化運動主將之 一丁文江；其子蔣捷連，中彈于北京市木樨地地鐵站口附近，年僅17歲，正在人大附中讀書 ，丁文江是蔣捷連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殺的年輕人則比較陌生，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 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 生，6月4日凌晨遇難于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据丁子霖女士的難屬尋訪錄《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親》一文介紹：“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 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 被害經過是：“昌隆是6月4日凌晨遇難的。他左側心髒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离 射擊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 時，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与民眾形成對峙局面，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 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种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后果不堪 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 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而這顆罪惡 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見《民主中國》2004年4月號） 過于年輕的生命，消失于劊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親的心！儿子昌隆遇難后，悲憤的母 親周淑庄變成了一位勇敢的母親。她是最早敢于面對境外媒体說出屠殺真相的母親之一，也 是“天安門母親”的骨干。她不倦地為那些無辜死難者及其難屬奔走呼號，從不向強權的恐 怖威懾低頭。早在1993年，周淑庄就与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采訪，披露了儿子 段昌隆的被害經過，譴責六四大屠殺。1995年8月，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在江蘇無錫遭到非 法關押，周淑庄通過海外媒体挺身而出，譴責當局對丁子霖夫婦的誹謗和迫害，用雄辯的事 實和充分的道義維護了難屬群体的名譽。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國銀行無錫分行凍結 了一筆來自德國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庄和難友們向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并一起前往 國安部進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難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 子手李鵬的起訴狀。在這一法律維權行動中，周淑庄不顧体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 訪，控訴劊子手的反人類罪行。不幸的是，她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半身不遂， 至今未愈。 兩位名人之后都倒在共產党的槍口下，兩位母親共同站出來討還公道。這，也許是歷史的巧 合，但在敵視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殺的發生是必然，它是獨裁強權實施恐怖統治 的极端化；正如當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現代中國的各類政府的一系列殺戮之后，近乎絕 望地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种殺亂党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党，洪憲的殺民党 ，現在的殺共党，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把殺人當做目的，……盡量地 滿足……殘酷貪淫的本性。”（參見張菊香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 年6月出版，P170）只要獨裁制度不滅亡，恐怖統治就不會消失，濫殺無辜的野蠻也不會根 絕。 縱觀中共的歷史，其對內殺人并非始于“六四”，至少從肅AB團開始，中共就在制造大冤案 ，延安整風也制造了眾多冤魂，掌權之后的階級滅絕就更肆無忌憚，鎮反、三五反、反右、 大躍進、四清、文革，一路鎮壓過來，直到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与平 民。因為，暴力性的整肅和鎮壓是中共得以奪權、掌權、維權的秘訣之一。 与此同時，受難者討還公正之路的漫長和艱辛也是必然，被凌辱遭迫害的國人的自發抗爭已 經持續了數代人，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終止和人權至上被确立。 二 兩大慘案和兩個政府 在眾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段昌隆來為文，絕非因為他是名門之后，而是他的 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并通過類似事件的歷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 現實。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 史稱“三。一八慘案”。死于六四屠殺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 官邸前鎮壓徒手請愿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 魯迅的沉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面對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 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為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歷史的進步与倒退。毫無疑 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設 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盡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 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 手請愿的學生之后，隨即赶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處罰了凶手，并從此終生食 素，以示忏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体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 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杰、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 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 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 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体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 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 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后的12天內，就連 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 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 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 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1926年3月23日 ，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体、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万人公祭大會。 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 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里竟潸然涕下， 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 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听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 并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愿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 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 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后，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盡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為，對于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 青年學生与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 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 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 后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國民党北伐 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党相對于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 的优勢，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 。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總之，在發生“三。一八慘案”的1926年，中國雖然因軍閥混戰而亂相叢生，但那畢竟還是 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 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為政底線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 握且滿世界招搖，并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請參見：付國涌《三。一八槍響之后》，摘自“文化先鋒网www.whxf.net；吳 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載于《二十一世紀》1999年6 月號；《”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掌權之后，中共為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慘案”大做文章。毛澤 東在把魯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時，魯迅的名文《紀念劉和珍君》也被編進了中 學課本。正因為魯迅為“三。一八慘案”寫就了這篇著名禱文，“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才變成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證詞和難屬群体長達十五年的抗爭，蔣彥永大夫前不久給中 共高層的公開信（截至3月19日，已經有上百篇贊揚蔣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個支持蔣大夫 的簽名），多份在互聯网上流傳的當年親歷者的回憶……已經見證：在六四慘案中，中共殺 人更多、手段更殘忍，不僅有槍擊刀捅，還有坦克碾壓。 而且，慘案發生后，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對待六四大屠殺的呢？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 ？中國的媒体和社會名流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政府方面，沒有高官的認錯悔罪，沒有政府的“撫恤令”、沒有國會追究責任者的決議， 沒有獨立司法調查，沒有懲罰任何劊子手，更沒有內閣總辭職。而且，當大屠殺的罪惡已經 昭然于天下之時，面對全國性的悲憤，也面對世界性的譴責和制裁，中共政權非但死不認帳 ，反而開動一切宣傳机器為大屠殺辯護，大搞全國性的人人過關的審查表態，并封鎖還原歷 史真相的所有資訊，鎮壓所有譴責大屠殺的良知者，連失去親人的難屬也難逃壓制；在官方 的壓制和封鎖下，冤死的亡靈們及其難屬，成為難見天日的黑暗中的詞，天安門母親們從事 的“還原歷史尋求公正”的人道救助運動成為极危險的事業，難屬們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 靈，堅持公開為六四亡靈討還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風險，甚至好心人給六四難屬的人道 捐款也被非法凍結和扣留。六四，這一當代中國的關鍵字，在大陸境內的所有媒体上皆被“ 遮蔽”，關于六四真相的言說很可能導致言說者被打入黑牢。 雖然，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中共政權對八九運動的定性，經歷了由“暴亂”、“動亂”到 “政治風波”的轉變，但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認罪認錯，非但從未見過現政 權的任何首腦表示過絲毫忏悔，也從未有劊子手受到過應得的追究，如，負有主要罪責的高 官李鵬在權力寶座上風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遙法外，過著高層權貴的安逸 生活。恰恰相反，中共的在職高官們一直強詞奪理，以“穩定第一”的借口來為大屠殺進行 辯護。最新的辯護出現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記者會上，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關于 蔣彥永上書的提問時，盡管他含糊其詞地繞過官方的六四定性問題，但他的說辭顯然是早已 准備好的老一套，無非是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證明穩定的重要，沒有穩定 就什么都沒有，作為總理他最關心穩定……云云。 然而，就在溫家寶用穩定論為六四大屠殺辯護之前，人民大會堂里的2900多位代表，剛剛以 2863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庄嚴形式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 人權”，后一刻卻是為中共政權的反人權罪行做辯護，豈不是自打耳光！電視直播，使全世 界都看到了這种荒謬的悖論，即便修憲了，承諾了，誰會相信中共有誠意落實“憲法”承諾 ！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權對屠殺的不同態度，雖有兩個政權對社會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軍閥 政權無力對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 正常的為政邏輯應該是：越是能夠控制社會全局的政府，就越不應該恐懼到喪失最低理智的 瘋狂尺度，越不應該采取极端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錯誤之后，越 有能力和自信面對自己的錯誤甚至罪惡。所以，六四大屠殺是獨裁權力的瘋狂之舉，中共的 死不認賬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現了這個制度及鄧小平、李鵬等人的邪惡、殘忍和人性匱乏 。換言之，這种從不知罪認錯、從不道歉不忏悔的頑固態度，即便与當年的軍閥政府相比， 也是巨大的歷史倒退。 在社會方面，与“三。一八慘案”之后的媒体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大屠殺后的中國， 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体的公開吶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為 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沉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 暗的一頁，也是最恥辱的一頁。這种黑暗和恥辱，不僅是獨裁政權的野蠻屠殺和死不認賬， 更是媒体和知識界的万馬齊喑，特別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強權和懦弱的 相互勾結不斷地加深著這黑暗這恥辱。 在當時的國情下，即便媒体被官方操控，無法象當年的《京報》等報刊那樣發出吶喊，知識 界也可以通過境外媒体發出良知的聲音，也可以不屈服于人人過關的大清查，用消极抵抗來 拒絕与殺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极少數社會名流敢于挺身而出，而絕大多數精英們，包括那 些積极參与八九運動的精英們，大都被恐怖壓彎的脊梁，要么逃亡和被捕，要么靠出賣良知 過關，至多是保持沉默。被奉為中國知識界良心的巴金在哪里？那些曾經反對戒嚴的名流們 在哪里？各大學的校長、教授們在哪里？ 面對六四亡靈，這种人性的貧血，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錯，更是媒体和知識界的万馬齊喑， 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大清查，拷問出中國精 英們的“小”來，他們最缺少的，不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對醒目的常識性罪惡的 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气。 而极少數敢于繼續質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識人，象丁子霖、鮑彤、吳祖光、李慎之和蔣彥永 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盜賊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語。而一個只要求虛偽的表態 式效忠的政權，根本不在乎私人飯局上的和居家客廳中的罵娘。 六四后，從中國整体精神氛圍上看，對民間的自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傷害之慘烈，無過于在 中共的野蠻大屠殺面前，社會的名流們和精英們的自私懦弱；無過于在隨之而來的權力市場 化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中，面對特權階層對社會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精英群体本身的媚 權媚錢的傾向。正是由于精英階層的整体性懦弱，致使殺人者在壟斷權力和犬儒主義的庇護 下，不但能夠輕易地逃避承擔罪責，而且可以繼續在權貴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 該怎樣安慰六四亡靈 如今，段昌隆的亡靈安葬在京郊的万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邊。祖孫兩代 人的墓碑，銘刻著中國人所經歷的大半個世紀的苦難歷程。我想，親歷過兩次屠殺的祖孫兩 代的亡靈，也決不會安眠：叔祖父的亡靈，是否會反思軍閥政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否至 今還在忏悔當年的屠殺？而侄孫的亡靈，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十五年之后， 一定還在頑強地控訴著暴政的屠殺。在這种來自墳墓中的傾訴面前，劊子手必須知罪并接受 法律的審判，六四大屠殺的幸存者理應打破沉默，用頑強的民間記憶來為亡靈申訴，直到歷 史真相得以還原、公正得以伸張。 現在，提起周作人，國人大都知道他是“漢奸”，但很少有人知道“三。一八慘案”几乎貫 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憤和良知決不次于其兄魯迅。慘案發生后的半個月里，周作人就寫下 過六篇譴責北洋政府的檄文，參加了多項要求懲辦劊子手、為死者討還公正和補償的社會性 活動。周作人還屬于极少數對慘案難以釋怀的知識份子，在慘案發生的兩個月后，他又接連 寫下過《閒話四則》（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 1928年國民党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寫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慘案過去了二十年后 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里，他寫下過揪心的回憶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 ，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好些尸体，身上蓋著一層薄雪……。”當歷史進入了毛澤東時代，就 在另一場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劇——文革——即將開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 。一八慘案”的第四十個祭日里，周作人在日記里感歎道：“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 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群体中，對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慘案，又有几人能夠堅守類似周作 人的記憶。 我們這代人，大都熟悉魯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 血。”卻陌生于魯迅在評論罪惡時的另一句話：“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 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五年了，難道我們這個民族虧欠亡靈的“利息”還不夠大嗎？難道我 們真要讓遺忘和冷漠毒化靈魂，讓虧欠的“利息”繼續成倍成倍地積累嗎？ 固然，大陸民間的力量還相對弱小，現在還無法改變獨裁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對政權而 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体的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髒。野蠻 鎮壓，仍然是中共政權不能不掩蓋而又無法掩蓋的致命傷，持續的陣發性抽搐令這個表面穩 定的政權充滿了“亡党”的恐懼；對民間而言，年輕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動政治改革的 最大道義資源。民間，特別是自稱堅守民間立場的社會名流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 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己的名譽那樣，珍惜用諸多年輕的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民間向獨 裁抗爭的僅有的資源。 中國人不會忘記，全世界也不會忘記，在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上，一位青年只身擋坦克的畫 面，它已經是廣為人知的最具象征意義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這個畫面還會不時地出現在 世界各地的媒体上和公益廣告中。就在前不久，大陸央視5頻道轉播北美職業球賽時，畫面 上赫然出現這一六四形象：一邊是碾過長安街的坦克鋼鐵長龍，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憤；一 邊是手無寸鐵的青年攔截坦克的只身血肉，感動過整個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已經頑強抗爭了十几年；蔣彥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 敢地站出來，以他的親歷見證歷史和呼喚正義。難道這些公開表達自己良知的行為，對那些 珍惜社會聲譽的精英們，還构不不成一种道義壓力嗎？對沉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數還构不成一 种道義感召嗎？面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負數的受難者，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儿博 愛之心、養成一种平等之怀和正義之气，為他們爭取本來應該屬于他們的公道嗎？也為自己 爭得本應具有的做人尊嚴嗎？！ 六四后，說當代國人不知恥辱地苟且偷生，一點也不過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熱情已經消 解掉恥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過久的沉默中逐漸失血，還會想到六四亡靈的人，意識到良心 虧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特別是精英們，在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一体化結盟中，活得体面 而滋潤，肚皮的凸起和靈魂的干癟，构成當代中國精英的標准形象。 當我們在夜深人靜單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還有沒有來自內心深處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感 ？有沒有發現自己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要是有，那么六四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儿什么 ；要是沒有，那就什么也沒有了。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于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稱之為良心未泯，然而 ，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气的支持，也就只能以沉默來逃避，并自編出一套理由來為沉默辯 護，以求得內心的安宁。社會名流們為沈默辯護的通常說辭是：“對中國的改革，不光要有 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國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則不達，要等待時机，到時候我一定會說，但 不是現在，現在還不是公開打出六四牌的時候，也就不是公開說話的最佳時机。” 悠久的士大夫傳統中，那种“殺身成仁”的殉道勇气消失殆盡，而优雅瀟洒的明哲保身卻一 代代發揚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則顯，而遇昏君遭亂世則隱。多么机智的計算，亡靈們的血變 成了何時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于是，在中共政權受到世界性強烈譴責時，也是大陸民間發出強大聲音的最好時机，他們不 說話，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審判過后，看看鄧小平的進一步動作再說，一晃就是兩 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們又說：只要鄧在，說了也沒用，要等鄧小平死后再說，一等又是 五年。等鄧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們又說還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 干什么再說；第三代接班后有半年小陽春，他們剛想開口吶喊，接下來是鎮壓民主党和法輪 功的肅殺之秋，他們又赶緊收聲，私下說第三代沒戲，說了也沒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 台再說，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鵬全退了，与六四毫無瓜葛的胡溫上台了， 他們又說六四的受益者江澤民還握有槍杆子，胡溫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溫究竟想干什么 、能干什么，目前還不明朗，還要再等等，等到江澤民徹底退休的17大再說…… 就這樣，在“等等、看看、再說”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經過去了，無所作為的犬儒化生存， 就在對最佳時机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觀望的沉默何時 是盡頭？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讓良心在壓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車的最好時机 ，才肯讓未泯的良心重見天日！ 正是精英們的勇气匱乏，才導致民間壓力的匱乏，才成全了獨裁政權的野蠻、謊言和穩定。 最后，我想重复自己在《讓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于蔣彥永先生為六四正名》一文中的 想法：放棄私下的竊竊耳語，而公開說出你的六四親歷和你對六四的內心評价。因為，對于 只有經由公開討論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重大公共事件來說，私人耳語并不比沉默更有价值， 久而久之，還很容易墮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說，在事關法律正義的司法 審判中，看得見的正義才是正義，那么，在事關重大公益的公共討論中，看得見的良知才是 良知。 對于六四，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安慰亡靈，偷偷摸摸的同情沒有道義力量，因為劊子手從不 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公開你的良知，讓墳墓的訴說通過公開良知公諸于世，亡靈們才能得 到些許安慰。公開你的良知，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气！讓這個反人性制度淹沒在民間良知 的洪流中。 苦難，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劊子手，但從另一种意義上講，苦難也是一种資源，一個拒 絕遺忘和肯于自省的個人或民族，就能夠把苦難變成提升靈魂的財富。讓我們這個充滿苦難 的民族，感到恥辱和負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忏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無畏 的勇气，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体人和普通人的苦難，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為 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起抗掙。 2004年3月22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