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正在時間中复活 浙江 傅國涌 走近儲安平我孤陋寡聞，直到1989年夏天讀了戴晴的《儲安平与“党天下”》長文，才知道 儲安平其人。他至誠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創辦的《觀察》周刊，他的一針見血的見解，他 那些擲地有聲的熱血政論，他摔給前后兩個政權的“一場爛污”等斷語都讓我触目惊心、永 生難忘。 此后我便開始留意儲安平的文章，但只是在１９８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思 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蔡尚思主編，以下簡稱“簡編”）中讀到過他的五篇文章，當時就 毫不猶豫地复印了下來，并裝訂成小冊子，經常翻閱。這大約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這 一年，在《讀書》雜志的補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個謝泳先生早就在讀《觀察》舊刊，研究儲 安平和《觀察》，不禁心向往之。 從那時起，讀到儲安平在《客觀》、《觀察》時期的全部政論，几乎成為了我生命中的渴望 之一，卻因种种原因始終未能如愿。1998年夏天，我偶爾在一張舊報紙上看到《儲安平文集 》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處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書。當年秋天，當我在書店 一見到此書時，心中确有一种難以抑止的激動，連翻都沒翻，就立馬掏錢買了下來，盡管書 价不低。 當《儲安平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終于面世時，离他“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已足有 三十二個年頭。編者張新穎說：“儲安平基本的重要著述大致都搜羅在這里了”，我滿以為 這下可以領略到曾經打動過千万心靈的儲安平政論的全貌了，可是當我在“文集”下冊第３ 頁讀到這樣一個“編者”注時，心就涼了半截：“但由于歷史環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對當 時的局勢和某些問題的認識也有偏頗、不當之處。為了尊重歷史，我們除沒有收入個別文章 （篇目仍列出）及對少數篇章的文字稍加刪節外（刪節的地方加省略號，并用符號標出）， 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這里了。” 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刪節”的“少數篇章”有：《國民党的病症》、《共產党与“ 國家”》、《中國的政局》等。全文沒有收入但標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閻錫山》、《 共產党与民主自由》、《停戰令下，戰仍不停》、《協商成就》等。其實，上述《共產党与 民主自由》、《共產党与“國家”》、《中國的政局》等篇，早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簡編 ” 就曾全文收錄，公開面世。1989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 》一書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刪節的那些內容，我都有幸讀到過。差不多同時出版的一些著 作如謝泳的《〈觀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內容。也因此，那些被刪節的句子、段 落和僅“存目”的篇目，很長時間成了我揮之不去的隱痛。好在1999年岳麓書社出版了《觀 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郵購了一套，總算了卻了讀一讀儲安平和《觀察》的一點微小心愿。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戰胜利不久，儲安平在重慶《客觀》周刊第四期發表一組評論，共4段 ：標題分別為《共產党的前途》、《共產党与“國家”》、《共產党在爭取政權中所走的途 徑》、《共產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編者刪節的是《共產党与“國家”》中的一句：“過去 外蒙之為中國領土，無人敢加否認，而共產党報紙竟公然刊載‘外蒙共和國總理’某某人抵 達莫斯科之消息。蘇聯東，共產党亦東，蘇聯西，共產党亦西；甚至蘇聯与中國有什么問題 時，共產党報紙的論調似乎也成為了一個非中國人的報紙的論調。”（簡編，23頁） 全文未收，僅存篇目的是《共產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說：“今日中國人民都在要求民 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產党統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大 為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复是負面的。我不相信在共產党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 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党的統 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人類思想各殊，實為一种自 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种典型，這實違反人性 而為絕對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無思想自言論之自由，又為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之有無‘ 民主’的前提。因為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假如 人民不能自由表達其意見，則這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又何能實行民主？” “……共產党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党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党 的自由？假如容許，則我們何以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党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何反對共產党或 批評共產党的言論，或在共產党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出版物？……就我個人 言，共產党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党本身固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言 論自由的政党，同時共產党所謂的民主，是‘共產党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 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簡編，25、26 頁） 其實，王實味的死早已說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質疑，更不許 批評的。《中國的惊雷》中，美國記者白修德在盛贊延安之余，對那里的思想言論自由也提 出了同樣的疑問。1947年3月8日，國共內戰的硝煙彌漫了大半個中國，儲安平在《觀察》周 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中國的政局》一文，鋒芒所向當然主要是國民党當權者，但也涉及了 他對共產党的基本評价。文集雖然收入了這篇分量很重的政論，卻作了三處刪節，其中最重 要的有兩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党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 一個反民主的政党。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党和法西斯党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 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党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 起來反對國民党的‘党主’，但就共產党的真精神言，共產党所主張的也是‘党主’而決非 ‘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 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 自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簡編，34頁）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党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 題，假如共產党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簡編，35 頁） 我要感謝“簡編”的編者，他們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歷史、忠于原作，收入了這些文字，這 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碼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編者強多了。從1947年到現在，一晃已過去 了半個多世紀，儲先生在我們這個充滿殺戮与罪虐的人間蒸發也已經36年，然而無論時光怎 樣流逝，他的那些評价和判斷依然新鮮如昨。這是儲安平在1949年前夜對共產党的認識。 儲安平，不愧為一代“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對時勢的見解那樣洞若觀火。像他這樣看問題 一針見血，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讓后人歎為觀止。我為這個世界上曾有過一個叫儲安平的 生命感到靈魂的溫暖。老實說，迄今為止，對共產党的認識還沒有什么人敢說超過了儲安平 當年甩給歷史的這句話。半個多世紀后我們產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 年前夕歷史大轉型之際，知識份子中有如此先見之明的人几乎鳳毛麟角。以傅斯年之明，19 49年在去留之間也曾猶豫徘徊過。有了這樣的論斷，儲安平就不會死，他永遠活在歷史的記 憶里，活在我們的生命中。盡管他給這個欲哭無淚的無奈時代下了先知般的預言，他自己既 沒有選擇离開，更未能逃過一劫。 一個時代的結束盡管《儲安平文集》有种种不如人意之處，畢竟有助于世人重新認識曾以言 論報國為天職的儲安平，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如何我們都還是得感謝編者的搜羅和成全之功 。在文集下冊第3頁有一條不起眼的注解，編者說：“儲安平的這些文章由于仗義執言、飽 含鋒芒，對當時國民党腐敗、黑暗的統治作了尖銳、有力的批判而產生极大的影響，贏得人 們——尤其是知識界的好評。” 半個多世紀后，重讀儲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揚文字，我們依然只能望洋興歎——“我們要 求終止一党專政。這种一党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种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种精 神上的終止。一党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 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 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 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 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 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儲安平文集》下冊， 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 63頁） “為國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 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在一個部長之下。”（同上，65頁） 他尖銳地指出：“國民党執政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維護其政權的方法；只此一著 ，毀坏全局。政党要獲取政權，原為題中必有之義：在野的要想法獲取政權，在朝的要維護 其既得的政權；中外古今，無有例外。”“歐美的政党都以其政績來維護政權，無論內政外 交、經濟文化，執政當局總是處處為國家前途著想，時時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績良好 ，人民自然擁護政府，政權自然不會動搖。這是一條積极的以政績來維護政權的道路。相反 ，國民党走的是一條消极的只知道加強政治控制來維護既得政權的死路。”歷觀往史，沒有 一個政府能夠不顧人民而猶能長久維持其政權者。不顧人民苦樂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 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國家社會得到健全的發展。……政績窳敗，人心怨憤； 人心怨憤，政權動搖；政權動搖，執政者的控制勢需加緊；壓制越緊，反動更烈。如此回圈 ，互為因果，而終必全盤傾潰，不能收拾。“（同上，56—57頁） 在國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開發表了如此批評國民党政府的言論——“若從歷史的眼光看， 這個前后統治了中國20年的政府，實實在在耽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 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統治，大 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 、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 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 都已趨于取巧、投机、幸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凶霸道、為劣作惡。在這 种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 ，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气愈來愈坏。”（同上，177頁） 如果說儲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論達到了那個時代書生議政的最高峰，從《失敗的統治》到《 一場爛污》、《政治失常》，他為國民党二十多年的統治下了最后的斷語，言論之激烈、論 述之精辟，令人歎為觀止。那么他所創辦的《觀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論史的一個新高 峰，成為一座几乎難以跨越的丰碑。 9月1日，确乎是百年言論史上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接續《大公報》星火 是這一天。1933年，因為劉煜生之死引發新聞界及社會各界的抗議風波，9月1日，國民党當 局被迫作出積极的回應，一年后這一天被新聞界自發地定為“記者節”。永垂史冊的《觀察 》周刊也誕生于1946年9月1日。或許這一切都只是歷史的巧合。在《觀察》創刊號上，儲安 平以“編者”名義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直言：“我們這個刊物的第一個企圖，要對 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极的批評或積极的建議，其動机則無不出于至誠。這 個刊物确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斗爭的刊物。……我們背后另無任何 組織。……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于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 治’，只是眾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于政治 感覺興趣的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同上，51頁） 接著，他提出了“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并表明“公平的 、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態度。以后，在《觀察》存在的近三年半歲月中，儲安平信守 并踐行了他在這一天提出的這些“信約”。《觀察》以其“獨立的、客觀的、超党派的”追 求迅速成為“全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 78位撰稿人几乎都是全國一流的學者、專家、教授，由他們撰寫的專論是《觀察》的一大特 色。在1949年前夜的中國，《觀察》以其堅定的道義擔當、獨立的品格為知識份子自由論政 提供了一個公開的平台。1947年5月，當上海《文匯報》、《新民報》等三報同時被國民党 當局封殺時，他沒有顧及自身的安危。當國民党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面 對惡劣的政治气候，1947年11月8日，《觀察》在頭條位置發表了周炳琳、金岳霖等四十八 位教授《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時進《我對于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對 此儲安平說：“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 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 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肯為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報》遭永久停刊處分，政府磨刀霍霍，新聞界黑云壓城，《觀察 》風雨飄搖，7月17日，儲安平發表彌漫著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 “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 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 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 ！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為國效忠，要是今天這 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盡管不同，但我們對于國家的忠貞是永 遠不變的！”（同上，248頁） 1948年10月，离《觀察》被“勒令永久停刊”已為時不遠，國民党敗像已露，《觀察》在頭 條位置發表張申府《呼吁和平》一文，盡管這位哲學家別無動机、別無背景，僅僅“出于真 情、實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長期的和平”、“為國為民的和平”。但 在有些人看來，在毛澤東即將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党反動政府從根本 上打倒了”的著名論斷時，還在呼吁和平，那是多么的不合時宜。儲安平曾說：“在這個社 會中，只要你批評國民党一句，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蘇聯或者共產党一句， 大家便說你‘右傾’了。”在“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在一個這樣的社 會，儲安平和《觀察》周刊要堅持“獨立的、客觀的、超党派的”立場，又何其困難，何其 難能可貴。他說：“好漢做事，來去光明，用不著鬼鬼祟祟，而我們對于一切誤會、傳說、 曲解，也不急急于辯護、辟謠或解釋。只要我們自己腳跟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 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在動蕩复雜、扰攘不安的百年中國史上，一本小小的《觀察》周刊樹立起了一個富有個性的 批評模式，一切都可以公開議論、公開批評，思想、立場、觀點容或不同，但對批評權利的 珍視，對公開批評的追求，成全了《觀察》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時之選 也”，其中既有李純青、楊剛等中共地下党員和趙超构等“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以及張 東蓀、費孝通、許德珩、傅雷等參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識份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實秋、 葉公超等有真才實學、聲望卓著的自由知識份子，更多的是像馮至、宗白華、錢鐘書那樣的 學有專長、不左不右的知識份子。他們匯合在《觀察》的旗幟下，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然。自 “五四”以來成長起來的几代知識精英以“特約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數之眾、陣 營之強、影響之大，超過了當年的《現代評論》、《新月》和《獨立評論》，這是一种精神 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道義理想在戰爭的喧囂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奪目的光華。儲安 平以他的執著、熱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論史上蔚為壯觀的謝幕演出，《觀察》最高一期發 行量超過了10万份，為那個混亂、黑暗、丑陋的時代畫上了一個句號。半個多世紀以后，我 們依然為那個不幸的、生靈涂炭的時代曾有過這樣一本周刊而感到溫暖。 《觀察》并不是孤立的，在風雨如盤、炮火連天的年代里，不說《大公報》這樣有著世界聲 譽的民間報紙，差不多同時的民間刊物就有《世紀評論》、《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們几 乎無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來之前嘎然終止。1947年1月，何廉、張純明等在南京創辦《世紀 評論》，宗旨為“超然獨立、公正客觀”，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時与文》 在上海創刊，發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复亮、張東蓀等，1948年9月停刊。1948年1月16 日，《周論》在北平創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潛、賀麟等，12月停刊。《新路 》誕生于1948年5月的北平，与錢昌照、吳景超的關系最密切，當年12月30日就遭國民党當 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劉不同在南京創辦《天下一家》周刊，不到2個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觀察》被國民党當局封閉，成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征性事件之一。《觀 察》的雕謝，對儲安平而言，也結束了他生命的顛峰時代。 作為１９８０年“不予改正”的５名大右派之一，儲安平之死至今還是一個謎，無數人已為 此寫過無數的文章，從戴晴的《儲安平与“党天下”》到鄧加榮的《尋找儲安平》，再到余 開偉的《儲安平生死之謎又一說》（《書屋》1999年第2期），我們至今還不知道他到底是 “投河自殺”、“滔海而死”，還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了（“虐殺斃命”），或者是出家當 了和尚。也許永遠都無法知道了。無論怎么死的，儲安平終究是在1966年“文革”爆發后“ 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了。但是人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擲地有聲的政論，忘不了他先知般的 預言，忘不了他甩給親身經歷過的前后兩個政權的著名論斷。儲安平死了？儲安平還活著？ “儲安平正在复活”，飽經憂患、才气縱橫的章詒和女士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