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案例看一段痛史——《回憶四川“蕭李廖案件”》序言 北京 李銳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經歷，花兩年寫出了《歷史長河里的一個漩渦——回憶“蕭李廖案 件”》；通過這個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經歷的這段當代痛史。 “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全國餓死了多少人？我沒有看到過精确的統計數字，只看到几個 推算的數字，有說三千万的，有說四千万的（我的有關文章引用過這個數字），各有各的推 算根据。如果不說全國，只說某一個地區，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那時還包括重 慶），卻有頗為精确的數位。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万。 這個數字是伯康在回憶錄中提供的。他說明了這個數位的檔根据：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 ，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轉的有關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 口總數是6236万，相差正好約1000万。統計數字中一條人命只不過是個1，這是太高的抽象 ，回憶錄中還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證。如雅安地區榮經縣縣委書記說的：那個縣人口死了一 半，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尸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 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一頁 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歷史啊！ 問題的嚴重還不只是餓死了這樣多的人，而在于當時四川省委的個別領導人封鎖餓死人的消 息，繼續調運糧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還在餓死人。“大躍進”不 是四川一省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正如中共中央第二個《歷史問題的決議》說的，是“毛 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指標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起來。”在 這一場遍及全國的巨大災難中，四川（還有河南等省）是全國最突出的重災區。其所以如此 ，就不能不談到當時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個主要負責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兩年 參加中央的會議，我是有親身感受的。“抬轎子”抬得最起勁的，是長江上中下游三個人， 尤其是上游的這位，跟得最緊，對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別起勁，特別賣力，對于農業的破坏 也就特別嚴重，實際造成農業的減產。在農業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產量的時候，他也不 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會議時，田家英在四川農村作了調查，就同我談過他在鄉 下挨餓的情況。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就批評他，不同意他的調查。后來更是硬 充好漢，根据虛報的增產數從四川調出糧食，使廣大農民失去賴以維持生命的口糧。這就是 當時四川餓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這樣大的可怕問題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 志的對策仍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准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動 搖性的表現。一些人對此憂心如焚，為了使事態不再惡化，為了把從多的饑民從死亡上救出 來，他們想方設法向毛主席寫信，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要知道，當年大刮浮夸鳳、大報糧 食高產衛星等虛假現象，在廬山會議之前，中央早有察覺。因此毛澤東在1959年4月29日寫 了一封《党內通信》，其中提出了一個“講真話問題”，說“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 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為了鼓勵講真話，毛主席還這樣說道：“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 ，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 是吃虧。”問題出在廬山會議之后，全國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團右傾机會主義”，終于導 致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1962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正視現實，發揚了一下民 主，劉少奇提出“三分大災，七分人禍”的觀點，讓各地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 而且還強調要實行“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 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對現實、仍然捂蓋子，對存在的嚴重情況仍然輕 描淡寫，仍然強調“反右傾”斗爭的必要性。在這种情況下，重慶市的三個領導干部蕭澤寬 （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廖伯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 團市委書記），于1960年上半年，分別以書面和口頭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餓死人等真實情 況，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的霸道作風。他們為使災情不再擴大，挽回一些損失， 真可說是忠心耿耿，為民為党為國而進言。可是，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權在握的主要負 責同志，隨后借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之机，秋后算賬。這次全會是毛澤東繼續向“左”傾 道路發展的一次重要會議（為“文革”提供了理論武器和前期運動准備），于是他們三人就 被打成了“蕭李廖反党集團”。“文化大革命”之初公開批判時，又稱為“反党反社會主義 黑幫”，他們經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這方面有些具体記述，將是研究“文革”史的資料。 作者在記述“文革”時期顛沛流离的經過中，記下在北京地質學院接待站的經歷，我以為是 一份很有意義的記錄。通常，人們一說起紅衛兵、造反派、專案組時，總是很反感的。可是 伯康在這里遇到的一些大學生，仍有著年輕人的熱情和正義感，听了伯康的說明之后，就盡 力幫助他們，想為他們討還公道。盡管當時完全沒有可能解決這樣的冤案，但是這些大學生 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動的。這也使我們看到，即使在暗無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 正直的人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說：“我們和這些青年學生相處一年多，在 那動亂的年月，沒有發現他們有什么過火越軌的行為。他們不辭艱辛，不畏風險，踏踏實實 ，認認真真地做了不少調查工作，無非是為了弄清我們問題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張正 義。他們沒有個人功利目的，動机是純正的，為人是正直的。他們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這就寫出了社會生活的复雜性；這就可以增強對國人人性的信心，對我們民族未來 的信心。 回憶錄中對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志著墨甚多，從中可以看到我們當時專制体制的可怕， 及其慣性運轉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廬山會議時，同田家英、周小舟閒談， 我們都有這种感覺，周小舟還曾當面向毛主席說過這一感覺。他們三人落難，既有全國背景 ，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個天府之國被搞成饑餓之鄉。50年代到70年代，在長時間“左 ”傾高壓路線下，從党內到党外，從中央到基層，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 地不斷地抗爭、抵制、諫議，雖然絕大多數被扼殺，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卻為后來十 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時期的到來打下了群眾基礎。 歷史總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錯誤中曲折前進。對歷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應淡 化。因為，只有深刻了解了過去所犯的錯誤，走的誤區和彎路，我們才能加深對新時期路線 方針政策的理解，增強自覺性；同時，對當前党內和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問題，也可以從歷史 鏡子里見其影子，從而提高識別力，注意防范，推動改革。歷史的教訓被正确認識，就會成 為精神財富。我們對過去的痛史，決不可掩掩蓋蓋，怕痛怕丑，忌諱多端；應該留給世人和 后代以真實的資訊，讓大家都聰明一點、堅強一點。如果當代人淡忘了剛剛過去的這段痛史 ，后來人不知道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劇。 不論東方西方，近代現代，重溫歷史，對比今昔，成敗關鍵之一在于是否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有一套科學決策的机制，有獨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證國家、社會正常生活的運行，以保證 執政党正确路線的執行、運轉和發展。否則，很多事情會被扭曲。如我們經歷過的人治代替 法治，專制壓倒民主，主義信仰變成神學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為個人迷信工具，鐵的紀律 成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這難道不是令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嗎？難 道還不應當徹底轉變過來嗎？ 為加強民主与法治建設，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認為，關鍵之一在言論自由。這本是憲法實施 、政策規定中的應有之義，但又成了建國以來的老大難問題。歷來有張無弛，有嚴無寬，乃 至以言定罪。過份強調輿論一律，自然唯我獨尊。一花獨放，導致百花摧殘，毒草肆虐。不 實行遵守憲法的言論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談不上先進文化。言興邦昌，言滅國亡，這是古 人都知道的真理。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談言論自由。馬克思主義也只能在實踐中，在 自由評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檢驗，得到比較，其錯誤者糾正，其正确者發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憂國憂民优党之心，回首往事，著眼未來，敘述出一個重要地區、一個 重要時期的真實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探求歷史規律，以告世人和來者。我拉雜地寫下一些 讀后感，相信讀者會感謝他寫了這樣一本回憶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