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閱后

陳奎德


《浴火重生》書如其名

這是一本史書。它記載了中國的一群人、一組團体自1976年以來至今的活動歷程、心路歷程
，它圍繞著一個重大事件：1989。

這又不是一本史書。因為1989事件并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
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确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
沉沉黑幕之中。論及此事，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
中的一個活躍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導火線索。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審判”
。1989仍舊是活著的現實。而書中人物，也仍在繼續思，繼續行。

《浴火重生〞〞社經所与八九民運》，書如其名，它所聚焦的，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
所》以及陳子明和王軍濤及其同事一批人：他們的背景，他們的理念，他們的活動，他們的
遭遇，他們与1989年民運的關系。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后，一大批參与者被判刑羈獄。其中刑期最長者是陳子明和王軍濤，均
為十三年。由于在事件里二位并不像几位學生領袖處于廣場舞台中心，并非媒体的聚焦點，
故部分海內外觀察家對此重判頗感惊异。然而，對于了解他們，對于了解社經所團体的人而
言，是不會覺得奇怪的。因為這合乎北京一貫的思維邏輯，也合乎他們及社經所團体對自己
的角色的承諾。

十几年后，他們及他們的組織〞〞社經所團体的活動，壓縮在這本書里，回響著當年遙遠的
喊聲呼嘯聲和履帶聲、映射著已漸模糊的人頭攢動青春面容血淚迸涌，鑄成了沉甸甸的回憶
。雖然本書并沒有煽情和夸大，娓娓道來，行文節制，分析客觀，但由于點燃了十几年前的
烽煙，已使我無法靜坐入定，順暢閱讀。古井噴涌，殘夢重現，几覽几停，難以卒讀。到終
于掩卷時，已如小病一場了。

簡單地說，本書勾勒出了社經所團体在1976年后特別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后的基本活動及
其理念，輪廓是清晰的，描述是可信的。本書為那幅壯闊的畫卷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填
補了關鍵的空白，在有關那段歷史的多元 ？事中，理應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縫隙是如何打開的

穿越十五年的時間和万里之遙的空間，讓我們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國？一個全權主
義強弩之末的社會中。人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恐怕是：

縫隙是如何打開的？民間的体制外的空間是如何出現和成長的？

回答了這一問題，就了解了本書的意義，社經所團体的意義。

擺在當時有識之士們面前的一個困惑是：在一個全權主義控制的社會中，組織如何可能？确
切地說，体制外的公開組織何以可能？

前人的經驗是很難幫助人們解此難題的。

原因在于，首先，秘密組織、地下組織几乎都被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政權力量消滅了，他們留
下的，只是布告欄里人格侮辱式的漫畫般的勾勒宣判以及絕密檔案里的永不見光的蛛絲馬跡
。它們如暗夜中的流星墜落，基本上不具有傳承性和連續性。這是1978年之前無聲的中國民
間組織的總体圖景。

其次，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奇跡般獲得的突破及其公開經驗，譬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
的七七憲章運動，以至更早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等等……。這种在全權社會中獲得的突
破，產生的經驗，几乎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一旦出現過波蘭團結工會這种形態，由
于其對其他共產政權的警戒效應，在极其敏感的防范措施下，其他共產國家就再也不可能再
產生團結工會了；一旦捷克產生了七七憲章，匈牙利出現過裴多菲俱樂部，它在世界歷史上
的壽命就到此為止了。這些都是在世界史上不可重复的特例，一次性事件。


在“不可能”中發現“可能？

鑒于上述原因，要在共產國家的体制之外成立自己的組織，每一次都必須創造，每一次都必
須賦有在“不可能”空間中發現“可能”的想象力，每一次都必須具備“無中生有”的行動
技巧。

“無中生有”這就是社經所團体同仁所作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歷史創造力。
但他們竟然做成了。雖然歷經艱險曲折，雖然付出慘痛代价，畢竟，它們已經留在了中國現
代史上。本書所記錄的故事就是明證。

來看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

鄧小平在中國發動的改革開放，在某种意義上，實質上是全權國家的政治權力收縮的過程，
意識形態弱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國家与社會一体化的“党-國”体制到國家与社會逐漸分离
的過程。即，政府向社會放權。政企分開：政府將經營權、決策權、人事權下放給企業，將
大部分經濟權力下放給社會。其次是中央政府將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在干部管理、行
政管理和社會管理方面，在政治決策和經濟決策方面，在稅收、財政和金融方面，改革開放
后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大大增加。最后，政府對公民的管理逐漸放松，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
有所增大了。

這一過程產生了日益強大的內部張力，原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中共全權控制的社會結构
已經難以承受這一沉重壓力了。于是，這一張力促使中國社會產生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環境的
變化。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80年代后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复活，并出現了迅速增長的勢
頭。而民間社會開始复活，是以民間組織的出現為主要標記的。

不難理解的是，處于這种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极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向威權主
義（authoritarianism）轉型的歷史階段，中國大陸民間組織的破土而出，是一個极其微妙
的歷史過程。各類組織單位，在很多情況下都帶有原“党國”体制的胎印，難于一步到位，
從而呈現出多元混雜、非驢非馬的過渡形態，并且各自生長的故事也异彩紛呈，少有雷同。
各种成型的形態也各各不同，形形色色。

我們主要感興趣的，除了企業（私營、外資、合資、國營）外，是不以營利為目標的“民辦
非企業單位”，有點類似于國際上的所謂NGO（非政府組織）。基本上是指民間的服務性組
織，它們較少或基本上不享有國家的經費資助，主要通過向社會提供有償性服務，或通過有
關的國內外的基金會或民營企業支援而運轉。譬如，環保組織、家庭教會、商會、工會、農
會、消費者協會、運輸戶協會、店主協會……等等。自然，八十年代后期更引人注目的是在
文化系統、知識界內的一些創造性的組織与交往合作方式，如：研究所、編委會、雜志、報
紙、書院、中心、函授大學……等等。

著名的有：北京《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含社經所團体各單位）、《走向未來》編委
會，《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与世界》叢書編委會，上海《新啟蒙》編委會、《思
想家》編委會、《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中心》、《文匯月刊》，武漢的《青年論壇》編委會
等等。在報紙新聞方面，也展現出了某种嶄新的面目，明顯地脫离了党報的格局和軌道，如
，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社會報》，北京的《經濟學周報》、《中國廣告報》，深圳
的《深圳青年報》、《蛇口通訊報》、《特區工人報》以及蘭州的《西部晨報》等就是典型
。

這些机构已經開始賦有了“半官半民”的性質。即，雖然它們仍須“挂靠”在某一單位名下
，即在名義上登記注冊為某一單位的（挂靠）下屬机构，但在經費籌措、出版宗旨、審稿許
可權、人員安置等方面都是獨立自主的。有鑒于此，它們就不再是“喉舌”式的傳聲筒，而
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獨特聲音。

据初步統計，到1989年，全國性社團聚增至1600個，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万個。


不同的民間社團 不同的民間性

于是，前述的基本問題：組織如何可能？其答案，也許就存在于這些研究所、編委會、函授
大學等誕生發展過程的一個個具体而有創意的故事之中。

考究中國的“民間社團”的不同層次不同程度上的“民間性”，可以揭示出這一轉型時代的
重要秘密。而“民間性”“自主性”的強弱，与當時這些組織的基本生存方式有關，這一方
式是用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詞來描繪的，即：“挂靠”。

人們或許會問，何謂“挂靠”？何謂“挂靠單位”？

其實，所謂“挂靠”，名義上，它是中國体制內單位的向外延伸，是在“党？國”內難于自
主生存的組織通過注冊為某一体制性單位的下屬机构的名義而獲得生存權。實際上，它卻正
是對中國特色的“單位制”的一种弱化方式。

如所周知，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制度下的所謂“單位”（工厂、學校、机關等），并不
像現代社會的公司、企業，它并非一种純粹的經濟組織、并非主要追求盈利的團体。它其實
是中國國家政權体系的延伸。中國當時所有在職人員必定在某一單位控制之下，從他（她）
的經濟、政治、道德訓導、到教育、文化，直至每一職工及其家屬的生、老、病、死，無所
不包，無所不管。單位是代表國家机器監控個人及其家庭的細胞組織，是政權的執行机构之
一。在毛時代，國家是唯一雇主，單位是其分支机构。某人被開除出單位，就意味著餓死。
因此，單位對個人具有极其強大的控制力。中共的政治監控体系在城鎮主要就表現為單位制
這一龐大网路。在毛時代，中共絕對不能允許有其他組織与個人獨立、自外于單位制的天羅
地网之外。、

“挂靠”，就是把一個原本不容易合法批准的組織或社團納入到一個正規單位之下，名義上
是把另一個合法的、可靠性較大的國有企業認作是自己的上級單位。實質上，是一個非正統
組織被蔭庇在一張紅色保護性大傘之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謂“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所謂“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就是在這
樣一些非正統的社團之中及之間，逐步生長起來的。而八十年代的“挂靠單位”這一郊外草
地，在靜悄悄之中，确實繁衍出了眾多奇花异草，成為當年社會中最富于生气的因素。

如果仔細區分，可以發現，各种組織社團与其挂靠單位的親疏、遠近是各各不同的。譬如，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原來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學哲學系。1987年末左右，上海另一所大學
（即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的享有開明名聲的陳敏恒校長，正在試點施行教育
改革，有心把該校辦成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式的、以理工為主亦有重點人文社科長項
的綜合性大學，遂邀請我前往該校創辦一所文化研究所。于是，文化所挂靠在該校，成為一
所賦有相對自主性的机构，在研究人員招聘，研究課題的确立以及研究經費的使用上，我都
具有完全的自主權，這与复旦大學哲學系与校方的關系是非常不同的。不久，我們又設法使
上海《思想家》雜志（筆者創辦并任主編）挂靠在研究所，這一挂靠關系就更加松散了。畢
竟，研究所的研究員還是大學教員的編制，而《思想家》雜志，在編輯人員的任命、稿件終
審權方面，是完全自主的，校方從不過問。如，編委會成員就是來自上海、北京、南京甚至
海外的，它与大學僅僅是一种若即若离的關系。因此，該刊獨立性已經使之公然能夠在當年
中共的統治區域內亮出“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旗幟。同時，我們所編的一套叢書在1988年
的中國就出版了像《新自由論》這樣的書（封面所印書名的英文即為： New Lib er al ism
新自由主義），書雖不厚，卻也系統闡發了當代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這些事件在原有單位
內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它已經大大超出了“單位人”想象力的的范圍。

此外，當時還有种种不同的挂靠方式。譬如挂靠在首都鋼鐵公司名下的關于法制方面的研究
所（記得有張顯揚、張宗厚等學者參与）等等……。總之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社經所的三大优勢

然而，環顧全國，比較各類的以挂靠為生的單位，林林總總，在我看來，陳子明王軍濤及其
同仁所創建的社經所是走得最遠的，獨立性是最強的，管理是相當專業的，實際操作上也是
最有效率的。其中原因恐怕有三：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的財政完全獨立，第二，相
對于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流行的西方時髦思潮，他們有意識地發掘和堅守并不趨新的自由主
義主流，第三，各成員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奉獻犧牲精神。

自己給自己當老板，這是社經所團体生气勃勃，自主自立的基本條件。他們實現了自我籌資
、自由選題、自主發表，為具有獨立意識的學者提供從資料、經費到報刊發表、出書的一條
龍服務。建立了一個分工合作、資源分享、統一調配（例如以暢銷書的利潤補貼可能賠本的
學術書），以強大經濟實力為后盾的綜合体。在系統各經營机构之上設立了北京社會經濟科
學基金會。由于有了一定的財政保障，因此在從事各項學術、社會乃至政治活動時就顯得游
刃有余，不受掣肘。

中國知識界對于自由主義重新召喚，雖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旬才蔚成規模，但其實在八十
年代已經初露端倪，而社經所團体則是重要陣地之一。九十年代海內外的自由派人物中，不
少人或深或淺与社經所團体發生過聯系。實質上這种聯系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六。四事件
与自由主義之間的精神關聯。

社經所團体是多年有心改造中國的一批理想主義者的組合。正如陳子華女士在本書主体長文
中所表明的：“當局將社經所視為‘三朝元老’也并不奇怪，因為社經所團体的成員几乎參
与了中國1976〞1989年間各個階段及各种形式的民運活動和民間活動，包括四五運動、北京
之春運動（民主牆和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叢書熱、書院熱、研討會熱、民辦研究所
熱、經濟和政治体制改革造勢、80年代的歷次學潮以及八九民運。”這使它堅韌不拔，歷久
彌新，屢仆屢起。

簡言之，社經所團体的同仁創造了一种新的組合模式〞〞完全獨立的民間研究所的組合模式
。這种模式倘能存活、發育起來，對于公共空間的出現，對于民間社會的生長，無疑是具有
重要意義的。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努力是，社經所團体活動并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
全中國各地。這方面，天生賦有江湖气和親和力的軍濤貢獻尤大。他們經常出入的武漢、深
圳蛇口……等各個碼頭就不用說了。就是遠在上海的筆者，也被拉上“賊船”，應邀擔任了
他們團体的社科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參加了几次大型學術研討會和小型學術沙龍，（如京丰
賓館召開的大型研討會以及在蛇口舉行的京滬港現代化理論學術沙龍，有三地學者參与），
擁有很愉快的現場觀感与合作經驗。


六四前的最后一次見面

記得六四之前最后一次与社經所朋友的見面，是1989年3月14日，一個晴朗的春日。我計畫
在北京借前門飯店舉辦《思想家》雜志創刊座談會。下午二時左右，應邀的客人已陸續抵達
：蘇紹智、王若水、嚴家其、于浩成、北島、戴晴、王軍濤、包遵信、邵燕翔、張顯揚、陳
平原、甘陽、王焱、蘇煒、黎鳴……四十多位“自由化知識份子”連袂而來，其中王軍濤、
嚴家其、包遵信、黎鳴、張顯揚等都是社經所團体的干將。正當万事俱備，只待進場之際，
飯店當局突然通知我，說是會場發生“電路故障”，無法開會（這是我一個多星期之前就訂
好的會場，并且會前飯店一直告訴我一切正常）。事有蹊蹺，我只好說我們不用電也可開會
，但飯店仍堅持不允。無奈之下，不得不轉移到附近陶然亭南華賓館。開始該飯店也滿口承
諾，但人員抵達之后，卻遲遲不能進場，几經訊問，不得要領。最后，圖窮匕首見，飯店終
于承認：是北京市公安局不允許此會召開。我仔細觀察了一下，才發現早有兩三張陌生面孔
一直隨隊在“精心護送”我們這批學人了。

回上海后，我們文化研究所仍与社經所團体多有聯系，時時收到其活動的邀請，時時耳聞目
睹他們的成績，一個月之后胡耀邦先生去世，他們更是忙得腳不沾地了。當時，自己是親身
切切實實地感受到這個特別的民間組織的事業正飽含生机、蓬蓬勃勃地在中國特殊的大變遷
時期的成長和壯大。

然而，命運之神常常是難于預估的。正當社經所團体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1989年“六、四
”凌晨鐵甲轟鳴的聲音使它嘎然而止了。一個生气勃勃的團隊頓然而散，成員各各被拋入了
不同的人生客棧，有秦城監獄，有遼陽苦役，有荒山野林，有异國他鄉，有象牙書齋……。
十五年過去了，在各自的煉獄中“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社經所團体同仁們，雖然備嘗酸
甜苦辣，甚至有人也經歷了各种錯失和跌落。但畢竟沒有完全倒下去，畢竟沒有忘記當年的
夢，歷盡劫波之后，他們終于在這本書里相聚了。當然，在這里，他們唏噓話當年，并非“
白頭宮女話玄宗”，而是更多地聚焦于未來了。……


迎接新的歷史關頭

不必諱言，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即將降臨，經過十五年滄桑，當年的風云人物，雖已兩鬢成灰
，然而，早年之夢猶在。人們也注意到，在新的歷史際遇中，又一輪回已隱隱萌動，中國進
入一個公開的政治競爭的情勢已經為期不遠了。屆時，可以預計，書中的一些角色不可避免
地將要在公眾輿論的火力下生活、表演，面對批評意見，面對激烈的批判，甚至還要面對“
誅心之論”。這本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有志于在政壇上一顯身手的精英們必須
預先做的家庭作業。可喜的是，筆者注意到，這种情況已經預先出現，對子明軍濤的批評已
經在各种傳媒中，在公共生活中出現。對此，有人頗有憂慮。在我，卻感到大可慶幸。說到
底，子明軍濤他們所追求的，正是這种可以對（作為政治人物的）自己能夠無顧忌地批評的
局面出現，而且是制度性的無顧忌無恐懼批評的局面，這并非中國古代的所謂“宰相肚里能
撐船”，假設他不撐船了你怎么辦？依賴個人作風的大度寬厚并非長治久安之道。輿論与政
治人物的正常互動，甚至尖銳對峙，正是我們的基本制度性目標之一。如果我們達成了這种
生气勃勃而又寬容說理的狀態，正表明我們提前進入了現代政治文化的境界。無疑是國人政
治風度和整体政治文化的福音。

另有一點，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特別是在“清流”的士大夫傳統中，有一种視政治為“骯
髒”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實際上，以政治為志業，与其他職業場，如學術、商業、藝術……
一樣，都有骯髒的人和事，也都有干淨的人和事。職業并不是骯髒的构成要素。實際上，無
論在什么領域，任何權力都同樣具有自我擴張和趨向腐敗的內在指向，因此都需要他方的權
力來制衡。（如果深入了解學術、商業、藝術等各界，其中黑幕并不比政界差）。政治權力
之所以受到如此高度的關注，無非是因為它的影響面涉及每個人從而更為廣泛，因而在憲政
民主國家發展出了一套精密的制度性制衡措施而已。這并不意味著政治人物道德上就比其他
職業者低一等。事實上，在歐美諸國，据我觀察，并沒有中國讀書人那种怕沾政治髒了手那
种病態的洁癖。從政，無非職業的一种而已，既不更高尚，也不更低賤。至于人們喜歡拿政
客開涮，喜歡盯著政客的一言一行，也無非是因為政客錯了，影響大，大家都得“兜著走”
，而不得不嚴厲看管著而已。所以，在中國社會，形成某种以平常心看待政治人物的氛圍，
我想也應當是建立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至于政治人物本身，對自己的“責任
倫理”的修煉提升，恐怕也是社會對他們應有的基本期待。

筆者本人，對社經所團体的老朋友們是抱有相當高期望的。記得在中國最后一次見面（即前
述《思想家》創刊發布會）后，軍濤用車把我送回所住旅館，并在我房內又聊了一陣子。送
他出門時，已是暮色沉沉。望著軍濤消失在京城暮靄中的身影，估量著社經所乃至國家的可
能命運，頗多感触。沒有想到的是，自別后，從此天各一方。再次見面時，已經是七年之后
在美國了。但當時分手時的彼情彼景，栩栩如生，卻是永遠銘刻在了腦海里，蕩久彌新，蕩
久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