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後又寂寞 ——讀《大公報新論》　　　　　　　　　　　　　　　　　　　　　　　　　　　　　 （北京）劉自立 《大公報》度過一百年所謂慶祝以後，兩三年來，又似乎處在萬籟無聲、惟有寂寞的狀態。 叫我看來，是因為百年以後，並沒有《大公報》課題研究的突破性見解面世。《大公報》寶 貴遺產的整理和更新忽然無人響應而自處落隅，連我認識的老《大公報》人對待之，也有事 過境遷之感。所幸近見《大公報新論》一書的出版，好像多少對這類擔憂有所解除，雖然說 不上完全解除。因為此書到底是在論述三十年代的《大公報》，未就《大公報》整體研究做 出新論。但是僅就這個劃年代研究而言，作者賈曉慧先生還是提出了她卓有見解的材料和觀 點。這些觀點對三十年代的歷史尤其是經濟史料，做出相應的整理規範之同時，自然也對《 大公報》面對那段歷史採取的態度做出了判定，得出了結論。由此可以推此及彼，想到《大 公報》的以後和再以後。就是我們以前所說的，將《大公報》的民間報紙的價值和作用做出 整舊翻新的恢復工作。不然，《大公報》的寂寞是無可避免的。如不如此，《大公報》就只 能是一張歷史上的新聞紙。 放進歷史中說歷史，一向是歷史研究最好的方法論和觀點說?記得唐先生振常公在世時有如 此說。以後的《大公報》研究者也繼承了這樣的學風，以《大公報》公道之精神，公道地對 待《大公報》。 於是，公正地對待三十年代中國發生的、我們現在盡人皆知的歷史大事變，尤其如「九?一 八」事變這類頂點的大事，就成為研究那時候的《大公報》的必然。在那樣的一個嚴峻的局 勢裡，《大公報》的態度和國民黨的態度如何，人們一直以來關心之，反思之。因為現在的 關心和以前的關心不同。以前，只許一種態度說話，而今，可以質疑之，而有其他觀點的存 在，遂形成歷史懸案的多頭線索。這當然不包括那些只會、也只好說官話、套話的人。因為 按照他們的說法，《大公報》因襲國民黨的「不抵抗態度」，遂自然而然淪為其幫兇。 《大公報》為當時的人們、也許也涵蓋今日的人們，勾勒了一副發展經濟以圖強國而抗戰的 圖景。這副圖景可以稱之為是《大公報》理想主義的一個顯著象徵。在這個幾乎是夢幻般的 圖景中，《大公報》企望在國民黨銳利改革、勵精圖治、反對貪官腐敗的大宗旨下，在消除 所謂的內患，抑或聯共的意圖下，達到中國民族之復興。其意可讚，而其旨稚?可笑也！因 為，在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方面，《大公報》雖然舉行了由當時絕對精英人物 參加的大爭論、大探索，但是，他們的共同弱點是，忽略了共產黨人的力量和影響，忽略了 蘇聯和全球社會主義思潮之影響。在這樣的一個影響和實踐的條件下，胡適之的民主主張也 好，其他人的漸進民主主張也好，都沒有能夠達到解決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根本問題之途徑 。在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勢力一舉壯大發展，全國遂出現所謂的抗 戰之大好局面。其中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包括大公報的主腦們，沒有來得及嚴格研 究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之關係；他們沒有研究寫出如《六十年來日本與中國》一書同類的「 多少年來的社會主義和中國」一書。這是它後來左傾而「新生」之必然。 《大公報》對待日本人侵略中國的看法，一般來說是難以為國人接受。當時的《大公報》上 ，也刊登過民間的幾乎是激烈抗議的文章。但是他們還是固執其見、堅持其論而進行大量的 說服工作。這樣的說服工作，終於因國民黨一再拖延抗戰的啟動工作，而最後被《大公報》 所詬病之。 國民黨的不抵抗和消極抵抗的態度，與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適成黑白反差。 何以出讓東北，像一首歌曲裡唱的，「國民黨的軍隊有好幾十萬，恭恭敬敬地讓出了瀋陽城 ……」《大公報》人的解釋，就是所謂大名鼎鼎的「明恥教戰」。胡政之說：「吾人以為今 日之大患，尚不在外患敵兵，而在政府與社會人才破產。」「以奄奄一息之身，任何名醫， 難奏速效，倘復不慎，死亡隨之。」 這是他們立論的全部基礎。這個基礎在書中有許多交代。簡言之，和越王勾劍臥薪嘗膽有異 曲同工之處。因為夫差那裡還是一時強大的，越國一時弱小。明恥，就是臥薪嘗膽；教戰， 就是自強不息，壯大經濟，暗中備戰。《大公報》還請來當時著名的軍事問題專家蔣百里先 生在報紙上開闢言論軍事問題的專欄，以作其知識的普及。這個態度，這個道理，在半個多 世紀以來的中國是上了黑名單的。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現在的說法不一。各類書籍中，也有各自的根據。比如說，在1932年 ，中國共產黨在江蘇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就是「九?一八」以後不大不小的歷史事件。蘇維 埃政府的成立，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是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在國民黨人看來，則是要 分裂國家，影響備戰，故要剿滅之。《大公報》對此發表了十分強硬的言論?「當中國忠勇 將士在淞滬間受日軍陸海空攻擊，肉搏流血……而江西，湖北，為剿匪事尚牽制大部軍事， 此誠國難中之最大矛盾，國民所引為痛心者也。」（見該書，下同） 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全民抗戰，是他們的一直以來的主張。這個主張在西安事變以後，變得更 加重要。張先生季鸞公親寫傳單，在發生了事件的西安上空播撒，以至出現西北軍、東北軍 的軍人看之頗有悔過之意的傳說。這就說明了西安事變的反作用。這個態度在以往的《大公 報》研究裡自然是一個禁區。但是，時隔幾年以後，在張先生仙逝的時候，國共兩黨要員都 讚揚了張的為人和為文。張的大致主張就是所謂的「國家中心論」。這個主義在國民黨那裡 是不成問題的；在共產黨那裡，在他們的也許是戰略也許是策略的部署中，至少在抗戰的前 期，也是不明顯反對的。直到抗戰以後的重慶談判，在表面上，他們還是擁護蔣的領袖地位 的。雖然，在此著中，西安事變時候，大公報的態度，並未展開言之，但是也有了涉及。 在抗戰中改造中國，改造國民黨，抑或是否實行訓政後時代的民主，這些問題，在《大公報 》上已經展開討論。這是它促進政治改革的一貫態度。雖然這個改革最後是以失敗告終。共 產黨取而代之，是國民黨改革的終站。但是，《大公報》人和《大公報》邀請的學者們在當 時說出的那些道理，是否完全因其失敗者的地位而歸於無意義之清談呢？結論剛好相反。《 大公報》的政治改革乃至中國現代化之主張，說的是在經濟（工業）、科學和政治上齊頭並 進的改革?這個說法，在事過近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又被提了出來。中國究竟是要走社會主 義的、還是半社會主義的、還是半資本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道路，當時很有一番爭論（ 他們說的各種主義，和後來的人們說的也許不盡相同）。這個爭論，人們在閱讀此著時，當 然有親近感。因為，在學術界，這個討論是新瓶裝舊酒！ 大致而言，在那篇由丁文江先生打頭，關於獨裁和民主的大討論裡，說中國要實行獨裁，獨 裁有理者，或者說暫時有理者，有之；說獨裁無理，要即刻實行民主者，有之；說中國應走 歐美的道路者有之；說中國應走非蘇聯之道路者有之；說中國應走第三條道路者，不走蘇聯 、德、意之道路者，亦有之。 在實行何種樣子的政治體制上，《大公報》的看法是：「中國今日，除國民黨外無強大之政 治組織，國民對訓政，久已承認之，是則國民黨之責任，惟在厲行遺教由訓政到憲政，踐其 對國民之約言。」 在實行憲政方面，也是如此。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國政治家和知識者，在主張實行何 種樣的憲法時候，都主張實行歐美之憲制，而反對蘇維埃化（《張君勱傳》）。至於以後歷 史開了玩笑，那不是《大公報》的責任了。 在實行何種樣的經濟體制的問題上，《大公報》也是各抒己見。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一番整 頓，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說，在1936年前後，中國經濟出現了一次復興。這個時期的各類 經濟指標都有喜人的表現。在此形勢下對中國經濟前途的展望，更加引人注目，進而言之中 國經濟體制之設想。說是實行純粹社會主義體制者居少，說實行統制經濟者居多。這其實是 一種改變以後的國家干預式經濟體制。《大公報》說：「歐戰以還，美國資本主義已經充分 發達，造成尾大不掉之形勢。其採取法西斯傾向，施行統制經濟，成敗雖未可卜，要不失為 補救之一道。」雖然他說蘇美之統制經濟「迥不相侔」。這和張季鸞在《大公報》一萬號中 鼓吹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可以說是一個概念吧！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也。 於是，在《大公報》人的眼睛裡，在不觸動國民黨統治的大前提下，進行中國的全面改革大 想法，在其版面上和盤托出了。這個盤子裡的貨色究竟有沒有價值，今天看來是有價值的。 因為今天的中國，人們對於如何實行經過改革的憲制，經過改革的民主，經過改革的經濟體 制（更加深化的經濟改革），還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細而糾之，今天的中國，究其政 治局面而言，也是惟有一個黨，在沒有其他政治力量與其競爭?國民黨還有共產黨與其競爭? 之局面下，發揮其政治之作用的。談論改革政治之道，或者說，沿用《大公報》的說法，也 是要在一個黨的領導下，達至其政治目標的。在經濟方面，《大公報》所說的統制經濟，和 今天的關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爭論也有呼應。這個統制經濟如何實行如何認識，一 直以來，人們的爭論同樣莫衷一是。 在實施憲政方面，除去村級選舉，還政於民的憲政體制之實施和實驗，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 。民主和自由的討論，以及新威權主義的討論，也同樣是各持己見，未得共識。嚴復題寫報 頭的「大公報」三字中，「公」為其中心。但是，在今天人們對於 「群」者「己/私」者之關係研究上，嚴復的「公」，更多是定位在「群」之社會和政治取 向上，而不是定位在西方自由主義的個性至上的「己」或者說「私」之意義上。而這就是嚴 復對於MILL的《自由論》?的所謂移譯吧：《群己權界論》！（見台灣學者黃克武著《自由 之所以然》一書）《大公報》當然很少言及關於民主和自由的不同取向，他們也沒有發現， 中國民眾在社會主義思潮的鼓動和影響下，實際上是選擇了要所謂的盧梭式民主，而不要MI LL式的自由。而今所謂「告別革命」的時代，一股新威權主義的漸進改良之風，又有回吹趨 勢。它似乎和嚴復對於自由之理解跨世紀同歸了。 撫今追昔，《大公報》當時的言論，還是沒有今日的研究更為深刻和準確。還政於民的過渡 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一百年，還是一個原本意義上的過渡階段，迄今沒有結 論。《大公報》當然也沒有想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人會提出一個非社會 主義的共同綱領?是建築在所謂的新民主義論的基礎上的?一個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准資本主 義政治經濟經濟試驗，來迎合民心，爭取知識分子的大多數。 這個試驗如果果然進行了，像主要中共領導人所說的「五十年」?剛好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那 麼，《大公報》人和當時的學者文人們的討論，就會結束在一個對待自身的反諷和否定上。 但是，可惜！這個歷史上的「如果」沒有成立。共產黨人很快就放棄了他們的准資本主義試 驗，而迫不及待地要走向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的試驗了。 只是當所有這些試驗歸於破產以後，一種新式的所謂「初級階段」的提法，才被用來解釋這 樣一種准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這樣的改革，起始於對於市場的肯定，對於民營企業家的肯 定，也就是說，肯定了《大公報》肯定過的民族資本之發展。於是，歷史繞了一個大圈子又 回到了原點。 在此著中，為《大公報》注重的民族工業的明星人物，如永利制鹽公司范旭東等人的歷史作 用，在今日，仍有借鑒之功用。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國經濟「精英」人物如仰融、楊彬…… 加上那些為官的貪官敗吏，經濟人的歷史地位又該何論，也是一個人人困惑之問題。 歷史是會開玩笑的。在解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國民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的共性和非共性問題以後（國民黨初期和蘇聯的關係、共產黨後期和美國的關係等）； 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精神遺產中的是是非非，是否還應由這兩個黨留下的價值標準代為判斷？ （《大公報》人如張先生，不就是被糾纏在和蔣介石的個人關係中而拔身無力嗎！）這一點 也要探討之，澄清之，以達澄明之境。與時共進，是一個艱難的、但也是偉大的選擇?包括 實行新聞改革?恢復民間報紙；擺脫黨派對於媒體的干係，是人們紀念《大公報》的真諦所 在。沒有和抽取了這個真諦，紀念就流於一個空殼。紀念流於空殼，寂寞當然就會接踵而至 了。 《大公報》在此一方面的說法是極為清晰的?「大公報是一切人之喉舌」，非一黨一派之。 它還有一個「第四權力」說，也是闡述類似以往所說之「無冕之王」的意思。若果如此，前 述所言之《大公報》百年以後的寂寞，就會一掃而空。若果不如此，《大公報》之百年，就 只好壽終正寢了。於是，我們可以做出的判斷是，《大公報》作為一張民間的報紙，在國民 黨的政治統治下的存在，顯然是一個曾被統治者接收的事實。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由盛及衰 的歷史過程裡，《大公報》作為它的一面鏡子，還是起到了現在一向所說的輿論監督作用。 雖然前前後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大公報》都有批判，但是畢竟生殺大權還是掌控在國民 黨的國家機器手中。他沒有對該報實施斬盡殺絕之勢。不像在「文革」中，已經改為黨報的 北京《大公報》，還是不免要死在紅衛兵的手裡?而其實，紅衛兵只是一個被人操縱的打手 而已。北京《大公報》之死，不是由於它的共產黨時期之誤，而是它的國民黨時期之誤。這 個所謂的歷史罪責，擺在1949年以後的《大公報》人面前，再度以新舊合一的方式，逼迫《 大公報》人做出懺悔。其罪責的主要承擔者非芸老莫屬?王先生也有承攬一切而放罪於他人 的「公」心?除去張先生對西安事變的立場，芸老撰寫《可恥的長春之戰》的立場、對於雅 爾塔協議出賣內蒙古主權的立場、對於毛澤東之做《沁元春 雪》的立場……都是。 多少老《大公報》人，年來就是在這樣的一種可悲的懺悔聲中結束他們的所謂抑或官僚主義 、抑或民族資本主義之報館的政治命運的。 再則，是關於香港《大公報》的性質問題。這個問題亦牽扯到《大公報》的財產產權和立場 歸屬。有《大公報》之子弟，索要其父《大公報》之元老級人物的前期股票所有權。由此引 發的一系列懸案，至今亦未有結果。如果說，1949年以後的《大公報》是由共產黨領導之媒 體，那麼，它的原來的產權歸屬，是否經由英國政府加以解決之；抑或這個未經公司合營? 香港不存在這個社會主義進程迄今?的報紙，其歸屬仍在大陸政府；原來的報紙之民間屬性 在香港是如何加以轉換的。這個課題，是幾乎所有《大公報》研究者都有意無意加以忽視的 ，也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未定之先。當然，在此著中，這些問題沒有涉及。但是，既然要論 證《大公報》的民間立場，其經濟地位上的明確定性是無可避免之事。 再有，關於《大公報》之在國共內戰時期的表現，本書也未有涉及。這是一個很微妙的選擇 。《大公報》人王芸生在四十年代末的北上之擇，各種說法不一而足。但是，《大公報》人 前此對於所謂統制經濟之偏向，和他們任用共產黨地下黨員，以及承認其在四十年代報館中 的作用，也是一個不可以忽視的因素。其實，正如本著所言，《大公報》人雖然有「中道之 行」而反對偏向蘇、美任何一方的主張，但是他們迎合當時所謂在政治上學習歐美、在經濟 上學習蘇聯的立場，是十分明顯的。包括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張東蓀等人，就是這類主 張之代表人物。加上在國家易幟之前，《大公報》人聽信了其報館民間性質不變的承諾，王 芸生遂選擇了所謂之「新生「。雖然幾乎就在同時，他們的許諾就被天津《大公報》的改名 而否定掉了。以後的日子，其實就是王芸生被排除在報紙之外的歷史。 《大公報》百年紀念時候，有《大公報》人和一些學者提出，要恢復《大公報》北京版。這 個提議沒有考量是要恢復一張民間之《大公報》，還是要恢復一張官辦之《大公報》。這是 不可混淆的選擇。如果民間報之恢復果然可行；如果《大公報》的確辦成一張以一切人之喉 舌為喉舌之報紙；如果一個在新的時代，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的新的《大公報》真的誕生 ，這神話居然可以實現，我們一向所說的《大公報》改革之夢就會幻變成為現實了。 這是可能的嗎？ 我們是否可以期待這一天的到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