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在犧牲与背叛中接受考驗 北京滲透鎮壓“新青年學會”全過程 中共最高層江澤民羅干直接批示 　　 2000年夏的一個周六上午，8位年輕人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一間簡陋房間相聚，組成一個討論 中國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討小組。他們當中，有的是學生，有的剛畢業，都不過30歲。 他們當時都是朋友，聚到一起是因為一個共同愿望，即讓自己的國家更美好。午飯后，由7 名男士和一名女士組成的這個小組在校園里散步，沿一條綠色湖畔柳蔭下認真討論著國家的 問題。 兩天后，其中一名學生在其大學的橫格信紙上記錄了當天的活動。 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李宇宙潦草寫道：“我參加了一次‘新青年學會’會議。”他記錄了聚 會時間（8月19日上午10時）和与會者姓名。描述了他們對政治變革的觀點，并稱有的人主 張“暴力手段。”他補充寫道，朋友們希望小組活動保密。隨后，他將報告交給了國家安全 部。 三年半后，研討小組的4名成員被以顛覆罪判8至10年囚禁。兩人獲釋，但因在員警詢問中出 賣他人而生活在恥辱之中。李則逃往泰國。一天下午，他翻看著他過去寫的報告，痛苦地解 釋起他為什么要當線民和出賣朋友。 天安門廣場屠殺近15年和蘇聯解体13年后的今天，中共在開展世界上規模最大或許也是最成 功的權威主義試驗。“新青年學會”的遭遇使人對中共為維持其對權力的獨攬而采用的手段 和身陷其中的人們所面臨的困難道義抉擇略見一斑。 研討小組的命運還說明中共在運用其生存的最基本原則之一時絕不手軟的程度，即視一切獨 立組織為潛在威脅并予以粉碎。 “新青年學會”的8成員從未就政治綱領達成共識，也沒有任何資金來源。他們從未在其他 城市建立分支或發展新成員。他們甚至沒再召開過全体出席的會議，總是有人太忙。 然而，他們卻引起中國兩大安全部門的注意。有關他們活動的報告送達中共最高官員，包括 負責國內安全的政治局委員羅干。据見過一份概述高級官員就該案所做指示的內部檔的人士 說，連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都視該調查為國家最重要的之一。 領導層如此重視一個平民小組反映出其對權力的惶恐不安。盡管有人認為經濟改革必然導致 政治自由，但中共還是實現了20年的迅速增長。但它難以應對日益增長的社會緊張和大眾不 滿，并對學生活動格外緊張。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就是學生運動引發的。 因此，中共迅速鏟除“新青年學會”。在鏟除的過程中，中共迫使8位年輕人思考他們愿為 自己的信仰和朋友做出多大的犧牲。 本報導是根据對“新青年學會”研討小組成功躲避追捕的4名成員、遭監禁人員的親朋好友 和參加過小組會議的人的采訪以及該案法庭上出示的檔編寫。 　 一個論壇的誕生 路坤回憶說，當時她正一邊在其單間住房外的走道火爐旁做晚飯，一邊在嘮叨她丈夫楊子立 。她丈夫坐在屋內作為結婚禮物的電腦前起草一份他打算粘貼在网路上的關于民主的文章。 她想起當時她是這樣告誡他的：“你沒必要這樣做。憑你所受教育，你可以有更好的前程。 你應該想想你的父母、家庭，還有我們的經濟狀況。我們連套像樣的住房還沒有呢!” 但楊對她的抱怨不愿多想。路說：“他告訴我說，總得有人站出來，為社會進步出力。他決 定要站出來。”她補充說：“我知道他是對的，但我很擔心。” 楊子立身材健碩性格外向，有一副充滿年輕人朝气、有棱角的臉龐。他不僅是電腦高手，而 且在北大求學期間便形成其政治見解。雖說他是机械碩士，但哈威爾、哈耶克和亨丁頓等思 想家的著作也沒少讀并深受激勵。他貧窮的農民父母不得不將家里其他兄弟交人收養，作為 家中長子的他特別關心農村貧困，常到農村調查當地党官濫用職權的現象。 1998年畢業后，楊找到一份編程員的工作，并設立一個頗受歡迎的网址，取名為“羊子的思 想家園”；他在該网址上發表譴責中共和主張民主改革的檄文。他寫道：“我是自由派人士 。我關心的是人權、自由和民主。” 秀發垂肩目光憂郁的路坤是一名雜志編輯，她從不閱讀她丈夫的文章和詩篇。她渴望宁靜的 生活，常敦促丈夫學學自己的同學們，追名逐利，早過小康。楊卻不愿苟同。 相反，他找到一伙朋友，同他一樣，關心被新興經濟遺棄的人們。他們都是在校大學生或剛 畢業不久，如他一般，從其他省份來京讀書，平時愿意談論如何能改變中國和幫助不幸的人 們。當一些朋友提議建立俱樂部作為討論場所時，楊毫不猶豫地便加入進來。他們以中國著 名的五四運動時期發起的一份頗具影響力的雜志名稱為該俱樂部命名為“新青年學會”。當 時就是學生和知識份子熱烈討論1911年最后一代皇帝下台后中國的未來走向。 張彥華是一位語气溫和的研究生，在附近城市天津擔任公務員。他專程花兩個小時前來北京 參加小組討論會。他回憶說：“我們就是不甘平庸。我們要為社會做點什么。”他們在不同 的大學校園、宿舍、教室或干脆在露天舉行聚會。他們歡迎朋友、同學們加入進來。有時他 們會邊喝茶或吃飯邊聊，但一般他們都是坐在一起，一聊就是數小時，話題包括政府腐敗、 下崗工人境遇或農民家庭的稅務負擔等。 范二軍是一位身材矮小頭發粗密的北航畢業生，畢業后留校做助教。他說：“我們對我們這 代人的冷漠談論很多。我們感覺，其他年輕人過于追求物質，不考慮該做的事。” 他們時常意見不一，例如相互辯論著政治變革到底是應該始于党內還是党外，何時采用選舉 制為适宜等等。但他們都認為，中國人民在痛苦中，中共對言論的限制阻止了人們討論緊迫 問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當時28歲的楊是俱樂部中年紀最大的，也是小組中西方自由主義最堅定的主張者。与其意識 形態相對立的是他的朋友26歲的徐偉。身材較高帶有書生气，是報社記者，同時他也是堅持 馬列主義的中共党員。他倆是俱樂部中最成熟、最有修養的成員，徐當選為組長。 另外還有4名成員。張宏海，27歲，北京廣播學院畢業，臉上常帶友好的微笑，但卻是小組 中情緒最易激動的一員，最易提高嗓門或口吐髒話。靳海科，24歲，范的高中同學，一頭濃 密的黑發，穿著隨便，是最外向的成員。他被指派負責發表成員的文章，因為他可以在其工 作的网路公司利用電腦上网。身材矮小的大四學生黃海霞是小組中唯一的女性。22歲的她也 是他們當中最年輕的。黃很敏感，時常在惡夢中看到儿童沿街乞討。最后是李宇宙。 征招特務 國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触他時，他還是大三的學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机叫了起來，螢幕上閃出 他不認識的號碼。回話時，對方是個男士，自稱是國安部官員，并問李能否到城里一家飯店 与其見面。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學正因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北約轟炸而民怨沸 騰。許多中國人都不相信是誤炸。李也參加了成千上万的學生在美國大使館外的抗議活動。 他确信他沒做什么錯事，也就同意了与該特工見面。 時年27歲的李，寬肩膀，方臉龐，寸頭；他回憶說：“我認為沒什么大不了的。我當時什么 也不怕。我甚至還有些好奇，因為國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難測。”兩名男士在飯店前廳与他見 面，并對他前來表示了謝意。他回憶道，兩人都很年輕，30來歲，他們解釋說在調查一名無 業教師，稱該教師在大學校園散發措辭嚴厲的講稿，既譴責美國，也攻擊中共懦弱無能。 李知道他們是在說誰，就幫助了他們，因為他認為那個人可能很危險。 但是特工不斷地給他打電話，開始問他有關校園內的情況和學生如何看待各類問題。李還是 同意幫助他們。他說：“當時我想的很簡單。我想這是在做好事，因為我在幫助國家。就像 他們在搞民調，想要了解校園的政治傾向。”李說，他每隔2、3周便同他們見一次面。特工 會問他學生們如何看台灣2000年總統大選和北京申辦2008年夏奧運。他們還會問如果江澤民 決定不退學生會做何反應。李后來說，幫助國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個，但他從未与其他人見 過面。那兩名特工告訴他國安部內有一個專責監督大學的司，并稱他二人僅負責人民大學。 然而，李似乎成為國安部有關學生活動的最佳消息來源之一。他說，政府開始每月向他支付 約值60到75美元的津貼，并要求他呈交書面報告。他說，數月后，國安部向他索要個人簡歷 ，決定待他畢業后招其為全職特工。 從許多角度來講，國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廣，因為他經營一家网路咖啡廳 并協助發起一個學生組織。他本人似乎對干特工也滿感興趣。他在一個貧困的鄉村長大，從 小夢想當員警，時常听到他父親在抱怨毛澤東搞的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認為在國家安全 部謀一份職是糾正此种不公正的机會。他認為中國政府需要變革，他希望從內部推動改革。 他說：“在高中時我就知道共產党不好。我知道這是個政治制度問題，這個制度是獨裁制。 ” 當他遇到楊子立和另外几人時，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們的理想和決心，几乎每周都与他 們見面。他說：“我們就像兄弟一般。我們志同道合。”但當國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關他的 新朋友的消息時,他答應了。他說,在他為國安部書寫的30几份報告中,有4到5份主要是關于 他的朋友和他們一道成立的小組。李認為,小組當中有人在國安內部盯捎更好些。他想,如果 他不干了,那不僅會毀了自己的前程,而且將引起他的朋友們被注意。而由他自己來調查他們 ,他還可以保護他們。無論怎樣,他确信他的報告不會帶來什么不好。他說,楊和其他几位畢 竟沒有在干坏事。 麻煩開始 “新青年學會”從未實現其創始人的初衷。他們曾試圖使其正規化:簽署誓言,制定決心致力 于“探討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章程,甚至想啟用會費制度。但一要開會或搞活動,大家都 是功課忙,工作忙或個人生活忙。很少能有超過3或4人擠出時間聚一下。偶爾小組會組織研 討會。在2000年秋的一次活動中,兩位被禁在國家媒体發表文章的自由派學者參加并批評了 中共政府,他們主張民主改革。李說,一位遭禁的中國民主党成員也出席了。數周后,中國的 主要員警机构公安部開始騷扰研討小組成員之一靳海科。他們多次將其拘押審訊,詢問有關 “新青年學會”的情況及其与中國民主党的聯系。他們通知其單位調查他,還想說服他監視 其朋友。靳非但沒有出賣朋友,反倒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他們。李對警方在調查該小組感到 意外,但他沒有惊慌失措,把情況透露給他在國家安全部的上司。其他人更感不安。 來自天津的小組成員張彥華回憶說:“靳告訴我們說,他向警方交代了我們的姓名。我們并不 生气,知道他是想保護我們。但我們感到緊張。” 一月靳丟了工作,顯然是因為來自警方的壓力。他的朋友們同意結束新青年研討小組。 兩月后靳去找他高中同學范二軍。范回憶說,他來時情緒不安,想要召開小組緊急會議,因為 他認為警方正在准備大搜捕。范講,与靳談完話后令其不寒而栗。非但沒有去參加會議,他猶 豫了片刻便去找他所在大學他當作導師的一位党官出主意。當晚,那人把范叫到其辦公室。 國家安全部的三名特工正在那等著他。范說:“我盡力向他們解釋,但我記不住那么多,他們 也不滿意。”凌晨3時,特工放他回家,但提醒他說還會回來找他。四天后,也就是2001年3月1 3日,國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討小組成員:靳海科、楊子立、徐偉、張宏海和張彥華。几名 特工還劫持了楊的妻子路坤,他們將其強行押入一輛小車,用布袋罩住她的頭后把她帶到國安 部拘押所。 路說，特工連審她三天，逼她說出有關她丈夫及其活動的情況。當她拒絕向他們透露任何姓 名時，特工便笑她說：“你今天的麻煩就是你那些朋友惹的。你的朋友出賣了你。他們什么 都告訴我們了。” 張彥華說，他被連續30天每天10小時提審后獲釋。他是在他生活工作的天津被拘捕的。因為 特工主要問他該小組有否在該市活動，他好歹回答中沒有傷害他的朋友。 黃海霞沒有被拘押，但她被大學政工干部叫去見几名國安特工。她被提審三次，每次時間都 很長，并且都需在自述記錄上簽字。她說，特工多次談到長期入獄的可能性，讓她要考慮自 己的學業前途。在她第一份記錄中，黃寫道，“新青年學會”想要“把中國變為更美好的國 家。”但在第二份記錄中，她說她后悔“与這幫自命不凡的年輕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詞 語攻擊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她感謝國安特工“幫助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在經歷了長達 6小時提問后簽字的最后一份記錄中，她寫道：“‘新青年學會’是一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和中國共產党統治的組織。這是一個非法組織。它企圖推翻党的統治和動搖党的領導和威望 。” 國安部特工還多次提審范，3月和4月各兩次。他說，最后一次是在市拘留所。他回憶說：“ 他們向我出示一份我回答的筆錄并要我在上面簽字。我看到上面我說楊想要將中國變成一個 資本主義國家，張宏海贊成革命手段。我确實講過類似內容，但那都是憑印象講的，我認為 他們不應以此作證据。”他說，筆錄中還有他沒有講過的話，如其中有寫：“我們組織的最 終目標是推翻中國政府。”但范說，他很害怕，所以不敢提出异議。他說：“我身在拘留所 ，周圍都是鐵絲网和荷槍實彈的獄警。感覺到威脅。他們總是說，他們是國家机關，我得与 他們合作，否則后果自負。”所以他在筆錄上簽了字。 面對后果 李宇宙回憶說，當他听說他的朋友們被捕后難過至极。他逐一給他們打電話，沒有一個能打 通。次日，他給他在國家安全部的上司挂通了電話。他的上司證實了被捕消息，并讓他暫避 几日。李說：“我想他是要讓我知道我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還盡力安慰我。他說，如果我們 不逮捕他們，別人也會逮捕他們。接著，他說，他們將坐15到20年的牢。到他們被放出時， 他們不會再認識我了。但這讓我更難受。”李說，他當時頭腦混亂的什么也說不出來。那天 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訴了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內抱頭痛哭。一時怒起，他用香煙燒灼自己的 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記住當時的痛苦和愧疚。李說，几天后，他開始使用筆名替他的朋友 們在网路上發表申訴文章。但他未透露他在朋友被捕中的角色。他也沒有斷絕同國家安全部 的關系往來。他也許感到愧疚，但還不足以令其加入其獄中朋友的行列。他說，他要找到幫 助他們的另一途徑。李說：“事情并非如此簡單。”他補充說他很害怕那些特工：“我擔心 我無法畢業。他們可以以任何理由將我逮捕。”三周后，李被國家安全部的上司請去午餐。 席間，李同特工們共進煙酒，對他們拘押他的朋友一事只字不提。飯后，他們要他在一份筆 供上簽字，作為案審正式提問時他的答覆。筆供上說：“我認為，‘新青年學會’是一個非 法組織和政治組織。首先，它未經登記。其次，它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性，我認為就是要推翻 中國共產党、以多党制和西方資本主義取而代之。” 李簽了字。他說他沒有仔細看。 宣布判決 六個月后，當檢察官在法院陳述案情時，主要依据黃海霞、范二軍和李宇宙的簽字筆供。 根据列席家屬記錄，四位元年輕人為自己做了當庭辯護。身著被捕時穿的衣服——多為絨線 上衣，他們逐一站起對著三位法官為自己陳述。 張宏海反問道，研討小組連設立网址的資金都籌措不起如何推翻中共呢。徐偉指出，研討小 組的成員一半是中共党員。當檢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張“結束老人政治”時，他反駁道，中國 領導人鄧小平曾使用過同一說法。楊子立爭辯，檢察官指控他們推動的“社會制度自由化” 不等于顛覆。他說：“自由化意味著通過改革擴大自由度。例如，過去20年的改革，難道那 不是自由化的過程嗎？” 李宇宙那時已經畢業。國家安全部在為正式雇用他辦手續，并要他開始調查和潛入其他涉嫌 异議小組。但他不再有興趣為他們效力。且他隨后采取的行動顯示出他的內心矛盾性。李似 乎非常想幫助他的朋友們，但也不愿承擔出賣朋友的全部罪責，或為了他們而犧牲自己的自 由。 首先，李給法官寫了一封信，為其四位朋友辯護，同時宣布他簽字的筆供作廢。但他沒有透 露他与國安部的關系。他將這一切事先通知了他的上司，稱這樣做是為了提高其在异議群体 中的可信度。后來他又与楊的妻子路坤聯系，約她在麥當勞店見面。他給她看了香煙燒灼留 下的傷疤，但沒有勇气向她承認自己在她丈夫被逮捕中的作用。他還試著到中國最高法院為 楊和其他三人尋求幫助。他同樣沒有告訴法院官員他与國家安全部的關系。但國安部很快發 現了他在干什么。他說，他人還在法院，他的上司便撥通了他的手机，要他“馬上回來，不 然會逮捕你。”當日稍晚，國安部的一名司長把李帶到一家茶館，客气地警告他不要走的太 遠。李回憶說：“他講：‘我們知道你因朋友被捕而感到很難受。回家休息一下。’但他還 說我是個成年人，要為自己的所為負責……他說：‘別以為离了你我們就找不到間諜了。’ ” 李拒絕再為國安部干事，而開始以中國人權党的假組織名稱在网上發表有關他的四位朋友的 文章。2002年5月他的上司來電話問他是否听說過這個組織。李說沒有。兩天后特工又來電 話并告訴他一個電話號碼——是他女友的號碼，他就是使用這個號碼登記上的网。 李回憶說：“他說，如果那些文章是我寫的，他就沒辦法幫我了。我知道，我有麻煩了。” 第二個月，李搞了本護照，并在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幫助下于7月8日飛往泰國，緊接著 在聯合國的一個辦事處申請了難民身份。 2003年4月20日，也就是楊和另外三人最初被逮捕的兩年多之后，法官舉行第二次听證，庭 審該案件的新證据。檢察官首次拿出李宇宙為國家安全部效力時提供的筆供報告。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帶進法院聆听判決。他們每人身后站著兩名安全官。但法官還沒 來得及宣布判決書，徐偉便向前沖去后摔倒在地。 現場人證說他大聲喊道：“我抗議！北京國家安全局毆打我！我不會承認犯了任何罪！我不 會無辜冤枉他人！”他緊緊抱住一個桌腿不放，5、6個安全官一起動手才把他拉開，隨后將 他抬出去。接著，法官宣布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顛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監禁。楊子立和張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將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 庭，不給他們任何抗辯的机會。 充滿悔恨 數月后，李宇宙細讀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 家飯店的前廳。看上去，他好几天沒有盥洗了。 他抬起頭，眉頭略皺，表情茫然，終于開口了：“是我寫的。我有印象。”第一份報告最長 ，主要談徐偉。報告中說，他在忙于計畫成立一個秘密組織，并認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為政 治變革的手段。報告還說，他已确信李“完全信得過。” 李說：“我不記得我為什么要寫這些。我當時不知道調查的目的是要逮捕這些人……”他深 沉的聲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報告稍短。它記錄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學會”成員參加的會議。報告提供了每人批 評中共的言論。李認為這份報告的內容沒什么。他說：“任何中國百姓都可以說這些內容。 課堂上的老師也說這些內容。” 第三份報告描述了“新青年學會”的第一次會議。篇幅更短，內容不很具体，把与會者分為 兩類：5人贊成“暴力手段”，2人主張“和平手段”。 李說：“國家安全部對這份報告不太滿。他們說，這事不小，我應再寫具体點儿。但我偷懶 沒照辦。我總是盡力少寫點儿。” 第四份報告是講發生在李的宿舍內的一次會議。當時靳海科告訴他警方在騷扰他。張宏海也 在場。報告說，張主張他們必須擴大他們的組織。 李說：“當時我在為國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須寫這些東西。”當問他是否在欺騙朋友時，他 稱他是在工作，但他補充說，國安部濫用了他的報告。“用我的報告分析社會還可以，但不 能用來作為給人定罪的證据……如果我是編造的怎么辦？” 李說，個人野心似乎是國家安全部決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動机。他的上司們想要破一個大案， 好增加經費、獲得提升。他們的上司無疑也想得到同樣的好處。李說，所以各級官僚都夸大 他的朋友們的活動，或許一直到中共最高層都是如此。李說，當競爭机构公安部開始介入時 ，國安官員決定采取行動，保證自己立功受獎。 但李否認自己匯報朋友和在報告中夸大其辭是個人野心所然。后來在被問及他此時要對朋友 們說點儿什么時，他回答前停頓了一下，然后輕輕地說：“我從未想過會傷害他們。我不想 推卻責任。我的确后悔寫了那些報告……它們被用作證据，傷害了他們，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后他們從未再見面。但在沈默了數月后的去年10月，逃脫逮捕命運的另三名研討小組成 員鼓起勇气，代表他們的朋友在上訴听證上作證。 張彥華仍住在天津。他說過的話沒有被用作給楊等定罪的證詞，但事發后他沒為他們做什么 。他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每天為他的朋友祈禱，并且當楊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時同意作證。 黃海霞知道自己簽字的筆供傷害了她的朋友們，但她在盡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審判后，她在 徐偉女友的要求下給法官認真寫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國家安全官員“在某种程度上歪 曲了。”然后她去了上海。張在那里找到她，并說服她回北京參加听證。 范二軍仍在北航教書。連續數月他害怕得連打听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气都沒有。有一次，路坤 要見他，他推了，稱他需要時間考慮一下。但就在上述听證要開始的數周前，楊的律師電話 找到他，提醒他簽過字的筆供。他對自己所說過的話的嚴厲程度感到吃惊，一怒之下也同意 前往作證。 但法庭拒絕他們入內。三人坐在路邊，寫了一份聲明，為他們的朋友辯護和否認“新青年學 會”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但法院拒絕接受。 后來，路說，她已經原諒他們三人。她說：“他們都是年輕人。他們是在壓力下才這樣做的 。”但她不會原諒李宇宙。她說，他的行動是自愿的。“他撒謊并出賣朋友，然后又出國， 而不是留下來幫助他們。他不應獲政治庇護……他應該回來，哪怕是要坐牢，因為他就應該 坐牢。他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一次李從曼谷打電話給她，要她把法庭檔复印件寄給他，他好盡力幫助她丈夫。她答道：“ 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駁回四名被告的上訴。 路第一次被允許探視她丈夫，几乎是他被逮捕的整整三年后。她說，他的頭被剃光，人消瘦 慘白。兩人隔玻璃牆對坐，通過對話机交談，但很難听清對方講些什么，因為房間內擠滿了 其他犯人和探視人員。路說，她哭了，并告訴她丈夫她終于開始閱讀他所寫的那些文章了， 她現在明白他為什么要堅持寫下去。但主要還是楊在說。他說話速度緩慢，對自己讓家庭失 望表示難過。他讓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況下照顧好自己。 路說：“他講他是冤枉的，他告訴我要有思想准備，他不會為獲假釋而承認自己有罪。”僅 20分鐘，電話線便斷了。他們的時間已到。 ·本文譯自華盛頓郵報，轉自多維新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