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組織結構的反思 （法國）封從德 　　主導八九學運和民運方向的組織，從四一九到四二三是北大籌委會；此後直到五一三絕 食，當數北高聯；五一三至五一四兩天，由幾位絕食發起人構成的絕食團主導，運動從學運 變為全民參與的民運；五一五到五一七，絕食團指揮部成為廣場上的核心，也就是整個運動 的核心；大約從五一八到五二二，北高聯又佔上風；五二三以後，在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議 的支持下，廣場指揮部再居核心地位，直至六四。 　　有公開而廣泛的自治組織，是八九民運的一個突出特點，但很少看見對此的反思。本文 即對這些組織的結構問題作一回顧與反思。在歷次中國民主運動中，八九民運也記錄得最完 整。雖有大量素材還留在國內，但眾多關鍵人物已經流亡海外，並公佈了部分回憶，使我們 可以對這次運動中的組織結構作一定的分析。本文除作者的親身經歷以外，主要引用三方面 的資料：十七位八九學運骨幹在法蘭西學院作了八天的集體核對史實而成書的《回顧與反思 》；最近出版的記述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在八九民運期間活動情況的《天安門黑手備忘錄》 ；及十五年來陸續出版的各種回憶。本文起草於一九九八年初，這裡根據新的資料做了修訂 與補充。 　　一、北大籌委會的特點 　　「北大籌委會」成立於八九年四月十九日，是學運中第一個自治組織，全稱「北京大學 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在這次二千多同學的聚會上，其民主性與開放性有一定的體現。 她並不排斥官方學生會，實際上在成立之前，同學們還呼籲學生會的幹部挺身出來領導學運 。其名稱自限為「籌備委員會」，且當眾宣佈籌委會成員不得參與未來的自治學生會的競選 。因此北大籌委會從一開始就考慮到要限制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制以保障其開放性。北大 籌委會的特點，相對而言，也許可以說是「中庸」，即在「民主」與「集權」之間逐步調適 。她有偏向於民主性、開放性與延續性的一面，代價是初期效率偏低，但到運動中後期因為 其民主機制的完善而有長足改進。 　　籌委會初期的來源有四：一、自發的無派別同學，如丁小平、熊焱、常勁、郭海峰、柴 玲、趙體國和我等人；二、「民主沙龍」王丹、楊濤等人；三、沈彤等人；四、原學生會成 員，如李進進、張智勇等。自發者居多，運動期間始終如此。這四類成分大體涵蓋了北大的 各個層面，也顯示出籌委會的開放性。但籌委會最初九位成員中沒有三、四類同學：「民主 沙龍」雖佔了三人，卻不是幾任的召集人，直到絕食前不久楊濤作了召集人。隨著三、四類 同學的加入，王丹等人差點出了籌委會。但限制個人私利、發展民主機制確實在客觀上抑制 了學運內部的派別之爭，尤其是王丹等人的「民主沙龍」與沈彤等人的「奧林匹亞」之間， 終究未爆發內訌，也未形成一派獨大的情勢。民主機制的另一貢獻，是議決四二七出校遊行 。當時北大籌委會五人常委三比二反對出校，結果在我和一些同學的堅持下，各系籌委根據 民主程序聯名召開擴大會議否決了常委會的決議，北大的同學才順利加入了聲勢浩大史無前 例的四二七大遊行的行列。這一過程加強了我對民主機制的信念，對我後來的行為也有極大 的影響。 　　但是，對民主機制的強調也有副作用，尤其是運動初期，影響了北大籌委會的運作效率 。召集人從四一九夜到四二五，六天換了三屆。尤其是四二四全校學生大會的失敗，當時民 主程序尚未確立，部份同學操之過急結果沒能完成直選，喪失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 ，權衡利弊，我還是認為加緊建立民主機制是保障組織長期效益的關鍵。北大籌委會到了運 動中後期則異常穩定，權力有相當大的延續性，內部也不再有大動盪，效率越來越高，成為 運動實質上的中堅，無論是北高聯還是廣場指揮部，都主要依靠其支持。絕食前北大的校園 民主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得到校方的認同。五月三日我曾代表籌委會與丁石孫校長和教 務長會晤，丁校長完全贊同校園民主的設想，可惜後來被絕食所打斷。 　　二、清華與師大模式 　　相對於北大，清華更民主，師大更集權。運動中的學生自治會，清華與北師大可代表兩 極。 　　清華極重基層民主建設，籌委會的建立也比北大稍晚。十九日夜間北大籌委會成立時， 幾千清華同學正好遊行到北大，希望同北大學生一道去廣場。當時北大籌委會委派我和熊焱 與清華聯絡，並在第二天去清華協助建立籌委會。四月二十五日，王超華正好看到了清華、 北大與北高聯三個組織的選舉，其印象非常戲劇性，也正好說明三個組織的特色。清華是「 四百人班代表大會」，在一個大禮堂；北大則在一間小教室，六十多人主要是各系分籌委會 的代表；而高聯三、四十各校代表更是躲在五層樓的教室中，「氣氛特緊張，像地下工作一 樣」。相對於從容有序的基層民主，清華自治會的高層則較弱。清華模式大概可以說是工科 院校的典型代表，比如農業工程大學也是以龐大的「宿舍代表大會」為架構。 　　與清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北師大的「開希作風」。師大自治會偏重上層、尤其吾爾開希 個人，從二方面可以看出：開希的自封，和其他人對開希「單一的領袖形象」的維護。開希 自封主席的情況，在九一年17位六四學生開了八天核對史實的巴黎會議上有許多見證。劉燕 、沈彤和常勁都異口同聲地說「是他自己掛名的」，「他自己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開 希自己也這麼說，如他在九○年四月對巴黎的中國問題專家說：「（八九年）四月二十一號 白天，我在師大貼了一張大字報：」北師大學生自治會成立了。原學生會和研究生會一律解 散。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希望尚未登記的各系同學，盡快來西北樓登記。（那是我自己的房間 ）。北師大學生自治會願意接受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導。簽名，吾爾開希，北師大 學生自治會主席。今晚集會籌備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這個追悼會是在第二天四月二十二 日。「至於維護開希」領袖形象「的情況，師大的梁二回顧道，師大幾個骨幹」決定團結一 致，避免分歧。因為二十四日我就聽見北大有內部分歧。我們決定保持單一的領袖形象，那 就是開希「，因為他的」感性魅力「和」演說能力「比別人都強，並決定由開希見記者。這 樣，開希就成了師大的核心，無人可以抗衡。 　　三、北高聯的懸空 　　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中共稱之為「高自聯」）成立的時間有兩個說法。按 吾爾開希九○年的說法，他宣告北高聯成立是在四月二十一日，他貼的大字報不僅自封了師 大自治會的主席，更進一步自封了北高聯的主席。他說：「這張大字報貼在北師大，但我作 了幾十份縮小了的複印，貼在北京三十多個高校。在師大的廣場上，我寫道：」北京高校學 生臨時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原學聯即行解散。今晚九點集會。簽名，臨時主席吾爾開希。 「」、「實際上，我貼大字報的時候這個組織並不確實存在。同樣，當我第一次簽名作北師 大自治會主席時，我是它唯一的成員。」 　　但按照通常的說法，北高聯的成立是在兩天之後，即四二三夜間，劉剛最近的回憶也確 認了這一點。按九一年巴黎會議上老木、張倫與王超華的敘述，劉剛在創立北高聯上的作用 要比吾爾開希重要得多。據《黑手備忘錄》的簡歷，劉剛當時已不是學生，一九八八年即在 陳子明、王軍濤的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工作，同年也創辦了北大的民主沙龍。四二三圓明園 成立北高聯的聚會實際上是劉剛串連的，且就在他的住處，當時有二十一所院校的學生參加 （另一資料說是二十六所）。據知，劉剛當時對一位前輩披露，他之所以要趕快成立北高聯 ，是因為吾爾開希的動作促使的。 　　這裡值得探討的是北高聯成立時的代表性問題。第一，幾乎沒有基層組織。當時成立了 自治會的除了北大以外，不會有幾個院校，這時成立全市性的高聯如建空中樓閣；第二，因 此沒有「代表」。這些應劉剛個人之邀前來參加聚會的同學不應該稱為「代表」，他們都是 以個人身份來的，除了代表自己以外，並沒有什麼基層組織可以代表。第三，即便北大的「 代表」，也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的。劉剛最近披露的參加圓明園會議的名單，北大有兩位， 國政系８７級研究生Ｘ宇和物理系８７級博士生黃海新，這兩個名字我是第一次知道（劉剛 的回憶中又提到了張志勇，也許Ｘ宇就是張智勇），他們肯定都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的，因 為北大根本沒來得及討論。吾爾開希說王丹也參加了，但劉剛披露的名單上沒有。會前劉剛 去北大找過王丹，「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參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參加的條件是北大能夠擁有絕 對多數的常委名額，比如說，如果總共有七個常委名額，北大至少佔四名。」劉剛沒有接受 王丹的要求，「見一時無法說服便告別了王丹」，後面就不再提及王丹，應該是沒去。即便 王丹去了，也不是北大籌委會選派的；而王丹關於北大擁有絕對多數常委名額的要求更未經 籌委會討論。據《黑手備忘錄》，王丹從八八年起也在社經所工作。劉剛在回憶中說，當夜 或次日上午，他去咨詢了陳子明等人。這也可見北高聯的成立與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的社經 所的密切關係。 　　總之，八九學運的最高組織北高聯的籌建並不是學生自下而上推選的，而是一些非學生 由上而下暗中操作的結果。這是北高聯在整個運動中一直懸空的根源。 　　高聯組織的懸空，我自己感受頗深。從四二九加入高聯，尤其是第二天當選主席後越發 有所體會，這也是我在五月六日辭職的一個心理原因。我之所以加入高聯，是因為王超華見 周勇軍、吾爾開希和王丹等人「都不作實事」，才到北大籌委會建議我去替換王丹，強化高 聯的組織，籌委會批准了這個建議。開希與王丹確實對組織建設的興趣沒有見記者的興趣大 ，二人在二十九日晚違背「常委不得私見記者」的組織規則，舉辦「個人記者招待會」，隨 後自稱遭便衣跟蹤，從此不再來開會，但高聯一有什麼決議，二人又召開記者會宣佈高聯的 決定，因此外界至今都誤會二人是北高聯的最高負責人。比如五月三日高聯大會二人並未參 加，會剛開完開希就又開記者會宣佈五四遊行方案，儼然還是高聯主席。這種作風與北大籌 委會相去甚遠，對外有發言人，常委不得私見記者是一條紀律，因此外界不知道楊濤的重要 作用。再如周勇軍在五四宣佈復課，而我作為主席事先都不知情，愈感懸空，自認無法負責 ，加上我的碩士論文將在一月後答辯，就在五月六日辭職復課了。超華與我努力加強高聯組 織建制與民主機制，但遇到這種虛浮作風時，我沒據理力爭，現在回想起來很值得反省。 　　組織架構懸空的一個後果，是高聯對常委缺乏約束力。一度有常委被解職的情況，隨即 發現常委代表本校，它校常委無權撤其職。但常委在高聯表現如何，幾大院校卻不一定清楚 ，於是就有了脫節，出現有權決策卻不受約束的情況。開希是這種脫節的典型。譬如六月三 日我代表指揮部去高聯邀請兩位常委到廣場作副總指揮，開希正好在，馬上要求去廣場，我 說你早就不是高聯常委了，開希便以「師大自治會主席」的身份當面宣佈撤銷梁二駐高聯的 代表資格，並取而代之。「我現在就是北高聯的常委了，你還有什麼意見？」 　　組織架構懸空、對常委缺乏約束力、有領導之名無領導之實，由此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 ，是北高聯無力制止幾個常委發起的個人絕食及由此帶來的組織分裂。 　　四、絕食團對北高聯的挑戰 　　五月十一日晚，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王文、楊朝輝在一個小飯店商議絕食 ，這是具體運作發起絕食的起點。六人全是高聯的骨幹，開希還作過主席，王丹、馬少方也 曾是高聯常委。儘管多數常委反對，高聯也數次決議反對組織絕食，卻無法控制「個人絕食 」的勢頭，這不能不從高聯的組織架構和代表性上去找原因。因為，如果高聯是由下而上層 層都有堅實的基礎，完全可以用「最高統一組織」的威信要求局部份子服從領導，至少可以 舉行一次各校投票，按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但是高聯當時未能這麼做。 　　這種無力感從王超華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出。她是高聯運作的真正核心，在巴黎會議上談 到十一、二日高聯的三次常委會。十一日下午的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 桌子紅臉。馬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 大鬧，越大鬧越好。』」接著，「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 活動。」但就在當晚，吾爾開希等六人執意發起絕食。第三次常委會在十二日早晨，楊朝輝 來說要絕食，「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且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超華當即說，「高聯馬 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她非常氣憤，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 麼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鄭旭光這時衝她一拍桌子，「你以為高 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超華回憶道：「我一下就蔫 了。」 　　第四次常委會是衝突的高潮，高聯不僅沒能約束自身的核心成員，更無力壓住北大的絕 食行動。下面是曾任北大籌委會秘書長的柴玲與高聯運作的核心王超華之間的對話：柴玲： 「你們為什麼不允許絕食？」 　　王超華：「是這樣，我們已經從上面得到消息，只要學生平息下去，上面準備用一種比 較溫和的態度來解決。現在有的同學感到在學運低潮，要做一些事情，很著急，我們也能理 解。」 　　柴玲：「你們北高聯已經同意了一個原則，就是你們只是作為一個協調性的機構，為什 麼到現在有權力做這樣的決定？絕食是同學自發的。你們實際是佔著領導的位置，沒有領導 的能力。」 　　「高聯只是一個協調性的機構，而不是領導機構」是北大在五月七號與高聯達成的原則 性協議（據王超華和常勁的回憶）。這實際上是對高聯的削弱，其影響力受此牽制很大。高 聯從初創時期的代表性問題帶來的懸空問題這時發酵，致使其最終無力控制北京高校學運的 局勢。 　　絕食後，高聯對局勢的控制能力更大大降低。絕食團形成一股強大勢頭，完全將高聯置 之不理。超華也試圖約束開希和王丹。五月十三日晚，閻明復與知識分子和運動學生有次見 面會，超華回憶說：「下午我們坐在一塊時就對他說，『開希你參加絕食已經違反高聯紀律 了，你不要再代表高聯講話。』所以十三日晚上連坐都沒有跟他坐在一塊。他先說了一下， 他代表北高聯，然後我發言時還說了一聲，他不代表北高聯，北高聯是另外有決議的，他們 兩個在絕食行動中和北高聯不是一回事。」 　　但是開希與王丹這時完全滿足於以絕食團領袖的姿態出場，因為絕食是當時運動的中心 ，媒體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十四日對話時，若以北高聯身份，他們反而可能不能參加。以後 ，二人到底代表北高聯還是絕食團，就很難說了。實際上，二人基本上不在任何一個學生組 織中做事，而是依賴媒體和輿論的影響凌架於整個運動之上。照梁二的回憶，至遲在五月十 七開希便被高聯徹底解職，而最荒唐的是他在五二二凌晨喊撤後，高聯竟然還得宣佈對他的 「罷免」，許多人都還以為吾爾開希依然是「北高聯主席」，而「實際上他沒有任何職務可 罷免。」 　　絕食團的形成，其實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公開分裂，導致了學生組織的混亂。首先 是統一組織出現斷層，至此北高聯不再是運動的唯一最高機構；其次是權力更替出現斷層， 是以極端方式推翻前面組織的開始，這時是絕食，隨後便有自焚、臥路與綁架等等，實際上 開了運動後期各種「政變」之先河。 　　總之，高聯的懸空與積弱，不僅沒能阻止絕食，沒能壓制幾個個人的僭越，甚至無力控 制高校代表會。而正是廣場上的這些各校代表會，成為絕食團指揮部與高聯抗衡的根據地。 　　五、絕食團指揮部形成的斷裂 　　如果說幾個個人絕食發起人為核心的絕食團的形成是八九學運組織的第一次分裂，絕食 團指揮部的形成則是第二次大裂變。對指揮部合法性問題的反省，拙文《「自焚」與絕食團 指揮部的成立》有所專述，這裡則側重於該組織在整個運動中所形成的進一步的斷裂，尤其 是領導人物的斷層，譬如李祿的介入，開始以全新的人物掌握運動的決策核心。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首先是絕食團抗拒北高聯的繼續，是絕食同學在無序當中尋找自 身代言人的新努力。十五日凌晨，在高聯支持下的吾爾開希（當時大家都把他誤認作高聯主 席）主持了廣場同學東移之後，廣場上開始混亂。李祿這時找柴玲談了一個多小時，又徵求 了一些人的意見，便在八點左右，由柴玲在廣播站宣佈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總指揮柴玲， 副總指揮李祿；而參加指揮部的唯一條件是在遭鎮壓時率先自焚。二人宣佈成立指揮部之後 馬上召集的代表會議，一方面確立其領導權，另一方面也否決了李祿的兩項提議：「自焚」 與「臥路」。然後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當晚十點發生了第一次人事變動，王文、馬少方、 程真等絕食發起人另立一份名單，去除李祿；當夜的兩次代表會議中，李祿一度落選，結果 是在柴玲的挽留下重回指揮部，從此二人的地位不再動搖，直至六四。而馬少方等人則與指 揮部漸行漸遠，六一凌晨王文等人甚至發動綁架。 　　指揮部成立以後，高聯對學運的控制力進一步降低，尤其是失去了兩大陣地：各校代表 會與廣播站。指揮部的「合法性」首先就是依靠廣場上的各校代表會取得的。當時高聯的實 際運作主要依靠王超華的凝聚力，但她也承認，「我們對絕食團的各校代表會採取一種無可 奈何的態度」，「絕食團自己搞了一個代表會。可是事實上，高聯在這個階段基本上沒有再 召開代表會，因為都亂了。」而廣播站就是指揮系統，按李祿的說法，「沒有廣播站，實際 上指揮部只是一個名字，廣播站才是一個實際的團體。」從此以後，代表會與廣播站便成了 高聯與指揮部爭奪的焦點。兩個組織各自召集代表會，因此廣場上常常出現截然不同的決議 ；又各自掌握一個廣播站，因此廣場上經常聽到南轅北轍的通告。大體上，「絕食團廣播站 」代表指揮部，「學運之聲」代表北高聯，而後者後來居上，功率大大超過絕食團廣播站， 因此高聯從五一七以後逐漸控制局面，直到二十三日被迫回校修整之前。這種由策略之爭而 導致的權力之爭和兩套指揮中心的混亂局面，鄭義也有生動的描述的（《歷史的一部分》頁 九五）。 　　其次，從領導人物上看，斷層則更大。鄭義以為「指揮部成員大多數是市高聯的成員」 ，其實正相反，幾個骨幹當時不僅不在高聯任職，甚至在本校也無職務。李祿來自外地不用 說，柴玲與我都在五月六日辭了職，張伯笠、白夢從未在北大籌委會做過常委，郭海峰則在 四月底就不再任要職。吾爾開希與王丹的情況比較模糊，王丹是與我一道辭職的，吾爾開希 按超華與梁二的說法並不代表北高聯，他們在北高聯到底有沒有正式職務很難說。結果，絕 食團指揮部竟是個全新的組織。套用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來說，指揮部根據的也不是「成文法 」而是「習慣法」，即柴玲不得不承認的「老資歷」。 　　最後，從組織方式看，「自焚」是指揮部合法性問題的根源。原先彼此有基本瞭解和信 任的學生骨幹群由此被排除在外，而這一先決條件在指揮部剛一成立便被取消，對於許多絕 食發起人來說無異於「政變」，比如馬少方便指李祿是在「操縱民主」。這一思路無疑為後 來對指揮部的諸多「政變」提供了依據，而到了運動後期，這類「政變」更是家常便飯。有 關情況，巴黎會議上有大量討論。 　　六、指揮部與聯席會議 　　絕食團指揮部與北高聯的抗衡，以五二三高聯撤回高校整頓而告一段落。這天，同時誕 生了兩個新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以下簡稱首聯和指揮部 ）。以後對廣場控制權的爭奪，便主要在這兩個組織之間展開。 　　先看指揮部。在「絕食團指揮部」與「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之間，還有一個「臨時 指揮部」，基本上是同一套班子。臨時指揮部的成立，實際上重複了絕食團指揮部成立時的 模式：開希喊撤，導致堅守廣場的同學遷怒於北高聯而另立上層機構，兩次皆是如此。五二 二凌晨開希喊撤，當即遭全場反對和北高聯的「罷免」。晚上，北高聯與絕食團指揮部共同 召集各校代表聯席會議，結果四十五票同意，二十四票反對，通過組建廣場臨時指揮部，堅 決不撤；北高聯則被迫同意撤返高校整頓，由臨時指揮部接管廣場四十八小時，這個協議指 揮部的張伯笠已先同北高聯的王超華談妥。超華記得協議中高聯和臨時指揮部帶有一種隸屬 關係，或派出單位。 　　但指揮部從臨時「轉正」，卻依賴了首聯的支持，這是超華沒有料到的。那晚正好學生 和首聯的兩個聯席會議同時在開，第二天五二三首聯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上「授權成立廣場指 揮部，統一廣場上的指揮」，這句話李祿記得是柴玲回來對他說的，我記得柴玲在五二三下 午對我說是首聯任命了指揮部。張伯笠也沒參加首聯會議，第二天超華拿著高聯整頓好的名 單回到廣場來要收回權力，伯笠便推說「你找首聯去吧。」至此，高聯徹底喪失了對廣場的 控制權。 　　再看首聯的成立。按包遵信的印象，首聯的前身是薊門會議，而他參加的五一八、九兩 天都是陳子明、王軍濤親自用車來接的。五二二晚也是王軍濤親自用車來接，而直到會開完 ，他才從軍濤那裡得知是首聯的籌備會議。（《未完成的涅盤》頁二二八–二三三）陳小雅 按包遵信的回憶，歸納五一八薊門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怎樣能影響學生，控制廣場局勢。王 軍濤說，我們可以提一些主意，有些具體工作可由他和陳子明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來承擔 。」（《八九民運史》頁三四七）因此可以說首聯是社經所一群知識分子的某些嘗試的結果 ，他們不安於廣場上的混亂局面而力圖介入學運的上層，以期左右局勢。按包遵信、張倫、 老木的回憶和陳小雅的分析，這群知識分子組織上的核心應當是陳子明與王軍濤的北京社會 經濟科學研究所。按一些人的說法，這就是運動「真正的黑手」。 　　老木的言論曾經引起非議，特別是九○年四月對法國《解放報》記者的談話。九一年巴 黎會議上老木依然強調社經所的作用。「聯席會議是由一批獨立於體制的知識分子，在不同 方向，在戒嚴前後，自動匯到一起的，其中主流是以王軍濤、陳子明為主。……保衛廣場臨 時指揮部是聯席會議任命的，這是一個絕對的事實。再一個事實是，我的宣傳部、張倫的糾 察總部，還有參謀部、聯絡部，並不是廣場臨時指揮部的下屬機構，只是平行機構。就是保 衛廣場臨時指揮部必須聽從聯席會議的決定。」 　　七、指揮部與首聯的結構問題 　　這便觸及到實質問題：指揮部與首聯到底是什麼關係。為了探討這一問題，我們最好看 一看原始資料。二十四日的《新聞快訊》第三期由包遵信負責、北明等編輯，其中記載了兩 個組織的結構關係：本報訊︰為了統一指揮，堅持鬥爭，首都愛國民主運動指揮系統在多日 醞釀中成立並完善。以「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為中心，上設由各界人士代表組成的「愛國維 憲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和由全國各高校代表組成的「營地聯席會議」；下設聯絡部、宣傳 部、參謀部、後勤部、糾察部。（《八九民運史》頁三五○） 　　顯而易見，這個結構很混亂。首先是指揮部作為「中心」，與首聯究竟是什麼關係？甘 陽說「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包遵信聽了，覺得「這說法真讓人無法理解」， 結果也用了一個很模糊的概括：兩個組織「一是進行協商，一是負責執行；聯席會上討論定 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未完成的涅盤》頁二三四）首聯發言人劉蘇裡在 五二四下午對記者的解釋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首聯是作為指揮部的後援組織，作用是出謀 獻策，擔任智囊團角色，但對指揮部沒有硬性制約關係，首聯提出的任何意見，最後決定權 仍在指揮部（《東方日報》、《快報》五月二十五）；另一方面，首聯決定，天安門廣場保 衛工作由總指揮部統一負責，採取總指揮負責制，而總指揮則向聯席會議負責（《明報》五 月二十五）。 　　這便觸及到第二個問題：指揮部到底聽誰的？「上設」的兩個聯席會議，一個主要是社 經所知識分子的，一個則是廣場學生的，二者有了分歧怎麼辦？如果說指揮部相當於行政機 構，聯席會議相當於議會，那麼現在出現了兩個「議會」，二者又都是指揮部的「上設」機 構，問題就出在這裡。後面將分析的五二七建議的混亂局面便是這一矛盾的自然結果。 　　第三個問題：部門人員設置也出現了兩套人馬。一套是學生的，以原指揮部為核心，上 面《新聞快訊》那段話接著是：「新成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有︰柴玲（總 指揮）、張伯笠（副總指揮兼宣傳部長）、連勝德（副總指揮）、郭海峰（秘書長）、李祿 （外聯部長）、王剛（後勤部長）、楊朝輝（糾察隊長）、王超華（常委）等組成。」另一 套班子則是知識分子的，大體上都是陳子明、王軍濤的朋友，由首聯發言人劉蘇裡對記者宣 布的：「聯席會議屬下五個部：聯絡部（負責人劉蘇裡）、宣傳部（老木）、後勤供給部（ 王剛）、參謀部（劉剛）、糾察總部（張倫）。聯席會議常設委員會共六人，為王丹、柴玲 、張伯笠、李祿、封從德及郭海峰。（《明報》五月二十五）」第二天的《首聯簡介》上又 說有十個部。可見當時的組織結構有多麼混亂，又多麼變幻無常，給人隨意更改的印象。而 實際上指揮部的核心人員也並非經過正式選舉的，比如我就沒參加過任何選舉，這個那個名 單，當時連我自己都不清楚，讀到上面一些名單時，已經是幾年以後了。 　　總之，產生這些混亂有個過程，通過對各種回憶的分析可以看出：柴玲在二十三日首聯 會上，因為臨時指揮部要「轉正」，故滿足於「授權」的上下關係；而李祿參加的二十四日 的首聯會上，指揮部的「上設」機構才另外增加了學生的「營地聯席會議」的。李祿是「學 生議會」的主持人，因此不斷強調「廣場指揮部的權力來源，是建立在廣場議會的基礎上， 就是營地聯席會議」，而首聯只是「一個協調組織，給我們作後勤部，第二給我們作參謀。 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作我們的領導和派我們、幫助我們成立一個廣場指揮部，這完全是無稽 之談」，「我們這邊最高權力機關是廣場議會。」具體而言，五二七首聯建議三十號撤，結 果沒有在廣場議會上通過，便是標誌著首聯對指揮部的權威實際上在廣場議會之下：首聯只 能「建議」，表決權則在「廣場營地聯席會議」。 　　首聯的本意是堅守廣場，要求學生堅持到六月二十日再說，撤離的建議其實是指揮部我 和柴玲提出的。撤離建議除了在記者會上宣讀之外，首聯並未去「廣場營地聯席會議」做學 生代表的工作，後來一些人指責李祿個人對柴玲的影響否決了撤離建議，其實是對廣場運作 機制完全不瞭解所致。當時首聯這一群社經所的人馬，許多活動都不是在廣場上，並不重視 各校學生代表手中的投票權。 　　八、幾點小結 　　。較重民主程序的學運組織雖然初期震盪，但後期穩定且效率較高。北高聯創建時缺乏 基層組織和代表性，導致學運這一全局組織的懸空。這種懸空導致高聯始終沒有足夠的領導 權威。高聯權威不足致使幾個高聯常委發起的個人絕食可以無視高聯的決議。成功發起個人 絕食是運動組織的第一次裂變。絕食前北大等校的校園民主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並得到校 方的認同。絕食後運動走出校園擴大為全民範圍，運動焦點和權力中心從校園變為廣場。絕 食後運動組織進一步分裂，成立絕食團指揮部是運動組織的第二次裂變。高聯雖然未能阻止 絕食，卻在絕食後進入廣場一度奪回對學運的主導權。高聯進入廣場與絕食團和絕食團指揮 部形成三架馬車，運動進一步群龍無首。 戒嚴後成立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加入廣場指揮權的角逐，與學生組織的關係模糊不清。廣場 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三百代表的廣場學生聯席會議，而非首聯或指揮部。運動初期由下而 上的組織不多秩序反而較好，運動後期組織眾多互不統屬秩序越來越差。社經所人員操作成 立的北高聯和首聯都企望建立運動最高組織統領全局。兩個最高組織的建立都不是由下而上 的推選，而是憑社經所的實力由上而下地自命與任命。由上而下構建的兩個最高組織，一個 沒能阻止絕食，一個沒能組織撤離廣場。由上而下構建的組織導致運動容易隨意放大，卻無 力組織收和撤。 　　總之，組織的冒進是最危險的激進行為。由上而下倉促構建統領全局的組織不符民主程 序且最終損害大局，由下而上地逐層組織才是合理而穩健的做法，這樣形成的堅強組織才可 能紀律嚴明、收放自如。這不僅是八九民運的經驗與教訓，也是六四後海內外民運組織的經 驗與教訓，值得未來民主運動的借鑒。 　　一九九八年二月起草於巴黎，二○○四年六月修訂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