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2004年公告：

胡平、蔣彥永獲當代漢語貢獻獎


　　一、獲得2004年當代漢語貢獻獎提名的漢語作家有：陳桂棣、春桃（報告文學作家），
胡平（學者，政論家），蔣彥永（醫生），楊小凱（經濟學家），朱厚澤（政治家，前中共
中央宣傳部長）。

　　二、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決定把本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授予胡平先生和蔣彥永先生。

　　三、在政治學領域，漢語的論述是少見的缺席，即使論述，也多流於空疏、勢利或權宜
，胡平先生的論述是難得的例外。1979年他投入民主墻運動，發表《論言論自由》長文，這
篇文章已成為漢語世界的經典。在二十多年來已近山積的中國政治學文獻中，這篇文章仍堪
稱第一。因為它不僅表達了迄今中國大陸不曾享有的人權，而且它的論述風格也有別於書生
論政的漢語傳統。

　　胡平先生是「紳士的」（陳子明先生語，1986），在關於自由的從容表述裡，胡平先生
少了啟蒙時代西方先哲式的激烈，但他跟後者一樣立足於推動人類進步和人性的自我解放、
自我完善；胡平先生也不同於後現代的學術大師，因為他直面極權、專制和一切非義反人性
的存在，只不過他的武器是邏輯和理性的力量。他的理性風度不是冷漠，而是對血腥、眼淚
、罪惡、死亡的民族歷史和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經驗的包容。他的理性武器有著
手術刀般的鋒利。透過胡平先生二十多年一以貫之的創作生涯，我們可以想見，這種文明理
性其實是激情的另外一種形式。

　　胡平先生對漢語世界的貢獻使得他很早就遭遇漢語世界的流放，他不容於體制，也拒絕
選擇反體制的體制生存。在中國，吃體制、吃國家、吃人、吃教、吃主義、吃良知、甚至吃
代表者多多，但胡平先生和像胡平先生一樣的人卻像古代漢語裡那些「騎瘦馬的人」一樣熱
誠地注視著自身和同胞的生存，默默而執著地推動著中國人的自我完善。1987年初，他離開
中國大陸，再也不能回來。

　　胡平先生是海外華人中難得的有著「來路和去處」的漢語作家，他的寫作從未迷失過。
他不曾參與1989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但他1992年問世的《中國民運反思》是對這一運動
最理性的論述。在離開祖國的歲月裡，他的目光始終關注著大陸的命運，儘管他的文字被屏
蔽，但到新千年，網絡這一虛擬的空間成為華人實在的生活內容時，他的不少長文只能在網
絡出現，仍被習慣短小簡捷網文的網絡大蝦們尊為「網絡中文寫手第一」。

　　胡平先生的貢獻是獨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創造的「胡平體」政論風格是對毛體文字
、新華體風格的真正消解和正當置換。他的研究論述《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是阿倫特《
極權主義》的中國版，也是對後者的非學院式超越。不僅普通的中國民眾，而且像金岳霖先
生、朱光潛先生、馮友蘭先生、費孝通先生、楊振寧先生等學貫中西的「通人」，在中共政
權面前竟然都變成了甘心情願認罪的「思想囚犯」或自覺歸隊的「幫閒」，這是中國現代思
想史和中國革命史上「最難索解的一頁」（余英時先生語）。胡平先生的論述即是對這一頁
迄今最為深入的索解。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認識到胡平先生的悲劇。那就是他失去了近二十年中國生活的經驗
，他失去了土地，也並沒有得到天空，他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不自由的心態限制了他的思想
精進之路，使得他近年來的言路和思路失去了先前的鋒芒。尤其是，在當代中國亟需變革的
政治哲學時，胡平先生沒能貢獻出應有的成果。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對這種個人的和漢語思
想的悲劇懷抱同情的理解，並對胡平先生本人深懷敬意。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認為，胡平先生的論述不僅為五十多年來漢語世界極為重要的政治
學產出，而且代表了漢語對世界的正當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胡平先生代表作：《論言論自由》、《中國民運反思》、《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

　　四、蔣彥永先生已經高齡，他退休前是一位醫生。

　　古語稱，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蔣彥永先生一生救死扶傷，專心於人身的病理療治，與
社會政治進程少有關聯。但在晚年，他卻破門而出，為這個全面淪陷的民族發出了救贖式的
吶喊。他的聲音是一個充滿罪與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聲音，是一個暗啞的被綁票的民族悲憤
而高貴的人心證明。他的聲音並非高深雄奇，他的聲音也非真理、大師、學問、思想的化身
，他有的只是樸素的真實，他的聲音是他人生自然的展開。在地球人都看著中共政權及其子
民上演「非典」的荒唐、官僚、專制、犬儒、自污的天災人禍鬧劇時，他的聲音挽救了民族
的名和千千萬萬人的生命。他一個人的「倒薩」戰爭不僅實證了大醫精誠的慈悲之心，而且
榮耀了古代漢語稱讚的聖賢君子人格。

　　蔣彥永先生還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對手，他度過了個人面對極權政治、專制生活無
力卑微而又屈辱的歲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時代的縫隙和技術文明帶來的便利，迅速把近乎
佚名的自己提升為與罪惡的國家政權對抗的孤獨而有力的精神個體。他開掘了我們民族荒蕪
已久的道義資源。在他孤身挑戰帝國的顏面和真相時，他清楚地知道，他背後有著蒙塵廣眾
的人心，以及人類主流文明。

　　蔣彥永先生有著坎陷到谷底的民族社會陌生久違了的健康人格，他身受極權神權降臨中
國大陸之前的文明教化，代表了一個古老文明的生命信仰，他證實了大化之道、生命德性、
良知正義的存在。他是數代中國人中正在徹底離開的老一代知識人。對這個時代，他們兩手
乾淨，兩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時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王
康先生語）。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在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蔣彥永先生晚年的
言行卻道出最大忍耐的至善形式，那就是，不忍。他以中國聖賢的不忍之心教訓了國家，也
教化了中國生活。

　　將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教訓帝國的事跡與蔣彥永先生的言行相比並不十分
恰當。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認為，蔣彥永先生為無數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生活示範，即任何
中國人只要觸及人生社會的真相，就不可能逃過政治的羅網；在蔣彥永先生自己，他也許只
是懷抱求得自己心安這一簡單的信念，這種信念卻是真正政治力量的源泉。任何中國人，只
要洞察了這種政治的本源，並有意識地改善他所處的環境，就可能成為一位優秀的政治家（
陳初越先生語）。蔣彥永先生為半個世紀以來劣質化到極點的中國政治提供了獲救新生的可
能，他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政治家一點兒也不神秘，他們就是真誠地信仰政治的最高道義准
則——生命至上原則——並願意為此在他力所能及的領域裡，傾注心力，不懈踐履，為自身
和社會全體成員請命的人。

　　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認為，蔣彥永先生的寫作使得中國人重溫語言的初始意義，那就是
言為心聲的人生見證，說話，而且是說真話，而且是說出真相。在參與拯救淪陷蒙難的當代
漢語的寫作隊伍裡，蔣彥永先生的貢獻是極為重大的。

　　蔣彥永先生代表作：《就薩斯真相致中外媒體書》、《為六四問題致中共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