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林毅夫對楊小凱的反駁 楊盟 一， 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論 　　楊小凱（以下簡稱楊）的後發劣勢論認為，中國清朝的洋務運動以及目前的經濟改革走 的正是後發劣勢的的道路。洋務運動的失敗已是歷史的事實，但是，如果用這種「 對後來者的詛咒」 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 發展可能失敗，體制內精英就不可能再保持沈默了。 　　林毅夫（以下簡稱林） 楊的後發劣勢論進行了全面的反駁，林的反駁又引起了新的評論。由於楊的觀點對我產生了 極大的啟發，愛鳥及屋，因此也仔細閱讀了林的文章及相關評論。 　　英美憲政體制的評價是林反駁楊的重點之一。在林的文章中，楊的後發劣勢論幾乎成了 英美憲政體制萬能論。「有關『後發劣勢』的關鍵點還在於英、美憲政制度是否就是一個國 家在經濟發達階段最好的制度？以及是不是在任何一個發展階段都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最好 的制度？」「楊文把英、美以外的國家經濟發展上的問題都歸咎於這些國家沒有進行憲政體 制改革或憲政改革不徹底，其實是十分意識形態的。」 　　楊的後發劣勢論的重點並不是要吹捧英美憲政體制，而是強調落後國家僅僅靠模仿先進 國家的技術是不能取得長久發展的。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在楊的另外一篇文章《好資本主義 和壞資本主義》中（使我想起胡適的文章《好政府主義》），政府機會主義、收入分配不公 、政治壟斷與後發劣勢都是壞資本主義的特點。「壞資本主義不能產生成功的經濟發展，成 功的經濟發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經濟，更需要適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楊確實沒有對憲政體制進行定義，但楊指出了好資本主義以及相應的壞資本主義的四個 特點。我們可以說楊把所有失敗國家都說成是沒有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為什麼會失敗是由於 政府機會主義、官商勾結、分配不公與政治壟斷。然而要批判這個觀點就困難多了，這就是 林有意偷換概念的原因。 　　林也沒有對憲政體制進行定義，不過這並不妨礙他把印度也稱為英美憲政體制國家。誰 都知道，印度保留了極落後的種性制度，單從這一點就無法令人承認印度屬於英美憲政體制 國家。為了反駁後發劣勢，連常識都不顧了。套用林的話，這是立場造成的扭曲。楊也例舉 了日本和台灣。楊利用日本明治維新說明模仿製度的重要性，「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 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關於台灣，楊指出：「台灣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實行國民 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分開。」因此，我對楊的後發劣勢論的理解是：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 都不是絕對的，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術因素。因此，也就不存在鄭也夫所說「 把後發劣勢作為原理而把前一個（後發優勢） 推翻」 的問題。 　　楊對中國的改革也提了具體的建議：「我主張吸取台灣的經驗，就是對私人企業不歧視 。我們中國現在包括銀行、證卷在內的30 多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還有 20 多個行業限制私人經營，所以根據台灣經驗，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灣自由化 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業的私有化。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 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可見，楊也並沒有說後發國家可以不顧條件就進行徹底的憲政體制改革。（這也是林對楊的 一條指責）。「英美憲政體制是經濟長期發展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 ，而且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文革中毛澤東思想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林把這樣的「 帽子」硬扣在楊的頭上，楊的制度經濟學就幾乎就成了經濟神學。 　　套用楊的話，批判個人比較容易，批判制度比較困難，因為批判制度會威脅到官僚階層 的利益。實際上，不要說對毛主席，即便是對「四人幫」的批判也是不可能徹底的。「四個 堅持」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表明，中共目前並不想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共 要集中力量把國內的事情辦好，主要是指把國內的經濟搞上去。如今救國或強國道路的討論 仍然在繼續，不過官方的理論似乎顛了個。現在強調的是「科學興國」、「教育興國」以及 林所鼓吹的「技術興國」等等。這使我忍不住引用經常被引用的馬克思的話：歷史的事件往 往發生兩次，第一次以正劇出現，第二次以鬧劇出現。中共的企圖很明顯；盡可能在不觸動 甚至是保護既得利益階層也即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靠發展經濟解決中國日益嚴重 的各種社會矛盾。（這是從最正面的角度評價中共，否則，我們可以說特權階層利用發展經 濟侵吞國有資產）「不討論姓資姓社」（或悶聲發大財）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兩個互相矛盾的口號，正是中共這一立場的反映，也表明中共已不是徹底的制度決定論。 　　可見，林的文章是為官方目前的政策（不是文革時期的政策）辯護的。這並不是誅心之 論（冼巖），而是明顯的事實。 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論 　　林的後發優勢論可簡單歸納如下。 　　（1）。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或生產力發展的潛力，主要取決於技術創新的能力。 　　（2）。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很高，風險很大。 　　（3）。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很大，可以通過購買過期（大約20 年） 的專利技術，降底投資成本與風險，從而用較短的時間完成發達國家在過去用較長時間才能 完成的技術（現在已是底水平）更新與升級。 　　第一點已是常識，我想不會有人反對。關於第二點，技術創新並不僅僅取決於資金投入 的多少。我這個門外漢都知道它還與教育制度（人才培養）、知識產權保護、專利制度、風 險投資等諸多制度因素有關。資金只是技術創新的諸多必要條件中的一個，它不是技術創新 的充分條件。林、楊在第三點上的區別是：楊認為模仿技術不模仿製度短期內可以取得成功 ，長期發展可能失敗。而林認為模仿技術長期發展也能成功：「包括我在內，國內、外許多 專家、學者都承認『後發優勢』，而且正因為『後發優勢』的存在，我們才對中國未來的發 展潛力有很大的信心。」看來，林的「後發優勢」是我們有很大信心的充分必要條件。不過 ，林的後發優勢已經設定了一個前提：後發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很大。所以「利用這 個技術差距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潛力也就非常大」。按照林的邏輯，只有發達國家保持對中國 的巨大技術優勢，中國才存在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因此，我們的信心還離不開發達國家持 續不斷的技術創新能力。 　　林舉出「東亞奇跡」（ 鳳毛麟角） 作為他的後發優勢的例證：「二戰後東亞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被稱為『東亞奇跡』 . 首先日本，接著亞洲『四條龍』，基本上維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長時間的經濟快速增長。 在縮小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的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幾項新技術是這些經濟發明 的，這些經濟的技術創新主要靠引進國外技術，然後在生產過程中加以改良，憑此維持了相 當快速的經濟發展。」從這段話來看，引進技術是「東亞奇跡」的充分條件。不過，林似乎 忘了，他在用東亞奇跡反駁楊小凱，論證英美憲政體制不是經濟成功發展的必要條件時，強 調的是這些國家沒有政治壟斷。 　　為了反駁楊的後發劣勢，林提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個 最優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內生的，與發展階段及歷史、文化有關係。」看來，林也認為存在 最優的制度，只是不知林的最優制度是什麼制度。為了證明制度是內生的，林舉了三個例子 。用原始社會獵人打獵說明私有制不一定好於公有制，用交換密度的高低說明貨幣經濟並不 是在任何發展階段都比以物易物的經濟更有效，同樣用交換密度的高低說明建設一個固定的 商場未必比集會或廟會更有效。後兩個例子只是高級經濟現象與簡單經濟現象的比較，根本 不能說明某種政治制度是如何內生的。第一個例子也太簡單，好像小學生聽歷史課的啟蒙故 事。如果林先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至少應該給我們推薦某本專著，比如研究中國秦始皇時 代的專制制度或希臘亞典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內生的。為了說明制度與發展階段及歷史、文化 有關係，林舉出台灣的例子：「後來經濟發展了，尤其台灣人的經濟力量提升了，力量的天 平從掌統治權的外省人傾向掌經濟權的本省人，國民黨才失掉了對台灣政治的壟斷。」台灣 的政黨輪替決不僅僅是由於經濟的發展，對此林先生應該很清楚。而掌統治權的中共從來也 是掌經濟權的，這一點不會單因經濟的發展有任何實質性改變。林的意思無非是說，目前中 國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條件，只要中國經濟發展了，最優制度就有內生的條件了。這幾乎已經 成了不少知識精英反對政治改革的共同論調。 三， 我們的看法 　　當然，我們不能一般的反對或贊成「制度是內生的」。至少，如果制度是內生的，那麼 就不存在所謂的「制度創新」。關鍵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兩千多年絕對專制主義傳統的 後發國家，能否僅僅通過引進技術或發展經濟而內生出最優的制度。幾十年前我的初中老師 就教導我們：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也能自發的產生資本主義。換成與時俱進的語 言就是：不模仿先進國家的政治制度，中國也能逐漸內生出有中國特色的最優的制度。我們 雖然可以承認英國的產業革命是內生的，但後發國家的產業革命卻是傳佈或模仿的。類似的 例子是希臘。希臘的民主政治是由於其特殊條件偶然產生（內生）的，但羅馬的民主共和離 不開希臘文明的深刻影響或傳遞。而沒有希臘羅馬文明，也就不會有歐洲偉大的文藝復興運 動。（這些當然早就是常識，不過如果牽涉到利益，常識也不會被接受。）所以我認為，一 個後發國家，如果不承認或是拒絕模仿先進國家的政治制度，且不說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 ，即便GDP能夠維持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也絕對不會內生或創新出什麼最優的制度。 　　寫到這兒，不妨談談江澤民。他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我們不搞西方世界那一套。這使 我想起毛主席的一番話（大意） ：在有些人看來，什麼馬克思主義，還不是那一套，他們不懂得要得到這一套並不容易。看 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那些人也不懂得，人類得到西方世界那一套並不容易！ 　　即便是中共要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是模仿當時的蘇聯而不是內生的。只是這一套在 與那一套的競爭中衰落了。類似的，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能內生出符合國際慣例的經 貿規則嗎？我確實無法理解，就連大清帝國都作過憲政改革的努力，而自稱代表最先進文化 的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客觀公正的評價都難以做到。 　　林的文章不忘介紹他的比較優勢論。「作為發展中國家早期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富裕 ，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就可以使經濟越來越有競爭力。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就越來越高，發展 速度就越來越快。勞動力在這種過程中由相對富裕變為相對需缺，資本由相對需缺變為相對 富裕，也就是富人擁有的資本會貶值，窮人擁有的勞動力會增值，收入分配也就越來越趨於 平等。」 利用勞動力富裕這種優勢無非就是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居然可 以使收入分配越來越趨於平等。這種論調不但邏輯不通而且根本不符合中國的現實。這就是 中國一流大學的一流教授的高論。 　　中國確實存在大量勞動力，然而是廉價勞動力。正是這種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造成中國許 多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是中國逐漸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必要條件。也 是吸引外資的必要條件。（呼籲人民幣升值不如呼籲增加工人的工資） 而且總的來說，中國技術人員的工資也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林一直認為中國可以保持30 至5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我自然沒有能力評價這一論斷。不過，只要中國存在大量廉價勞動 力，也即窮人的勞動力一直處於貶值狀態，同時政治局面維持相對穩定，這種每年7% 左右的GDP增長率或許能保持一段時間。但是這種GDP的增長不能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各種社 會矛盾。 　　林為中國政府的政策辯護可謂不遺餘力，就連雙軌制都成了最佳選擇。林毅夫是中國一 流大學的一流教授。林的文章：《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確實讓我們見識到雙一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