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鄧小平生平年表》 張偉國 鄧小平百歲冥誕到來之際，無論是中國官方喉舌還是海外的中文媒體，各種貌似蓋棺定 論的溢美之詞氾濫成災，除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 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胡錦濤在鄧百歲冥誕的慶典上 又加封他「偉大領袖」——這個在中共歷史上只有毛澤東才享有的頭銜。但是，歷史並不是 由中南海當權者說了算的。 評價鄧小平的一個盲點 的確，鄧小平是現代中國政治生活和歷史進程中一位元極其重要的人物，但是要說到他 對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到底是起一種推動歷史進步的積極作用，還是把中國社會引進了曲 折歷史彎路，或錯失了轉變歷史方向的良機，或以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科技之名重新武裝了 行將滅亡的專制王朝……現在要下定論，恐怕還不是時候。 然而，也許是封建政治的文化遺毒作祟，人們總是寄情於開明的帝王，而把罪錯歸咎於 奸詐的弄臣，就像文革結束時，人們會不經意的把罪惡完全歸結在「四人幫」身上，卻放過 了罪魁禍首毛澤東；現在評價鄧小平的時候須避免一個盲點： 由於為尊者、死者諱，加之 他事實上成為現任當權者的合法性來源——那就是把功勞成就統統歸於具體的鄧小平，而把 失誤罪錯全部歸於抽像的中國共產黨。 最近，在網上閱讀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發表的《鄧小平生平年表》，從 中和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九十三歲的一生， 自1923年，在法國參加旅歐共青團支部工 作，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一直到1997年去世為止，有74年是完全貢獻給中國共產黨了， 而到他去世這年中共的歷史也僅僅只有76年而已，可以這麼說，鄧小平首先「是黨的人」， 離開了中共就沒有鄧小平，反之鄧小平也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蓋世之功」，尤其自 1980年後的17年裡由他主宰了中共，也可以說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中共了，或者中共就是鄧 小平，鄧小平就是中共。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鄧小平和中共實際上是「一體化」了。 在此背景之下，要想真正評價鄧小平，就必須首先對中共這個1949年以前的武裝革命黨， 和1949年以後的無產階級「專政黨」拿出一個準確的評價。如果說，中共所作所為，中斷了 孫中山領導的共和憲政建設的進程，將中國文化傳統破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直至將中華民 族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之中，在和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然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 的總合……這些政治後果，以現代文明責任政治來衡量，這個政黨應該下台謝罪好幾次了。 最明顯的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中共明明應該垮台卻沒有垮台，這當然是鄧小平 發動政變、罷黜總書記趙紫陽的起了「力挽狂瀾」的關鍵性作用。這就像他在五十年代領導 反右運動一樣，雖然它對維持中共的極權統治功莫大焉，然而恰恰是這種統治延緩的中國社 會的文明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貢獻越大，恰恰是對人民對歷史 對文明進步所犯的罪行越嚴重。也就是說，對鄧小平的評價必須跳出中共意識形態設下的陷 阱和條條框框，放在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歷史背景來考查。 香港走下坡路的禍源 在對鄧小平的評價中，難免要論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北京中共政府事件，這也算得上 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政績之一。事實上他已經成為研究香港問題或香港與中央政府關係的一個 「源頭」。 時下，坊間在論及香港問題時，大多數人多在質疑現行的中南海當權者及其在 香港的代理人董建華，沒能執行好「一國兩制」的政策，幾乎很少有人懷疑鄧小平提出這一 政策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的先天性缺陷。 《鄧小平生平年表》中有兩段與香港主權回歸有關的內容：其一是1984年6月22日、23 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在同他們談話時指出，用「一個 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策，不會變。 其二是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講話，闡述按「一國 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也 不變。這兩部分的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他的香港政策「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由此 也肯定了鄧小平是現行中共香港政策奠基人的地位。 我們不妨把問題倒過來看，香港社會在談論主權回歸問題時，曾經也有過一種「以治權 換主權」的建議，類似於北朝鮮在新義州搞一個開放特區，請一個叫楊斌的荷蘭籍華人主其 事——1997年7月1日主權回歸北京的同時，讓彭定康在香港繼續留任「總督」，這在客觀上 使最有利於保證香港社會的生活方式維持不變。如果不是因為鄧小平的執意拒絕，包括在香 港駐軍等問題上（公開辱罵當時的國防部長耿飆胡說八道）的一意孤行，香港的政治經濟形 勢應該不至於像今天這般如此不堪。如今，主權回歸的美名給了鄧小平，每況愈下的現實卻 要香港人民來承受。所以，這「一國兩制」的執行不好，早就是由鄧小平親自開啟的。 其實，「一國兩制」也並非鄧小平的創造發明，毛澤東、周恩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 與達賴喇嘛的代表簽訂了《十七條協定》，中共當時也承諾保持西藏現有的生活方式不變 （如今達賴喇嘛也要求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行藏人治藏），然而沒有幾年的功夫，中共就在 西藏迫不及待地發動所謂的「民主改革」，結果在鎮壓西藏人民起義的同時，也徹底剝奪了 西藏的自治權力。這反映出中共在簽訂《十七條協定》的時候，並沒有打算真正去實行。鄧 小平用「一國兩制」收回香港主權，是否真有誠意呢？ 有人以鄧小平後來提出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來表示其對香港的青睞，從而肯定他 「一國兩制」政策的誠意。現在，這並非「死無對證」，而是可以有具體檢驗方法的，如果 鄧小平真有實行「一國兩制」的誠意，他首先就應該接納胡耀邦的治藏建議，甚至為達賴喇 嘛平反，讓《十七條協定》重新生效，也就是在西藏同樣實行一國兩制；其次，通過聯邦制 的憲政改革，確立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穩定而健全的法律關係，同時開啟政治改革的大門， 使得中國「大陸逐漸香港化， 而非香港逐漸大陸化」。 令人遺憾的是，結果正好相反。恰恰證明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與毛澤東周恩來的西藏 「十七條」的動機是很相似的，都是絕對的政治機會主義。鄧小平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才七年光景，政治上的「大陸化」趨勢已四處可見，香港不能 幫助大陸的民主運動，這叫「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北京可以隨意解釋香港的法律，甚至蠻 橫否決基本法確認的港人普選權，這叫作「服從中央政府領導」……追本溯源，鄧小平是始 作俑者，他才是香港走下坡路的禍根。認清鄧小平的本來面目，靠香港人民爭取香港前途， 也許這就是港人在鄧小平百歲冥誕所得到的啟示。 對台戰略的局限性 相對於毛澤東的「一定要解放台灣」和炮擊金門的對台攻勢，鄧小平的的所謂對台戰略 和戰術都有了巨大的變化。鄧小平復出之初，1981年9月30日當時的人！ 大委員長葉劍英新 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闡述了兩岸實現和 平統一的九條方針。這也奠定了鄧小平時代對台政策的基本框架，也是現今中南海對台政策 的重要基石。 在《鄧小平生平年表》有兩處記錄了他對台政策的活動，一則是1983年6月26日，「會 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華裔教授楊力宇，談話時明確提出中國大陸和！ 台灣和平統一的 設想。」二則是1984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在談到 台灣問題時指出，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 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諾。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表面上看鄧小平的對台戰略，有點像放下身段的變化，有人評價其較為務實，他宣示希 望採用和平手段完成統一的目標，並且以香港「一國兩制」的樣板為誘餌，甚至表示在中國 大陸還要再造幾個香港，但同時又聲稱不放棄使用武力，這實際上是利誘與威逼的雙管齊下 策略。雖然，鄧小平一度將「統一台灣」作為中共九十年代中國的三件大事之一，然而就像 他在其他許多政治問題上急功近利的機會主義手法相類似，結果只是擱置統獨爭議，維持兩 岸現狀，把這一棘手的難題留給後人。 其實，作為毛澤東政治衣缽的傳承者，他對台思路本質上與毛澤東要「解放」（收復） 台灣的意思相差無幾，可以驗證這一點的是，鄧小平在民族疆域甚至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基 本上還是沿襲了中共極權專制的傳統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比如在西藏問題上他廢黜了主張 對西藏採取懷柔政策的胡耀邦，並惡化了與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的（不公開）關係；各民族自 治區的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依舊未變；即便口口聲聲要實行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竟然派兵 到鄰國「教訓」越南…… 鄧小平提出的所謂「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政策，除了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潮 流，主要還是服從他經濟開放吸引外資（尤其是吸引台資）的更大的戰略——需要一個和平 的發展環境。雖然在借助和平環境、吸引台資發展大陸經濟這方面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 包括兩岸經濟的聯繫也更加緊密，但是對於台灣社會隨著民主憲政的成熟，加上香港「一國 兩制」樣板效應的挫敗，台灣的獨立意識不是在消減而是進一步增長，鄧小平的對台戰略顯 得有點一廂情願，其脫離兩岸實際的發展已經日益顯著。 葉公好龍的政治改革 最近，北京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週年之際， 中國當局再次引用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 制、不放棄動武」收復台灣的理論，向世人展示了僵化保守的對台立場。從而進一步加劇了 兩岸關係緊張的形勢。在看得見的將來，中共依然將鄧小平的對台戰略視為其政治遺產加以 繼承，兩岸關係在一個時期裡將在惡性循環中難以自拔。 要妥善解決兩岸關係問題，根本 上要求決策者跳出毛澤東、鄧小平的思維模式。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因為特區開放而產生了爭議，記得1986年在衡山舉行的中國 政治文化討論會上我發過一點愚見，大意是引申北京一位經濟學家的主張：對商品經濟發展 要作非倫理的判斷：中國凡是發達地區幾乎無一例外是過去的租界，也就是被列強用槍炮逼 迫 「五口通商」 的口岸，實際上馬克思在關於東印度問題（或鴉片戰爭）的一篇著作中也 有類似的觀點，戰爭、殖民地、租界等，從倫理的觀點來看是非常血腥和不人道的，是非正 義的，但是從生產力和商品市場的發展來看，又是一個無法否認的強大動力。1993年夏我在 明尼蘇達大學參加一個李金全教授主持的兩岸三地研討會（胡績偉、李銳、王若水、蘇紹智、 許家屯、呂秀蓮、龍應台、平路、林正傑等參加），繼續這個思路談了一點感想：如果1949 年中共「解放」了香港、台灣，亞洲四小龍就完全可能缺了兩條小龍；反過頭來，如果海南 島，甚至廣東福建要開發的這些特區當年沒有被中共解放，亞洲經濟可能會多出幾條小龍。 所以從經濟發展人類福祉來看，統一未必總是正確，分裂未必總是倒退。出席會議的陸鏗先 生，對比中國與前蘇聯的經濟改革開放，認為戈巴契夫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缺少像香港台灣 和海外華人對祖國的強有力支援。 記得曾有人建議：將福建闢為政治特區，邀請台灣的蔣經國政府來開發，試驗台灣社會 政治體制，創造條建讓兩岸展開和平發展競賽，統一或許可以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毫無疑 問，這是最能體現北京誠意的善舉，同時也可以引入台灣的政治因素，促進中國大陸社會自 身的和平轉型，然而，事實證明鄧小平和中南海當局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胸懷和身手。從胡耀 邦、趙紫陽、鮑彤等人的結局看，鄧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無疑是葉公好龍，中國似乎命 中注定還要再黑暗中繼續徘徊。 所以，在港台問題上鄧小平雖然倡言「和平」，甚至許諾「一國兩制」，但由於本質上 他承襲了毛澤東的思維模式，以堅持「中國特色」而拒絕了包括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邦聯、 聯邦在內的國家國體和政體模式，因此錯過了一個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貢獻祖國歷史進 步發展的良機。 他充其量只是中國極權專制歷史上多了一個現代帝王，終於與帶領中國社 會向憲政轉型的偉大歷史使命失之交臂。 對六四事件負有主要罪責 對於1989年的六四事件，《鄧小平生平年表》是這麼記述的：1989年4月，針對北京發 生的動亂，兩次發表談話，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平息動亂、穩！ 定局勢的決定， 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援。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5月至6月，在平息動亂前後提出，中國共 產黨要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新的領導集體要以江澤民為核心。6 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並發表重要講話。 雖然距今才15年的時間，但其中隱含的資訊已經前後矛盾、需要甄別了，尤其是事情的 起因，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對事件的定性，發表「4-26社論」提出了所謂的「旗幟鮮明地反 對動亂」，導致了事態的惡化，激化了當事的社會矛盾，此後又以准宮廷政變政變的手段， 在自己家裡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元老會議，廢黜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然後說是對「對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平息動亂、穩定局勢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援」，明明是他自 己做的決定逼迫政治局常委就範，還偏偏要說自己支援政治局常委的決定，欲蓋彌彰是為了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難怪把另一位六四元兇李鵬給急壞了。 據報道，李鵬在最新一期的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紀念鄧小平同志》 的文章。李鵬在文章中說，是鄧小平堅決支援鎮壓1989年的所謂政治風波。海外媒體認為， 李鵬此舉似乎是有意將鎮壓六四事件的責任推卸給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今年早些時候還 有報導說，李鵬完成了有關六四事件等方面的書稿，希望澄清他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但是他出版書稿的要求沒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另一方面，江澤民人馬掌控的中宣部在 蔣彥永要求為六四正名的「公開信」發表以後，也趕緊製作了一個六四事件的光碟，披露了 當時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簽發戒嚴部隊命令的鏡頭。 只要熟悉中共政治機制的人，憑借常識就能判斷：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負有最主要的罪 責，是真正的元兇，將來正義法庭開庭的時候，他無疑是第一被告，李鵬、楊白冰、江澤民 等在當時充其量只是窮凶極惡的「打手」、陽奉陰違結黨營私的奸臣而已。實行六四鎮壓的 主體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而六四事件的直接政治後果就是江澤民被鄧小平選為接班人，據 《鄧小平生平年表》記述，鄧小平扶持江澤民為第三代中共領導核心；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 以上幹部，並發表重要講話，這充分反映出六四事件在鄧小平的完全掌控之中，他的太上皇 的權威在當時是至高無上的。 《鄧小平生平年表》對六四事件的記述，既想要反映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扮演的主要角色， 又要想迴避他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所以才會「語焉不詳」、自相矛盾。 從「非毛」到「非鄧」 文革結束後，短暫的出現過對毛澤東思想的批判，像著名報人徐鑄成就撰文指出，其實 「四人幫」實際是「五人幫」，毛澤東是「四人幫」的總後台，不少評家呼籲：中國只有 「非毛」——徹底否定毛澤東，才可能完成社會轉型，才會有真正的改革進步。鄧小平壓制 了這一訴求，並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同時，正面肯定了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中國政治之所以出現今日徘徊不前的僵局、甚至面臨火山即將爆發的危局，原因就在於 鄧小平在延續毛澤東的極權專政統治，誠如任不寐先生所言，鄧小平及其所謂的鄧小平理論， 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進步的最大障礙，今後中國轉型的困難又有所增加，即過去的毛澤東尚未 非掉，現在又增加了新的非鄧的任務，唯有實現了徹底的非毛和非鄧，中國才有可能走出現 在的困境。 常言道，偉人之死，死得其時。有評家謂：毛澤東如果在反右運動或者再早些的胡風案 之前死去，其歷史地位可能要比現在的高出不少；蔣經國如果早死幾年，無法領導台灣開啟 民主轉型，其歷史地位不會有今天這麼崇高。有人以同樣的觀點來評價鄧小平，認為他在六 四後有幸用「南巡」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從而多多少少贖買了他的六四罪惡。 的確，表面上看鄧小平運氣不錯，你看他百年冥誕的紀念活動其隆重程度高出了毛澤東 的百年冥誕，他的家人也要比毛澤東的後人要幸運許多，然而他和毛澤東並不是一個等量級 上的政治人物，無論從國家結構和政治體制方面看，鄧小平所作的僅僅只是「毛規鄧隨」； 同時，由於他主觀上提出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阻止中國的民主憲政轉型，所以他也無法 躋身蔣經國那個等量級。 所以，他雖然是一個對現今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但他絕不是一個偉人！ 我同意李洪寬的一個觀點，說鄧小平是「偉人」這要看他和誰比了，比起金正日、薩達姆， 或許他的確可以算一個「偉人」，但是如果要和他同時代的戈巴契夫、柴契爾夫人、雷根等 相比，那他不正好是在偉人的反面嗎！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平甩手留給後人的政 治麻煩，會成為中國進步越來越大的障礙，這一點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看清楚，非鄧的呼聲 也會不斷升溫。 鄧小平到的歷史符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民主黨派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周谷城 先生，對於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的議會制度講過一句驚世駭俗的「名言」，即三 千比零（指人大代表舉手機器一致通過）比五十比四十九（指西方民主制度投票表決多數決 勝）更民主。當時，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著名政治學家嚴家祺先生，對 此曾有一個十分精當的評論：許多年以後，這句名言就會成為周谷城先生的象徵符號！是啊， 儘管周谷城曾經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的摯交、也曾經出任中共花瓶黨之一的中國農工 民主黨中央主任委員、官拜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在學術上他曾編撰過《中國通 史》、《世界通史》，曾任復旦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教務長，然而，當後人在看歷史的 時候，絕不可能記得那麼詳盡，若還能提起周谷城的話，或許最有可能是他講過這句反民主 的「名言」。 這就是歷史的法則，大浪淘沙的無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的細節會被略去，剩下的 只是最具代表性的、最富有本質屬性的史實。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真正名流青史的帝 王也就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屈指可數的少數幾位，即便是那最受歷代推崇的開明君王唐太 宗，也只有「玄武門之變」和「貞觀之治」成為他的象徵符號。毛澤東也自稱一生只做了兩 件事，一件是推翻了蔣介石國民政府，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在評價鄧小平的時候，我們首先要確定評價的座標，即要把他放在大的歷史進程中的去 考察。鄧小平的確有非常傳奇的一生，而且有綿裡藏針舉重若輕的非凡個性，辦事大刀闊斧 的鐵腕身手，無論是在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年代裡，還是在維持統治的「承平」歲月中，他 都為中共力挽狂瀾立下了蓋世之功，他在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平定西藏、 領導反右、領導與蘇聯論戰、文革中復出治理整頓、否定文革、發動對越戰爭、開放改革、 反對自由化、六四鎮壓、南巡等等……毫無疑問，鄧小平是對當今中國影響最大的政治人物！ 然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人們又將如何評價他呢？別或許還說不準，但可以肯 定的是那時不管是鄧小平生前自詡的，還是中南海當權者戴在他頭上的許多光環：無產階級 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乃至於「偉大領袖」都無法經受歷史 的大浪淘沙。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謂的「大歷史」觀點，在中國大陸也有相當的影響，「大歷史 」 （macro-history）與「小歷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計較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 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是要勾畫當日社會的整體面貌。這就要我們將 鄧小平的所作所為，放在孫中山開創的民主憲政建設進程、共產主義在中國社會的實踐、冷 戰結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民主轉型的大歷史背景來看，鄧小平到底代表了時代的進步，還是 對歷史文明的反動？應該是一目瞭然的。 依我之見，開放改革和六四鎮壓將成為鄧小平的歷史符號傳之後世。開放改革挽救了中 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六四鎮壓將世界民主潮流拒之於國門之外，讓國際共產主義繼續苟 延殘喘。表面上看中國經濟發展發榮富強了，但事實上中國卻由於鄧小平的作用一再錯過了 現代民主轉型的良好時機，至少在文革結束至80年代初期和1989年中國是出現過兩次大好機 會的。 中國至今還因為他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繼續受制於極權專制政體，不僅為中 南海的兩個權力中心的政治角逐留下禍患，還給人類文明與和平發展投下極大的陰影。 據（美國之音記者海濤8月25日）報道，在香港，當地的一家叫做「恆豐金業」的金銀 首飾公司，獨出心裁，做了一個五十厘米高的鄧小平金像，用了五斤多黃金，還用了五千多 顆鑽石，造價達一百多萬元港幣。這個金像在公開展覽一個星期後，將贈與正在香港訪問的 鄧家三個女兒。 這實在是太有象徵性的一個細節，可以預言：鄧小平的這身金像，似乎是時下中國拜金 主義濫觴的縮影，現在看雖然價值連城，但是有一點是現在就可以斷言的，他絕不可能享受 中國廣大廟宇中的菩薩金像的那種待遇，那麼香火不斷、那麼被人膜拜、那麼影響後人的精 神生活……別看鄧小平的百歲冥誕搞得轟轟烈烈，在這方面他甚至比不上曾經被神化的前任 －－毛澤東。有什麼辦法，歷史就是那麼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