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 任不寐 90年代的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是江澤民主義在民間的公開完成。20世紀90年代，威權主 義經過100年的革命實驗從英雄時代進入了丑角時代，暴力合法性喪失殆盡，於是政治合法 性表演和軍事投靠成為政治的本質。作為政治表演主要專案的民族主義和在軍事投靠中被鼓 勵起來的軍事主義，就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基本條件，但同時，由於這種政治背景，中 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特別富有意識形態的狂熱，而具有機會主義的特徵，比如，「內部 帝國主義」而不是軍事擴張就是這種法西斯主義的一個主要政治目標。 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是江澤民主義催生出來的產物，它一旦獲得生命就產生了自 己的獨立性，可能超越江澤民主義的控制。因此，江澤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就表現為利 用與被利用、反利用的複雜關係，而不是同一關係。比如，江澤民主義並不真正支持帝國主 義政策和軍事冒險主義政策，由於合法性的先天不足，這種合法性危機使他對任何政治風險 都極端敏感，這種政治脆弱症在「一切為了權力」的主目標下，必然對軍事動員可能產生的 政治風險感到恐懼。因此，它可以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強化權力，但又極力控制民族主義氾濫 成災。加之中國歷史上歷來有對內帝國主義的偏好而無對外帝國主義興趣的傳統，因此，至 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法西斯主義還不是主流意識形態如果撇開蔣介石時代的法西斯主義建設 不談，現代中國法西斯主義則最早產生於80年代末那場政治危機，並在科索沃危機和台海危 機中達到了自己的一個高潮。90年代初以來，為了證明「戒嚴狀態」的合法性，江澤民主義 把國內的政治危機解釋為「外部敵人」的陰謀。由於我們民族理性素質的局限，敵人意識和 生存危機感終於利用這一政治需要找到了安全的發洩物件。同時，貧困但不失精明的文化人 找到了「愛國表演」最富裕的買主。另一方面，社會不公正問題在90年代日益突出，以社會 公正為訴求的民粹主義思潮成為法西斯主義最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當二者互相利用的時候， 傳統激進政治主義具有法西斯主義的必然性。 一、北大之死——大學精神的覆沒 法西斯主義思潮首先襲擊了中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家園──中國高等學府。90年代中國自 由主義思想進一步民間化，大學則不斷成為新左派和年輕法西斯主義信徒的大本營。北京大 學在90年代徹底失去了靈魂，成為北大歷史上最恥辱的或失蹤的十年。 1998年是這恥辱的十年中最恥辱的一年，是北大精神徹底死亡的一年。100週年校慶變 成了對北大精神死亡的慶典。而6月份當克林頓到北大演講時，北大幾個渴望被導演也的確 被導演了的學生，以他們的膚淺的邏輯和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再一次宣告了北大之死和江 澤民主義對大學的勝利。接下來一年的反美運動中，當全世界目瞪口呆地欣賞中國人整體自 我侮辱的時刻，北大再一次站在恥辱者的前列，從北大南門出發，扛起了北大精神死去的屍 體在江澤民面前載歌載舞。人們盼望這些滿腦子商業精神的民族主義小英雄走在北京的街道 上腳下留神，不要踐踏了多年前他們偉大的師兄師姐們的血跡；真正的北大精神還殘留在這 些血跡上，安慰著100年來北大的英雄們和真正的北大精神。 在這場「新義和團運動」的高潮時期，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了這樣兩幅對聯： 扶清滅洋發揚義和團精神，打倒民主、自由、科學、人權；打砸搶被壓迫民族之正義； 繼承紅衛兵傳統，回復閉關、鎖國、自力、更生；燒殺罵新一代青年最光榮。 尊王攮夷操美帝國主義，看他媽的誰敢惹我與黨中央一致，看他媽誰敢惹咱倆 也許每個人的靈魂中都包含著一種法西斯主義的情愫，特別是對於青春期的人來說，法 西斯主義的話語邏輯具有一種巨大的魔力。但法西斯主義從內在情緒發展為外在的思潮，進 而成為一種政治行動，則需要一些必要的外部條件。關於這一代大學生何以「後現代化」的 同時「法西斯化」，通行的解釋是：年輕的「成熟」產生於十年的教育環境，而這十年的教 育幾乎像一塊尿布，是被用來覆蓋一片血跡，守護一個謊言。 1999年中國的反美運動標誌著大學之死和江澤民主義的徹底勝利。80年代以來的啟蒙教 育已經被趕出大學，大學再也不是政治異議運動的中心，而成為民族主義、機會主義的中心。 江澤民是通過特務統治、名利收買等手段完成這個工作的。幾個曾經被賦予了「光榮任務」 的青年特務後來信了上帝，他告訴我：90年代的大學實行的是特務和黨委的雙元領導。此外， 江澤民主義對大學的勝利也充分利用了人的愚蠢。90年代以來大學思想的愚蠢簡直讓人目瞪 口呆。但大學生的愚蠢主要是教育的結果。不過這種愚蠢是通過機會主義的精明來平衡的。 不要認為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完全真誠的，這些年輕人可以今天火燒美國大使館，明天 就會去那裡簽證，；今天咒罵美國人，明天就嫁給美國人。這就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的道 德狀況。 但是，機會主義並不代表這些年輕人不夠凶狠。他們可能缺乏主義上的激情，但在行兇 方面完全墮落為江政權的後備人才。李文蘭是中國陝西漢中市洋縣溢水鄉上溢水村農民。 2002年夏天因家中失火，丈夫帶著兩個孩子返回四川老家。李文蘭生活沒有著落，加上思念 親人，便一路行乞赴四川尋找丈夫和孩子，途經陝西城固縣二里鎮一帶時被一些青年學生毆 打致死。慘案詳情如下：2003年5月6日晚，當地學校的學生張智偉、郭亮和王雲璋在鎮上一 家燒烤店喝酒時，李文蘭上前討飯並與3人發生口角。當晚11時許，喝了11瓶啤酒後的3名學 生回家行至鎮橋頭時又碰上李文蘭，3人餘恨未消，遂上前不由分說狠踢李的小腹部，並排 成一排在倒地不起的李身上亂踩。隨後，他們又將李拖至路邊的農田，脫去李的褲子，拿起 田邊的菜籽桿插入其下身亂戳。李文蘭倒在地上神智不清，幾分鐘後才痛苦地向前爬行，3 人仍感不解氣，又抽出腰間皮帶，用鐵製皮帶頭在李的頭部、臂部、腿部等部位抽打。至次 日凌晨１時許，3人才結束了暴行，整個施暴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5月7日凌晨5時30分， 鎮中心醫院的值班醫生李創民聽到門外有人呻吟，開門後發現李文蘭面部青紫，雙手捂著肚 子，說有3個流氓用菜籽桿捅了她的下身，要求看病。李創民沒有採取任何診治措施，只是 向二里鎮派出所打了個電話算是報案。民警魏國華接警後，8時多才安排片警魯小軍（司機） 去察看，魯小軍在醫院沒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時在橋頭碰到渾身是傷的李文蘭。李文蘭對魯 小軍說她被3個流氓打了。魯只對她說了句「你是哪裡的，走就是了」，便開車回到派出所。 8日下午，二里鎮二里村村支書劉國棟兩次請示派出所如何處理李文蘭之事，最後商定將李 送到轄區以外的地方。村上據此將李送至城固縣與南鄭縣的交界處。9日下午，二里鎮苟家 灣村村民向派出所報警，稱發現一具「女屍」，派出所負責人尚龍德帶著民警和當地村幹部 趕往現場，當時李文蘭仍神智清楚，並敘述了3名施暴者的形象，隨後他們將李送到鎮醫院 救治。10日上午，李文蘭因搶救無效死亡。法醫鑒定，李文蘭全身多處臟器受損，陰道內挫 傷嚴重，因受鈍性外力致膜下腔出血，左側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相關新聞參 見新華網、中青網） 誠然，那三個學生是「個別人」，但我有充分的人生經驗使我相信，這「少數」幾個學 生是有代表性的。他們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國家教育「最合格的畢業生」，這一國家 教育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完全是天經地義或順理成章的。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一種 小市民政治或小人政治領導了國家。這個「新國家」完全依靠政治墮落和幫派利益來維持， 在它的示範下，特別是在它積極推動的國家教育中，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教育被束之高閣， 謊言與厚黑學因此統治了課堂內外。這十幾年的學校教育制度性地生產著年輕的名利之徒和 毫無廉恥的年輕暴徒、流氓、打手與新新人類這樣的精神病。 他們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但卻是具有相類似的人格特徵的江澤民主義的「紅憤 青」。他們是網路上的流氓，也是街頭的兇手。他們一年年在長大，因無知而更加偏激和野 蠻，因精明而更加殘暴和無恥，他們是中國政治真正的傳人，一種「後改革開放時代」的法 西斯主義轉向所必須的群眾基礎。這些青年暴徒基本是瘋狂的民族主義信徒，同時又是瘋狂 地殺害自己同胞張文蘭的兇手。如果說毛的罪過之一是人口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那麼江時代 的罪惡之一則是為中國精心培育了這樣一代新新人類，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意味著毀滅和 死亡。更重要的是，江主義的國家教育仍在繼續，孩子繼續走進校門，而「紅憤青」仍然在 象悻悻的狗一樣從學校衝向社會。經過細緻的政治謊言的教育和政治墮落的官方示範，這些 「新兵」衝向街道和村莊，在等候一場「啤酒館革命」之前，不間斷地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暴 行。我知道，「新國家」的愚民教育完全是為了自衛，為了捍衛89事件之後竊國自肥的商業 利益，也是為了緩解1989年引發的政治大恐慌──「國家」再也不需要80年代的「啟蒙教育」 了，它對「八九一代」痛心疾首。它必須徹底地消滅再產生「八九一代」那樣的年輕一代的 可能性，因此它要千方百計地培養在精神上和「八九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他們成功 了，他們用李文蘭的鮮血給這新一代畢業生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但問題是，這一政治自 衛行動的後果是災難性的。這個瘋狂自私的政治集團為了那些幫派利益正在政治上徹底消滅 中國，在人口生態方面為這個國家準備葬禮。李文蘭死於這場災難的前期，她為我們所有人 發出了第一聲慘叫。 二、何新事件——人文精神的覆沒 不過9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們不能忘恩負義，他們應該永遠銘記一個叫何新的「導師」， 是他在90年代初思想界人人羞於拋頭露面的時候挺身而出的，是他首先把中國法西斯主義的 基本情緒上升到「學術」的高度的。 其實北大精神在1990年6月24日就被這個叫何新的「學者」污辱過。何新先生是到北大 來進行演講的，據他自己記載，演講結束時，「全場熱烈長時間持續鼓掌」。在「全場熱烈 長時間持續鼓掌」開始前何最後的一句話是「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給歷史。」——但我想 這讓歷史很為難，如果他堅持要歷史記住他，那麼他將因一些批判文字一起載入史冊──歷 史也記住了克勞底斯。撒爾美夏斯，那是因為歷史在懷念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約翰。彌爾頓時 不得不記住他。記得有人這樣說過：「一個傻瓜可使跟他一道生活的人感到無聊可厭，他本 應知足了，可他還想折磨後代人……他想告訴後代人過去曾有他這麼個人，而且讓後代永遠 記得他是個傻瓜。」我確信何新以及堅持要敲響「中華世紀鐘」的人可能會名垂青史，只不 過是以傻瓜的形式。 談到何新我簡直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因此我只能說「哦，何新……」然後就不知所云了。 我想借用一下他的話——我對他的同情甚至大於輕蔑。然而，評述中國新法西斯主義的歷史 不可能不提到他。「何新思想」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現象，一個做人的方法，一個反文 化的文化事件。它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軍事的殘暴和精神的狂妄增添了生活的下賤和道德的 卑劣，因此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建立了頭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何新現象「雖 然低於歷史水平，低於任何批判，但仍然是批判的對象，就像一個低於做人的水平的罪犯， 依然是法律的對象一樣……這種……精神已被駁倒……本身不是值得重視的物件，而是既應 當受到鄙視同時又已經受到鄙視的存在狀態。對於這一對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麼了， 因為他對這一對像已經清清楚楚。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感 情是憤怒，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 我並不希望也不相信當他將來想到自己如此卑劣以後，像撒爾美夏斯讀了彌爾頓的文章 後一樣「羞愧而死」。我是熱愛生命的，而何新先生是具有足夠的堅強和自信的——對於何 新不知道什麼是羞愧，在這個問題上，我對他是有充分的信心的。我也不認為他會恐懼，或 者他的生存恐懼早已活埋了他的道德恐懼。「當蒙昧時代，人們就是做了極壞的事也毫無恐 懼。在開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還是要戰慄的」而何新先生是有恃無恐的。就像他 身後的「路易十五們」「有槍無恐」一樣。 「為自己聲辯」 「何新思想」的核心是：通過攻擊「自由化」以期被「集權化」利用。如果說何新為權 力辯護完全是為了權力的利益，那仍然把他看高了；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是為了被利用的 「折現」。他是把每一次諂媚同他在體制內的地位和銀行存折的數目聯繫起來的，就像撒爾 美夏斯「為英王辯護」不是為了英王的利益而僅僅是為了查理二世的錢袋一樣。他的這個目 的似乎漸漸被「中央領導」認識到了，同時由於何新的「理論」的無知和無恥讓「中央領導」 都覺得不好意思再用，再加上政治危機基本過去了，還要改革開放，還要和美國建立「夥伴 關係」，何新的利用價值沒有了。於是近來何銷聲匿跡了——拋棄何新可以說是「英明領袖」 唯一英明的一件政績。可以說利用何新是權力體系一場危機以後精神極端貧困而飢不擇食的 選擇；利用權力是災民何新極端生存恐懼而不擇手段的選擇。但不幸的是，雙方對這項合約 的有效期限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何新的締約行動首先表現在給權力不斷上「奴才以為」、「竊以為」的奏折方面；其次 表現在為「中國」的「聲辯」上。如果這些措施還不足以引起另一方當事人的注意的話，他 就呼喊「狼來了」。坦率地說，他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至少在一定時間是成功的。牛的幸 福是找到草料：「文化」的幸福在於被使用。「一個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力」。 「和強者一致」 「締約行動」的第一個辦法是直接恭唯權力，討好權力。當面時是低聲下氣的，遠距離 時是大喊大叫的，因為他擔心權力聽不見——的確，「老同志」的聽力多少不大靈便，何況 向權力討飯的「精英」在中國總是人才「供過於求」呢。在「收購注意力」這方面，何簡直 是非常精明的；不過一般的奴才都有這種聰明，就是對主人投其所好，對主人氣急敗壞的事 情義憤填膺。 我們先欣賞「低聲下氣」式。1991年4月17日他終於憑借對自由的謾罵，經過艱苦卓絕 的努力而得到了Ｘ老的「親切接見」；這顯然是何新「有生以來最幸福的一天」。看看幸福 的何新在去銀行之前的幸福吧：「看到您身體健康，全國人民都會高興。」何怎麼知道全國 人民都會高興呢？看來以人民的名義「服務」人民是權力的智慧，而以人民的名義討好權力 則是「人民」的智慧了。「戈巴契夫……早晚將成為歷史上的一個笑柄。」他知道Ｘ老討厭 戈氏。但他不知道自己早已經成為歷史的笑柄了——如果歷史有這種閒功夫的話。「記得毛 主席好像說過：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頭。幹部來自書生，政治中充滿書生氣。不可取。一 旦天下有難，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他知道Ｘ老是個大老粗；是喜歡聽蔑視知識的恭維 的，更重要的是，剛過去的麻煩全是知識份子惹的禍。然而就是這個攻擊知識份子的何新， 早在1988年，他還書面「奏曰」：「十年改革的根本失誤是……沒有真正動員和開放國民， 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創造能力。」對於1988年的話，我只能這樣理解：「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 就是沒有真正動員和開發何新，特別是何新的創造能力。」而1999年，這個「波西尼亞人」 （本雅明）終於找到機會了。不過，似乎不僅毛主席蔑視知識，希特勒也蔑視知識，希特勒 說：「知識水平越高，其事業上的成就就越小。……不能靠知識份子創造歷史。」「發生社 會對抗、戰爭，不能不死人。」——他知道或聽說「Ｘ老」有動輒要摸槍的愛好，更重要的 是，他送來了珍貴的賀禮。「發生社會對抗」就得「死人」，這種邏輯是何新向勝利了的 「戰鬥者團體」投降打出的旗幟，也是他加入蒙昧物群的標籤。然而，這次拍馬屁拍到馬蹄 子上了，看來「Ｘ老」一直對關於他的某些傳聞很惱火，於是他不僅不領何的討好，反而不 耐煩地訓斥說：「最好一個不要殺。」何多次主張殺人不可避免論，當然他自己是不在可殺 之內的，就是說，應該殺別人。 何新把這篇徹底暴露他的奴性和殘忍的談話紀錄編入了他的文集，目的可能是為了向世 界炫耀：「那天Ｘ老同我講話了，而且他沒有直接說滾呢！」 讓我們再欣賞一下「大喊大叫式」。「竊——又是一個竊，比『臣'還要謙卑——這還 是20 世紀嗎？——觀江總書記、李鵬總理皆具誠敬之心，勤勤懇懇，勵精圖治。然而權威 未立，故易為省部藩鎮諸侯所辱慢。幸賴今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權威在。」如此勝意，而迄 今仍未聞「何愛卿平身」之聖言，何亦可憐！誰是笑柄，人皆知之矣。 「與弱者為敵」 他說：「至於某些自由派精英……我不會與此輩為伍——我對他們的輕蔑甚至大於敵 意」。魯訊說，明言輕蔑著什麼，並不是輕蔑。何新不是輕蔑，而是畏懼。何新當然「不屑」 與自由派為伍——自由派為此應感謝何新——因為自由派既不能給他買去古巴的機票，也不 能給他提供住房。相反，攻擊自由派才能達到這兩個目的。何是喜歡與權力為伍的，「我是 支持現政府的」——給錢吧，政府？！ 對「自由化」的攻擊是他最大的「理論貢獻」或送給「新時代」的禮物之一。他的攻擊 沒有任何思想信仰上的理由，是完全為著趁機「揩油」目的的，而「『揩油'據說是說明著 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治療」一下他對一些學生對他「人身攻擊」的 「大義凜然」的反擊，為學生故。 他在北大的那個演講上，先宣讀了他收到的匿名信的內容：「何新，你這只卑鄙無恥、 賣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將永遠被釘在文明的恥辱柱上。如有可能，我操你媽，再生一個人作 何新！」然後，他激動地反駁：「為什麼搞人身攻擊？」——於是，據他說，他「一下子就 把北大學生鎮住了」。 他充分利用了人類的善良，特別是對弱者的天然同情心，他為此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受人 傷害的可憐蟲。但這是一種無恥的道德訛詐。 「人權」就是「豬權」的始作甬者之一 據說「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個可愛的命題是何新的發明，這個命題不僅表明了他對人權 概念和人權史的無知，更惡劣的是，這個命題把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和人性與豬的"理想"和" 豬性"降到了一個水平。 何的「人權」至多不過是「豬權」，而這種「人權」唐太宗可能做得更好。這種思想推 翻了有史以來所有關於"人"的定義。"認為人之所以異與禽獸在於人能思想，乃是一個古老 的看法，我們贊成這種看法。人之所以比禽獸高尚的地方，在於他有思想".赫拉克利特也有 一句名言：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麼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吃的時候是幸福的。何新 先生為了找到自己的"草料"式幸福，而一定要讓所有的中國人和他一樣尋找這種幸福，不是 牛對人彈琴的狂妄嗎？ 何視人如豬的第二個理論是"利用論".即他認為，中國人總是被人利用，沒有知性或判 斷能力、而知性正是人與豬的主要區別。在這方面可以抬舉他把他看作黑格爾主義的信徒， 黑格爾是把人民視為賤民的："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那一部分人。 知道別人需要什麼，尤其是知道自在自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麼，即深刻的認識和判斷 的結果，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何新認為"理性"只是他個人的事情，而不理性是別人的 事情。黑格爾的這種大言不慚是同他在同一本書裡關於私有權的理論明顯矛盾的，對人民的 不信任，更多由於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懼。何對人民的污辱則來自對投靠運動中"競爭"的恐 懼。 何新第三個"豬論"是中國人如果沒有坦克的保護尤其是沒有權力的管束就必然大亂。在 他眼裡，中國人是天生的"動亂分子"或毫無理性的豬群，如果離開"人牧"就將互相殘殺。他 把人群斥為豬群的一個目的是反證"人牧"的偉大和神聖——通過辱罵人民拍權力的馬屁而求 個人的私利，在這方面何新登峰造極。"幸賴今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權威在，故能一錘定音， 保持統一。但一旦猝有不諱——好一個"諱"字，與"竊"字正好合拍——則亂可能從下起…… 怕有一天，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亦將一片兵荒馬亂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國土分裂，生 靈塗炭。"他不知道南斯拉夫之所以有今天，正是長期以來整個國家由一人"一錘定音、保持 統一"的必然結果。"如果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早些出現，偏狹的民族主義可能就不會如此得 勢".正是"集中控制的經濟使民族主義獲得了滋生的溫床。""說人們不會好好工作除非有人 經常在他們頭上揮舞鞭子，是反映著相當原始的、奴性的心理狀態。"魯迅先生說："奴隸們 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綏拉菲摩維支在《鐵流》裡，寫農民殺 掉了一個貴族的小女兒，那母親哭得很淒慘，他卻詫異道，哭什麼呢，我們死掉多少小孩子， 一點也沒哭過。他不是殘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會這麼寶貴，他覺得奇怪了。奴隸們受慣了 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 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對全體人民進行瘋狂的"人身攻擊"的第四個理論是 歷史發展總是要死人的理論。他否定生命的價值高於一切，他認為中國人的性命在權力的利 益或偽意識形態利益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任意屠宰作為權力的犧牲的。認為何新是個 變態的殺人犯就污辱了殺人犯，因為殺人犯也是法律的物件，也有邏輯能力，也有人的同情 心。"何新思想" 低於人類各種文明的現象。現在我終於理解了彌爾頓斥責撒爾美夏斯那樣 的激憤了： " 流氓啊！"他罵道。然而，也許這種"評價"今天使用起來可能會污辱流氓，因 為流氓只是無原則的惡棍，未必是嗜血的幫兇。 "人權就是生存權"，說到底，是一個政治陰謀，論者自己也未必相信是真理。"他們以 進步的名義竭力把人唯物化，拚命追求不顧正義的利益、脫離信仰的知識和不講道德的幸福。 他們自稱現代文明的衛士，高傲地以現代文明的帶頭人自任，竊居落到他們手中而他們是不 配擔當的職位。""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個墮落的哲學就是為這個"職位"利益服務的。 "狼來了！" 何新鼓吹民族主義，集中攻擊美國，渲染戰爭氣氛。他為什麼要謊稱美國要進攻中國、 中國現在正面臨著"重大的危險"呢？ 謊稱被敵人包圍以證明國內集權主義的合理性，這已 經是一個公開的政治秘密了。 何新的作用是幫助"謊稱"而已。除了這個目的以外，何有更現實的目的：如果把"自由 化"說成是美國全球政策的一部分，那麼，鎮壓自由就有了合法性。從好的方面說，何新患 上了"間諜恐怖症"和"警惕綜合症"，這是一切原始人群和現代"賤民"基本的政治心理疾病。 這種疾病何新顯然感染得最為嚴重。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對他應憐憫而不是輕蔑，對患者應 該憐憫，對何新來說，"這似乎是……從少先隊員時代就培養起來的警惕綜合症。他已經不 能理解現代世界是按怎樣的規律存在著。"但何新呼喊"狼來了"還有另外的現實的個人動機： 企圖引起別人特別是權力對他的注意，畢竟，"何愛卿平身"的聖旨還沒有傳下來。這就像一 個又醜又老的女人，總是呼叫別人要"非禮"她才能引起注意的變態心理一樣。是的，何新多 麼盼望有人非禮她呀，而且最好是克林頓那樣有錢有勢的漂亮男人！馬克斯。捨勒對"老處 女"的怨恨的分析，用來分析何新的"何愛卿平身"以前的怨恨，簡直再恰當不過了："老處女 的溫情慾、性衝動、生育欲都被壓仰；正因為如此……在週遭環境中一再尋找頗具性意味的 事件，以便對之作出嚴厲的負性價值判斷……翻來覆去地找碴子……""找碴子"要選大目標， 所以何新選擇了美國，以反趁他的偽勇敢，以說明自己作為危機的發現者具有更重要的權力 使用價值。 這種叫喊也是為了平衡自己因"賣身投靠"產生的心理內疚，因為"虎狼在側"可以證明自 己"慌不擇路"的不得已："個人由於心術不正和心神不定，懷疑自己的行為在對'別人'的集 團的關係上是否合適……偏執狂患者在自己的周圍所看到的僅僅是敵對力量……他必定想用 審美手段來'美化'自己的生活……他玩弄激情。"陀思陀耶夫斯基說，良心——這就已經是 後悔。何呼喊"狼來了"，是一種隱蔽的後悔，一種高度自私以後的後悔——我錯了，但是是 有原因的，原因在別處。"理論信念最終變成強烈的感覺，偽造良心的呼聲……良心需要特 別的外在支援。"，"狼來了"，這正是何新"偽造良心的呼聲".從何新開始，中國這幾年連續 出版了很多渲染法西斯主義精神的作品，除了《中國可以說不》以外，還有許多"中國可以 說不——許非禮"的文字拉圾。我們必需強調，中國法西斯主義鼓吹者擁有更多商業上的實 用目的而不是種族主義的激情。除了何新可以證明這一特徵以外，1999年以《環球Ｘ報》為 代表的中國眾多媒體的法西斯主義喧囂更多出於增加發行量這個卑鄙的、不負責任的商業目 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激情。如果一定讓中國法西斯分子在殘暴和卑鄙之間進行選擇，他們 將選擇卑鄙。199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無恥再一次震驚了世界。抵制洋貨雖然是一個謊言，但 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仍在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地進行了投機性的商業努力。"打倒北約— —喝自己的可樂！""抵制美貨——電腦除外！"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 則，它的出發點和目標，它的虛偽和下作。 還有一本叫《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奇書，它 把本來屬於何新的"狼來了而我們必須是狼"的最早發明權，扣到了美國人的頭上。他們謙虛 地反問：在這和平的年代，為什麼美國說中國要影響世界和平？這些聖徒忘記了何先生在 1990年就鼓吹世界是不和平的，就期待別人非禮他，並聲稱別人已經非禮了他而且堅決鼓吹 要反非禮——他像林彪把葉群的內褲舉起來證明葉群是處女一樣，把世界地圖舉起來，在上 面吐了幾口唾沫，然後就證明，中國被侮辱了。在他看來，根據他的學術水平，由於美國和 中國的地理位置的特點，美國已經把中國非禮了而且必將繼續非禮。"朝鮮，將來可能是個 麻煩地區……中國是任何要統治世界者必爭之地。"根據他的邏輯或他的地圖知識，如果男 女同校或男人和女人"緊挨著"生活，男必非禮女，或女必非禮男——中國周圍是其他國家， 中國就必然被包圍，而被包圍必然就是"面臨著重大危險"，而何新和他想像的主子們就必須 把人民用坦克"保護"起來，而何新因為這個偉大的發現就應該作中國甚至古巴的護國法師…… 我堅持把何新的巨著讀完了才敢寫這樣的評論，免得被象何頻這樣專門主持公正的學者 指責我"沒有讀完全部內容就下結論".我不得不承認，儘管我事前提醒過自己閱讀何新的作 品必需持寬容的態度，但他的胡言亂語和卑鄙無恥仍然超越了我能夠寬容的極限。我無論如 何也不能理解，一個人，一個知識份子，如何會墮落到這步天地。 何頻先生是我比較尊敬的海外學人之一。但他的"為何說不"使我感到彷彿吃了一隻蒼蠅。 如果主持公正僅僅為了表示我公正，而不是為了真正的公正本身，那麼，公正可能就是作秀。 據說何新先生曾經在中國的北大荒生活過。那曾是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大平原，50年來， 由於計劃經濟敲骨吸髓的經濟剝奪和瘋狂工業化，今天已經是中國最貧困、失業最嚴重的地 區之一了。然而這只忘恩負義的東西竟然說："從總體上、從生命力上看，社會主義要比資 本主義好。""本質主義"或他的"總體"是什麼東西呢？他的"社會主義" 從總體上已經失敗了！ 他的故鄉是不屬於他的"總體"的！他的故鄉人民的社會主義貧窮和失業反而表明社會主義是 有生命力的！什麼人能對人類的不幸如此無動於衷？——古代懷疑主義者皮羅就曾對豬的" 不動心"而不勝羨慕。我們冒昧地代表北大荒人，那些生活悲慘的何新的父老鄉親們向世界 道歉；為他們曾經餵養了這只對人類嫉惡如仇、對故鄉人的不幸歡心鼓舞、對死難者幸災樂 禍並企圖從中漁利的傢伙而道歉——但請世界相信他們：他們的確不是故意的。 三、《中國可以說不》要說什麼 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代表了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從准官方 意識形態（如何新理論）向民間發展的一種趨勢，也表明這種思潮的日益理論化。 這種分化同社會公正問題浮出水面有關，實際也是激進的知識份子中的無套褲漢關於官 方對公正問題的曖昧態度和對民族主義的機會態度的不滿和絕望。法西斯主義的民間化，與 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機會主義的疏離，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拋棄， 相互厭惡中的相互抱怨。換句話說，90年代後期，中國法西斯主義更多持民間立場，同樣在 "抵抗羞辱"，甚至通過強化自己的民間特徵來獲取群眾。於是，"新左派"成為法西斯主義的 "精神文化".到目前為之，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偏好還僅僅停留在語言暴力的層面上，還未轉 化為現實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間的邏輯一致性是一目瞭然的。 不過，從《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仍能發現機會主義的文字風格。也許，由於依附傳統， 中國的文字事業一直是蘊含一種商業精神的，這種商業精神在分別經歷了諂官和媚俗兩個階 段，現今步入了既能諂官又能媚俗特別是能夠個人治富的新時代。這種"進步"是低成本的， 因為在"新時代"，經營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隻眼睛"看問題的。但三隻眼畢竟是畸形，也遠 非不偏不倚，這是政治改革滯後引起的文化殘疾。以文化殘疾來換錢，這是對災民傳統的" 創造性轉化".幾年來，這些文化殘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後現代主義"的同時開始了"後文革 主義"的舞蹈，裝神弄鬼、語重心長、乃至奴氣凜然、涕泗橫流。 當然，《中國可以說不》如果說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還是過譽了，算是文字愛好者的 作品是合適的，在作品裡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驚世駭俗——實際是入世媚俗——之語， 餘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書我尚無此才，因該書本身不服從理性，只服從愚蠢。朋霍 斐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 固，……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 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的標語口 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 的是救贖，此外別無它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因此我不會 去和他們辯論，何況他們愚蠢的背後還有精明的支援，而精明的背後就是刺刀和污告了。 當然，"愚蠢"也是有使用價值的，只不過是對當局是有使用價值的。"我們的統治者是 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為了 說明愚蠢的使用價值是我品味此書的唯一理由。 無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歷史感的人都知道，對西方文化，"中國"大多時間是說不的，尤其在"偉大光榮正 確"的時代；這種傳統從乾隆開始而綿延迄今。"中國可以說不"的邏輯前提是中國一直在說 是，這個前提是虛構的。中國的歷史的真實狀況是中國人對"中國"或中國政府一直是說"是" 的，賦有真正道德熱情和勇氣的人應該呼籲"中國人可以說不！"，這才是現代中國人的根本 命運和第一任務。 因此，此書的名字應該是"中國還要說不"，這才符合實際。因為毫無疑問，作者所說的 "中國"，應該是指"中國的政府".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是要"部分地"說是的，但作者應該是 主張全部說不的，他們提示人們應該看那杯子滿的半部分。 此書是對《日本可以說不》的拙劣摹仿。這種模仿既缺乏歷史感也缺乏現實感，中國的 情況與日本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我們並不是被美軍佔領的戰敗國。"日本說不"也不完全符 合日本的歷史，也不符合日本工業化現實。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說不》是對近代以來日 本所鼓吹的"亞洲主義"的思想傳統的繼承，而"不先生"們對這樣思想淵源事實上並不清楚。 日本的亞洲主義最早是後工業化國家的一種民族自信心的體現，是在白人中心主義長期壓抑 下而發出來的情緒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贊同過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 本的亞洲主義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夥伴，成為日本在亞洲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政治理論。而 中國恰恰是"亞洲主義"或"日本可以說不"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對之說不的 西方反而和中國站在一起，在抗日戰爭中制止了日本在亞洲說不的霸權野心。"政治問題是 可以討論的"，這是這類新法西斯主義作品唯一的貢獻，儘管他討論的方式和結果，與"政治 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邏輯所要實現的目的是一樣的。此外，我同意他們在中日關係問題上 的一些看法。 包裝憤怒的推銷商 作者把憤怒變成了商品，如小販的叫賣。所以對書中一些廣告用語別太當真。對憤怒需 要安慰而不是說理。仔細研讀他們的作品你會發現，與其說脆弱的民族主義情結表達了一個 大國寡民"特別發達的自卑感"不如說幾個"波斯尼亞人"經過令人喪氣的失業後找到了一份工 作。靈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織在一起，是"可以"反對語言秩序的，反對"羅格斯中心主義" 的，反對歷史事實的，也就是說，"可以"胡說八道的。 作者發誓不坐波音777，但737是要坐的。作者斥責《讀者》充滿了"小小資產階級" 意 識——我建議《讀者》雜誌捍衛自己的名譽——並對赴美學人——當然不包括出訪或公款旅 游的官員——沾染上"美國瘟疫"而深惡痛絕。但作者自己看《讀者》，也積極把夫人送到美 國去。說美國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認為俄羅斯和法國還不錯，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同樣 歷史悠久".作者們氣憤已極的時候要糾集法國去燒好萊塢，原因是中國人不看國產片愛看" 十大影片"，並認為是"好萊塢"在"鉗制中國人的思想"，所以中國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 作者說出了部分真理，中國的確沒有搞出幾部好片子，人們不愛看國產片，就像魯迅說的" 不喜歡看中國書"一樣；但原因不在好萊塢，這要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制度規定性裡去找。 好萊塢為世界電影藝術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儘管他的強烈的商業主義總是破壞他的這一貢獻。 "不知道，沒有中國的印刷術，西方人印一首詩大約需要多少時間。"這種"自信"是缺乏 自信令人可憐的；但這說的好像還是實話，儘管有專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術雖然可能受到 了畢生的啟發，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質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著中國 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這完全是大言不慚。這 一"偉大歷史"是他們的期望，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事實。民族主義不能通過吹牛來體現，這 同把清朝的辮子拿到歐洲去展覽一樣污辱我們的民族。我們驚奇地發現，這種民族自大狂和 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奮鬥》中的觀點完全一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 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產物。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國 的"不先生"們用腐爛的邏輯安慰了他腐爛的靈魂。"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時間就在我等老 去之前。"我想整個世界都充滿著希望，實現希望要努力工作，要減少壓制和暴力，而不是 僅僅通過算命。 作者用一種奇妙的邏輯反覆論證了這樣一個奇妙的命題：由於我們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 流血，充滿痛苦，所以我們民族具有未來先進的民族特徵。用作者的口吻講，就是：我們牛 逼，因為我們痛苦。"中國便是野蠻的好。"這可真是天下奇論。"沒有國家歷史觀念，沒有 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會是未來先進的民族的特徵？……需要滌清瀰漫在我們周圍的普 遍的怨恨情緒，以面向未來的心情歌頌工地一般的中國。需要駐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腳步—— 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以痛楚後的清醒來審視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 因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將照耀我們前程的光明一樣豐富著我們大中國民族的感情。"我們的" 思想深度"體現在什麼地方呢？是孔孟之道中的道德短語，還是唐詩送詞中的文學抒情？是 《資治通鑒》中那些令人噁心的權術故事，還是古典小說中那些殺人者演義？是《金瓶梅》 中發達的意淫，還是我們唯一超越世界水平的關於吃和酷刑的想像力？作者要歌頌"工地一 般的中國"，因為這"工地"上充滿著"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作者不僅自己"歌頌"， 還要滌清"普遍的怨恨情緒"，讓這"普遍的怨恨情緒"變成普遍的對怨恨的歌頌，作者更主要 是要歌頌"上述""黑暗"，因為"黑暗"能夠"豐富"我們大中國民族的感情。希特勒先生如此這 般的豐富著猶太人的感情，日本侵略者如此這般地豐富著南京人民的感情，毛澤東如此這般 地豐富著55萬右派的感情，五千年的封建專制如此這般地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感情！這廝究竟 想幹什麼？這個民族主義者為什麼鼓吹中華民族必須象狗一樣生活他才覺得中華民族感情豐 富了？才體現了"未來先進的民族特徵"？ 作者嘲笑美國人膚淺、無知，因為美國歷史短，"美國人太年輕"，可是隨即又自豪地聲 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才40年，年輕而充滿活力。那麼，究竟是歷史長一些好呢，還是短一些 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然而，一個民族的歷史長短與其優秀與否有必然聯繫嗎？綿 延就是優秀嗎？那老鼠比人的生命力強得多，也綿延幾萬年了。也許實在沒有誇耀於人的了， 就只剩下了"我們能活著"這一"生物優勢"了？ 嬌滴滴的美國人，心靈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底蘊：新加坡人拿鞭子抽美國佬的屁股，" 整個美國民族的心都抽緊了".因此，作者認為，阿Ｑ看殺人表演喊彩曰"嚓嚓，痛快"才好， 那體現了民族的堅強；鎮壓無辜無動於衷才表明民族有底蘊。為了讓作者不斷堅強，感情日 益豐富，有必要不斷打他的屁股，讓他居住在欺詐、愚昧、瘋狂和黑暗之中。 "美國國防部長佩裡居然以這樣的口吻威脅中國：'誰也不要忘記了，美國的海軍是世界 第一。'我以這樣的口吻來奉勸美國：'誰也不要忘了，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第一。'" 顯然， 一切炫耀武力的戰爭都是令人鄙棄的，但炫耀人口並非光彩。"我們是四萬萬人， 你能把我 們滅絕麼？…………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魯迅全集》第一卷P.179.）現代牛二們更"牛"了，因為中國已經有13 億人口和人肉供 他們進行理論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了！一個民族的偉大與否不是因為她的戰爭能力，更不是 體現在在戰爭中擁有眾多的人口炮灰，而是因為它擁有自由和正義。人口帝國主義與軍事帝 國主義同樣是一種罪惡。作者無非想說：我們不怕死人，因為我們人多，我們死得起。人口 種多有如此妙用為何又為"計劃生育政策"辯護呢？作者視中國人的生命如草介，視百姓為芻 狗，"死幾萬人算不了什麼".所以他們繼續說："對我國人民來說，戰爭意謂著勞動，也意吵 著道德上的整肅， 即使舉國上下深深陷入戰爭狂熱時，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裡絲毫沒有攫 取的成份"，"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種威懾".根據他的邏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簡直不是人。 這傢伙經歷過戰爭嗎？他知道什麼叫戰爭？他就不怕在歷次戰爭中死難的烈士和千百萬無辜 死亡的平民的靈魂半夜來敲他的門？！有人說，戰爭只有對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才是美好 的。這真是真知灼見。 在這些戰爭愛好者看來，戰爭是勞動，中華民族熱愛勞動，所以中華民族熱愛戰爭，所 以作者把中國比喻為工地，並對這工地的如山白骨，如河流血高興得手舞足蹈，對和平生活 氣極敗壞。什麼是戰爭？就是證明人類是自相殘殺的動物這一特徵的一種以生命為工具的生 物實驗；就是千萬人為少數人而相互吞噬的一種愚蠢，就是在互相撕咬、破壞一切文明成果 後國界恢復原狀然後重新建設、昔日的仇敵又稱兄道弟的一種人類疾病，就是老百姓永遠遭 殃殺人英雄永遠輩出的一種絕對不公正。只有從未經歷過戰爭有游手好閒無所事事企圖趁火 打劫的市井無賴或僅僅慫恿他人投入戰爭惡棍才會讚美戰爭；而一切經歷國戰爭的人無不談 虎色變，殺人者在噩夢中懺悔，倖存者在悲傷中詛咒。東史郎就是著名的戰爭懺悔者之一， 他說："我在戰場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慘的情境、戰爭的罪惡。……戰爭是什麼？'戰爭 '二字就是殘忍、悲慘、暴虐、放火、屠殺等等慘無人道的罪惡之極的代名詞，所謂戰爭， 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惡無比的巨大的惡魔口袋，它荼毒生靈、破壞良田，摧毀房屋、 恣意暴虐、毀滅文化，使人間變成地獄，導致無數的生靈成了孤魂野鬼……戰場斷不是什麼 美好場景的氾濫。戰爭本身就是醜惡，憑什麼把它描寫成一連串的美好事物呢？"應該建立 一個戰爭特區，讓世界上所有喜歡戰爭和鼓吹戰爭幸福的瘋子們攜帶一家老小——請原諒我 這個罪惡的比喻——在那裡彼此開戰，是的，沒有理由阻止他們追求戰爭"幸福".這些愛國 賊反駁說：如果不通過戰爭如何統一呢？首先，不通過戰爭就不能統一，這個命題本身就值 得懷疑，其次，更重要的是，統一真的那麼重要，足以不顧及個人的生命和幸福嗎？如果說 統一是為了個人福祉，而統一卻毀滅了這個目標，那麼，這樣的統一還有什麼價值呢？是的， 中國人應該永遠銘記，統一永遠僅僅是一種次價值（並非完全無價值）。這些民族主義者， 也許對民族懷有刻骨的仇恨，因為他們是對中華民族飽經痛創和死亡唯一高唱讚歌的"民族 主義者".為誰說不《中國可以說不》究竟在為誰說不？說其中包涵著恭維權力的目的並不過 分，"民間化"是伴隨著憂怨和勾引的。 "我等老去之前"，多"面向現實"啊！"中國頂尖人物 群體的素質已具備了肩負偉大責任的能力。"說得多明確！不過我提醒"中國頂尖人物群體" 注意：這傢伙如果沒有"林彪高舉式"的惡意和陰謀，那就是在罵您呢！ "中國可以說不"含 有四個命題：誰說不？對誰說不？就什麼事情說不？為誰說不？即"說不"是為了捍衛誰的利 益（我們排除"版權"利益）？ 中國民眾可以對"頂尖人物"說不嗎？台灣中國人可以對"中央政府"說不嗎？作者認為不 行。只有"國家"可以說不。"國家是幹什麼吃的？就是幹這個吃的。國家的神聖威望不能單 靠皇天后土的慈悲來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麼定了。 '"國家""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絕無所謂調解、限制、和解、條件、等值、商談、諫 諍這些東西……人就是一個生物服從另一個發出意志的生物罷了……在那裡，人的命運和畜 生一樣，就是本能的服從與懲罰。……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絕對的服從，就意味 著服從者是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需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 表示一下自己的意願就夠了。""不先生"表達了這種"意願"，他表達了渴望從潛在的暴君變 成現實的暴君的強烈"意願".根據作者的描述，似乎美國華人可以說不，作者舉了一個例子： CBS事件因華人說不直至CBS道歉。這時，作者就"不管""國家是幹什麼吃的"了。 "說不"很容易，也不需要負責任。就像黑格爾所說的，否定比肯定更容易。"不！" ， 否定人格的最好表達，"說不"是暴君的唯一語言。對外國人"說不"更容易，罵得痛快淋漓也 沒人管，也無所畏懼，此謂"大智大勇".作者還敢向誰說不嗎？他敢向主人說不嗎？一面點 頭稱是，對權力；一面說不，卻對天空。所謂"該說是的時候說是，該說不的時候說不"；這 是一種乖巧，一種智慧，一種太監的機靈和成熟。 《中國可以說不》主要是為「人權」說不，而且是為了外國人批評"中國"踐踏中國人的 人權而同外國人說不。它實際上是為踐踏人權的"中國"說不，而不是為被"中國"踐踏人權的 普通中國人說不。由於保衛中國人人權首先是中國人最熱衷的自己的事業，因此對批評"中 國"人權問題的國際社會"說不"實際是對中國人說不。 "記得1991年9月，英國首相梅傑為簽署香港興建國際機場的協定訪華，當他與李鵬總理 交談時，咄咄逼人地說：'訪華前我收到在野黨政治家與中國總理會談時一定要將人權問題 提出來討論的信。'李鵬的回答也是很精妙和有力的：事實上我也收到了中國的一些歷史學 家的來信，信上寫道：千萬成不能忘記中國受外國強烈的欺凌達一百多年，我們還沒有來得 及清算這一段時間你們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問題。"作者引用這個例子不僅表明他是中國人 的異類，而且"用心險惡"，他把"頂尖人物" 等同於列強：我們侵犯了中國人的人權，但你 們也侵犯了中國人的人權。同惡相諒，" 子為父隱"、"國為國隱"."有一個學派用以昨天的 卑鄙行為為今天的卑鄙行為是合法的……這個夏洛克……他發誓要憑他所持的借據，即歷史 的借據……來索取從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這"每一磅肉"就是現在每一個中國公民的 基本人權。 對梅傑而言，他的"祖先"侵犯了外國人的人權，對作者而言，他的'中國'侵犯了他"深 愛的大中國"人的人權。這些"夏洛克們"是以荒誕的邏輯，以別人的"祖先"昨天卑鄙的行為 說明今天自己的卑鄙行為的合法性，他們要比"夏洛克"無恥得多。他們的"借據" 是歷史上 的外國人幫助他們寫就的，他們簡直應該感謝外國人的"歷史功績"了，如果歷史上外國人不 "侵犯中國人的人權"，那麼，今天"中國"侵犯中國人的人權豈不是沒有"正當"理由了麼！這 裡我們看不見作者對中國人的愛，只有對"國"對"尊"的一廂情願的一往情深。他們為什麼不 對今天中國的人權問題對'中國'或"頂尖人物"說不呢？"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 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奇怪呢？"這些潺頭們！ 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據說已經有一位精明人幫忙發明了一種新的邏輯：中國有人權問 題，美國也有。傳統外交智慧叫退一步海闊天空或"外國也有臭蟲".中國人的外交智慧在歷 史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裡，面對洋人的優點時，主張你有我也有，中國古已有之， 新儒學是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第二階段，面對自己的缺點時，主張我有你也有，並且肯定 或可能是你傳染給我的。這種智慧或消極反抗在開放以後開始流行，到"不先生"這裡光大到 無恥。"我有你也有"這種實用理性在"就是好"時代結束後是" 中國"進行國際對話唯一的說 法方式。 這種病態人格在一位\"中國人權專家\"從美國回來後興高彩烈的表情上表達到極至：報 告大家一個好消息，美國要完蛋了！別人倒楣，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的優越感是建立在"西 夷"倒楣的基礎上的。美國不行了，所以我們更有信心。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別人完蛋，鼓勵 別人走下陂路。中華民族卑鄙虛弱到這種地步，真讓人汗顏。這個"人權研究會"的副會長在 美答記者的話，似乎表明他發現無家可歸的美國人時絲毫沒有激起他的人類的憐憫心，而仿 佛發現新大陸一樣驚喜過望；他終於發現美國也有缺點了！有"懺悔理性"的人批評別國的人 權問題是出於對那裡的人的命運的同情；而"災民理性"對它國人權問題的批評是為了顯示我 正確。正因為他持這種邏輯，他沒有絲毫的人類同情心，而且他自然把對本國人權的批評察 己知人地看作是出於批評者的自我表揚。因此他不可能期望他國的人權改善，因為那樣就無 法證明自己優越了；毋寧說他期望所有的別國人最好都過得比本國人更悲慘。"經濟這麼發 達的美國，到處都是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人。這麼冷的天氣，就睡在街頭公園旁邊——我 們有各種方法禁止有人睡在這些地方或從這裡把他們清除回原籍或收容所——這就是人權問 題哪！你在中國能看到這種情況嗎？在中國的北京街頭，你會看到睡在露天地上，長年在那 兒過夜的人嗎？沒有這種情況嘛？"也許太興奮了，"人權先生"繼續說："我們中國每年無家 可歸、淪落街頭的有15萬人。""人權先生"喝多了，他自相矛盾有可能洩漏了國家機密。 或者不如讓發明"人權就是豬權"的那個大學者去，但據傳他很忙，正在指導古巴人民如 何享受「豬權」的幸福。"說不"的作者是不屑去的，那就暫時便宜美國人罷。作者在為誰說 不？作者實際上是為捍衛幾個中國人——不好意思直接捍衛自己的幾個頂尖人物——的利益 ——自己也借此沾光——通過對外國人說不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利益和理性說不。由於時代不 同了，擔心被罵作奴才，所以採取了這種"二丑藝術"的幫忙方式："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 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 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余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令我 們遺憾的是，"不先生"不僅贏得了一些真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一些想混水摸魚的"精 明人"的稀疏的掌聲；而且由於它貌似正義凜然，也多少貽害一些忙忙碌碌，不明不白的人 們。"他們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而是因為他們懂得自發地迎合群眾的 情緒，因為他們懂得向這些群眾講話。……他們有一種變態心理，首先是一種自卑情緒，這 種自卑情緒通常通過一種過分的虛榮心來得到補償，這種虛榮心又導致一種優越感……貶低 自己所嫉妒的人……特別喜歡暴行……這些傢伙一定要殺人，因為他們有病。"這幾個熱血 沸騰唾沫橫飛的民族主義英雄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愛國主義者，不是愛國主義者，而是愛 權主義者，不是愛權主義者，是愛錢主義者。他們用混亂的邏輯和膚淺的激情向權威主義進 行了一次譁眾取寵半掩朱面的獻禮，"我曾經肆無忌憚地否認官方的價值……我悄悄地為自 己一呸！"這一呸可謂用心良苦："我們願為君王去死，我呼籲中國的"頂尖人物群體"百忙中 有時間用一官半職"體察"一下他們的孝心。 四、汪輝與"新左派" "新左派"是江澤民時代一種有代表性的思潮，我們可以通過其代表人物汪暉先生的代表 作品《1989社會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 問題》一文來認識一下這種思潮。顯然，1989年是中國當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特別重要的一 年，但如何理解八九運動的文化意義，分歧一直存在著，可是幾乎沒有一篇文章象汪暉此文 那樣令人震驚。我與汪文的分歧，遠遠低於歷史學派和年鑒學派的爭論的理論價值，事實上， 這幾乎僅僅是一場捍衛常識的論爭。剛剛過去十年，作為過來人發生如此嚴重的敘事分歧， 這本身就是漢語思想的一種恥辱。 "反歷史的解釋" 大致說來，汪文有三個令人矚目的新觀點，第一、虛構反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這個 概念，第二、把８９運動看做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一部分，第三、汪文刻意把"新左派"看作是 八九運動理想的"合法繼承人".這可以看做是他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 而所有這些論證，是以對資本的仇恨為理論起點的，這種"傅立葉變態心理"成為批判理 論的倫理合法性，儘管是一種文學的合法性而不是理性的合法性。 汪暉為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繼續虛構理論批判的話語前提，這種虛構是通過模糊"新自 由主義"的概念、特別是通過把"權貴資本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混為一談的方式來攻擊自由 主義。這種論證方法使人想起了黑格爾關於"世界精神"和"普魯士王國"之間的論證關係。與 此相關的是，汪暉的第二個理論"貢獻"是把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完全對立起來，並以此把自 由主義放到了憤怒的群眾面前。自由主義警惕民主，但不反對民主。更令人難忘的是，為此， 汪暉是思想史上第一個把貪官污吏和自由主義並列的"學者"，這如果不是出於偏見，就是出 於理論上的"急需援助之感".舉例來說，我們如何理解這樣一種立論呢："新自由主義依靠國 家和超國家的政策力量和經濟力量、依靠形式主義的經濟學為中心的理論話語建立自己的話 語霸權，它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特點是依靠與政治的內在的聯繫形成的。……中國新自 由主義利用了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以反政治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這一反政治的方式絲 毫不能掩蓋它與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的牢固聯繫。"首先我們看到，這裡很多概念是純文學 的。"依靠"是什麼意義呢？在政治生活中，任何一種思潮和政治生活都會發生各種聯繫，批 判性的思潮也是如此。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九十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和國家之間是互相 依靠的關係、同一的關係，還是互相反駁的關係，這一點是汪暉文章的一個主要癥結所在。 "話語霸權"的指責建立在這種誤判基礎之上。事實上，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的基 本結構仍然不是資本主義的，甚至連權貴資本主義的特徵也不明顯，充其量是管制經濟為主 體的多元經濟共存的次混合經濟。然而。就是在這種有限資本主義的語境中，權貴資本主義 和計劃者之間、政治自由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之間，特別是政治自由主義和計劃者之間的沖 突，是中國當代文化衝突的主體特徵。汪暉不僅對這種分歧的進一步確證缺乏理論耐心，更 對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之間的二元對立缺乏理論誠實。在我看來，主張"主流文明"、"古典 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學者，不僅是國家主義的堅定反對派，而且也是權貴資本主義的激烈 批評家。所不同的是，自由主義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批判是站在理性主義的傳統上，它更多是 對"權貴"的批判而不是對"資本"的批判，它是對權貴和資本勾結的無效率和不公正的理性反 應。 汪暉的敵人有兩個：國家和資本。他對國家的仇恨是通過對新國家的烏托邦想像來超越 或回歸的，而不是通過對有限國家的建構來使生活成為可能。他對資本的仇恨事實上是通過 仇恨表達了一種敬畏。而他對國際資本的指責，一方面無視中國發展需要資金而外國資本不 是慈善家這一基本事實，另一方面，他對國際資本的指責忘記了這種經濟力量在中國還是邊 緣性的力量，而他的指責毋寧說是對國際資本道德表現的一種抱怨或表揚。正是這種對國家 和資本的善惡二元論思考，他把自由主義定義為國家和資本的同謀甚至有時候混為一談（什 麼時候同一這取決於他的理論需要）。 更令人費解的是，汪暉承認"現代市場社會"已經形成了，並且是國家干預和暴力的結果。 事實上，現代市場在中國還是一個謊言。此外，"國家干預和暴力"是反市場的還是市場取向 的，是指向利益集團還是指向充分競爭的，這本來不是一個理論問題。 汪暉之所以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目的是論證89民運反權貴私有化、而新自由主義背叛 了這一理想。在這種邊界模糊的概念替換中，被化約掉的是關於私有化本身所存在的各種分 歧或共識。89民運反權貴私有化被等同於反對各種形式的私有化，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也被 等同於主張權貴私有化，因此，自由主義背叛了89運動的理想。這就是汪暉的"理論分析". 為了凸顯自由主義無視社會公正這一指控，農民問題重新被提出來。首先，汪暉認為89運動 是"城市社會運動"，然後，作為這一運動保守力量的承擔者，自由主義在市場化的九十年代 忽視了農民問題。89運動果然僅僅是城市社會運動嗎？大學生是89運動的社會主體，而來自 農村的大學生是對城鄉差別有最深刻體會的社會階層，事實上他們也是89運動的一個主要組 成部分。這種統計學上的分析當然是重要的，以筆者所在的學校參加運動的學生及其學生自 治組織的構成上就可以得到驗證。此外，九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學者果然存在忽視農民問題 的傾向嗎？這種指責也是沒有根據的。 不過汪暉的文字使我們感到門戶之見往往比觀點分歧更能動員學派的激情，因為我們發 現，隨著爭論的深入，觀點的分歧反而越來越少，討論的努力卻集中在"這是我的觀點" 這 種話語權利爭奪上。 為了延續後殖民主義理論的邏輯，汪暉把1989年的民主運動看作是世界範圍內反全球化 運動的一部分，甚至是"西雅圖抗議事件"的先聲。這幾乎是一個常識性的笑料。這種觀點在 一定程度上是對歷史的惡意反叛，而且他的論證過程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用很大的 篇幅敘述了89運動發生的國內背景，並不無正確地說出了抗議事件的國內原因，同時又把這 一抗議事件看做是對國際資本力量政治反應，這種自我反駁是顯而易見的。 九十年代的精神狀況 汪暉把1989年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9年至1993年， 這一階段主要是從各個不同方面總結1989年的社會運動，形成的共識是對激進主義的批評。」 首先，汪暉的關於「從各個不同方面總結1989年的社會運動」這種判斷是不真的。國外 的反思不論，在中國國內，關於1989的反思可以說還沒有真正開始，至少公開的討論幾乎是 不可能的。在一定意義上，89以後已無思想，因為誠實的思想已經蟄伏，而公開的思想基本 上充滿了各種犬儒色彩，以這種公開的犬儒來概述包括民間思想的中國當代思想的總體特徵， 是非常輕率的。因為同樣的理由，我以為九十年代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劃分、自由主義和 新左派的劃分都是不誠實的。一方面，激進主義完全鴉雀無聲，而保守主義根本不是思想， 僅僅是一種生存策略。李慎之先生與筆者交談中說：「什麼保守主義，不過是害怕罷了。」 由於同樣的理由，中國也沒有真正的左派或左派激進主義，因為中國的左派並沒有像他們自 己宣稱的那樣在生活，更沒有提出過左派固有的激進綱領。至於自由主義，最多是半吊子自 由，不過它在理論上基本上是誠實的。所以，九十年代中國的思想可以劃分為兩部分：機會 主義（包括權力機會主義、新左派機會主義和保守機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包括公開自由主 義和它的民間理論）。 自由主義特別是民間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公開對89民運進行過討論，因此所謂反思就僅僅 變成了官方的政治應對和偽思想的自我辯護，這種"反思"是對思想的侮辱。 既然對話沒有發生，既然反思並不誠實，那「共識」從何而來？如果官方允許的聲音就 是思想本身，這種觀點和它所要反對的思想和權力的共謀有什麼區別呢？當然，真誠的保守 主義思潮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公開的微弱的聲音，但汪暉對保守主義和漸進主義有某種 「階級仇恨」似的偏見，這種偏見導致了一種理論誤解：似乎主張保守主義就等於贊同強力 鎮壓，似乎主張漸進就等於漠視社會公正，這是把思想體系和社會關懷完全混為一談。當然， 中國的保守主義還存在各種理論缺點，比如它的前提缺位，比如它的犬儒，但就其背後依靠 的理論資源——西方保守主義傳統，是有自己外在的理論根據的。這種根據在盎格魯。撒克 遜的政治傳統中，在光榮革命比法國大革命更有「效率」也更人道的這種歷史記憶之中。 汪暉的「第二個階段」是這樣敘述的：「第二個階段主要是從1993年至1997年」，「知 識界的分歧尖銳化」，「其中最為重要的討論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市場和市民 社會的討論……第二、人文精神與後現代的討論……第三，後殖民主義主義、民族主義和全 球化的討論……第四、關於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討論。」 在對第二階段的述評中，汪暉繼續沿用了他對民間思想的漠視，並進一步把中國當代思 想史等同與「《讀書》思想史」。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在「斯托雷平領帶」的禁 錮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冬天」，公開的思想根本就不是思想。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承認汪 暉的相關劃分，那他又是如何講述自己的「思想故事」的呢？ 在「關於市場和市民社會的討論」中，「將市場的自我運動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過 程」，「這一理論極容易滑入一個理論陷阱，即將理論的訴求與實際的歷史進程等同起來， 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場過程視為通達民主的自然進程。」首先，沒有一個理性的自由主義者， 甚至是經濟學自由派把市場看作是民主的充分條件，最多是必要條件。其次，也是更為重要 的是，沒有一位市場主義者說過他說的市場就是鄧南巡以後中國出現的實際「市場」。這本 來是一個理論常識。既然如此，那究竟是誰「將理論的訴求與實際的歷史進程等同起來」的 呢？問題還不只如此，汪暉把思想史等同與政治史的獨特貢獻是，他把自己對別人思想的誤 解或引伸等同於權力史，原因僅僅是因為二者都是他在理論上要反駁的。 汪暉關於「國家和利益群體之間的聯盟」（姑且稱之為「聯盟論」）以及自由派對此無 知甚至是同謀（姑且稱之為「同謀論」）的批判是他理論的一個核心。「聯盟論」的一個理 論缺陷是，它預設了改革前的計劃國家不存在利益集團，甚至是相對公正的，事實上計劃國 家是一種搶劫體制，其不公正和低效率是同時並存的，在這一搶劫體制中，利益集團一直存 在，只不過不是以改革的名義而是以佔用的方式來實現的罷了。膚淺的理論一直以為計劃國 家沒有所有權的經濟目標，國有化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邏輯要求，事實上，國有化的「國有」 是不可能，在生活中，權力的佔用權才是唯一真實的，並且這種佔用本身構成的國有化的現 實目標。改革時代利益群體僅僅是把改革前的大利益群體和佔用權利益群體進一步「產權 化」，而這一「分配的不公正」，根本不是國家和利益集團的二元聯盟，而僅僅是國家利益 集團的自我分櫱。與此相關的，中國目前是否形成了經濟多元化，並且社會化了的利益群體 已經形成並和國家勾結在一起形成壟斷，這一判斷同樣是不真實的。總的說來，中國的壟斷 仍然是國家的壟斷，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民間經濟力量（儘管它與傳統體制存在各種共謀關 系），但在國家政策的制定中它仍然是弱勢群體。要言之，統治中國的仍然是黨而不是資本， 權力的核心仍然是軍隊而不是企業，更不是資本和權力的聯盟。「聯盟論」也無視改革出現 了大量的不規則空間，民間資本和民間社會組織在這一中間地帶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特別是 華南地區。在那裡，"聯盟論"是對民間資本的一種侮辱。自由派看到了上述歷史過程中的各 種因素，它不認為改革國家比計劃國家更壞，但也不認為改革國家的改革就是自由市場化， 它更不認為這種市場化就自然導向民主。所以，「同謀論」是一種理論構陷。 人文精神的討論很複雜，說它是「對市場擴張運動本能的反抗」，這種判斷在某種意義 上是不錯的。但問題在於，它在反對不存在的東西。中國的問題不是它市場化了，而是由於 國家的干預它還沒有市場化。退一步說，即使這一批判的理論前提成立，對市場的批判就代 表「先進文化的先進方向」嗎？仇恨市場的人文精神實質上是文人精神，因為西方人文精神 恰恰是在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產生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人文精神從來沒有把 市場看做自己的敵人，反而是其生存的社會前提。九十年代的中國「人文精神」是什麼呢？ 不過是邊緣化的知識份子在市場化前期對食祿身份的懷念，對知識收入水平下降的不滿。因 此，"人文精神的討論"對市場的批評有兩種導向，一是政治上返回御用時代，一是純文學的、 浪漫主義的鄉愁掩蓋下的利益焦慮。 汪暉對後學的讚揚超過了後學在中國精神生活中的實際作用。它仍然是一種亞文化，而 且在批駁中被迫退守在"文學批評"的狹隘領域，它發聲的唯一方式是偶爾向思想界射幾支故 作高深的冷箭。"中國後學"在文化史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東方鸚鵡們在翻譯過程中創 造了一種原作者看不懂而中國人也看不懂的新語言，它將因這種創造而給歷史提供笑料。" 中國後學"的主要問題是，它還沒有資格"後"，在一個前現代國家做出後現代的言說是一種 奢侈或僅僅是商業化的學術表演，而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從來不是政治自由主義的敵人，它最 多是意志自由的文學想像，對生活的文學不滿。這種浪漫主義思潮在人類思想史上永遠存在， 但在理性主義社會它永遠是一種亞文化，遺憾的是，它在前現代國家，往往和機會主義交替 成為主文化，並導致各種激進暴政。那麼，如何看西方的後殖民主義呢？它是東方學者在西 方學院裡掀起的農民起義，它依靠現代政治文明獲得了發言的權利，卻對這種自由充滿了商 業化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無視自己祖國的坦克霸權卻對西方的話語霸權津津樂道；它也 不承認西方的興起是在擴張之前而不是之後，把西方的興起僅僅看做是對外掠奪的成果。後 殖民主義最後的道德辯護是，我不贊同祖國的統治者，我捍衛的是本國人民的利益，但這種 辯護在這個問題上被打了折扣：本國人民需要的，正是這些文學鬥士已經擁有缺斥之為"虛 偽"的"西方式的人權"，而後殖民主義的大師們和國內的秩序黨一樣打算剝奪他們的要求。 至於《中國可以說不》等民族主義思潮，知識界以不屑一顧的態度使之從來沒有成為文 化事件。最後，所謂"關於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討論"也是一個偽問題，因為關於國家能力 問題、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幾乎沒有公開討論過。需要指出的是，"國家能力"這一概念的提出 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在學術上那本奏折式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其在理論上的膚淺和在 政治上的投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對於制度的反思，八十年代已經很徹底了，但這種徹底並 沒有達到"制度虛無主義"這種高度。 汪暉理論的第二個核心是"全球危機論"，這種"狼來了"的理論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似 乎找到了自己的理論根據。問題的實質是，亞洲金融危機是亞洲的問題還是全球的問題，這 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所謂"全球性危機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尖銳的挑戰"，這種 說法令人費解。不過如果汪暉說的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中南海的政策，也許還有些道理——因 為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半吊子改革的危機；但如果指的是他不願意點名批判的"浮出水面的中 國自由主義"，那就不知所云了。然而問題現在出現了，你怎麼判斷他說的是誰呢？答案是 你無法知道。 "1997年至今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辯論"或"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是汪暉的"第三階段". 在這一階段，汪暉先生義不容辭地把自己看作是論爭的焦點，並"謙虛地"以為自己的文章產 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歷史觀的震動。"當然這種"震動"不包括"讀書事件".在對這一階段的敘 說中，汪暉進一步把自己理論的第三個特點放大：那就是民主和自由的二元論。在這種理論 框架內，自由主義成為民主的敵人，而汪暉及其它"學者"成為民主的堅守者和1989精神的" 合法繼承人"，而這次堅守仍然是"以《讀書》和《天涯》雜誌為中心"的。至於《方法》、 《南方週末》、《東方》甚至《書屋》，"1997年以來的第三階段"沒有它們的位置。在這種 敘說話語中，中國當代思想史變成了汪暉思想史，"讀書-天涯"思想史。 更有意思的是，這場以《當代中國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為起點的歷史震盪，被 汪暉描述為"這一現象表明了當代世界的那些支配關係本身的裂痕和危機".其實關於這種"多 極世界"的觀點、關於"全球危機"的觀點，恰恰是九十年代中國官方的觀點，甚至到了911 以後，連新聞發言人都不再談論的觀點。一方面，我覺得汪暉誇大了新左派和自由派爭論的 全球意義，另一方面，他對全球問題的看法完全無視歷史終結後世界一體化甚至一極化的基 本事實。 關於社會公正、關於ＷＴＯ，汪暉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同樣在偷換概念（把自由主義和北 京政府等同），同時在這樣把持話語權利：我在這裡說出來的觀點就是你們反對的觀點。特 別是關於中國使館被炸事件——我們先不談汪暉對這一事實的理解如何片面——在這一問題 上，汪暉表現出和人民日報完全一致的觀點（但我絕對不會說他是共謀，事實上在黨是國家 絕對領導者的時代，共謀是一個謊言）：他對帝國主義的批評永遠比對專制主義的批評更熱 心，而其關於帝國主義的陳舊說教也完全無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道主義的國際化這一重 大政治轉變。帝國主義陰謀論在汪暉這裡有新的發展：在極權國家，人民民主運動被說成是 帝國主義的陰謀，在汪暉這裡，民族自決被說成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不把自治和自決要求 看成當地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主願望，也不看成是理性的自主要求，僅僅看成是"國外敵對 勢力"的陰謀利用或惡意教唆。這位如此熱衷民主的學者，為什麼對人民民主能力如此不屑 一顧呢？ 最後我想說的是，關於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和對文革的進一步研究，這兩個重要問題是汪 暉過於輕描淡寫的。事實上這場討論在九十年代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關於亞洲價值觀，在汪 暉的視野裡，李光耀是亞洲人而金大中彷彿不存在。任何迷戀亞洲價值觀的人都無法迴避這 個問題，那就是台灣和韓國的現行體制無論如何在亞洲價值中也無法找到先例。我以為九十 年代更為重要的討論是關於文革的第二次反思。這場反思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是顧准的發現以 及超越鄧氏文革觀以上的新歷史觀。而這場討論，也恰恰是新左派理論最為薄弱的環節。圍 繞那個南美革命者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的討論進一步把新左派的偽激進主義特徵顯示出來。我 之所以說第二次文革反思重要還因為對毛澤東思想的一種看法。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是中 國真正的民族精神，它還活在普通中國人的心裡。 這種思想仇恨理性和資本，飽含平均主義的農民理想，通過反現代化的若干弊端而反現 代化本身，其政治綱領是好人專政的激進方案或暴力方案。不清理毛澤東思想就無法使中國 精神進入現代，而新左派，在某種意義上是以後現代的面目對毛澤東思想的文學還原。 所謂法西斯主義是指政治一元化和經濟多元化的奇怪結合。中國改革以來，經濟上的私 有化進程確實在權力主導下不斷發展，但政治上的專制卻變本加厲。因此，90年代以來的中 國法西斯主義思潮不僅一江澤民主義為政治背景，也以鄧小平改革為經濟基礎。1978年迄今， 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社會"，一個具備法西斯社會基本特徵的社會。有社會學家對第一次 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曾作過這樣的描述，這種社會狀況與今日中國極其相似： "雖然19世紀最後25年德國成功地發展了資本主義，然而在政治舞台上卻看不見有什麼根本 的變化，那些金融界和企業界的新人充滿自信地登上了經濟舞台，他們固執，自鳴得意，野 心勃勃，感到這個新的德國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這些德國經濟的奠基者應該成為德國新秩序 的棟樑。但是這些財界、商界和工業界的巨頭們的權力還僅僅限於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他 們仍然沒有實權。軍隊，對外政策，高級行政機構仍然被容克地主，在東易北河地區的農村 小貴族及那些因世襲地管理著舊布魯士的各種事務的貴族元老們把持，新資產階級在議會裡 有大量的席位，然而議會的影響卻是有限的，皇宮和大臣的官邸裡的那些定調子做決策的的 人都是來自農村和前資產階級階層的。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由半封建的政治制度所控制的， 資產階級只要能夠自由發展經濟和不受干擾地獲取利潤，他們基本上都接受這一政治上的保 護，主要的資產階級的黨派已和俾斯麥言歸於好，大多數曾經是激進的民主自由主義者現在 都變成了國家自由主義者，成了現存秩序的支持者……象德國這種經濟上現代化而社會上落 後的奇異結合，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後果……德國的資產階級……允許獨裁統治在工業化國家 殘存下來，政府依賴的是一批對自己利益有著充分認識，因而有著特殊的洞察力的那些個人， 它把這些人召集起來，讓他們做出所有的政治決定……德皇二世繼位後……著手制定對外擴 張和對內軍國主義的方針政策，使德國成立了其他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主要威脅，使這些國 家結成聯盟，共同反對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 目前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在1992年的確已經同"政治現實主義"言歸與好了。"金融貴族 也變成波拿巴派了，他們說，在歐洲所有的證券交易所中，總統現在已被公認為秩序的衛士。 "當軍事擴張與預期的資本利益結合起來時，在經濟危機時期，資產階級顯然是願意為"大炮 "提供"黃油"的，何況對於一個缺乏敬畏之心或信仰的民族的"企業精英"來說，利益壓倒一 切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此外，從蔣介石開始，中國政治文化中就一直保持著一種法西斯 主義的傳統。而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化之野蠻和黑暗，同樣是法西斯主義興旺發達的土壤， 有必要記住，秦始皇主義比希特勒主義有過之無不及。而在我們的靈魂中，每一個人都可能 是一個小秦始皇，或小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中的無套褲漢來說，貧困人口或社會不公正構 成的激進主義的正義來源，而民族主義構成了政治動員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