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華昌和他的朋友曾群芳的故事 曾建元 白色恐怖的史料近年在官方和民間的努力下，不斷地出土，這是一種國民集體療傷的過 程，惟有正視過去的這段慘史，深刻反省，並追究真相與元兇，台灣才有可能走出悲情，真 正達成族群的融合，而同受白色恐怖與威權壓迫的兩岸人民，也才可能相互同情與理解，進 而重生統合的意願。 黃華昌先生是原籍新埔的客家人，是我竹南地方的英雄人物。古人「總以成敗論人物」， 但也「不以成敗論英雄」。黃華昌和戰場擦身而過，沒有顯赫的戰功和英雄勳章，他是被日 本帝國遺棄的軍人，也從未享受過中華民國的尊榮禮遇，但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我們在 他身上看到了英雄的真性情，他那要為台灣人爭取出頭天的質樸熱情、正義感和堅忍不拔的 毅力，貫徹了他一生的傳奇經歷，讓我們的心靈深處震撼不已，讀之而不禁熱淚盈眶。黃華 昌是一面時代的鏡子，映照出台灣人的命運和希望。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是黃華昌的自傳，原以他熟悉的日文書寫，用自學的 日文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打出來的，而由一群在綠島的老同學，以參與集體歷史記憶的心情共 同翻譯。黃華昌是日據時代台灣人當中少數通過考驗，受過完整日本陸軍飛行員訓練的少年 飛行兵。日據時代的台灣青年身為大日本帝國的二等國民，一方面在制度上受到差別待遇， 如受到隔離教育，並且被限制升學的名額或就業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在社會生活上因為制度 性歧視的因素，亦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日本人民族優越感所衍生的嚴重歧視，而事實上，這 種日常生活上的歧視遭遇，對於台灣人尊嚴的打擊最為直接。黃華昌便提到被日本人辱罵 「清國奴」的不平，這種積怨乃轉而成為支撐他要與日本人一較長短的動力。少年的黃華昌 嚮往飛行兵的神氣活現，乃決定投身日本軍旅，他竹南宮前國民學校（今竹南國民小學）的 導師潘萬枝鼓勵他的一句話，成為他奉守不渝的座右銘：「為了本島人（台灣人）的名譽， 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實力絕不會輸給內地人（日本人）。要贏過他們，讓日本人感到羞恥。」 （黃華昌，2004： 67）「贏過日本人」，這個信念正顯示黃華昌並不把從軍單純作為自己 飛行夢想的實現，其中還包含了民族主義鬥爭的意義，其最終目的，不僅要證明台灣人的能 力與日本內地人沒有區別，還要在具體的事物象徵上，讓日本人向台灣人低頭，譬如，成為 日本人的上司，受到日本人的尊敬。 許多中國人並不瞭解日據後期台灣人的處境和心情。台灣民主國和其後的武裝抗日，台 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戰爭，比割讓台灣的李鴻章所領導的北洋軍打的中日甲午戰爭為期更久， 犧牲也更為慘烈。但當獨立或回歸中國無望之後，台灣人則終究必須面對成為日本人的現實， 就像反清復明的漢人最後也必須剃髮留辮子一樣。前總統李登輝曾經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 承認自己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籍，（司馬遼太郎，1995： 477）這對日據後期的台灣人而言， 已是一種簡單的法律事實陳述了，但對於還存在著與日本對抗意識的當代中國人而言，就無 異於對中國離經叛道的大和國族認同了。而正因為必須承認是日本國民，所以台灣人才會轉 而利用日本大正民主的時機，提出內地延長主義，主張應與日本人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進 而爭取地方自治，自然地，也要承擔同等的國民義務。「贏過日本人」，那也就意味著在很 多地方，要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但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也只是神似而已，並無法真正成 為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從未根本地接納過台灣人。因此，台灣人成為日本軍人，甚至不幸被 推上戰場與中國人打仗，以及接受日本近代化教育的台灣人知識份子不得不以日文來思考、 書寫與言說，都是身為殖民地人民無從選擇與迴避的宿命安排。許多中國人自以為是，指責 這些不幸的台灣人為皇民，除了顯示他們對台灣殖民歷史的無知，也顯示他們的傲慢已到了 泯滅人性的地步。 黃華昌原本已經接受了神風特攻隊員的訓練，隨時準備為日本天皇送死，幸運的是，日 本及時宣佈了投降，使黃華昌得免赴戰場，死裡逃生，但在日本受訓的黃華昌也隨之被日本 所就地除役遺棄，黃華昌幸賴軍中同志與長官的協助，熬過等待復員返國的半年，才得以回 到台灣。 十八歲的黃華昌滿懷抱負地回到故鄉，台灣人掙脫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回到祖國中國， 成為自己的主人，原是他所日夜期盼的，但他所看到的原本夜不閉戶的台灣，卻因中華民國 的劫收，而民生凋蔽、治安大亂。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帶來了一群專以掠奪為能事的無能官 僚，這些人沾親帶故、結黨營私，又缺乏現代官吏廉能與行政中立的觀念，而以君臨的姿態， 一下子便盤據了台灣的所有政經資源，並且利用權力向人民無窮需索，彷彿曾經作為日本殖 民地的台灣，應當要為日本對他們個人擔負起戰爭賠償的責任。在日本統治下原有進步的文 官制度精神蕩然無存，吏治大壞。這些中華民國的貪官污吏，對於不滿時政的台灣人，復又 濫行扣上皇民和奴隸根性的帽子，以鎮壓批判的言論和反抗的行動，台灣人的殖民地人民情 結重新被挑起，以往反日的情緒逐漸轉化而指向中華民國。黃華昌原欲投效國軍，一展所長， 卻遲遲未獲接受，當他目睹與耳聞日軍遺留台灣的九百架飛機被貪官污吏拆解倒賣，悲憤與 落魄之情油然而起，想是因為物傷其類，日本特攻隊員、少年飛行兵的價值，在中華民國官 員的眼中，就像那些曾經在戰場上空威風凜凜的日本戰機一樣，與廢鐵無異。一日，黃華昌 與復員返國而失意故鄉的台灣青年，偶然在竹南中學運動時於一間教室裡相遇，乃痛陳時事， 慷慨高歌以一抒胸臆，激憤中在黑板寫下「打倒陳儀政府，建設新台灣」等文字而離去，遺 留的板書為竹南中學某女老師檢舉，經竹南本地出身的刑事組長判斷為黃華昌所寫，乃以 「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運動」之叛亂罪嫌將其逮捕解送新竹縣警察局再轉送台北行政長官公署 警務處刑警總隊訊問，中華民國的官員則對其施加以刑求，手段包括「先把口鼻蒙上毛巾， 再用大茶壺灌水」，使人昏迷不醒，再不依，則命人跪下，「用鐵棍從腳背滾壓脛肉」， （黃華昌，2004： 185）其殘忍比之殖民時代的日本刑警有過之而無不及，黃華昌家人依中 國官場行規，以足以傾家蕩產的厚幣重禮，請同為台灣客家人的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 委員李翼中等人代為疏通奔走，方得以叛亂未遂而獲不起訴處分。（黃華昌，2004： 186） 事實上，依照〈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的規定，叛亂只要已達預備階段即應受刑罰，而所 謂未遂，系指已著手實行而未發生結果，故而，黃華昌根本不構成什麼「叛亂未遂」，而是 根本就無罪。「叛亂未遂」一節若非黃華昌記憶有誤，否則此則又是中華民國司法腐敗、 「叛亂亂判」的另一例證。 黃華昌歷經此一劫波，經人介紹到西南航空公司台灣辦事處擔任日本軍機的指導員，此 時台北市爆發二二八民變，黃華昌為軍校同學張某邀請加入由蔣渭川領導台北鄉土自衛隊的 起義行列，出任航空特敢隊副隊長，任務為奪占台北松山機場，然後駕機南下援救嘉義水上 機場，但憲兵很快就追到他們開會的地點三民書局，雖然全體幹部全力脫險，總指揮蔣渭川 卻失蹤了，1群龍無首的自衛隊，即在黃華昌返竹南取飛行裝備的一夕之間崩解，在陳儀發 動軍隊和特務攻入作戰本部後不戰而潰，隨之國軍自南北登陸台灣鎮壓，黃華昌遂躲到關西 馬武督山區逃亡隱居，一面為表兄看管山林，一面則靜心讀書，在此一年期間，他任職美國 救濟總署的外甥借了他不少有關中國的書籍，也告訴了他不少有關時局變化的資訊，令黃華 昌視野為之大開，當時共軍已渡過黃河，首都南京搖搖欲墜，富有進步思想的外甥鼓勵他下 山尋找復起的機會，「再待在這麼偏僻的深山，好不容易從日本歸來的空中健兒，也會變成 社會的落伍者！」（黃華昌，2004： 243）黃華昌於是再度來到台北，而就在他彳亍台北重 慶南路、衡陽路而來到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的時候，遇到了真正改變他人生際 遇的兩位朋友。與這兩位朋友的偶遇，竟使他身陷囹圄，這一次，他被遠送到中華民國的惡 魔島──今名綠島的火燒島囚禁，他成為政治犯，而左翼政治犯的烙印從此如影隨形地附著 在他和他的家人一生，直到中華民國解除戒嚴平反他的名譽為止。 這兩個朋友，都是出身竹南中港的大學生，一位是黃華昌的遠親，竹南國小高他一屆的 學長、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經濟專修科的曾群芳，另一位是他竹南國小第三十九屆的同班同 學、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的學生顏松樹。他們擁有當時令人艷羨的高學歷，又充滿了知 識份子洞觀世事的知性和淑世救國的熱情。他們不忍見台灣人與全中國人民同受到國民黨政 權的壓迫，又滿懷著對於無產階級工農大眾的同情，於是投入信仰社會主義與參加中國共產 黨在台灣的地下黨活動，把台灣和中國人民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權 的大革命之上。他們對於竹南的少年飛行兵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感，黃華昌也對於這兩位竹南 的熱血知識份子敬佩不已。曾群芳和顏松樹對黃華昌說道：「我們必須拋棄過去在日本教育 之下，養成的奴隸劣根性和軍國主義思想，積極學習『新民主主義思想』，以迎接即將來臨 的新社會。不然的話，過去被視為故鄉菁英份子的我們，勢必變成大家嘲笑的話題。」（黃 華昌，2004： 249），又說道：「我們應當要為台灣人打拼！」2.曾群芳和顏松樹此後每次 回竹南，都會去找黃華昌，除了鼓勵生活受到國共內戰波及的黃華昌要堅強之外，便是留下 各種書籍和宣傳社會主義的優點，鼓勵黃華昌加入解放台灣的革命運動。民國38年4月6日， 初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為壓制學生運動，派軍包圍台大和師院宿舍，捕殺大學生，當時曾群 芳已自台大畢業，顏松樹則佼幸逃過一劫，事後復出，見黃華昌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無動於衷， 乃又介紹了師院英語系的學生「葉先生」與其認識，「葉先生」勸說黃華昌為「建立不受列 強欺侮的新台灣」奉獻一己之力，這才真正感動了黃華昌。（黃華昌，2004： 264）5月某 晚，在竹南國小附近的小山崗，由顏松樹做介紹人，曾群芳任監誓人，黃華昌宣誓加入中國 共產黨。數日後，葉先生在台北新公園為黃華昌介紹了台大工學院的「邱先生」，邱乃為黃 華昌的上級。 當時共軍缺乏空軍人才，台灣海峽的制空權完全掌握於國軍手中。黃華昌是台灣難得的 飛行人才，所以邱為黃華昌安排了一個計劃，擬送黃華昌到中國東北的佳木斯，投入中國人 民解放軍空軍的行列，然後領導台灣解放先鋒隊解放台灣。民國38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徵兵，黃華昌為屆齡役男，被限製出境，地下黨乃策劃黃華昌以 偽造身份出境或偷渡日本，其中，偷渡的策劃人為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水產科漁業指導員曾清 根，是由顏松樹帶他到台北認識的。豈料在39年1月，為黃華昌變造身份證的台北市城中區 公所戶籍員張秀伯被捕，株連及曾清根及眾多同志，佳木斯密航計劃被迫中輟，而不知情的 黃華昌仍在苦苦等候上級指示。 6月，黃華昌逕赴台北確認消息，一無所獲，回家後方得知前晚顏松樹為特務所循線逮 捕，但因值班的原住民看守不忍見平日受人尊敬的教師照犯人一樣關在拘留所，讓他在值班 室說睡覺，而為顏松樹半夜乘隙脫逃。黃華昌警覺到自己處境陷入危險，就在準備再逃往關 西的時候，不幸被警察在家門口當場逮個正著。黃華昌先被押解竹南分局，轉送新竹縣警察 局，再轉送台北刑警總隊和國防部保密局，最後羈押在現址為喜來登香格里拉大飯店的台灣 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在保密局拘留所，黃華昌遇到了葉先生，才知原來他本名叫陳水木， 在軍法處則又遇到了邱先生和曾清根，這也才知邱先生本名為楊廷椅。曾清根向黃華昌致歉， 他認為密航計劃成功機會不大，不願黃華昌白白犧牲，所以沒有盡力推動，否則黃華昌很可 能可以逃過劫難。 每天清早，都會有幾個人從軍法處看守所被拉出去，送到馬場町的刑場（現為馬場町紀 念公園）槍決，只要聽到鐵門被推開的聲音，所有的囚犯都會緊張地驚醒，看看守和其後手 持自動步槍的押兵走向哪一個牢房。「被拉出的人就是唯一死刑。他們頓然變成堂皇的英 雄」。黃華昌目睹生離死別的情景，最令他難忘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作家鍾理和的長 兄），他曾拜託同房難友在他要赴不歸之途時，請以《幌馬車之歌》為他送別，「歌聲即一 傳十、十傳百、一房傳過一房，終於匯成數百人的大合唱」。鍾浩東揮手道：「台灣的黎明 就在眼前，大家請加油！」，然後泰然自若地走了出去。（黃華昌，2004： 318）這是一個 多麼動人的悲壯畫面啊，而牢中同志的《幌馬車之歌》，那又是多麼偉大勇敢的合唱歌聲啊！ 侯孝賢拍《悲情城市》，便特地將這一段放到電影裡，片中男主角林文清的難友吳繼文和蔡 東河便是唱著《幌馬車之歌》向獄中難友告別赴死的。（鍾紀東，1991： 147-150） 當時的軍法審判都是秘密審判，不準被告閱覽起訴狀，也不準被告委任辯護律師，也不 對這些不諳國語的台灣青年設置通譯。黃華昌最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陳水木和楊廷椅被槍 斃，曾清根則被判十二年。華黃昌看了判決書，才知道自己被列入「學生工作委員會案」 （「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等叛亂案」），跟佳木斯密航計劃毫無關聯。黃華昌 相信，自己能逃過一死，是因為陳水木、楊廷椅和曾清根沒有供出佳木斯密航計劃和台灣解 放先鋒隊這一段。而參與這一案的曾群芳和顏松樹則自始至終行蹤不明，特務提供的資料中 沒有曾和顏的記載，黃華昌也索性不去招認這一段，而不僅黃華昌未招，陳水木、楊廷椅和 曾清根在特務的刑求逼供下也無人招認，曾、顏二人就這麼劫後偷生下來了。國家安全局日 後檢討學工委案時，曾經認為在偵查上說服技巧的成功，使楊廷椅「深切覺悟，坦誠供述其 叛亂組織關係暨活動經過情形」，（國家安全局，1991： 100）但就黃華昌的案子來看，雖 然可以肯定應是楊廷椅咬出來的，但楊廷椅對案情仍是多所保留的，這才能保全許多同志的 生命。關於曾、顏二人，黃華昌寫道：「一年後，顏松樹向保安司令部自首，免刑並且復職， 先後任教於竹南中學與南莊中學，退休後定居在我家附近，但是否他不堪回首，從不對我說 明逃獄真相、逃亡生活、自首後如何交代，以及社會對他的看法。聽說曾群芳也跑路一段時 間才自首，我也未曾聽他講起，這一段從跑路到自首的故事始末。」（黃華昌，2004： 292） 筆者正是倖存者曾群芳的獨子，顏松樹就住在我竹南中港中正路故居的對面，現在他已 有智力退化的老態，他逃亡的那一段經歷，恐怕將要永遠塵封在歷史中了。我父親和顏松樹 一樣，對於這一段經歷，也幾乎不對外人道也，我是直到考上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父親看我整天捧讀馬克思，才不經意說道：「這些書我五十年前就看過了」，經我一再追問， 他才透露出曾經受難的過去，但也是欲言又止。半個世紀以來，為了自保，也為了保護家人 親友，父親刻意隱瞞這段歷史，也不希望我與政治沾染關係，也許是他那叛逆的血液在我體 內的流動，我自高中起即拒絕加入國民黨，在大學參與學生運動，在碩士班鑽研馬克思主義， 現在以知識份子為志業，人生自覺選擇的道路，依稀有他年輕時的衝動和夢想。 當年，黃華昌到底捲入了什麼案件，曾和顏到底後來如何脫身，以下，則容我依照這幾 年的研究和採集資料，大略補充如下：所謂的「學生工作委員會」，其實其全名是中國共產 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中共中央在民國34年8月任命蔡孝干為省工委書記， 次年7月，蔡孝干返台正式成立組織，學工委即其之下屬部門，創會委員五人，包括楊廷椅、 陳水木、陳炳基等人。（「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等叛亂案」，國家安全局， 1991b： 93-94）36年秋天，省工委成立台北市工作委員會，由台大醫學院助教郭琇琮領導， 同時亦有省立基隆中學支部的成立，由基中校長鍾浩東任書記，38年5月，基中支部升格為 基隆市工作委員會。8月，保密局破獲了有台大與台北市立成功中學學生大量參與的地下報 《光明報》發行網，原因出在父親台大同班同學王明德把《光明報》拿去向他愛慕的女孩子 炫耀，被女孩子家裡向政府檢舉，此即為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始，是地下黨崩潰的開始。 《光明報》主持人鍾浩東及多位基中教職員生因而落網。10月起至39年2月間，保密局再循 線陸續逮捕了省工委主要領導蔡孝乾等人，蔡孝干在一度脫逃後，終於在嘉義被捕向中華民 國政府投降。（谷正文，1995： 78-89， 128-134）39年1月張秀伯被捕，市工委郭琇琮被 循線查獲，5月，政府依照蔡孝幹線報展開大逮捕，曾清根等落網，學工委因被出賣再遭破 獲，學委楊廷椅和陳水木亦先後被捕。39年10月，鍾浩東被害，11月28日，郭琇琮被害，楊 廷椅和陳水木則於次日29日就戮。（藍博洲，1993： 61-69， 88-90）他們遇難時的年紀都 很輕，鍾浩東三十五歲，楊廷椅二十五歲，陳水木二十六歲，黃華昌則為二十四歲。 黃華昌被列名在學工委案，實則黃華昌並非學生；而學工委案亦非孤立的案件，市工委 案、學工委案和《光明報》案的主要涉案者，大多是台大、師院學生，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受 省工委蔡孝干的指揮。黃華昌與台大和師院的淵源，正是來自於曾群芳和顏松樹。 父親是在36年二二八事件前後，受台大同班同學鄭文峰的影響而參加地下黨，市工委成 立後出任委員，並接受書記郭琇琮（化名李志光，又名林逸俊）之指揮，另又擔任第五街頭 支部委員，與台大同班同學林從周協助負責人高懷國發展工作，並與鄭文峰參與學工委國立 台灣大學法學院支部工作，同時協助調查台灣各地糖廠資料。顏松樹則是父親帶進地下黨的。 父親當時亦參與了《光明報》的油印和發行。39年5月大逮捕後，顏松樹於6月逃亡，父親則 亦於同時展開逃亡，他帶著顏松樹，一度和台大同班同學陳英泰一起躲在台北木柵，（陳英 泰，2004a： 51-52）後來躲到我祖父曾鴻鈞在竹東投資經營的煤礦礦坑裡，也曾經和台大 同班同學陳廷裕商量偷渡琉球或向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可能，39年10月，政府公佈 〈匪諜及赴匪份子自首辦法〉，他們走投無路了，只好於40年透過我大伯曾培芳找到台北市 社會局科長章和樂疏通，章和樂出身調查員，經他協助，最後來到內政部調查局台北站站長 家裡寫自白書，共寫了四次才算通過，（陳廷裕，1996： 55-56）而與顏松樹、陳廷裕共同 出面向保密局自首自新。地下黨的同志們義薄雲天，無一人供出父親，而父親的自首，也是 避重就輕。這幾年市工委會案（「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人案」）的判決（安潔字第二 二零四號）出土了，（李宣鋒、王加俊、鄧小蘭、許秀錢、王韻雯主編，1998： 74-88）） 父親這才發現，他的上級，就是鼎鼎大名的郭琇琮，因為當年的地下黨組織采金字塔式的單 線聯絡，而且多以化名掩護身份，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彼此底細。父親更發現，鄭文峰把他和 高懷國組織第五街頭支部的事情全頂了過去，想是自認求生無望，寧願少損失一位同志，便 決定犧牲自己了，而同列市工委會案的林從周也不指證此事，判決書說他供認「均不諱」， 對林從周而言，意思是你說對說錯我都認了。鄭文峰殉難馬場町的時候才只有二十二歲。鄭 文峰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時代青年，他是嘉義朴子人，在嘉義中學時即熱衷於劇場活動，在台 大時和我父親都是法學院曲棍球隊員，一起拿到第一屆台大全校運動會冠軍。鄭文峰在台大 經濟專修科畢業後，又插班考上大學部經濟學系，在地下黨負責法學院支部的組建並擔任小 組長，他在事發前經陳英泰介紹給他當校長的黃姓親戚而躲到烏來鄉福山國小教書，並且構 思組織游擊隊之事，（陳英泰，2004b： 61）父親、陳廷裕都曾經上山探望過鄭文峰。鄭文 峰是父親所屬讀書會第一個被捕的成員，如何受到刑求，也不願供出同志的名字，且甚至對 開調查庭的軍法官說：「你們這些人懂什麼？如果不瞭解共產主義的話，我可以教你們。」 （陳廷裕，1996： 55） 父親在自新後，仍然在私下延續地下黨工作，43年8月，因省工委新竹地區委員會竹南 區支部黨員翁木向憲兵司令部自首之牽連，以擔任竹南支部書記罪嫌與陳廷裕再為台灣省保 安司令部以「自首不誠、保留組織關係」為由查辦被執。翁木因為恐懼事發，且因媒說合擬 成婚事，乃於7月向政府自首，父親與陳廷裕為翁木之上級，遂遭供出。（匪「台灣省工委 會竹南支部」殘匪翁木等叛亂案，國家安全局，1959： 8-9）此次大伯培芳再又為父親奔走， 大伯曾在廈門任職，得識廈門籍調查員曾文墨，請他設法，此外又找到父親在台大時的法學 院訓導分處主任蔡章麟，蔡章麟時任司法院大法官，基於惜才愛才之心，叫我大伯去保安司 令部軍法處找前副處長洪福增律師幫忙，且明說是他叫去的，結果，父親和陳廷裕都被無罪 釋放回來。洪福增在這件事上他完全是道義與良知相挺，我家族沒有人花任何一毛錢向政府 官員關說，事後，為了避免困擾，父親從未向這位救命恩人登門道謝。（陳英泰，2004b： 60）洪福增急流勇退，從官場退下，執業律師並在大學講學，日後成為我國著名的刑法學大 師，他的女婿就是前教育部長曾志朗。這裡還要一提蔡章麟和台大校長傅斯年，儘管他們獨 木難支，若不是當年他們力圖維護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的尊嚴，在白色恐怖中犧牲的學生恐 怕更多，國家安全局日後便指摘台大法學院學生「從事反政府運動，平時活動至為激烈，幾 已達公開為匪張目之程度，但該校對此毫無反應，且於治安機關逮捕匪諜學生時，竟招致該 校當局不滿，甚至遭到強硬反對，似此不能協調配合，缺乏政治警覺與敵我觀念之態度，值 得檢討」。（「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國家安全局，1991b： 5-6）至於 翁木，則因為恐懼過度，或加上良心不安，竟然精神分裂了，現在應該還住在苗栗縣頭份鎮 的一家療養院。前幾年我父親去看他，他問我父親是誰，父親答道：「我是曾群芳。」翁木 則猛搖頭道：「你不是曾群芳，曾群芳是我的好朋友，我認識他，他長得不是你這個樣子。」 父親說：「因為我老啦！」說罷，翁木竟嚇得逃跑掉了。翁木自首的結果，是把自己永遠監 禁在心牢裡，真令人不勝欷歔.父親雖然得免坐牢，和出獄後的黃華昌一樣，直到解嚴以前， 終生都受到政府的嚴密監視，小時候，只要父親出差不在家，警察一定來家裡盤問，搞得鄰 居側目，指指點點，懷疑父親做了什麼傷天害理、見不得人的事。我記得對父親過去一無所 悉的母親常為此感到受傷，私下便忿忿不平稱警察為「拗警察」，我年幼無知，總自為是地 指責母親，說學校裡老師教導我們「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她怎麼可以侮辱警察？現在想來， 實在可憐又可笑。 前總統李登輝也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他當時是台大農業經濟學系學生，是學工委支部 新民主同志會的創會者之一，國家安全局檔案記載《光明報》案發前擔任台大法學院支部書 記的葉城松，是李登輝介紹入黨，而接受學委楊廷椅的領導的。（「匪台灣省工委會台大法 學院支部葉城松等叛亂案」，國家安全局，1991a： 186-187）3李登輝領導台灣民主化，有 很大的貢獻，但深堪玩味的是，他早年的這段紅色經驗，一方面使蔣經國對他另眼相看，另 一方面也使他在國民黨政權的宮廷政治裡戰戰兢兢。儘管他曾經身兼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 主席，他卻以「虎口下的總統」自況，怯懦於對於當年受難同志的平反，甚至是面對他參加 地下黨的歷史。我們從未聽過李登輝公開、正面地談論他的這段過去，反而是他不斷地否認、 反駁那些倖存同志的證言。蔣經國是白色恐怖的真正特務首腦，他父親蔣中正在台灣成立總 統府政治行動委員會，後又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統合所有情治機構，所有的情治決 策與報告，都要經過蔣經國轉呈他父親，（唐柱國，1997： 6-7）白色恐怖對大學生的迫害， 蔣經國絕對要負最大的責任，但蔣經國又是提拔李登輝、讓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關鍵人物，這 就讓李登輝天人交戰了。曾經訊問過李登輝的前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就比較過蔣經國和李 登輝，「同樣都曾經是共產黨員，同樣是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一直不肯對外公開承認這段 不可抹滅的事實，徒然使人覺得他遠不如蔣經國坦率，是一器識格局很小的人。事實上，李 登輝並未背叛中共，而是中共領導人太差，出賣了李登輝。」（谷正文，1995： 245）惟據 我所知，李登輝仍是有情有義的，他當選民選總統那一年（民國85年），當年跟他一起組織 新民主同志會、後來逃亡大陸的台大公共行政專修科學生陳炳基（鄭文峰的入黨介紹人）返 國，便曾經應他的邀請私下到過總統府做客，李登輝還邀請陳炳基一家人參加他的總統就職 典禮。但這種小仁小義還是不夠，87年6月立法院通過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 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對於「經認定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者」不予補償，當時 李登輝還是總統，立法院的多數黨也還是國民黨，他領導的國家竟然通過這種踐踏左翼台灣 英雄的法律，真是令人汗顏與齒冷。這一條惡法直要到89年12月才為立法院所廢止，但已是 李登輝卸任總統以後的事了。儘管如此，我認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以金錢補償和名譽回覆平反受難者的方式仍是不夠的，我們要的是歷史的真相，以及台 灣人對待這段歷史的公平評價。 李登輝應該要有道德勇氣和歷史的智慧，站出來，告訴台灣人這段歷史，告訴台灣人， 那些為反抗國民黨、爭取台灣解放的左翼台灣青年，不是十惡不赦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勇敢 反抗暴政、愛國又愛鄉土的台灣少年英雄。他們如果知道中共是那樣的不堪造就，他們必然 也會選擇一條台灣人應該自己走的路，就像李登輝、黃華昌、陳英泰和我父親現在的想法一 樣。我期望李登輝能運用他群策會的力量，召開研討會，好好地來評價這段幾乎被恐共思維 湮沒的歷史，我更期待陳水扁總統，身為戰後的一代，他完全沒有國共內戰的時代包袱，所 以他可以做到超越李登輝一代的歷史情結，學習中南美洲處理的經驗，成立白色恐怖歷史真 相調查委員會，盡速清查所有的歷史檔案，其目的不在報復，──事實上，當年的加害者和 共犯結構早已經和被害者和本地社會融為一體了，就像蔣經國與李登輝的關係一樣難解。重 點是要給予在國共內戰期間為追求台灣自由解放而犧牲受難的國民以公道，包括外省人和本 省人。他們沒有對不起台灣人民，是他們用行動證明了人世間的博愛情操，為台灣人留下了 人格的典型。我相信，將歷史的眼光放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大時代，基於同情的理解， 還原當初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為反抗暴政、追求新國家的心情，兩岸因為國共內戰、國 家分裂和冷戰結構所造成的誤解和對立心結，以及台灣內部不同族群間因歷史意識的歧異所 造成的隔閡，才有徹底化解的可能。 歷史開了一個大玩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倒行逆施，反而像是證明中華民國在台灣當年 實施恐怖獨裁統治的政治正確。但我們不能以今天的觀點來月旦歷史人物，只有還原歷史， 歷史不以成敗論英雄，我們才能知道誰是真正的人民英雄，真正的人民英雄應當獲得人民真 正的尊敬。 黃華昌傾盡餘生之力，把一生的傳奇寫成書，只為「留得清白在人間」，卻也為台灣歷 史中的缺頁補白了許多珍貴的記錄，像是他所提到台北鄉土自衛隊、佳木斯密航計劃，甚至 是有關我父親和顏松樹的情節，都是前所未聞、首次問世的史料。這一本用生命和血淚寫成 的自傳，十分值得現在的大學生一讀，看看以前台灣的知識青年怎樣面對與思考國家與社會 的變遷。黃華昌現在住在故鄉竹南，他的兩位公子是當地著名的醫師，一家過著幸福快樂的 生活。 參考文獻 司馬遼太郎，1995，羅逸文譯，〈場所的悲哀──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李登輝，《經 營大台灣》，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月1日。 谷正文，1995，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惡恐怖秘密檔案》，新店：獨家出 板社，1995年9月。 李宣鋒、王加俊、鄧小蘭、許秀錢、王韻雯主編，1998，《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 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二）──個案資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7年6月。 唐柱國，1997，《最高機密──高階情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秘史》，汐止：新新聞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2月25日徐宗懋，2004，〈訪李登輝的親密同志陳炳基〉， 《關於李登輝同志的若干歷史問題》，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2月。 國家安全局，1959，《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3輯，台北：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局，1991a，《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1輯，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 31日。 國家安全局，1991b，《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2輯，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 31日。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蔣渭川〉，《台北都會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2月。 陳廷裕，1996，陳秀琴記錄整理，《走過大時代──陳廷裕回憶錄》，台北：自版。 陳英泰，2004a，〈白色的青春，黑色的記憶（上）──一個與台大青年有關的「二二 八」往事與「白色恐怖」的回憶〉，《批判與再造》，第9期，2004年7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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