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們曾「失足」於「劉曉慶現象」 樊百華 不管劉曉慶案或者劉曉慶這個人還有什麼真值得捉摸的地方，我一直更關注的卻是這個 社會在「劉曉慶現象」上的輿論品質。例如由劉曉慶案引出的「該不該赦免富人不法收入」 的爭論，就比圍繞劉曉慶的所有其他話題更有意義，因為厲以寧、樊綱、張維迎、柳傳志等 政界、學界、企業界顯赫人物，和後來河北省出現的投石問路性質的意向性文件，都主張對 「原罪財富」不予追究。這當然太重要了，因為這表明中國的意識形態有了躍遷性質變。 這裡談較為次要些的問題，即圍繞「劉曉慶現象」（文藝界大腕犬儒化）這個不大不小 的話題簍子，檢視一下言論界曾有的相關表現。 （一） 我發現一些很好的言論作者，往往一碰到影星歌星等大腕級藝人，理念操守就亂了方寸， 文章就出現跑題的怪毛病。跑題有狹義廣義的分別。狹義的跑題不用說了。廣義的跑題是指 作者偏離其多數文章所表達的價值旨趣。可以將廣義的跑題稱作理趣的晃動，心思的不穩定。 打個比方，有點像交朋友，狗臉親家，冷熱無常，親疏無定。特別在非常時期、關鍵時刻， 你簡直不知道這曾經是朋友的人，會怎麼應對「風雨蒼黃」（李慎之先生語）的煙塵時事。 潘多拉、焦國標、朱健國三位就出現過這樣的「跑題」。這三位在言論界廣有影響，本 文以他們的「失足」為據作一些相關議論。 我這樣說估計潘先生不會跳起來，因為他在劉曉慶那兒的「失足」與焦先生大不同。焦 先生會不會跳起來，跳的話又跳多高，我就不知道了。有一點我可以認定，就是焦先生還不 只「失足」過一次，似乎有些上癮了。朱健國先生富有才華，文章犀利明快也精彩，但跑題 不少見，有時竟在同一文章中出現雙重意義的跑題，「失足」得厲害。 朱先生曾用兩萬字的長文《誰在圍剿王朔？——試看批判王朔大潮》為王朔辯護。文章 首先言過其實地說：自由人士一起來猛批「思想在體制外、行動也在體制外」的民間新生代 自由作家王朔，是2000年春的「又一奇」，是被「偽現代化思潮所左右」。朱先生的長文之 前，我只看到鄢烈山3月20日發表的那篇被「處理」過的短文，余則未見自由人士批評王朔， 當然談不上「偽現代化思潮」對王朔的「圍剿」。而且朱先生分明知道劉軍寧等人的際遇， 卻扯到鄢先生對王朔的批評，這就有令人費解的拎不清。事實上，自由知識份子根本沒有方 便來「圍剿」誰，而鄢先生有什麼「偽」朱先生作為朋友也應當清楚的，倒是稱王朔沒有反 對知識份子，適足以說明朱先生至少對實情瞭解不夠。對於朱先生文中的局部勇敢，我是會 投以敬意的，儘管與王朔話題放到一起很不協調。鄢先生對王朔的批評，深刻簡明，而朱先 生卻用揀芝麻丟西瓜的辦法說了大段似是而非的道理。當他強調製度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出 王朔的洋相，王朔哪裡關心過制度？朱先生引焦國標、葛紅兵的相關議論作支撐完全合適， 但拉李慎之、劉軍寧、哈維爾壯行色，就蒙不過鄢先生這樣清醒的頭腦了。而自以為是地將 王朔與魯迅、哈維爾相提並論，對王朔來說更是哪壺不開偏提哪壺了。可見朱先生捧王朔還 得多用些心，也可見朱先生膽子確實夠大。 朱先生這樣袒露自己說：「我這個人從沒有什麼主義，也沒有什麼立場，只有一個習慣， 喜歡和弱者一起挑戰強人，永遠愛為弱者說幾句話。今天的弱者明天變為強者了，我一定離 他而去，昨天的強者變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為他說幾句話——任何人只要一直成為弱者， 難免在『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下蒙冤受屈。……甚至對時下落入法網的貪官，我也想為他們 辯護一句：沒有罪惡的人，只有罪惡的體制與社會。」 本來制度批判的意義是在增加批判的深度和建設性，但在朱先生那裡卻成了為「弱者」 辯護的工具。這樣的習慣立場固然可疑，但楞說垮塌的「四人幫」和被推上法庭的貪官也是 「弱者」，足見朱先生相對主義的弱者論多麼滑稽了。如果這樣的弱者工具論可靠，那麼對 於強姦、殺人犯，強盜土匪，總之，對於一切罪犯，朱先生不是都要為之辯護了嗎？沒有分 身法的朱先生，一定會代理費堆成山累得吐血了。 事實上朱先生對自己的習慣還不夠忠誠，他應當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我膽小，只 按「統一口徑」說「錯誤」）也作出辯護說，毛澤東是受了制度的支配才作的孽，那樣朱先 生才算徹底貫徹了他的相對主義，並走向絕對抽像的制度論了。不管顯的潛的，如果實際的 制度不是「強者們的行為模式」，又是什麼呢？ 就拿王朔與鄢先生來說吧，他們誰是弱者呢？不錯，朱先生有一條不再相對主義而倒有 些絕對主義的尺度，那就是不拿「公家」工資的是體制外自由知識份子，拿了就是體制內的 非自由知識份子。但這樣一來，朱先生又有何理由既為劉軍寧鳴不平，又與李慎之等套近乎 呢？只要「在體制內」，你就比王朔「矮」一截子，就只能閉嘴，那就一定要鬧到不應當關 注江藝平、鄢烈山們的地步，紀念顧准們的邏輯也決難成立了。 朱先生又說：王朔沒有反知識份子……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頗有些現代知識份子追求…… 當王朔從寫小說轉到寫批評文化明星、文化大師的雜文時，王朔也就從「文學劍客」兼職 「思想刀手」了，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來「流氓」擔道義了……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 義思想啟蒙的一個方面軍的先鋒。 批王朔，其實是「一元化還鄉團」對「多元化」的圍剿。 批王朔，是體制內對體制外的圍攻。 批王朔，是新自由主義者批古典自由主義者。 王朔現在是陷入了「後極權主義」階段的偽現代化大潮的圍剿。討伐王朔只是當前中國 文化界自由與專制鬥爭的一個新焦點。由於王朔不直接談主義，由於王朔畢竟只是文化小傳 統，拿他先開刀，可以有麻痺與緩衝、試探與警告的諸多便利，也是先吃「卒」，再拿 「車」，再「將軍」，去皮見骨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戰略藝術。這場鬥爭如何縱深擴展，最 終勝負如何，眼下無法預見——「勃列日涅夫偽現代化」是否一定來到中國，誰說得準？ …… 「勃列日涅夫偽現代化」才不會與王朔過不去呢！朱先生讓某種知識創造欲蓋過了現實 認知了。為了省事，只有再引一遍王朔自己的話：人類有時需要激情，……我看到的卻是這 些美好的東西被種種的學說被資產階級自由化，被亡我之心不死的別有用心的人給毀得差不 多了。人可以被許多東西煽動起來，比如愛情，仇恨，都可能導致人產生激情。為了親人， 這些東西我認為是真實的，這是美好的東西。 （二） 朱先生的弱者觀究竟有沒有葛紅兵們的「粉塵式平民味」，我不知道，沒有學理上的嚴 肅，則是可以斷定的。我的根據是他在毛阿敏那裡「跑題」了。 朱健國為毛阿敏辯護的文章登在《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六期，題意是「不該封殺毛阿 敏」，不同於焦國標「失足」於劉曉慶的陳腐（見後文），本來應當是很好的文章。 健國先生說：毛阿敏是一位優秀的歌星，只是由於得罪了幾個頗有背景的「歌星」，又 與主流配合得不乖，甚至得罪了某些部門和人物，於是遭到封殺。文藝界毛病的一個重要特 色是「公報私仇」，「官報私仇」。這顯然是針對毛阿敏出事之後一段講的，之前毛阿敏怎 樣，他這裡的看法就不一定適用。無論如何，毛阿敏犯法是一回事，該不該封殺又是一回事。 至於毛阿敏不被封殺，甚至用焦國標為劉曉慶打氣的話說，依然「人五人六」、「光棍兒大」 了，連幾位賴氏紅樓女人都無可奈何的觀眾是不是看得慣，更是另外的（下面將部分談到） 的問題了。 毛阿敏的被封殺，在「本鄉」語境中，認為有多大典型性，我看不見得，也許朱健國覺 得這話題有說頭（這當然也無不可），或許有別的原因，使得朱先生對毛阿敏有特別的關心。 要是我來說，肯定不會想到毛阿敏的被封殺，而只會談毛阿敏偷漏稅只是演藝界的冰山一角 等等。但這很多人公開說到了。我對娛樂介面上的事情都不太關心，更不會知道娛樂行裡面 的事情了。 後來毛阿敏在案子進行幾年後，補交了稅金與罰金，結案了，又唱起來了，希望朱先生 的文章是起過一點輿論作用的（實際上當然不太可能，毛阿敏輩自有其能耐）。 但朱先生在文章中有一大段奇怪地跑了題。他這樣說：人們說的毛阿敏的種種這樣那樣 的問題，「是一些與藝術、與政治無大關係的個人修養問題。」（這說得不對，至少偷漏稅 不能這樣看。——引者）「須知，一個藝術家能偷稅漏稅，首先是她為社會創造了一些財富； 對於一分錢財富也不能創造的人，是一文錢稅也無法偷的。兩相比較，到底是這個偷稅的藝 術家貢獻大，還是那個一文不創造的無稅可納可偷者有利社會？……首先要想到，這些偷漏 稅者，也是創稅之貢獻者，他們的錯誤是建設者、貢獻者的錯誤，是創稅者的錯誤，……更 不要讓一些懶漢覺得，不創稅納稅者要比常納稅而偶有偷稅漏稅者光榮。 在我們中國，不創稅者，不納稅者遠遠多於偷漏稅者，但是社會從未批評更沒制裁這些 人，這也許是我們一些地區至今仍舊不太富強的緣故之一吧。「 首先，「一文不創造」並不止偷了稅的貪官污吏大有人在。其次，以為創造了財富的偷 漏稅，就可以比別的例如各種腐敗犯罪，更值得理解甚至同情、寬容，這種觀點可以理解， 但是既不新鮮，也不健康，更不正確。朱先生這種議論當然談不上什麼獨創，褚時健等貪官 的問題上不就早有這樣的議論了嗎？記得在一個材料上看到，說一個長得漂亮的女人，與一 個長的醜的女人，犯了同樣的罪，執行死刑，被調查者對長得漂亮的女人多感到惋惜，甚至 認為可以不殺，而對另一個則沒有這些心理。朱先生在這裡至少是有相類似的情形的。順便 說一句，對廢除死刑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有血債的應當以血來償，像經濟方面的非刑事罪應 當廢除死刑，這樣做會有利於社會的人權事業，也有利於例如擴大破案成果。我總感到，殺 了一個腐敗分子，就等於消滅了多個擴大成果的可能。這裡不談。 朱健國要人們去比較某兩類人的社會貢獻的大小，在邏輯上十分不通，但倒是使我想到 了一個怪論，那就是「腐敗有益」，非但有益，簡直是應當鼓勵、多多益善了。要是有誰將 我和陳希同放到一起比貢獻的大小，我的感受沒有別的，就是受到侮辱！ 所謂毛阿敏們所犯的「錯誤」，應當首先看作是「建設者、貢獻者的錯誤，是創稅者的 錯誤」，簡直是某類反現代、反理性的法西斯理論了！請朱先生與讀者原諒我的敏感，但我 要請讀者深入一些想問題，那樣，你就不難明白，這多像某些「人王」相互之間的辯護詞、 遮羞詞、開脫詞、卸罪詞啊！這多像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詭辯啊！假如將這一邏輯 應用到「亂倫罪」、「夫妻強姦罪」上，也許更會讓朱先生視為知音了吧。 從法西斯式的詭論出發，朱健國下面的話的確是「順理成章」了：在我們中國，不創稅 者，不納稅者遠遠多於偷漏稅者，但是社會從未批評更沒制裁這些人，這也許是我們一些地 區至今仍舊不太富強的緣故之一吧。如果希特勒轉世，那麼他一定會托著朱先生的下巴說： 說得好，老子當年不就是憑著這「理論」消滅不強壯的雅利安同胞的嗎？繼續吧，再說下去 不就成我的轉世靈童了嗎？這兩句當然是我氣頭上的話，但是朱先生在毛阿敏的話題上，居 然說到這份上，不能不讓人佩服他的才思敏捷，發散性優良。他對弱勢群體居然帶著如此心 態，可見他以往的關於制度的議論，都是賺稿費用的，都只能由他自己收回他的腹腔！ 朱健國這位先生是很奇怪，你看他採訪過袁庚，採訪過任仲夷，說不定哪天還會去採訪 那位至今仍被軟禁著的老先生吧，怎麼那樣讓人捉摸不定呢？怎們出現的反差那樣大呢？就 在這同一篇文章中，也讓人有從夏到冬再到夏的感受——文章太活了就可怕、就難讓人成其 知音，就會近於江湖話，希望朱先生能再更多一些安靜。 朱先生的才華、思想都不在話下，但我也的確看到容易過火閃失的一面。文章涉足的范 圍不怕廣，但廣了就不容易協調，像秦暉、鄢烈山等先生那樣既涉獵面廣，又不失深沉持重， 的確不易。我從朱先生的文章中常受到教益，說出一點不滿來無非表達一點惜意。如果在亂 世，我不會寫這樣的文章添亂，但現在，這應當不至離朱先生提倡的，「來一個『文人相輕』 年」太遠。雖然我不夠文人檔次，同樣也是本著人權理念說話罷了。 （三） 文求同氣。 朱先生捧王朔沒忘記帶上焦國標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博士焦國標說：「王朔的 成功可以跟曹雪芹、張愛玲作比。《紅樓夢》為什麼成功？張愛玲為什麼風靡？原因多多， 語言第一……某種意義上，甚至各種意義上，王朔的語言與曹雪芹、張愛玲的語言都是可比 的。曹雪芹、張愛玲是大家庭裡熏染透頂的語言，王朔則是故都人情世故中溜圓的語言，都 已經臻於極致，只待收穫。……王朔的成功實乃集幾百年間北京人的語言琢磨之功為己有。 他的辭彙可能是新生的，但他的使用語境、氛圍之類是古舊的。」（焦國標《幫王朔策劃後 半生碼字生涯》）焦先生怪好玩的。王朔應當給焦先生幾個小費。 更好玩的還在焦先生替劉大姐（沒有生育過）出「鳥」氣。 劉曉慶1999年輸了官司，數位之大我這輩子掙不到那數（我離退休還有一大截）。是被 討了她多時苦債而不得的合作夥伴告的，法院判的。官司輸了錢上並沒有輸，欠了人家的怎 能不還？官司輸了，人和人緣沒輸。這本是常情。但焦先生有些激動了，扛不住興奮了，寫 了篇慶幸、慶賀的文章，不妨冠一名稱就叫「小慶文章」吧。我在幾家報上看到，是一稿多 發。有兩家我喜歡的報紙欄目也發了，我心裡頭對所喜歡的編輯著著實實生了幾秒鐘的氣。 焦先生發於《雜文報》的文章題目是：《江湖義氣與法治精神》。他這樣開了腔：「去 年曉慶點子背，年底幾套住房被拍賣……可是演藝圈兒的朋友夠哥們兒，2000年春節期間中 央和地方好幾台文藝節目都邀請她做佳賓。……只能解釋這就叫一個好漢三個幫。」我這裡 既是與焦先生「過招」（江湖話），不妨「過」義氣一點。比如我就不想說劉曉慶不是好漢， 至多是一個好大妞、好富姐、好紅星。雖說江湖上的男男女女浪一些、渾一些，但男女是爹 媽就定了的，還得有個分別。至於劉曉慶是不是一個好女人，對焦先生固然是，對那位陳先 生就不是，在我看則不那麼壞，畢竟沒有像一些貪官捲了人家的血汗錢一走了之嘛。但絕對 好不到哪兒去，更不值得非江湖的先生們一再向她濫情。 焦先生在好大妞拍賣幾套住房後，心裡顯然還在替她疼著，所以說「劉曉慶如果活該吃 官司，法官的做法無可挑剔……」看來焦先生對好富姐還關心得不夠，否則，焦先生一定早 弄懂了：要麼是活該，那就不能說「如果」，或者就不要再往好大姐的痛處撒鹽，扎江湖堆 兒疼疼也就罷了；要麼是不該，那就徑說法官欺壓良女，還連累了人家老人「一瞑不視」， 沒有什麼好客氣的。在帶著「法治精神」的文章中說「點子背」的江湖「鳥」話，疼自然是 有了，但顯然沒有疼到點子上。也就是說，至少應重點談「粗暴執法」，「致使老人病氣交 迫，不治而逝」。難道「粗暴」也是「依法刷貼查禁封條」嗎？為什麼不能先將人家的老父 文明請出呢？焦先生不但前後自摑了，而且奇怪地要「重點說說吃了官司還能不能人五人六 的問題。」這樣一來，焦先生就把矛頭指向了誰呢？在好紅星吃了官司的「非常時刻」，好 大妞一如既往地人五人六的現實面前，焦先生理直氣壯地提出：「在官司以外的任何領域她 完全有權利跟以往一樣人五人六」！顯然焦先生的「人五人六」是江湖意義的，如果是常理 常情意義的，為什麼好富姐就不能在法官面前也人五人六呢？其實通常意義的人五人六，是 跟「匪」、「痞」、「黑」、「霸」、「盛氣凌人」、「驕橫跋扈」等等聯在一起的，那麼， 在法庭外面的領域，更不待說任何領域，憑什麼要人五人六呢！所以，在我看來，「吃了官 司還能不能人五人六」，實在不是什麼需要焦先生心疼之後認真弄文的重點，除非真浸霪於 江湖氣不能自拔了。至於「看不慣」人五人六，不要說是一般觀眾，就是記者、法官，都是 正常的，也都有這個「看不慣」的權利。焦先生來一通指責，在他的江湖立場當然是非指責 不可的，但離開江湖圈說話，恰恰就是不尊重人權！ 這樣，我倒是覺得焦先生有些可怕了——恰如焦先生說的「鑒於中國的人情世故」，我 對江湖氣、圈子氣、黑箱氣、山大王氣、秦皇氣，以為都是同一路的，都深惡痛絕！不客氣 地說吧，正因為江湖氣什麼氣多了，苦難的中國老百姓，才難以跨出傳統，一嘗自由、民主、 法治的人滋味！ 如果劉曉慶犯法去勞教，我不但心疼而且從道義上堅決反對，因為對勞教我同1999年 《檢察日報》一批評勞教制度的佳作述及的權利觀念；如果劉曉慶犯罪坐了牢，我絲毫不心 疼，只要她依然有的利（義）權在牢裡不受到司空見慣的踐踏。現在劉曉慶用焦先生的話說， 「在生意場上出了問題」，幾套住房被法院拍賣了，我只是為執法叫好，心情上與看到柯雲 路被偵查、陳希同坐牢（假如不去想「是不是判得輕了？」）、胡長清被殺相類似——現在 焦先生可以看到，我何以對他的江湖情結不以為然、嗤之以鼻了吧！ 需要提醒焦先生的是，焦先生在文章中實際上將主辦「好幾台文藝節目」的「中央和地 方」，也置於江湖義氣一面興奮了。因為請劉曉慶做嘉賓，絲毫不能表明這裡面有什麼「法 治精神」，那麼，按照焦先生文章中江湖義氣與法治精神並置的二值邏輯，還能往哪兒擱呢？ 其實是焦先生的江湖義氣，從一開始就是走火入魔的。「圈兒」、「哥們兒」的那些個情分， 放到一些大報、晚報上說說，我看不到，看到了也只會一笑而已，但在《雜文報》這種檔次、 品位的報紙上看到，我就不能坐視。編輯有發焦文的權利，且完全可以而且應當不去追問編 輯意圖，但按照《雜文報》的風格，我只能說應當讓焦先生的話意起到它的應有作用。這作 用對焦先生自己怎樣，比如說他會不會意識到媚「江湖」俗確是「失足」，或者竟真以為這 是伸張道義，我還說不準，因為他在劉大姐身上的兩次「失足」（另一次見我的《潘、焦二 君「失足」於劉曉慶》一文）畢竟前後統一，所以認為是「跑題」，主要還是覺得與一些 「媚俗」相通，與焦先生大多數文章的志趣迥異，離我所理解的知識份子立場太遠，媚「江 湖」俗與媚「權力」俗、媚「金錢」俗、媚「腐敗」俗，從文化上講，都是反現代性的。 有沒有固定的價值取向，這是判定一個作家是大家還是小家的砝碼。 （四） 若干年來劉曉慶過足了炒作戲癮，晚近的戲是為南京某彩售助興和為環保在北京大馬路 上拾垃圾，都是簡單的好事。但好事壞事，一到劉曉慶身上不盤根也得錯節。助興則有拿錢 沒拿、給錢沒給等等，撿破爛則有記者給曉慶安排拍照用的路遺之真偽是非。後一件事情頗 遭非議，有朋友指為作秀。這回不但驚動了娛樂界，而且第一次驚動了學者。我一向喜歡的 焦國標先生說了：劉曉慶何辜？文章登在中國科學院、工程院與社科院三大院合辦的《科學 時報》上。無獨有偶，我一向喜歡的小潘、潘多拉在《南風窗》認真討論起劉曉慶的時代貢 獻來。一報一刊都是嚴肅、正經的出版物，潘、焦二君在評論界都享有隆譽，劉曉慶獲此殊 遇，就不再是被炒作而是被格外呵護了。 既然焦、潘二先生肯為劉曉慶廢筆墨，著實說明劉曉慶己具有討論的社會價值。 劉曉慶是何等「公眾人物」 劉曉慶確實是一個與我們這個社會有了廣泛聯繫的藝人與商人。潘先生在談到劉曉慶的 「特殊貢獻」時，正是從我們處於轉型時代這一大背景著眼的。潘先生將劉曉慶視為自我奮 斗的典型，筆下流溢著感情與激情地向讀者介紹——劉曉慶已經不吃單位飯，有了屬於自己 的「體制外的一塊很大的蛋糕」了，這是劉曉慶作為「市場經濟的先行者」「對中國的笫一 個特殊貢獻」；劉曉慶「裡裡外外都透出一股『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聖人之言』的狂 勁兒」，「表現出了一種由於自身實力強大、『萬物皆備於我』而形成的堅定的自信心」， 在政治領導人物面前劉曉慶毫不自卑，而是「平視」他們，她的奮鬥史是中國「體制外社會 力量的發展史」——「這是劉曉慶對中國的第二個特殊貢獻。」 潘先生並不糊塗，於是他沒忘記說「劉曉慶身上也有不少缺點，有的甚至還是致命的毛 病，比如……對普通人缺乏同情心等等，」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劉曉慶是「對社會有 利」的。 潘先生說得在不在理呢？ 需要首先澄清的一個問題是，劉曉慶算得怎樣一個「公眾人物」？我理解的「公眾人物」 一是「社會名人」，二是「政治人物」。在後者的意義上，有傳統與現代的分別。現代「政 治人物」有兩個前提：社會的自由與民眾社會組織的存在，和「人物」言行的公眾性、民意 性，也即具有真正代表民眾（意）的意義。劉曉慶是一個廣為公眾所知的人物，也即所謂 「名人」，作為政協代表也庶幾算得一個政治「公眾人物」，只不過這代表不是「民選」的， 不同於西人的「下議院」或者「眾議院」議員，而這當然首先也不是劉曉慶的不幸（如果劉 曉慶有什麼公眾心，而不是對普通人缺乏同情心的話——這己經不是什麼缺點和毛病而己）， 而是公眾的不幸。傳媒炒得兇猛的藝人或商人與其稱作「公眾人物」，不如徑呼作「名人」。 而中國的名人像中國的「中產階級」一樣，是很不成樣子的。劉曉慶這樣的政協委員、富姐、 藝人，我看無論對中國的進步，還是對民眾的利益，好像都沒有什麼「公眾人物」的意義。 誰敢說劉曉慶的暴富是乾淨的 現在來談另一個重要得多的問題，即：劉曉慶的暴富是體制外成長的典型麼？ 這要看劉曉慶暴富的具體手段怎樣。毫無疑問這在中國往往是一個尚無澄清可能的問題， 而這首先也不是劉曉慶的不幸（如果劉曉慶不害怕「陽光」的話），而是公眾的不幸。潘先 生對劉曉慶的發跡史有一個雖說籠統，也還不失根據的概述：劉曉慶「既善於利用傳統體制 的每一個可以利用的因素，在……舊有文藝演出系統中迅速成長，用電影明星的面子從地方 官員手中輕而易舉地批到土地來經營房地產（即她所稱的『房宅功』）（有房地產業人士認 為：中國尚無真正的房地產開發商。劉曉慶的」房宅功「易讓人聯想到已成賣點的她的私生 活——引者）等等，以此作為自己事業的跳板；也善於抓住每一個機會……將自己作為一件 商品（這比喻倒還確切，只是一般商品對社會不會有人品的污染——引者）逐步推向市場。」 說得更簡明些，即劉曉慶的發跡靠的是舊體制，無論其出名還是其暴富。具體手段呢？ 就出名說，劉曉慶有才氣更有極實用的人生觀，她坦承當年如有肯幫她減除耕作之苦的小伙 子，她就會嫁給他。後來，她有了出名的機遇，她結婚不久又離婚了……劉曉慶過上了藝人 中先自由起來的私生活，以她的精明和一些傳媒、俗眾的趣味相粘和，這無疑是更有利於出 名的生活方式。她或許沒有像一些藝人那樣委身於權力與貴族，作官太太、貴夫人，吃向舊 體制賣藝的下作飯，但這決不意味著她有了什麼體制外的文明人格。實用主義的放浪，使她 與不無野性的社會關係圈，保持了絕對「有用」的關係，這只要指出掛有政協委員的身份與 一級傳媒的青睞，與玩世玩得心跳的頑主一族多麼投合，就夠了。轉型期的墮落機制與劉曉 慶的精明、猛辣相遇甚至一拍即合，這才使不止有才氣這一資本的劉曉慶左右逢源。她的 「藝術成功」實際與她相對較長的青春期相重合。 就暴富說，劉曉慶當然不是主要靠了她例如走穴來的私人積累，而是靠了潘先生直道其 詳的「面子」。 劉曉慶自然屬手無權柄一類，而權力要看的「面子」當然仍是權力需要的。 那麼，權力能看劉曉慶什麼面子呢？劉曉慶有什麼叫做「面子」的資本可以與權力交換的呢？ 沒有。迄今未有一個地方靠了劉曉慶的名聲昌盛起來；與劉曉慶打交道的官員，也不會愚蠢 到讓實惠迷失於劉曉慶的虛名，儘管劉曉慶的名聲或面子會成為能上傳媒甚至也上得了請示 報告的玩意兒。於是，剩下的便只有劉曉慶與買「面子」的「地方官員」之間的「互惠互利」 了。箇中詳情想必潘先生也與我等「公眾」一樣，一無所知的吧。可以確認的只有一點，那 就是劉曉慶的暴富與體制泡沫不無因緣。劉曉慶善於作秀，讓我說句作球迷秀（本人很少看 足球）的話，——看看我們的足協、教練、裁判與球星們吧，有沒有爛到一起與足球有沒有 走向市場，有多大的關係呢？ 這樣一來，討論劉曉慶的特殊貢獻也就不免有霧裡花眼的可能。 我則以為劉曉慶的「貢獻」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它就是中國暴富群體的一個樣本。劉曉 慶對舊體制究竟有無解構「貢獻」，有的話其作用的方向又如何，還是更審慎些評價好。有 一點倒是清楚的，那就是評價劉曉慶並不比評價她扮演過的可怕女人更複雜，也並不比評價 更多可怕男人例如雍正及其哲嗣們更複雜（潘先生也作過有益的工作）。暴富群體的素質未 可樂觀，思想界似多持此議；而優秀企業家未必是暴富者，倒更是事實，原因無它，改革尚 未動真格呢，不能持暴富即進步、過渾水河好摸石頭或大魚的觀念的。環境保護與環境污染 都有著象徵意味呵！我不知道劉曉慶與官員之間的關係，有無叫做腐敗的情形，有的話，劉 曉慶的「貢獻」則可以進一步放到腐敗型暴富群體的「貢獻」中談論了！ 有些話題，從抽像的理念來談雖無奈卻可以保證境界，而有些話題，從抽像的理念來談 卻既失當又失真。例如梁曉聲批判暴富群體與腐敗，你可以指出梁先生道德主義的局限，沒 有（希望不是出於舊體制的情結）民主自由的現代文明境界，但你批評他有仇富心理就錯了， 事實上正如王蒙所說連左爺在中國式實用主義上，在日常生活中，也絲毫不左的。一些人為 富人叫好，甚而為空手道叫好，我看不出其中的思想解放或者新潮，寧肯與梁曉聲先生一起 詛咒為富不仁。牟其中案發了，是可以預料不可先說出來的，不可說硬說當然只好說媚俗的。 我則不肯趕媚俗的時髦，對於權力與暴富階級，我同樣首先持疑心。 我對劉曉慶的民間呀體制外呀什麼的意義，看壞的不好說，看好的壓根兒沒有。體制的 內與外不可限於職業看，即以學者、記者論，有幾個逃於體制的？能說吃單位飯的都是舊體 制幫閒嗎，儘管在裡面更需要鈣片，但對體制外面的喝彩並非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梁曉 聲先生說太子黨們大多已經去「體制外」發財去了。 劉曉慶的為人我怕是永遠不會為其叫好的，哪怕我永遠生活在道義的沙漠中！如果我哪 一天欣賞起劉曉慶來，一定是因為我的意志完全垮掉了、成了垮掉的一代。劉曉慶曾為女性 發凡說：「女人可以有多種生活，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可以有幾條道路，她可以去嘗試奮鬥， 爭取成功，如果覺得太累或是失敗，立即退下來縮到男人的安樂窩裡也可以安安穩穩、舒舒 服服地度過一生。即使男人變心，殺手鑭還有離婚，憑著對女性保護的法律，輕而易舉就能 分到男人財產的一半……」（《揚子晚報》1995年8月8日「劉曉慶專欄」）在劉曉慶與陳國 軍的關係上，拋開劉曉慶作為第三者、陳國軍作為婚外戀共同拆散了陳的家庭這中間的是非 不論，劉曉慶自述中披露的她對陳國軍的不負責任與冷酷，讓我想到劉曉慶在性情上，與其 所扮演的一些宮廷角色，實在有著極為相似的陰鷙可怖。陳先生如從一開始就取後來姜先生 的玩法，又如何呢？在劉曉慶面前動什麼超出互相利用的感情，會被劉曉慶笑話吧。 看不出劉曉慶怎麼個「對社會有利」 接焦先生關於劉曉慶作秀的話。 焦先生近來性情確實特別，看看他對冰心的議論，再看看他對劉曉慶的呵護，你就不能 不對焦先生的情懷反差詫異。有朋友指劉曉慶在北京大街上，拾留好了拍照用的垃圾，是作 環保秀，幾個月過去了，焦先生居然還得空忙到劉曉慶身上來。焦先生這樣細辨說：如果這 是實事，可能的情形有兩種：一是記者淺薄，搞新聞習慣了作秀，此次也存心作秀；要不就 是記者在說俏皮話開玩笑。無論是記者淺薄還是說俏皮話，都與劉曉慶無干。凡論事不能不 考慮當時的情形。 我也想細辨的是，記者何以知道劉曉慶會來撿垃圾，劉曉慶來撿垃圾何以顯得如此重要， 記者淺薄的背後是否有比呵護劉曉慶更值得說道的淺薄，俏皮話或玩笑中難道沒有與劉曉慶 相干的因素？如「自然之友」的主要成員梁從誡、王力雄、楊東平先生去撿垃圾，會弄出來 這些俏皮話或玩笑嗎？ 劉曉慶不是民間環保的先行者，儘管作為名人她或許可以早該做點什麼，哪怕是焦先生 看重的作秀，在1998年社會各界的環保呼聲大高漲之後，在「自然之友」存在多年之後，在 出現不止一位環保烈士之後，在觀眾批評趙忠祥先生主持的「自然與人」缺乏現實針對性與 批判力量之後，在「衛生筷」生產與出口受輿論多次批評之後，劉曉慶講幾句話、撿兩下垃 圾，雖有意義，但卻完全無新意，為什麼還要動用傳媒展示自己的「作秀」呢？ 借這個機會我也想作一次「秀」，即呼籲提高民間環保參與的力度，理由是，例如，據 說中國的「民眾環保組織」己有兩千多個，我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呢，我便希望允許建立中 國綠黨——我的這一呼籲己經在1998年8月發表於《中國經濟時報》的文章中明確表達過了。 我當然沒有學劉曉慶「作秀」的興趣，倒是希望劉曉慶「秀」作得更多更出彩，例如如果組 黨夢實現，劉曉慶可以為成為潘先生期望的「黨後」多作點秀，如果人們買她的秀賬的話。 焦先生強調「當時的情形」，那麼，按「當時的情形」，認為劉曉慶來撿垃圾之功遠遠 抵不上她的汽車尾氣污染之過，也不見得錯到哪裡了，雖說這樣認為未必會極端到要取消權 貴階層的汽車業，但希望環保秀士知道這一功過比較，也不值得焦先生一氣聯想到余秋雨的 好處來的——「最近讀余秋雨先生的《霜冷長河》，裡面有一句話對報刊上登載的一些小雜 感提出蔑視性的批評……考慮到劉曉慶撿垃圾的種種言論，有些小雜感還的確值得審視，專 打出頭鳥，僵化得要死，邏輯思維力和情理洞察力都很低。」 在我看來焦先生聯想得近於作呵護之秀了，我倒也想從思維力與洞察力上問一聲焦先生， 劉曉慶出過什麼頭，是只什麼鳥呢？借劉曉慶的話題替余先生出氣，不覺唐突得太過分麼？ 什麼是作秀？裝腔作勢、裝模作樣、沽名釣譽、弄虛做假也，焦先生如尚欠瞭解，正可 以向劉曉慶、余秋雨等藝人就教咨詢的，更可以從「正大光明」之類幾千年正統秀詞中洞察 的！焦先生的說法：「名人涉足自己行當之外的一切社會公益活動，作秀便是絕對的、必然 的。」以我的淺陋，這說法不像有多少洞察力，倒有些「名人教」的非理性在的。焦先生讀 魯迅比我多，應當不這樣說話的。將涉足一概同觀於作秀，不能不說是焦先生在劉曉慶面前 發雜感的一次失足。只要不是對劉女士作秀，失足便無道德可議，這年頭失足又算什麼呢？ 「演藝圈名人何其多也，即便是『環保秀』，也就劉曉慶一人做了吧？說劉曉慶此舉是作秀， 其他環保志願者就不是『作秀』嗎？之所以扭住劉曉慶不放，不就是因為她是名人嗎？常人 作秀無事，名人作秀咬住不放，究竟是名人有病，還是論者有病？」焦先生即使是千慮一失， 這話的不對勁也讓人擔心的。 「目前中國演藝明星公益意識還很淡漠，他們的收入與他們對這個社會應負擔的公益責 任不成比例。」這是有所謂洞察力的，雖說這話非焦先生首先說。但焦先生接下來的話便又 有了多重的天真：「中國公益事業需要演藝圈名人都來作秀，太需要了！通過作秀，倘能把 追星族乃至社會的興趣轉移到追他們所作的秀上，移風易俗，不僅不該責備，那真是功德無 量。」 這就逼得我沒法不講一講一個老外的故事，這老外名叫林賽，中國新華社英國專家，已 在中國呆了十年。近見報道說，林先生1998年曾兩次組織一些人去長城撿垃圾，還發動一些 人給長城捐了25個垃圾箱。看到這則舊聞我生出頗多小雜感，例如林先生太笨，十年耳濡目 染竟不知作秀為何物，幹嘛不站在長城上，面對全世界為英國文明形象作一次秀呢。林先生 也並不太笨，他知道，這「秀」對注意自力更生形象的傳媒來說，是作不成的，十年沒白呆， 於是只有對長城、對古老的中國，悄悄地表達愛心；爬長城作秀費時費勁還因涉及他國形象 費申請批准的神，所以，即使林先生認識劉名女，所捐垃圾箱也不便為劉富姐的公司打上廣 告，而劉曉慶倘認識林先生，也不便假林先生作廣告的，劉曉慶沒有花錢作秀的習慣，通常 都是人家的公司花錢假劉女士作秀哩（如南京一開發商贈送別墅給劉女士）…… 寫到這裡，我想到陳國軍先生曾因送兩元錢給乞丐女童，惹得夫人劉曉慶不快的一幕， 更想到潘先生的話：「劉曉慶身上也有不少缺點，有的甚至還是致命的毛病，比如……對普 通人缺乏同情心等等，」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劉曉慶是「對社會有利」的。 潘先生是講寬容，懂得從社會利益考慮的，於是他向讀者預告說：「同時也讓我想到假 如有朝一日，劉曉慶也要競選中國政壇的要職，我肯定會投她一票。」 假如例如倪萍與劉曉慶競選，我便會為投誰的一票而躊躇；假如江青活過來與劉曉慶競 選「中國政壇的要職」，我很可能會投劉曉慶一票；但假如名以憲立的杜女士與劉曉慶競選， 我則會作為公民投下樸實的一票，當然這一票一定不屬於作為政協委員的劉富姐！我相信我 這樣的預告，也是「對社會有利」的。 當然，我衷心期待著潘先生「投她一票」的一天早日到來，那時，我與焦、潘二先生該 會相逢一笑的吧。 這一天會到來的！否則我就沒興趣甚至不敢，與「失足」於劉女士的焦、潘二先生打筆 仗了。我料定那時即使曉慶擔任了「中國政壇的要職」，她也不能因而不會以政治罪治我的， 因為作為公眾人物，她必定要做得優秀起來了，也只能優秀著！否則只能下課，無論其優秀 是不是作秀。 人是多面、可變的，一如人組成的社會。 或大或小的學者言論家評價「名人」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因為「名人」身上粘著豐富 的社會關係，評價「名人」實質是社會批判，它對大眾的社會體認有著特別的影響。魯迅的 一大貢獻就在他作了深刻的社會批判，而這又是通過大量的人格批評完成的。 （作者說明：本文是1999-2000間相關舊作的整合，發表出來是希望言論界朋友們今後 走得更穩更好，對於文中批評到的朋友，無關乎對他們各自作為的總體評價，更不應當影響 到對他們各自貢獻的肯定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