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受難者——讀《文革受難者》一書 （北京）劉自立 下地獄的勇氣 「認識」王友琴先生，是在近十年前了。因為我所在的一家報社的國際部，是可以訂閱 國外港台報紙的，就養成每天瀏覽內地被禁報紙的習慣；這是一點小小小的特權。一日閱讀 台灣《聯合報『，忽見一篇寫文革時期學生打老師的文章，署名王友琴。我很震動，因為， 文裡涉及被害者，剛好是我們熟悉的卞仲耘伯母。卞的丈夫王晶堯先生，是在我父親文革罹 難後，少數來看我媽媽的人之一。王，卞，我父母，都是燕大校友，），且是學生激進組織 「民協」的成員。王先生（我自然稱王伯伯）看望我母親的一幕，很有悲劇情節。當時，我 們家住在前中宣部院子的北端新北樓。1969年秋，這個樓的黑幫盡數掃地出門，整幢樓房裡 只剩下我媽媽一人。我們都已四散各方地流放了。 王伯伯是循著樓房裡唯一的燈光，就是我媽媽房裡的孤燈，來訪的。他們是老友，學友， 難友。我後來知道了，王的夫人卞伯母的死，比我父親的死早了一天，是1966年八月五日。 而王友琴，是第一個將這悲劇一幕記錄在案的人。於是，在二王的共同努力之下，卞仲耘先 生的材料由少漸多，逐步完善化，完整化。畢竟，這是文革中首例殘害無辜老師之罪行的發 端。近來看到她後來有關此案的文章，增加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段落，不同於原來刊出的文章。 對於卡瑪等人製作的電影《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王堅持了她的批判態度；指出宋等當時 的紅衛兵沒有懺悔；而參與打人者，卻只是言之其父劉的被迫害，不講中國憲法、共黨黨章 之危害，而沒有勇氣承擔其責，給卞校長一個說法，一個道歉。而鄧，作為一個當時地位受 到威脅之領導，在其對師大女附中工作組的講話裡，沒有排除卞是四類分子的說法，形成紅 衛兵大打出手的合法外衣。這個殘酷的事實，在他們高幹子弟的各類傳記裡，或者顧左右而 言他，或者避而不談。 個中緣由，王經過一番反思，終於打破她過去之緘默，而有名有姓地直指其過，其膽識， 比1990年代更有過之。也是我們極為欽佩她的地方。後來輾轉知道，她也是卞的學生。我即 寄文給王思（卞仲耘的二女兒）。王思電話裡告知我，收到複印件，看到她媽媽的名字，未 及讀全文，就已經淚流滿面了……這裡發生一個卞案是否結束的疑問。當年卞的追悼會，與 會者眾，八寶山禮堂為之不容，許多人站在外面。王晶堯和他的兒女接受了一次龐大的追思 和慰問。卞仲耘的骨灰也安放在八寶山骨灰堂之第四室。迄今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這件事情是完成式，還是未完成式？一種看法是，是結束了。一種看法是，沒有結束，遠未 結束。原因是，卞的謀害者究為誰人，沒有說法；二，直接參與者無一人道歉，悔過——不 是說要追究法律責任，但是向王晶堯先生及其子女做出道歉，是無論如何也是必要和必須的。 作為一個人，卞仲耘和劉少奇，賀龍，彭德懷沒有絲毫差別。在某種意義上說，劉等人的事 情結束了，也沒有結束。我不久前看到赫魯雪夫於1956年發表的反對個人迷信的報告。那是 國家對於最高迫害者的審判。無論是托洛茨基，布哈林，還是索爾什尼琴，布洛斯基，還是 數以百萬計之普通民眾，都是在這個報告的精神之傳導下，先後被正名平反的。這是一個啟 示。文革的主導者沒有被徹底清算之前，不要說卞之案未完成，就是劉，賀，彭等人，還是 有七分冤屈藏在墳墓裡，呈死不瞑目之狀呢！所以，其實赫魯雪夫是很偉大的。那份報告說 明瞭顛覆蘇聯集權制度之發端。 卞的慘死，是一種類似酷刑的折磨而死，身心俱遭重創，今天思之，亦有慘不忍睹之狀。 而我當時讀到的友琴的大文，卻有一種直面往事，極度冷靜，不動聲色的社會學論文的味道， 就知道作者有很好的學術研究的功底，但是，她何以會有如此的冷峻呢？以後，到她的一系 列文章面世，她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面世，才知道，她是一個有著進入記憶之地 獄的魄力的學者，有著佛家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大抱負的人，是一個以道獻身， 而活在記憶之中，承受常人難以承受的天天面對亡魂與之對話之大悲苦的人。她的研究態度， 不是靠五分鐘熱情產生詩人靈感的態度，其實也非一般學者冷血寡情的書齋討論，而是藏在 冷峻後面的，所謂韌性戰鬥。今此，她的書的面世，只是她研究里程碑上的一個刻度而已。 我們當然期望她有著比現在更多的業績完成。 前幾天，我們通過電話，她說，蘇聯對於冤死者的記錄多達一百三十萬人，而她，只是 做了六百多人的記錄。我們都讀過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普氏妙筆生花，記憶和聯 想之創造驚人。但是，他的記憶之聚焦，是他的個人人性之張揚，並由此涉及當時的法國社 會各色人等；而王的記憶，卻始終是放在他人身上。雖然，也許，他們捕捉記憶之方法是一 樣的，就是要在點點滴滴的現實之層面的激發下，看見往事。對於普氏而言，那是他樂此不 疲的幻覺/現實世界的再生；對於王氏而言，卻是要以一個人的記憶，對抗幾億中國人之遺 忘（蘇曉康語）。這裡沒有普氏的萬花筒般的不可言喻，撲朔迷離，卻有著一板一眼的銘心 之述，刻骨之論。一個是呈現記憶之璀璨，一個是回到黑暗的星空，等待黎明。筆者覺得， 後者，更加具有殉道精神，更加俱有佛家之「惟我獨尊」之精神——當然不是世俗意義上的 惟我獨尊；那是一種，沒有特殊的意志和毅力很難堅持到終點的素質之表現。因為，她面對 中國人的遺忘，這件事情，是有很大風險的，有著面對世人之不解，和面對自身失落常人生 活氛圍之風險。再有，是她面對的遺忘，是和另一種可怕的記憶之復辟，相呼應，相對峙而 存在的——這個記憶，就是官方強化的，對於毛的正面宣傳之記憶，對於紅色經典之記憶， 對於被歪曲的中國近，現代史料的記憶，等等。這個記憶，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言，是王友琴 一個人，對抗毛的陰魂不散之大陰霾局面的記憶。這個較量，何時有結局，何時才是王完成 其使命，而我們中國人，也可以從我們的逝水年華里擺脫出來，稍稍喘一口氣的時候。我們 此生有無這一天，不好說！所以，起碼我作為一個讀者，會堅決地站在王友琴這一邊，企望 她篳路藍縷，完成使命，以扼住遺忘之命運的咽喉。 馴獸紀的始末 深而言之，這個遺忘不自今日始。一個記住歷史的人，記住歷史的民族， 往往有比較 好的判斷力，對事，對人皆如此。「正如柏拉圖曾經寫道的那樣，一個接受了正確養成訓練 的人，將會成長為一種神聖的生靈；反之，錯誤的養成會使此人淪為一頭可怖的野獸。」 （請注意，柏拉圖使用的是個體單數稱謂，而毛時代則是純粹的人群，淪落為野獸，這是柏 拉圖始料未及的！）而一個數典忘祖，活在自己荒誕世界中的人，或者說，被某種專制制度 加以變態馴化之人，之群體，則有一種歷史實用主義的惡習。就是，他們的歷史，是歷史的 異化，是現實政治之延續，為之所用，為之所需之歷史，是歷史的假像，與真實的歷史南轅 北轍。這種沒有歷史，或者只有偽歷史，假歷史感覺的民族，是無望的。這牽涉到一個如何 教育民族，人群正確對待歷史之課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的法則，歷史的內涵，是 一種對於人們無形和有形的陶冶和約束 ，並讓人們在其中看到是非優劣，形成道德方面的 見識和生活中必須具備之常識；這種常識，為許多大學者所重視，認為超過一般的哲理說教 ——如托爾斯泰。而王友琴面對的文革史，尤其是當時中學生在當局的唆使下，喪盡天良， 一日之間，由人而獸的行為之歷史，做其深入探究，問一個為什麼！就是在對這種歷史的失 落，做一個亡羊補牢。這個局面的出現，自然是和中學生當時所受的「教育」有關1960年代 後期，所謂階級路線，階級鬥爭的政治教育，也就是遇羅克後來直言的政治層面種姓歧視的 形成，潛移默化地孳生一種馴獸效果。這個效果呈現兩個方面的結局：一個是絕對服從；服 從中涵蓋一種怪異的創造性，就是，在服從中發展這個服從的內涵，甚至有超越之，即違背 常識的危險。筆者記憶，那時候作為一個中學生，我們就是按照這樣的思路，思考當時的時 事的。我們的觀點，直接來自《人民日報『或者《紅旗』雜誌。我們做夢也不會對某種官方 的觀念產生懷疑。這是馴化之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是我們同輩的，被過度馴化以後出現的，中學生的反常之舉；就是說，在 領會一般而言可以容忍的說教和教唆以外，當人們的嗅覺聞到一種血腥，驅使他們真的要變 成野獸的時候，他們的思路也不會有任何的返轉，依然是一往直前，而且在領會和執行時， 還會更加激越，更加野蠻，更加愚昧地完成一種超常識，超道德規範的，史無前例的惡行—， 就如友琴記錄的那些悲劇一般。於是，正像有些作者指出的，「由狼奶喂大」的中學生，開 始在紅八月前後，做出了人類歷史上的罕見之舉：學生打老師——而毛，正如王氏指出的— —說要拿學校教師「開刀」（和斯諾講話）。中國的一部分女性——許多中學女生——如師 大附中的女生——在紅八月的表現，就是如此。我們看到，歷史上的中國女性，從花木蘭到 魚玄機，從柳如是到秋瑾，雖遭遇悲慘，卻因悲慘而美，而善良，加上她們偌大的才華，膽 識，真是可歌可泣。但是往日的可歌可泣，今天忽然讓位於純粹的獸性，一句「要武嘛」的 唆使，竟然讓女性本來應該具備的善良和謙和，轉變成為蛇蠍一樣的惡毒和豺狼一樣的瘋狂。 怪不得老辜鴻銘要預言，民主有朝一日會變成民瘋——德謨克拉西變成了「德謨克拉賊」 （democracy 改為democraze——見唐振常文）。那是沒有制約的，誘惑人民墮落的所謂大 民主；是億萬奴隸轉變成為毛一人一君之奴才的民主。我們一向所說的多數暴政，究竟是一 個人的暴政，還是億萬人的無產階級暴政，倒是值得深思之。 筆者近來看到許多如何規範君主行為的論著，如伊拉斯謨和馬基雅維利的書。那都是講 給皇帝聽的。簡單說，就是，你君主，首先要接受規範與上帝之約束的教育，不然，你就有 成為暴君之可能；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君主，其實根本少有可能接受這樣的諄諄 教誨，如尼祿，他就不聽其師塞內伽的任何教導。但是，是否也有一些君主受制於老師之道， 行為有所約束，思想有所啟迪呢？當然也是有的，如，伊拉斯謨尊稱的查理皇等。是的，如 果暴君自稱為師，而師——上帝也好，別的什麼形而上存在也好——不成其為師，問題就麻 煩了。「四個偉大」一說，就更本沒有了上帝之約束了；豈止沒有上帝，連佛祖也被嘲弄了。 他自己就是神了。於是，出現以下的局面：歷史上，上帝雖然可以和愷撒分享權利——如聖 經所言，但是，上帝何在，他如何具體應用其監督之道，如果尼祿，克裡古拉之類對此道嗤 之以鼻，你上帝和上帝的幾個代表，又有何法術約束之！這個問題就很難對付了。毛，就是 這樣一個很難對付的人。他的上帝，他的老師，對於他，形同虛設，沒有權威，他是唯一之 唯一。所以，他開始「馴獸『，就可以放開膽量，為所欲為。周恩來，劉少奇沒有辦法，遠 在美國的臘斯克，約翰孫，也沒治，聯合國？」你認識我，我還不認識你呢！「於是，上行 下效，馴獸正式開始。 正如古老的伊拉斯謨所言（他的話，好像是針對1966年的歷史所言）：「以馴獸師習慣 上對待野獸的方式來對待全體人民，這正是暴君之標記，其實是一種見不得人的欺騙。因為 馴獸師首要關注的就是留心什麼能讓野獸安靜下來，什麼又能挑動或者平息這些野獸以求方 便自己。柏拉圖已經強有力地強調了這一點。這不是在考慮民眾的感情，而是在濫用民眾的 感情。」當然，後來哈耶克也傳習了這個觀點，把它更加具體地應用在集權社會中。不是毀 滅，而是利用；這個利用，是變相的毀滅，人們卻以為不是毀滅，而是新生——當時的中學 生，就沒有感覺其政治熱情是被利用，被毀滅。儘管我們也道聽途說了許多的悲慘傳聞。老 實講，我們即便那時聽到了卞仲耘的慘案，也只是啞然而已。因為我們的思想基因裡沒有獨 立思考的因素。 人們常常談到文革的罪責，應該由誰來負的問題。一種很普遍的說法是，毛以外，人民 也要負責。我同意這個說法。但是，我不同意說，因此可以開脫毛的責任。只是說，在馴獸 之怪圈裡，超越之人除非是先知先覺，沒有辦法掙脫這個鏈條，這個權利鏈條。而這個怪圈 就是：君王類人物不接受上帝的馴化，而群眾卻接受了他的馴化，馴化後的人就成為非人， 再從非人中產生新的暴君，等等。那麼，接受馴化者何時，以何條件，掙脫和看穿馴獸師之 圖謀，而成長為一個反馴獸者？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是要洞穿野獸之舉的非法和荒謬，而王 友琴，就是要揭穿這個馴獸師的一人。 二是，人們要有一個發現自己是人，不是獸的過程，才會中止這個野蠻的遊戲。而中止 之之首要，看來簡單，其實很難。學習，讀書，就是實事求是，史實求是，似乎可以解決問 題。而在那個體制裡，如果沒有書，怎麼辦？ 不許你閱讀有關的書籍，怎麼辦？人們看不到真相，真相已經掩蓋，怎麼辦？所以，沒 有勇氣和智慧，是無法獲得主動的。而這個過程的開始，正是真相露出端倪的時候；這個過 程，其實已經在林彪死後開始。因為林彪，這個兼有馴獸師和被馴獸為動物者，他，在 某 個角度上發現毛，不是上帝。應該指出的是，如果人們一開始就具備非上帝化的自由觀念， 一開始就看見人之存在的前提，應該是人，是人間遊戲主動的規則制定者，那麼，偽基督也 好，假佛祖也好，四個偉大也好，就沒有市場。思想的國有化問題一旦解決，人是人而非獸 之問題，就可以解決。這是顯而易見的。換言之，就是，當暴君不能成為良主，就由人民或 者民主制度抗衡之——這個道理恐怕說了幾千年，從柏拉圖，西塞羅那 些人，就開始說了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引用西方的先哲而不引用我們的祖先，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說 過有三種政治體制的話。這三種政治體制就是君主，貴族和人民民主體制。而西方人的確早 我們兩千年就明確此道了。）民主制度的討論機制如果可行，毛如何發動馴獸運動 呢！不 可能！！！ 對於中國人的恥辱，文革這個國恥，應該面對之的態度也是這樣。從毛而言，他統治的 是一個獸性之國，這個國家對於他而言，對於國際社會而言，都無光彩（「對於啞巴牲口和 遭受奴役之人進行統治並無光彩而言」——色諾分語）；對於中國人自己而言，也無光彩。 道理很簡單，國之為國，應該是人之尊嚴位於首要，而非獸之敗壞定為首要。統治者率領一 群野獸和被野獸殘害之人群，不光彩；被率領者更無光彩可言。這也是一個國家要尊重人， 尊重人權之故。在這個意義上說，王友琴開拓了一條讓中國人回歸人性之途。雖然步履維艱， 但是，相信看出此道者，會漸行增加。而這個看法一旦普及，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就會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澄清。 中國人才會真的從恥辱中走出來。也就是說，中國人選擇民主，是國人獲得尊嚴之起碼 的選擇，如果暫且不論其他種種存在的話。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前此我們在一些文章裡談到，文革研究的一個誤區，就是官方引導人們只是關心文革受 迫害者裡共產黨大人物的命運，如劉，鄧等人。而毛的文革之主導動機，也許確實是為了打 到他們。而他為了打到之，卻採用了運動群眾和殺死百萬計無辜的做法。這個做法，使得王 友琴採取了針鋒相對之態度。她偏偏要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去面對文革。這個角度就是為受難 的老百姓——而非只是包含官員——建立一座迄今為止紙面上的紀念碑。 這個發現之意義很大，就像人們發現不是太陽圍繞地球轉動，而是相反。我們寧可圍被 文革害死的老百姓而思考，忽視那些多少為惡之大人物於文革研究中。這也是我們要澄清文 革迫害真正意義的一個闡釋。因為正是這樣的闡釋，才可以還原何以1949年後發生的無數塗 炭生靈的殺人遊戲，及其始作俑者之罪責。可惜，少有人關注此事。其實，使人擔憂的，不 是劉，鄧的命運，或者說，不只是其命運，而是為此犧牲的老百姓之命運，含卞仲耘這樣無 辜的老師，還有難以記數的無辜的「地富反壞右」之命運。這個估計的本質意義是，毛本來 以為他可以這樣對待國人，他以為，對中國人，生，賴以他之恩澤，死，賴以他之懲罰，捨 此無他。七千人大會上，面對數千萬人餓死，他也是戲謔而言，輕描淡寫。人之為人，或者 人之不為人，只是在他談笑之間，就可以輕易定奪的。遠而論之，一個個政治運動，除了幾 個，幾十個著名人物慘遭罹難外，無數無辜百姓為之陪綁，卻少有人出來為之辨正，伸冤， 正名。而王友琴，偏偏反其道行，她筆下沒有什麼大人物的厄運記述，只記述普通人的罹難。 這個角度，一反官方文革之觀念——這個觀念就是，在為劉，鄧平反以後，萬事大吉，完事 大吉了，你們以後就不要糾纏了。這個看法本身就說明，我們剛才說過的馴獸運動並未終結， 因為小百姓未得伸冤，還是躺在地下，忍受對他們的遺忘，和某種復辟舊潮帶來的對其之蔑 視。人之尊嚴，活的時候遭到踐踏，死後，還是穴之一隅，無人問津。這當然是悲劇的繼續 和延伸。在此意義上，文革沒有結束。王友琴的書，剛好是和那無辜死者的對話。她一個人， 面對千萬靈柩，千萬墓穴，來為老百姓之死，討回公道。 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百萬，千萬老百姓的冤魂得到昭雪，還應該是人民之昭雪，不是 朝廷之昭雪，才是中國人得到真正公正對待之一刻。就如我們也來製作一部中國的《辛德勒 的名單》一樣，我們在最終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時候，不是以紀念劉，鄧為其主調，而應該是 以紀念千百萬罹難者的亡魂為其主調。是什麼力量在摧毀他們，一代代無辜的死者呢？人民 自己，要負責到什麼程度呢？這裡就有一個人民之反省甚至懺悔，和追究主犯，兩個方面， 而非一個方面。因為，同樣按照權利鏈條說（見福柯），一個國家之命運，是由上下兩部分 構成的；毛的指揮，固然是一個方面，人民大眾的歡呼回應，不能不說是事情相互作用的另 一方面。我們看到王晶堯一家人的遭遇，就是看到在「民瘋」運動裡，無數保持緘默和憤慨 甚至蔑視的一群，良知未泯的一群，不合作甚至反抗的一群。他們，就像是那些躲在納粹壯 觀檢閱之群眾和軍隊邊緣，怒目而視之一群，在紅旗招展的廣場邊緣，怒而不發的一群。這 是被時代忽略的一群。王先生告訴讀者，1966年八月上旬，他們一家人，在把卞伯母的遺骨 移往一處墓地，而走上北京的街頭時候，他們的身邊，就是紅旗招展，人頭攢動，像過節一 樣參與所謂革命的人群，這就是所謂的「多數」。 現在，我們來看看古人是如何評估這個多數暴政的吧！雖然，筆者不在中華帝國，而在 古羅馬，他們的著作，也是兩千年以前的著作，但是有趣的是，他們畢竟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文革裡發生的問題——「西庇阿 當多數人願意對它所願意的任何人施加懲罰的時候， 當他沒收，保留和浪費任何他願意的東西時，……你能夠否認我們擁有的是一個共和國嗎？ ——這是一切都屬於人民，而我們給共和國下的定義就是」人民的財產「（即共同財產，轉 義為共和國commonwealth——筆者）。 「萊利烏斯 對這樣一個一切事情由多數人的權力來決定的政府來說，我會比其他任何 政府都要更斷然否定共和國這樣的稱號……我看不出共和國的名稱如何更適用於多數人的專 制……你所提到的那 種匯聚肯定是暴虐的，這和一人統治的暴虐差不多，甚至是更為殘暴 的暴虐，因為沒有什麼比假冒人民的名義和外表更為可怖了。」 這就是古老的西塞羅在他的《國家篇法律篇》一書裡做出的批評。 儘管後來許多作家，如托克維爾等人，發揮了這個思想，但是沒有表現更多的智慧。而 尤其讓我們驚訝的是，西老好像參加了文化革命，或者俄國和法國革命，他的先知先覺，揭 櫫了所有這一切。是的，毛的把戲其實沒有什麼高招，可以一眼看穿。他的多數，和他的一 手遮天下的主義，思想形成一體，就是多和一的關係；就是，一（毛），等於多（暴民）。 這其實也是小兒科。但是，他居然拿此小兒科，成功地控制和擺佈了多數，我們中國人的多 數；這當然有賴於我們的愚鈍和無知；有賴於他對文明的封鎖。我們慶幸自己終於看出了這 個魔術的陰暗心理。毛把中國人變成「多數」，而他自己藏在多數後面，行使他的個人意志 ——這個判斷，已經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我們老百姓要負的責任在哪裡？我們要負多大 的責任——因為這牽涉到打死卞仲耘的學生之罪責，以及她們的被寬恕，在什麼條件下，可 以被接受這一課題——而我們幾十年來，甚至迄今為止的沉默，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成為 其同謀和其罪行的庇護場，也值得深思。 一如前言，主導者的身份和角色是清楚的，由他製作的「紅色車輪」的軌跡，也是清楚 的。由主犯製作一個教唆的教育程式——由受教育者接受並被馴化——再由他們，完成教育 中灌輸的目的論——由他們大打出手——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再將其收入瓶中（下鄉，插 隊等）。於是，整個遊戲結束了。關於多數暴政和個人專制之一人暴政之關係，也在數學和 政治兩個意義上，歸於完成。遊戲的完成，並不意味著無人反思其是非，也許，反思剛好起 始於對於毛，對於多數暴民暴行的反思，王友琴站在反思者的前列。和王的思考略有不同的 是，我們同時注重普通中國人文革中的做為，對於他們/我們在絕對的意義上成為幫兇和幫 閒的作用進行反思。其實，這一作用，沒有因為毛的死掉而有所突變。認為不應該反思文革 之人，認為不應該「過度詮釋」文革之人，甚至認為文革還是好的，毛有好動機之說法，比 比皆是。說明，西賽羅們的哲理沒有人讀，沒有人思考，或者說，他們被囚禁在所謂的知識 人的圈子裡，不被傳播；也說明，體制裡有了書讀，但是劣幣淘汰良幣的過 程仍在繼續。 正是因為如此，筆者以為，王的著作，對於打開人們的記憶之門，思索之門，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或者說，問題的提法應該是，是書籍敲開這扇理智之門，還是只有 制度更新後，理智之門，才會向思想敞開——號這是一個顧慮。這個顧慮的後續思考是，我 們說的官方的馴化遊戲是否結束？回答是：沒有結束。他們變化手法的野獸馴養術，今天之 內涵如何？人們是否接受二次馴化？我想，這個把戲很簡單，很醜陋，就是，物化教育和道 德文明淪喪。這是回到更為古老的金錢崇拜的馴化裡。這個馴化同樣導致精神訴求的失落。 極度可悲的是，受害者裡，也有變成物質中人的，他們甚至連追究殺死自己親人的責任感也 已經蕩然無存。他們會接受王友琴這本書嗎？！ 理智之門，還是只有制度更新後，理智之門，才會向思想敞開——號這是一個顧慮。這 個顧慮的後續思考是，我們說的官方的馴化遊戲是否結束？回答是：沒有結束。他們變化手 法的野獸馴養術，今天之內涵如何？人們是否接受二次馴化？我想，這個把戲很簡單，很醜 陋，就是，物化教育和道德文明淪喪。這是回到更為古老的金錢崇拜的馴化裡。這個馴化同 樣導致精神訴求的失落。極度可悲的是，受害者裡，也有變成物質中人的，他們甚至連追究 殺死自己親人的責任感也已經蕩然無存。他們會接受王友琴這本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