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自由思想者殷海光 王丹 一。 1966年1月14日夜，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致信另一位思想 家韋政通先生，信中沉痛地表示：「書生處此寂天寞地之中，眾醉而獨醒，內心常常一陣一 陣莫可名狀之淒寒。」 職此之時，台灣正處於白色恐怖之下，殷海光的同志雷震等因組織民主黨下獄，殷海光 作為主筆的鼓吹自由主義的《自由中國》雜誌被查封，殷海光自己的所有作品成為禁書，本 人也處於特務監視之下。強烈反對共產黨集權的他眼見反攻大陸無望，而作為自由中國象徵 的台灣，自由又面臨特務專制的威脅。以「後五四人」（A May-fourthian）自居的殷先生， 內心的抑鬱可想而知。他給韋先生的信中反映的正是當時他那種悲淒孤獨的心情。 38年過去了，歷史證明殷海光先生並不是孤寂的。不僅台灣已經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的歷 程，殷先生的自由主義理念更是已經成為思想界的主流。他的影響甚至已經覆蓋大陸。大陸 自由派報紙評選上一個世紀50名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台灣入選的四人中三人尚在世，唯一 已經過世但仍對大陸知識份子有吸引力的就是殷海光先生。 2004年9月14至17日，台灣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台灣大學文學院，台灣大學圖 書館聯合舉辦了「殷海光教授逝世三十五週年紀念活動」。其中連續兩天的主題為「自由主 義與新世紀台灣」的學術討論活動集結了台灣學界的一時俊傑。殷先生的朋友，學生和受他 影響成長的學者雲集，不僅討論殷海光先生的思想生平，也對中國五四以降自由主義的發展 軌跡進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是我近年來在台灣參加的最為精彩的學術活動之一。 二。 這次討論會的重頭戲是中央研究員院士，華人世界著名文化學者，也是殷海光先生好友 的張灝先生所做的主題演講《五四傳統與中國自由主義》。 張灝開篇即提出，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五四」思想代表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現代傳統， 但是他無法認同。他認為這個傳統是在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到五四運動這三十年的「轉型時 代」中形成的。在這三十年中，中國知識份子是如何形成自由主義論述的，是他今天討論的 重點。 張灝指出，在西方傳統中有兩種自由主義：一種是警醒性的自由主義，一種是理想性的 自由主義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吸收西方自由主義的過程中，過於偏重後者，而忽視前者，導致 二者的比重懸殊，失去了平衡。後果之一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雖然也有反專制的 傾向，但是只是停留在情緒階段，並未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主題。用「積極自由」和「消極 自由」的概念劃分，中國知識份子多看重「積極自由」，「消極自由」的觀念則相對薄弱。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偏差呢？張灝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1895年之後，民族主義情緒擴 散，中國知識份子常常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去看待自由；二是傳統文化的影響。儒家的 「人格主義」認為人的終極價值是德性的實現，有強烈的社群意識，這種「自由的可貴在於 人格的完成」的理念與西方的「消極自由」觀念大相逕庭。 接下來，張灝先生以梁啟超為例說明早期自由主義者對「積極自由」的偏重。他指出， 梁啟超在20世紀初期宣揚自由的重點在於「團體自由」；而在個人自由方面，他不提個人自 由的目的是保障人權，而是主張自由是為了「驅除心中的奴隸」。這來自「立德，立言，立 公，謂之不朽」的傳統理念的影響，也就是說，個人的價值來自於對社會的貢獻。張灝進一 步指出，「超越內化」不是儒家所特有的，而是東西方文化共通的東西，基督教講的也是 「超越內化」。這一點正東西方文化溝通的關節之處，因此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也正是從此處 入手去進入自由主義。但是，這種認識自由主義的路徑有其不穩定性。還是以梁啟超為例， 他關於自由的理念實際上來自孟子和陸王心學，但是基督教講的超越與塵世有著不可逾越的 鴻溝，因而是凌駕式的超越；而儒家則是籠罩式的超越，有超越實化的趨勢，即與政治，社 會實體連接起來。到了五四時代，表面上看自由主義成為主流，但當時對於自由主義的認識 是有限度的，群體意識還沒有洗盡。這也是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後來接受了中共的集體主 義的原因之一。 在結論部分，張灝先生總結說，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有兩個發展，一是以平等為取向， 向社會自由主義發展，如張東蓀；二是表現為高調民主論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成「人民民主專 政」的理論，即集權民主。到20世紀後半期開始，在痛定思痛之後，海峽兩岸的知識份子對 這兩種趨向進行修正，警覺性的自由主義開始成為主流。張灝認為，殷海光先生的思想和 《自由中國》的言論就是這一調整的開端，這也是殷海光先生對思想史的貢獻。 三。 張灝先生的主題演講為這次研討會開了一個拔高層次的頭。在接下來兩天的討論中，還 有很多精彩的論文發表。 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 長錢永祥先生在題為《道德人與自由社會》的發言中重申了林毓生先生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 份子的一項批評，即「由於中國自由主義者往往將個人的價值理解為一項工具，缺乏自由主 義應該視個人為具有內在價值的純正性，遂注定了中國自由主義早晚要承受工具的見棄命 運」。錢永祥認為，在較晚期的中國自由主義者身上，這種狀況已經有了改變，殷海光先生 就是一例。殷海光以及徐復觀已經認識到，自由主義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設法肯定個人的 內在的，獨立的價值，作為自由主義其他主張的源頭，「他們對於個人應該擁有什麼樣的心 靈生活，社會人格，政治地位，有著相當強烈積極的想法，這種捨外在理想而回歸人生遭遇 的視野，在此前（以及此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身上，是很難見到的。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在討論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時，將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形容為 「彼此鑲嵌，互相形構」（mutually embedded and mutually constituting）。與傳統的 國家與社會對立的觀點不同，黃長玲引用Migdal的理論指出，國家並不存在於社會之外，而 是社會的一部分。國家與社會如何成為對方的一部分，是二者關係的核心部分。她借台灣近 二十年來婦女運動為例說明，市民社會在政治場域中找到體制性的參與管道是重要的，因為 當人們在民主社會中無法找到有效的政治參與管道，既有的市民社會組織很容易成為集權注 意崛起的溫床。 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吳泉源則將關於自由主義的討論引入現實問題。在題為《兩 岸經濟互動中的自由主義難題》的發言中，吳泉源借用了博蘭尼（Karl Polanyi）在《巨變》 一書中關於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的關係的理論，即，土地，勞動與貨幣並不是真正 的商品而是一種「虛構商品」，因此市場機制不應當成為人類命運的唯一主宰者，這些虛構 商品在真實市場上的供需，必須透過政治過程加以管理。吳泉源的論文指出，早在四十年前， 殷海光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認為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並行的主張是行不通的。以兩岸經濟 來往為例，實際上任何一項兩岸經貿與資金往來的活動，都不可避免地牽涉到兩岸之間關於 主權的爭議，比如「戒急用忍政策」和「八寸晶圓廠開放」，經濟自由主義以市場為取向的 處方並不能解決爭議。吳泉源提出的問題，我認為對大陸也有借鑒意義。因為大陸社會發展 現在面臨的社會公正問題，也正是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張力所在。如何在公正與 效率之間取得平衡，殷海光的直覺和博蘭尼的理論都具有參考價值。 今天討論自由主義，會發現出現了很多殷海光先生當年沒有遇到的相關課題。網路傳播 與言論自由的關係就是一例。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劉靜怡的發言《在自由與控制之間： 新興傳播通訊科技的兩難和挑戰》就討論了這個新課題。在「如何保障數位時代的基本自由」 的思考下，她指出：數位時代中最主要的資本形式──知識產權和數位通訊傳播網路─── 可以作為增加民主的文化參與的管道，但是同時也極為可能稱為文化參與的瓶頸，將控制權 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決定資訊資本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如何被使用和被分享，而這些都是數 位時代中最為緊要的自由/控制爭議，即：以資本和商業考量為基調的言論自由理論，主張 通訊傳播網路的所有權人有透過網路控制數位內容的權利，相反的，以民主的文化為基調的 言論自由理論，則認為通訊傳播網路和知識產權的政策和制度設計都必須有利於廣泛的文化 參與，通訊傳播網路應該具有公共性質，即使為私人所有，也必須允許每個人有公平使用網 路的機會；至於知識產權，則必須有助於民主目的的達成，即提升文化的傳播，促進文化創 生的可能。劉靜怡教授的討論堅守自由主義立場，為新時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何面對新的 社會環境維護立場提供了範例，同時也點出了數位時代的新的權力矛盾。 嚴肅的學術討論，必然包括質疑。紀念殷海光先生，也不是要塑造自由主義的神。在與 會學者中，也有人對殷先生自由主義理念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台灣政治大學 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在《知識與信念：殷海光的價值依據》的發言中就指出：殷海光的思想 中，想要把「價值判斷」建立在「事實陳述」之上，而不是「價值陳述」之上。他過分強調 「科學」的意義，主張「要接受全部行為科學的知識與指導」，以建立「行得通的道德規 范」，只是想建立「道德科學」，想以科學家取代「長老，法師和道德家的位置」。劉季倫 進一步分析，殷海光對人的共識或者說「普遍歷史」過分有信心，而忽視了發展民主自由在 現實上必須面對的具體條件。「直到他垂危之際，他才真正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據此，劉 季倫將「承認不存在價值的終極來源」稱為殷海光「未竟的事業。」 四。 兩天的討論會，使筆者獲益很多。唯一的一點感慨，與張灝先生在閉幕發言時的看法不 謀而合，那就是，自由主義，這個如此既有理論魅力又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話題，在台灣 第一學府的台灣大學召開，居然很少有在校的年輕學子有興趣參加旁聽。台灣進入消費社會， 思想話題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原本是大家的共同感觸，但是看到年輕一代對思想問題的如 此冷漠，仍然還是有觸目驚心之感。 2004.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