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童工：禁而不絕的群體 （廣東）楊銀波 　　寫作此文之前，我特意找來六個與我常打交道的小朋友——黃文禧、黃文釗、邵廣輝、 鄭龍輝、潘遠輝、何倩韻，他們當中最小者僅8歲，最大者僅13歲。我問他們：「如果現在 讓你們去打工，你們能做什麼？」分別回答：「軋紙」、「包裹菜苗」、「撿垃圾」、「打 掃清潔」、「洗碗」、「除草」……。我再問：「知不知道中國禁止童工？」反問：「什麼 是童工？」我再問：「有沒有見過在廣東打工未滿16歲的打工仔、打工妹？」回答：「見過 。」鄭龍輝甚至舉出同班同學曾經到木材廠每月可得500元工錢的例子。「為什麼他會去？ 」鄭龍輝回答：「賺錢！」而後，我邀請他們六個人到我房間來。憑著打印下來的一疊童工 資料和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我給他們隨即上了一堂嚴肅的童工案例之課——這是他們 有生以來接觸童工問題的第一堂課。 　　解決童工問題，需要勞動者受教育時間、受教育質量的增加和提高，需要工會組織、民 間組織的鬥爭和保護，需要新聞力量、輿論力量的監督和倡導，需要勞動法律的限制。1991 年4月15日，國務院發佈《禁止使用童工規定》；2002年12月1日，國務院再次發佈新的《禁 止使用童工規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隨之頒布新規定；《工傷保險條例》及其實施細 則亦隨之增加童工傷殘待遇條款。然而童工問題有著深厚的背景，企業頂風作案、監管部門 執法不力是其部分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個人收入差距加大，城鄉地區收入差距加大。據統 計：中國最貧困的20%的家庭僅佔社會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則佔有全 部家庭收入的50.24%.由於家庭貧困，許多孩子不上學只得早早擔負起生活的重擔。加之在 生產過程之中，對勞動者體力要求愈發降低，而兒童的勞動力價格又大大低於成年勞動力， 這給童工現象提供了可能性。 　　下面，我想談談四個具體的童工問題。 一、童工與少年犯、閒散未成年人 　　據中國青少年研究會2003年1月公佈：中國共有1000多萬閒散未成年人。此群體雖達到 法定入學年齡，但均不在學，也無職業。閒散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數已佔少年犯的61.2%，且 多次犯罪比例高，有三次以上犯罪經歷的閒散未成年人達到45.3%.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目 前全世界約有2.5億年齡在5歲到17歲的兒童正在工作，其中1.8億人是幼童或正從事對其身 心健康有害的勞務，其中包括危險工作、性剝削、販毒以及債役。受唆使或威逼而犯罪的童 工，是少年犯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部分；他們雖有職業，卻比閒散未成年人更危險。大多數 的童工，其直接關注的不是法律，而是工資。他們一般從事建築、服裝加工、玩具生產、餐 飲服務，也工作於個體工商戶、家庭作坊、勞動力密集型用人單位，尤其是處於城鄉接合部 的私營小企業等，很容易發現童工；當然，部分童工是家庭保姆、雛妓或在網吧裡面幫老闆 賺遊戲貨幣的孩子；從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工種行業的童工則是最悲慘 的童工。 二、特殊的童工：雛妓 　　表面上中國妓女被稱為「暗娼」、「暗妓」，但實際上不斷膨脹的消費與娛樂，已經促 使妓女職業公開化，妓女行為社會化。大部分妓女成為職業妓女，「打工妹」身份的妓女成 為主流，且妓女低齡化，14歲以下的妓女占一定比例，乃是典型的雛妓。試舉三例：四川省 達州市的文波（12歲）、呂曉（12歲）、李倩（13歲），湖南省衡陽市的吳燕（14歲），湖 南省邵陽市的源源（14歲）。這五個孩子，諸位可以批評說她們糊塗、麻木、失足、幼稚、 固執。然而，從部分童工自己的體認看來：若有工錢、待遇，就無妨。部分童工本身甚至也 會討厭記者：「你這是在砸我們的飯碗嘛，你不也是在為錢賣命？除非我們真遇到什麼問題 ，否則甭來打攪我們！」這種童工心態應被留意。 　　2001年的達州一案，犯罪嫌疑人多達20餘人，他們當中有個體老闆、警察、醫生、工人 、農民……。組織賣淫罪、協助組織賣淫罪、容留賣淫罪、嫖宿少女罪、包庇罪、徇私枉法 罪、拐賣兒童罪、介紹賣淫罪，以上20餘人分別涉嫌之。2001年2月27日，四川省達州市某 中學初中一年級學生文波、呂曉、李倩因穿耳環孔，被要求寫出由家長簽字的檢討書，三人 害怕遭到家長責罵，相約坐火車外出打工。四川省渠縣天龍招待所偶然遇到此三人並將其容 留下來，隨即聯絡各色人等，以四天時間將其摧殘，天龍招待所中間人從中收取「開處費」 、「衛生費」等。案發之後，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被渠縣警方以普通的治安案件結案。直至 2001年6月12日，達州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會集渠縣現場辦公，此案才決定追查到底， 並於2001年6月26日召開公捕大會。史稱「天龍案」。 　　據《中國博客網》記者2004年10月13日披露：吳燕出身貧寒，其母患有嚴重的腦膜炎， 且有一個小兒子。14歲的吳燕已經先後在衡陽多家髮廊打過工（其中包括在衡陽很有名的紅 燈區），是一個週遭人群公認的「老資格的髮廊妹」。2004年9月，吳燕的工資是600塊錢。 若是一般的髮廊妹光靠洗頭，一個月很難超過300塊錢。與吳燕類似，2004年7月1日，媒體 披露源源之事，以苛刻的《一個甘願賣身的「雛妓」》為題。年僅14歲的邵陽女孩源源，曾 在湖南省雙峰縣三塘鋪「青蘋果美容美發中心」做按摩。兩個月後，被其母岳玉華接回貧窮 的家中。若要「再不出走到按摩院」，源源向她的母親當即開出四個條件：（1）不會再到 學校裡去讀書；（2）要求家裡幫她找一份月薪800元以上的工作；（3）每天晚上要有夜宵 吃；（4）想玩的時候就去玩，不准家裡任何人干涉。 　　請諸位注意：假如源源的第二個條件一旦達成，便是「再次當童工」。下面是記者與源 源的對話——記者：現在回家後過得怎麼樣？還是比外面舒服吧？ 　　源源：哪有？家裡一點不好玩。 　　記者：上次你回家後為什麼還要跑到那裡去呢？ 　　源源：那裡好玩多了，還可以賺錢。 　　記者：那你兩個月賺了多少錢呢？ 　　源源：…… 　　記者：聽說你給你媽媽提出了四個不再出走的條件，你覺得這條件提得對嗎？ 　　源源：怎麼不對啦？我在那裡一個月不只賺800塊錢，而且晚上還有夜宵吃。 　　記者：如果大家沒有滿足你的條件，你還會跑？ 　　源源：問這麼多幹什麼？煩不煩？ 三、童工如何被發現？ 　　無數輟學後的孩子，父母親戚唯有盼他們掌握一門謀生的手藝或技術，借他人身份證或 辦假身份證進入工廠，或者千方百計托關係、走後門求老闆僱用，即使當當學徒工也好。廠 方不知情的，也不管他們；即便知情的，利益驅動之下，若勞動監察部門來排查，廠方令童 工東躲西藏便罷。大多數時候，都是童工在工資、工傷上出了問題，才主動聯繫記者，再由 記者轉告監察部門。監察部門的行動並非沒有酬勞，根據新的《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對單 位使用童工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將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處5000元罰款的標準予以處罰 ；有些地方的罰款標準甚至達到每月處罰10000元、15000元。即便如此，罷工、遊行示威及 其它有礙於社會穩定的事情，地方性質的勞動監察部門對其仍比童工問題更為重視。 　　記者若是明察暗訪，便是與資本家明爭暗鬥。例如：2004年7月27日，《河北青年報》 接到舉報——河北省晉州市東卓宿鄉前儒林村的長豐紙箱廠非法僱用童工。記者高瓊、輝才 、肖宏偉前去晉州採訪。下午2時30分，記者在採訪完工廠僱用童工的情況後，準備上車回 報社。記者剛剛上車，工廠的老闆發覺記者隨身攜帶的包為攝影包，隨即喊了十幾個人將采 訪車團團圍住，將該記者拽下車來。隨後將車上另外兩名記者也拉下來，一名30多歲的男子 手裡拿著一條約半米長的皮帶指著記者說：「把相機留下，要不然別想走！」混亂當中，一 名記者被一名工人掐著脖子推到了工廠的辦公室。另一名記者發現情況危險，立即將錄音設 備悄悄放進採訪車內，後也被工廠人員拉進工廠。在工廠辦公室內，記者的採訪包被強行奪 走，數碼相機的機芯也被取走。其後，機芯內所有內容均被刪除。 四、解決童工問題的其它具體困難 　　第一，中國勞動監察部門的人員遠遠不足，而民間勞工維權組織又很難得以建立；監察 童工問題，一般由勞動監察部門和公安局、貿易發展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教育局、總工會 、團委、婦聯等部門聯合行動。我舉兩個例子：比如，福建省泉州市勞動監察大隊只有10幾 個人，全市勞動監察系統也只有58個人，而全市所有工商註冊的企業達10萬家。按照他們一 般的辦事速度，如果要對全市登記在冊的這些企業用工狀況都檢查一次，則大概需要33年的 時間。再比如，在台灣有許多類似於「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www.goh.org.tw）的民 間組織，這些組織的目的是推動反雛妓和兒童性侵害防治運動，保護少女免於性侵害，然而 在中國大陸，這樣的民間組織很難找到一家。 　　第二，對於使用童工的行為，目前主要通過「雙罰」來達到規範的目的：不僅對用人單 位要進行處罰，而且對該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也進行相應的處罰。根據《使用童工罰款標準》 的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允許少年、兒童做童工，經批評教育仍不改正的，罰款300元 ∼600元。然而，不少童工來自外省，因而對其監護人的處罰在高額車費的情況之下，變得 不現實。 　　第三，對「童工」身份的調查取證工作相當繁雜，未成年人本身就不像成年人那樣有相 關的合法證件。再者，這樣的調查取證工作不但得不到僱用方配合，往往還得不到童工本身 的配合和理解。不少童工遙遙千里打工謀生，生存問題是個關鍵，若是被查出是童工，工資 可以得，工傷可以被補償，然而要被遣送原籍，便多少有些不情願。 　　第四，童工自身的維權力量比較弱，處理信息能力比較差，出路和希望比較渺茫和盲目 ，這是高成本、低質量的中國教育失敗的後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