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祥聯的彩票和我的夢 （北京）余世存 一。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記者 　　因為看到了《英雄》，朱凌想見一見作者。我們在秋雨中的什剎海見了面。這一天是20 04年9月14日。我已經習慣了離群索居的生活，經常整日整月地不說話，如坐枯禪。電話響 起，常會驚慌失措。因為對體制生存和對反體制的體制於心不安，至今保持相當的距離。但 對任何一個前來交流具體問題的人，我總不免抱有幻想。因此，雖然經常地木訥寡言，又會 時不時地參加聚會。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又巴巴地去趕場。絕對的熱鬧和絕對的孤寂，是我 在中國北京的生活。寫詩的陳初越先生曾說我是「有機知識分子」，只能讓我苦笑。 　　朱凌是中國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她從農村裡走出來，對有關底層的人物抱有樸素又誠摯 的敬意。她自費去過湖北潛江，採訪我稱為「英雄」的姚立法，由此結識了相當多的「三農 」問題專家和農民領袖。她寫了一本《灰村紀事－－草根民主與潛規則的博弈》，她不知道 如何歸類，是紀實，還是報告文學。因為要保護當事人，她筆下的人物全都化名，不過化名 也微妙，多數是把姓名三字的中間字去掉，像中國的其他事一樣，成了公開的秘密。《灰村 》講的是山東一個民選村主任的故事，我問是不是到北京開會隨身跟著保鏢的那個人，她想 了一下，可能你說的就是這個崔祥聯，書中叫崔聯。 　　我們一起討論了基層民主的一些情況，我們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坦率交換」了意 見，我們有一些「共識」，但沒有達成「高度的一致」。朱凌一直奇怪我兩年前為什麼會寫 那麼一篇題為《英雄》的文章，我開玩笑說，那時正值張藝謀的電影紅遍大江南北。我無能 告訴她我對基層民主、民間意見領袖們的感情和認知。朱凌也竭力讓我同情地瞭解她們的難 處。她們人手太少，每天收到中國各地基層申訴的信件以幾麻袋計，只能由專門的工作人員 拆開、分類，根據不同的問題寄往相關的部門，她們根本不能一一關注。每一封信裡，都講 述著一個辛酸的故事，都是一個人間悲劇。雖然每看一封信，只會增加自責和痛苦，但任何 一個人長久地接觸這些信件，收穫的只是麻木。 二。拒絕麻木 　　好在朱凌沒有麻木，更沒有僥倖自己已列入「人上人」般的「小康中國」生活，至少她 走出了一條個人性的救贖道路。她跟我見面，對我個人沒有興趣，她的全部話題是農村、基 層、姚立法，這讓我感激。很多人見面，總會關心我的生計，我的收入，我的日常起居，讓 我口將言而囁嚅。雖然帶有不少主見，朱凌對村民選舉的事還算瞭如指掌。她甚至說姚立法 在中國是幸運的，因為姚立法的出現得益於地方政府的文明程度，要是在別的地方，早被人 暗殺，做掉了，我同意這個說法。朱凌還談到對具體人的看法，他們的出路，我們開始談茅 於軾、李昌平，我對二人的批評，他們在農村飛了一圈，又繞回城裡收穫各種好的名目，即 使他們有示範的動機，他們的生活方式卻不具有示範性，他們的生活最多屬於良知的範疇而 不屬於正義的範疇，真正的出路必須是可示範的，人人可以走的，真正的出路必須著眼於正 義。這讓我又一次試圖從哲學的角度進行解釋，即當下的中國人必須明瞭個人生存哲學和社 會變革哲學，二者的正當性是一個問題。 　　因為一再說到姚立法，我打電話請逗留北京的陳初越過來。朱凌很高興，她不認識陳， 但是陳初越的文章使姚立法走向了全國甚至海外，更重要的是，據她所知，全國很多地方尋 找出路的農民和志士們，都是通過陳初越的文章，看到希望的。我聽到這個情況，很替陳初 越驕傲。我多次矯情地說過，書生報世，當在文字。但要寫出報世的文字又何其難。陳初越 來了，談話就變成了他們二人的，我在一邊痛飲酒，朱凌問我怎麼如此好酒，我笑說，「唯 有飲者留其名」。 　　這是一次難得的讓人愉快的聚會。苦悶須飲，開心也當浮一大白。我聽到他們交流姚立 法的性格、人格，甚至真假。我截住朱凌，說著醉話，姚立法的為人處世，從中國人的倫理 關懷看，是非常美的，要知道，中國人以審美看待人物，只講美醜，我們看到的大部分中國 人是醜的，因為他們的人格萎縮，不舒展，人性的自律乃至依附勢利，使他們看起來很醜， 他們都是缺乏主體的人，他們只是專制社會的賓格形式。朱凌被我說得一楞。陳初越接著說 ，姚立法是一個不計利害的人，有古人之風，或像西方人，但不像當下的中國人。但他肯定 是一個真人。他沒有別的動機或野心。他舉例說，姚是一個絕對認死理的人，他帶著陳去鄉 下找村民瞭解情況，坐一種當地的蹦蹦車，為路費跟司機商量半天，到目的地後，司機少找 一角錢，姚立法跟司機理論半天爭到手才罷。朱凌問，那是否是中國人說的一根筋？陳答說 ，不是，姚立法對一切受壓迫的人們有感情，但他又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他表現得像一根 筋，但他的一切都是對規則制度的絕對公示性的維護、履踐，那些在姚立法面前下不來台的 人倒確實先冒犯了規則，才最終感到被冒犯了。正是出於對規則的敏感和維護，姚立法才會 有十年之久參與地方人大代表的競選。他把中國人多已習慣的人大「潛規則」棄置一邊，屢 敗屢戰，執著地在人民面前表達「代表」的真正含義，最終自票箱裡以高票當選，一舉改變 了潛江地方的政治格局。他激活了潛江的生氣，不僅爭取著潛江市民的利益，而且反哺般有 力地推動了潛江的農村村民自治運動。這樣的人是很難得的。陳初越還說，其實姚立法的愛 人被人們忽視了，這個女人非常了不起，姚立法的成功固然跟自己的性格抱負有關，但也受 益於他的愛人，他的愛人是一個非常本分的人，不沮喪，不抱怨，也不炫耀。 　　三人聚會還說了很多的話，但我卻像隨興的遊客，無有記憶。告別的時候，只記住了朱 凌的一句話，請給她的《灰村紀事》提提意見。 三。鄉村的悲喜劇 　　我打開朱凌的書是一周之後的事，因為有姚立法這樣的人大代表一級的經驗教訓，因為 在農村長大，因為模糊地聽過崔祥聯的事，更多地，村一級政治領袖在我們眼裡太微不足道 了。雖然我在《李昌平和三農問題的絕路》中提醒城裡人，「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需要思考 的課題，而且是關乎億萬人身家性命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這種危機就在我們說話之間發 生，生發了我們難以知曉的無數的被壓迫生靈的最後歎息。」但我自己同樣對農村有很多想 當然。 　　開卷有益。每一個人都體現了時代的本質。書中的人物事跡很快打動了我。朱凌的書寫 得像小說，看章節就知道是一個中國鄉村的悲喜劇。第一章，「1999年5月8日上午十一點： 選舉秀」，選舉秀是很多人對村民自治的說詞，同樣的說法兒有，走形式，走過場，沒有希 望的折騰百姓的做法，等等。但任何一個假的規則遇到較真的人卻要付出代價。不僅國民黨 政府在台灣的基層選舉最終「弄假成真」，就是姚立法這樣的人也是通過這一規則而有了「 為人民服務」的大好機會；更重要的是，無數的村民明白，村官的好壞確實關係到自己的生 計命運。因此，自1987年村民自治試行辦法頒布以來，中國各地的「選舉秀」陸續選舉了三 四屆，到世紀末，終於有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局面。灰村的主人公崔聯在前幾年公開挑 戰村幹部，要求民主選舉，從而暴露了自己後，被迫遠走他鄉，潛伏多年，在這一年的春天 再度挑戰，終於在這一天的「選舉秀」中當選為村主任。為了當選村官，崔聯像地下工作者 一樣，在三月的冷夜裡，挨家挨戶地在村民門檻下放「傳單」。朱凌寫道，「裹著一件棉衣 的崔聯，一手抱著村主任競選綱領的宣傳單，一手拿著電筒，懷裡揣著避邪驅鬼的小米，深 一腳、淺一腳地走在村裡坑坑窪窪的泥巴路上。像夜遊魂一樣。」 　　第二章，「2000年4月1日上午十點三十分：奪印」。崔聯雖然當選為村委會主任，但村 黨支部不支持他的工作，他沒有公章，沒有資金，行使不了權力，他做村官是極為窩囊屈辱 的。據說這是一切民選村官的命運。在一位北京記者的提醒下，他單槍匹馬地召開村民大會 ，將村務公開，由村民決定是否砸收割機車庫的大鐵鎖，村支書的嘍囉將一把鐵鍬砸在桌子 上，指著崔聯的鼻子大罵，追著崔聯亂跑，後來由崔聯的支持者崔雷用斧頭把崔聯救出來。 朱凌的這一章的故事是驚心動魄的。為了自衛，崔聯學會了偷偷地錄音，以至於幹部們見了 他都絕不開口。為了開展工作，崔聯和另兩位村主任湊錢到北京上訪。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五十週年大慶後的日子，他因為在村主任培訓班上倡議全縣村官組建村民自治協會，被迫寫 檢討，在家「監視居住一個月」。他們偷偷地跑到北京上訪，被人騙去一千多元，在中央電 視台門口給了一個上訪的可憐的女人一百元，最終在民政部受到了接待，增加了他們工作的 信心。因而有了奪印的狡計。奪到公章的那個場面。老會計當場急了，直朝崔聯撲過來，想 把公章再搶回來。老會計罵道：「你這不是強盜，是什麼？」老會計年紀大了，肯定也不是 崔聯、崔喜的對手。三下五除二，老會計就折騰不動了，站在一邊氣得渾身直打抖。崔聯說 ：「姑爺，這本來就是村委會的章子。是歸村民所有。說得不好聽，你算老幾，有什麼資格 霸佔著公章不給村民。你別忘了，你是被村民選下去的幹部。」但有了公章還不夠，村黨支 部不交賬，村黨支部仍能夠支取村財政。這中間的勾心鬥角可以想見。崔聯曾把賬本搶到手 ，沒人敢打開，請鄰近市的會計師們查賬，沒有一個會計師事務所敢接這一生意。崔聯借錢 為村裡做事，一直受到「舊勢力」（崔聯用語）的打擊，他的家門被劈，他的人被打，是常 有得不正常的事，他一年報警一百多次。他還帶領村民跟鄰村為土地打群架。 　　第三章，「2001年2月14日上午九點：官司」。崔聯要求村民民主評議村委會和村黨支 部，因為私下裡跟村支書講和不能夠，他只能應戰到底。第四章，「2002年8月9日下午五點 ：免職」。在五月間村兩委換屆選舉之時，村裡的財務仍由黨支部控制，四年的收入和支出 賬目不清，造成了換屆選舉無限期拖延。到八月，鎮政府宣佈取消崔聯的村主任資格，此時 ，崔聯為村務已經擔負了幾十萬的債務。短短的第五章，「故事還在繼續」。2004年元宵節 過後，灰村舉行被推遲兩年的選舉，崔聯已高票當選。這一次選舉裡，原來的「舊勢力」已 經瓦解，崔聯打江山時的幫手崔喜成了他的對手。 四。我被無力感包圍 　　通讀朱凌小說般敘事的全過程裡，我被一種無力感包圍了。村俗、面子、低頭不見抬頭 見、一角錢的事、大印的事，把人變成了「烏眼雞」，永無休止的明爭暗鬥、永無休止的丟 臉、永無休止的身體挨揍。設身處地，我若是崔聯，我早就心灰意冷了，我早就遠走他鄉了 ，我早就做一個裝孫子的順民了。即使我咬咬牙堅持，我有什麼辦法呢？崔聯也寫文章，「 請問蒼天，民選村官為什麼該如此命苦呢？」我不相信所謂的「新鄉村運動」，我相信，大 多數農民背井離鄉，逃往城裡，因為確實，「城裡空氣使人自由」。我相信八九億農民必須 大幅度地減少，如同崔聯堅信，鄉鎮一級政府必須砍掉。 　　重新貼近一次鄉村，使我有一種無可言喻的羞愧不安，我為農村的生態世態心態攪得徹 夜難眠。崔聯無疑是極為優秀的。他跟姚立法一樣，能寫，能說，能道，也能幹，他寫了不 少文章、佈告，他還會寫宣傳詩歌。他是當地的地瓜大王，不少地方的農民都曾請他光臨指 導地瓜的收種存貯，他本來可以靠這一技術發家致富，悶聲發財，或過一種中國作家們推薦 的「平民張大嘴的幸福生活」。但他選擇了改變村民命運的道路，他把自己變成了一桿長槍 ，挑戰著千百年來的中國鄉村，挑戰著中國的天空，他回不去了。我想知道的是，灰村的出 路何在？用城裡人的話，在這個轉型的時代，灰村會轉成什麼樣子？崔聯將有何為？ 　　我給朱凌發了一個電子郵件，「有機會讓我見見崔聯。書確實寫得很獨特，有城裡人眼 中的農村畫卷之感。」我不善恭維朋友，朱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她真實地寫出了灰村 的實貌。但我知道朱凌並不希望落入記者的俗套中，她有更高的追求，只是她無法擺脫記者 筆法的限制。她寫出的人物更多地屬於類型，她表達不了人物的內心；即使她願意從人物的 真假好壞著眼，她寫出了人物的衝突，她寫不出衝突的宿命；她游離於人物活動的表面，而 無法將有價和無價的人生撕破。這也是當代漢語作家們共同的難題。像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現 實主義作家們，為我這樣「多餘人」送葬的作品，以及為姚立法、崔聯那樣的「新人」致意 的作品，幾乎還沒有出現。朱凌寫崔聯，還是寫得有些無力，她不敢更愉快地相信，更勇敢 地明認。由於這樣的以及更大的環境，使得那些新人們的命運多成為像我一樣的「畸零人」 。是的，中國的寫作者們難以表述能夠反映時代經驗和社會本質的人物。當代中國的轉型最 流行的語彙裡有「存量」和「增量」，但中國作家們多不明白，社會進步的真正增量在於新 的人，新的精神。一切存量的思想需要新的眼光激活，一切顯得政治正確的主義，都需要人 格形式的生成和制度架構的保證。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是由媒體、時尚和勸百諷一一類的倡優 作家們操控著，為人性的自由而寫作的作家太少了，那種特立獨行的仁人志士和現代中國公 民形象在作家們筆下出現得更少，更何況農民，農村在大多數人的想像中只是一個避之唯恐 不及的反烏托邦而已，或者是城裡人自我投射的溫馴的花鳥世界而已。人們難以認知，每一 個人，包括農民，都有一個豐富的內心世界。中國人無能於認知並同情這種種內心世界。 五。鄉村與法庭 　　朱凌是敏感的。她以灰村象徵中國廣大的鄉村，她希望自己的書有助於對當代農村的認 知。她的美學敘事獲得的是科學敘事或歷史敘事的認知效果，但那種認知只是強化了讀者置 身事外的感覺。她無法把人們帶入灰村的生活世界。這也是一切烏托邦或反烏托邦敘事的局 限。更不幸的是，朱凌要達到的認知效果實在的只規範著一個名叫灰村的農民世界，如果朱 凌談論的是一個省、一個國家的情形，這本書可能會成為社會和市場的寵兒，但人們不可能 對一個鄉村之微的世界去同情感受，從而無法感受自己的命運，更無法在書中認出自己的性 情和靈魂。 　　朱凌給我回信說：「崔聯現在狀況很不好。崔喜把他告上法庭，一審二審認定崔聯故意 傷害成立，被監視居住一年。村主任能否當得住，有點懸。應該說，當地政府終於找到了治 崔聯的最好辦法。我曾經對崔聯說，他是中國村主任中的一個例外，看來，中國沒有例外。 至少目前結局都一樣……每每想到崔聯，就會從自己的身上感到一種真正的無力感。」朱凌 還說，「我是一個新的寫手。寫作的過程中，一再告誡自己：千萬要客觀、冷靜，切不可' 文學'太多而傷害了'報告'.這本書，從某種程度上似乎又因為太'報告'而傷害了'文學'.」 我給朱凌回信說，「說實話，崔聯讓我想起了蔣子龍寫過的《燕趙悲歌》，據說是寫禹作敏 的，當然蔣也沒有把禹這個人物寫活。一個有抱負的人如何扭曲如何在環境的羅網裡左衝右 突，這不僅只包括崔聯，你我都如此。所以，無論如何，灰村如何灰，那裡面的幾個人物， 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的，往深裡想，其實我們都面臨選擇，我關心著崔聯和農 村世界，我自己的生活何嘗不需要認真對待。我感受到生活的重量，卻無力從容應對；我有 著人生的恥辱感和寂寞感，卻無力擺脫它們。無數畫地自獄的日子都如水流過，沒有半點痕 跡。在國安、政保一類人物和自以為正人君子一類人物的雙重懷疑打擊裡，我該如何保證人 性的健康平易？在前者看來，我整天不工作，肯定在謀劃什麼事；在後者看來，我總是不掙 錢，肯定在領什麼特殊津貼。前者不斷地搔擾，後者不斷地造謠傳謠。就像一般人無法理解 姚立法、崔祥聯的行為一樣，我無法讓政府的官吏和依附性強的學者們理解，君子問道不問 財，真正的公民理性甚至不必認同主流生活方式，不必培養順向價值思維，人可以不必響應 發財致富的「小康」號召，人可以不必費盡一生心力去掙錢、攀比、追逐名利。同樣讓人心 意難平的是，在更年輕的朋友無知於歷史和社會時，我該如何面對他們或仇恨或輕蔑的目光 ？ 　　我因此對當下的做秀或市場熱鬧抱有同情之憎恨，需要找到一種機制，找到一種方式， 使得我們社會人與人之間、人與自己的管理者之間有著有效的交流溝通。需要盡早地限制、 正告、革命中共的無限權力，指望中共自我改革的轉型只能積累起更多的矛盾和製造更多的 災難。需要更有效的社會力量在與中共龐大的專制機器的博弈中生成一種新的中國道路，這 種制度或客觀標準不是單方面宣佈即可成立的，不是因信或因名稱義的，它是相關者之間不 斷地磨合形成的。大至自由民主制度，親民善治政策，小至警察與公民的交往方式，（崔祥 聯一年一百多次報警，更多的時候警察們都是「不作為」的，但也因此導致警察們在崔祥聯 的灰村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都不是單方面代表、宣佈即可合法有效的，那種口含天憲、 生殺予奪的行徑尤其需要人們從具體的生活中糾正過來。這實在需要我們付出百倍的勇氣， 需要姚立法、崔祥聯們那種執著精神，他們在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的同時，也無意中為我們 的生活提供了某種保證。 　　但這種力量還不夠有力，還不夠有效。我曾經跟一個朋友沉痛地說過，「這是失衡的社 會，有人雖自認有客觀的度量衡，但人家真的不知道有那個衡在，還以為自己瞭解的標準就 是那客觀的。我在局裡呆一天，兩個寸步不離的狼崽子根本不知道六四，他們怎麼會以為我 的做人觀或公民觀或文明意識就是他們應該尊重的？」真的，那兩個不到二十歲的打手，就 像《動物莊園》裡的狗崽子們，他們看我的目光單純又凶悍。走在大街上，他們就是你我熟 悉的「新人類」或「新新人類」們。是的，我做夢都在希望，這些新人類能夠真正成為尊重 生命的新的人類，否則，你我都逃不脫專制的羅網，你我都只是大家長一樣的專制機器看管 的類人孩，你我都不是文明世界裡的人。 　　具體到崔祥聯來說，僅僅意識到改朝換代的鬥爭是不夠的，甚至意識到自己掌握了基層 民主的智慧策略也是不夠的，僅僅讓警察們保持中立更是不夠的，必須讓警察們明白人的權 利和尊嚴值得用生命去維護。任何規則方法的有效運用離不開涉及的每一個人的參與，因為 基層民主、村民自治的本質在於改變權力的性質而非權力的歸屬，當灰村的權力歸屬於他和 他的支持者們時，灰村的權力運作中不能離開「舊勢力」或反對者們。否則永遠是輪徊，是 村民所說的「大家把鬥爭當日子過」，是給灰村派過七八個工作組仍頭痛不已的縣政府幹部 所描述的，「走進村裡，有一股很濃的火藥味。村前屋後貼滿了大字報，給人的感覺好像是 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村民目前分成對立仇視的兩大派，對立的兩派都選用對自己有用的 法律攻擊對方。」 六。節日氣氛裡的崔祥聯 　　我在節日的氣氛裡見到了崔祥聯。中秋跟中共的國慶日幾乎連在一起，城裡人多在狂歡 、旅遊、聚會。幾乎長達十天的假日經濟或假日效應，使人們以為社會停頓了下來似的。崔 祥聯卻拋妻別子，一人跑到北京來，這個被法治國宣判「監視居住」一年的村主任住在前門 的小旅館裡，為自己的冤案尋找聽眾，北京的官員、學者、律師，都成了他傾訴的對象。朱 凌向崔祥聯介紹了我，他立刻給我打電話，我問明他會在北京多呆一段時間，就請他三天後 再聯繫。 　　2004年9月30日上午，我還在夢中。電話把我吵醒，崔祥聯說他已經到了我家附近。我 要他在車站等我，他告訴我，他手裡有一個黑皮包，身穿黃色的外衣。我趕緊去車站，天氣 陰沈得可怕，一眼認出老崔。崔看見我，怔了一怔，「你是余老師？」我點點頭，就領他往 小區裡走。在路上我問了他兩個問題，朱凌的書是否都是真人真事，他說，有些事是把別村 的事算進去了。「你的才能是當一個鄉長，還是縣長？」崔祥聯說，「余老師，我只想把村 民自治往前推一步，為農民辦點實事。」崔祥聯急不可耐地要跟我說，現在的社會就像一艘 破船一樣，他只想幫忙把船修補好，但好心總沒好報，最大的困難不是來自村民，而是來自 村支部和鎮政府。他們不幹好事。崔祥聯說，「余老師啊，我們那裡的老百姓都說現在的共 產黨護駒子，駒子就是小馬小牛，你知道不？」我笑笑說，我知道我知道。老崔只問了我一 個問題，我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我沒有工作。 　　到了家裡。崔祥聯拿出幾張紙來，其中一張居然是兩個人鬥毆圖。原來是他畫的二二七 案件現場示意圖，去年的二二七那天，他帶著經濟管理委員會十多人，挨門挨戶收房租，當 收到崔祥喜所租房子時，即遭到其全家有備的對抗，崔祥喜潑口大罵不說，還與崔祥聯發生 了肢體動作，他右手抓住崔祥聯的衣領，倒在地上，左手撐地。第二天，崔祥喜告崔祥聯用 腳踩斷了他的左手中指，派出所的警察錄下了眾人的口供。一年多以後，即今年的5月份微 山縣法院一審，8月份濟寧市中級法院二審，宣告崔祥聯故意傷害案成立，判處崔祥聯「監 視居住一年」。這本身就夠荒唐的了。認真的崔祥聯仍要我看現場示意，表明他不可能用腳 踩傷崔祥喜的左手。他寫了一篇《關於本案的政治背景》，直言是縣鄉鎮有關幹部打擊報復 。 七。崔祥聯的傾訴 　　崔祥聯一定像祥林嫂一樣傾訴過無數次了。他從皮包裡拿出更多的紙來，派出所的筆錄 材料，他找到崔祥喜等人口供的自相矛盾處。我對這種案卷最不在意，我完全明白崔祥聯在 上幾級政府那裡，是一個需要揉捏的對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案發時，崔祥喜的兩個兒子 的一句話，「揍他的妻侄！」熟人社會的現代轉型在這裡顯露了其全部的悲劇。 　　我對崔祥聯的案子沒有太多的興趣，我知道自己無能為力，關鍵是崔祥聯能否成為那些 官老爺所把握的或所拋棄的。我問他我能為他做什麼，或北京的學者們能為他做什麼，他頓 了一頓說，希望有文章反映一下。我說，這不管用，老崔，學者們不會寫這種事的。他說， 朱凌也說過，這案子太小了，中央台根本不可能報。我問老崔見過哪些人，一問之下，才知 道老崔不簡單，他參加過多次三農問題研討會，所有的三農問題專家和有關記者，他都熟悉 。他也承認，有些專家私心自用，跟他和他的農村世界完全沒有關係。他到北京，也是死馬 當活醫。 　　我對崔祥聯說，你的兩個管理委員會，經濟管理委員會和治安保衛委員會，想法很好， 但實施得不夠好。我沒有問他，十多人去收租，何以任由他和崔祥喜發生肢體動作？我問他 ，崔祥喜真的成了「過街老鼠」了嗎？過街老鼠怎麼會如此猖狂？老崔問我有什麼辦法。我 想到鄉村的輿論，只不過這種輿論一直是在口頭上，沒有形式化，或者很少發揮正面任用。 我就問村裡的老師學生怎麼樣。崔祥聯似乎一下子明白我的用心，「你不懂農村，」他對我 這個農村人說，「老師的工資由教育系統發，不由村裡管，再說，村民自治的事不讓地方上 宣傳，老師們不敢議論，也不會管這種閒事。孩子，孩子回到家裡，都是聽父母的，你能指 望他們？」我說，不能這麼肯定，高考落榜青年、以及中小學生，還是有辦法讓他們懂得做 人的是非善惡的。但老崔覺得這根本不可能，也許他認為我太迂腐了。我於是又問他那些企 業家萬元戶們怎麼樣，因為城裡有不少人多少年來一直唱著經濟裡面出民主的進行曲，老崔 似乎懷疑我怎麼會傻成這樣，那些人，都是跟官府有關係才發財了的，串通一氣的，指望他 們支持，根本不可能，不跟官府一致，他們能發財嗎，他們能保住財產嗎？我問老崔，你要 在當地做不下去了，怎麼辦？他說，他的理想是要辦一個村民自治研究所，把全國的村主任 集中來輪流培訓。他說他找到了一種辦法，可以解決民選村官的苦惱。我知道他說的是，如 何避開村支部的阻攔召開村民大會，如何找村支部和鎮政府不作為或違反國家政策法令的證 據，如何自籌資金為村民辦實事，如何計賺大印和財權。我笑笑說，你自己的苦惱還沒解決 ，怎麼說你的辦法就能管用？ 八。我們沒有期待 　　電話響了，是派出所的小華打來電話，這個時候打電話真讓人匪夷所思，他和政治保衛 處的人半個月前還來我家做「不速之客」，他有什麼話說呢？我直接問，是你啊，有什麼指 示嗎？他趕緊說，沒有，沒有，就是問問第二代身份證的事，我們要開始換身份證了，通知 你一下。還一個人在家哪。是啊。這幾天沒出去見什麼人啊。是啊。一人在家多悶哪，你不 覺得悶哪。習慣了。過節打算出去吧。就在家呆著。多悶啊，你真是不怕悶，不做點什麼事 。我能做什麼事呢？就這麼電話裡圍繞著悶字，悶來悶去，終於在節日的問候中結束了電話 。幾次打交道，我每天呆在家裡都是令他們驚奇不已的話題，悶不悶一直是他們關心備至的 內容，感謝他們，勸我工作、做生意外，還讓我知道有很多別的排遣之道。這些比我更年輕 的胥吏們，在權力市場打造的等級專制和普遍專制的社會裡生活，在金錢勢利的主流生活裡 順向思維，怎麼能夠理解我的卑微生活呢？我一次次地跟他們說人可以過一種簡單清貧的生 活，看來是白說了，看來還得再說。否則，將軍李廣的命運、文人方苞的屈辱、市長朱勝文 的跳樓、李思怡的夭折，就是我們社會的常態。 　　我跟老崔講了一下電話，老崔擔心電話被監控了。在說話的時候，他的手機響了，他看 了一下，說一句，沒事兒，家裡的。我們接著談話，老崔問我，他在北京辦一個研究所有什 麼困難，他比我都知道得多，怎麼從國外基金會申請資金。我說，你要在中國做事，最好不 要拿老外的錢，我從來不接受這種錢。你不能像李昌平、姚立法等人一樣，在當地做不下去 了，就往北京跑啊。你認不認為他們這麼做是失敗的。老崔點點頭。老崔的手機又響了，他 看了看，接了，他愛人打電話，派出所到他家裡去，質問「監視居住」期間的老崔在哪兒。 老崔在電話裡吩咐幾句，就掛了電話。我也開始打電話，請浦志強過來。老崔說他見過浦律 師。我們接著談話，談民間意見領袖們的遭遇，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當地呆不下去了，跑 到北京來，如此一來，他們最多在個人生計、名利上有所收穫，但對他們真心想做的事業來 說，他們是失敗者。我知道無法向崔祥聯講我的「反體制的體制」觀念及其活生生的中國人 物們。但老崔顯然知道北京哪些學者、記者和邊緣人屬於這種體制。 　　幾個電話，反而讓老崔拋開了案子一類的具體事，講起他的認識和抱負來了。他這幾年 都忙著村裡的事，自己沒掙錢不說，反而賠進去了數十萬。據說中國鄉村大多數欠債數十萬 ，成千上萬的村民勞動所得，數十年得反而成為負數，欠銀行的、欠村幹部的、欠暴發戶的 、共產黨的，這已經是中國農村的「常態」。崔祥聯的灰村要好一些，因為他們守著礦，他 們見識過錢了。但這些人對村務、對金錢更敏感，數百萬村集體賬目不清，對村民應該是什 麼樣子，就像數萬億國有資產從人間蒸發，中國人又是什麼態度。記得崔祥聯的一個措施讓 一家人養魚掙了500元，那一家人就笑逐顏開。而我印象中崔祥聯最初墊進去十萬，也只及 公務員或國有企業處級幹部們的年薪，那些司局級的公僕們和國企的老總們，高等的城裡人 ，他們的年薪比成千上萬村民的負債總和還要多。我問他，鄉鎮為什麼事事阻撓村民自治， 他說，這就像岳飛打金國人，不能打的，打勝了，皇帝就沒戲了，他們要把事做好了，地方 上，那些頭頭腦腦不僅沒事幹了，沒錢貪污了，也沒有面子了。他們的事就是折騰村民和村 官。老崔還在《民選村官的苦惱》中問：「試想，在英勇忠烈的楊家將中安插心懷異志的潘 仁美，怎能不促使楊繼業兵敗而碰碑殞難呢？」我又問老崔，農村以後會怎麼發展，老崔肯 定地說，大部分村民要進城，農村只會越來越小。他跟我講了一大堆理由，村民越來越少， 共產黨的官越來越多，必須早點想辦法撤並鄉鎮，鼓勵村民城鎮化。 　　除了要辦村民自治研究所，他還想辦中國農會。我說這事不好辦，據說杜潤生向鄧小平 提過，鄧是堅決不同意。他說他也知道，可是這些事不做，農民就沒有好日子過。我跟老崔 算賬，要辦他說的研究所和農會，得多少啟動資金。老崔脫口而出，他時常會買彩票，如果 一下子中了大獎，一切就解決了。我大笑，跟我一樣啊，我也經常做夢。 　　老崔歎氣，他說自己是對村民自治最有理論和實踐的中國人，這些經驗不傳佈太可惜了 。這麼多年，他幾乎保存了所有的村民自治的資料、案例、新聞報道。我說，那你可以辦報 ，辦一張真正的村民能看的報紙。老崔一拍大腿，是啊，他早就想辦一張為民選村官說話的 報紙了，哪怕是期刊，叫通訊都可以。我們說起幾家報刊，他說，要麼是為政府說話，要麼 是中立。但老崔一再著眼於村官，讓我覺得該敲打敲打他。你得讓村民都能瞭解，沒有村民 對村務的知情，村民只靠幹部的一張嘴說，只能聽口耳相傳的事，不能自主地選擇立場，就 只是傳統的拉幫結伙過日子。而且，你要解決的事只能靠你們自己，你們不可能事事指望上 級、中央、北京的朋友，老崔點頭承認。我拿著老崔的文章，指著「陰險狡詐，道德敗壞， 投機鑽營」「他們惱羞成怒，欲剷除崔祥聯而後快」一類的句子，你不能以此建立你的村民 輿論或全國輿論。你靠上面多了，在下面就會呆不住，你只能跑上來，最多解決你個人的生 計，但你的事業就失去了基礎。 　　我也給老崔舉例說，你知道美國人打伊拉克不，當美國兵打到人家的首都時，伊拉克人 問美國兵，「你們為什麼來得這麼晚？」現在你做的事，就跟伊拉克人一樣，只不過你比伊 拉克人積極一點，你是主動地求別人到你那裡解決問題，民政部的官員、北京的記者就是你 眼中的「美國兵」，他們是能夠幫你解決一時的問題，可是他們解決不了你一世的問題。老 崔聽了，沒有說話。我知道我這麼說，有些絕情。但我更知道，任何一個取決於上的解決思 路，要麼仍成為馴民，要麼移民，去美國，到北京，進入另外一種體制裡面去。伊拉克人和 中國農民的問題仍然真實地存在著。我沒有講中國台灣地區的選舉，雙方的鬧劇，仍或明或 暗地求助於美國，好在台灣地區的民眾已經有了極大的理性和信心。我由衷地希望，像崔祥 聯這樣的人能在地方紮下根來，我不希望他成為當地政治生態或社會生活「除而後快」的「 多餘人」。像魯迅那樣的虛無者可以發問，你們把民主後的黃金世界許諾給了村民，你們把 什麼留給了自己的現在呢？ 　　我請老崔吃飯，天下起暴雨，我們在小區小飯館裡等著浦志強來。浦律師也是京城的俠 客，正直，仗義，性子直率。浦來後，聽我和老崔三言兩句地講老崔的案子，說需要找做行 政法的律師咨詢，他馬上打電話找朋友，聽完話對老崔說，放心，監視居住不會把你怎麼樣 ，批評教育為主。我又講起老崔的抱負，說老崔想在北京做村民自治協會一類的事，浦志強 提醒說不要聽著北京圈裡的咋呼就頭腦發熱，不要為別人的高調做犧牲。真要做農民協會或 村民自治團結，就要在地方上做，去地方上登記，如果地方不受理，可以依法起訴。老浦的 辦法讓老崔目瞪口呆。 　　我們在大雨中分手，沒有期待。 　　2004年10月2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