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革命論」及其他——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簡單思考 （北京）劉自立 一，托派命運 　　１、托洛茨基和列寧 　　近來大陸文壇不斷推出系列關於托洛茨基的書，像《雙山回憶錄》，《莫斯科中山大學 和中國革命》，加上前幾年出版的《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回憶錄》等，都說明老托也 是陰魂不散的一種。 　　現在對於托洛茨基的評價，基本上基於官方的准平反狀態。說是官方平反，自然帶有官 方色彩。這個色彩就是，不再說托派是反對共產黨，反對斯大林的殺人放火之匪幫了，毛選 裡對於托氏的權威解釋也都做煙消雲散狀了。人們，尤其是托派中人，以其各自的黨派立場 ，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一個偉大的，或者多少有些正確，因此也多少有些光榮的政治家。他們 的主要觀點和後來以美國人杜威為首的，西方對托氏的案件成立的平反委員會之觀點，有些 不同。這個不同，當然以肯定托氏參與，領導之十月革命為出發點，說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 偉大的締造者，是主張和維護列寧主義的戰士——他自己在傳記中也甘做列寧之後，儼然一 個列寧學生之模樣。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俄國，在二十年代，莫斯科贊成和擁護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人們， 幾乎各佔半數，經常在公共場合，有兩派較量的激烈場面。可是，在他被斯大林謀殺以後， 他的列寧主義者的身份，既兼容了反斯大林的角色，又兼容了西方支持的自由主義同情者的 角色。在如何看待社會主義革命這件事情上，事情的本來面目就顯得似是而非起來。這個狀 態，很像現在有人要把毛和林彪搞成一組矛盾統一體，以便從中另辟路徑，為某種其實是千 篇一律的革命做一個辯護。 　　２、托洛茨基和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辨 　　那麼，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起到了那些作用呢？ 　　是的，在參與中國第一次國內戰爭即國共兩黨領導之北伐戰爭期間，托洛茨基的確在制 定中國革命戰略方面高出斯大林。他承認國民黨有擔當革命領導權的資格，但是，在他的「 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支撐下，提出類似十月革命由所謂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中國革命，中國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應該不間斷地轉變成為由所謂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雖然革命的性 質並未因此改變。這個主張就是，應該由中共領導之。而托洛茨基本人的總結是——斯大林 和布哈林，「他們藉口中國面臨的是民族解放革命，從1924年起就讓中國資產階級擔當領導 角色。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被正式承認為領導黨……」共產黨正式服從資產階級領導， 以及正式禁止組織蘇維埃（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導說，國民黨已「替代了」蘇維埃），這兩件 事比起1905年至1917年期間孟什維克所幹的一切事情來，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令人憎惡、令 人怵目驚心的背叛。「（《不斷革命論》） 　　３、托陳取消派說法之誤 　　托氏共產黨領導革命這個主張沒有被中共領導層接受，他們聽命於斯大林要求和國民黨 合作並交出獨立身份的指示，遂直接導致了國民黨採取取消之的做法，導致所謂大革命之失 敗。 　　人們把這個責任推諉給陳獨秀，說是因為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導致了革命失敗；其實，陳 獨秀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才不得已採取了取消主義的戰略而導致此結局；也就是說，是因 為中共沒有聽從托洛茨基奪取革命領導權，致使國民黨在所謂反革命時期，得以成功地絞殺 了共產黨人。一個傾向取代了兩個傾向。這兩個傾向是，或者是蘇聯式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 在中國成功，國民黨被排除——如若如此，不知道孫中山的命運如何——共產黨建立一黨專 政，1949年的勝利提前到1927年左右；或者是蔣介石的革命轉向準歐美，或者說親歐美的威 權政權，為以後的民主奠定基礎。看來，托洛茨基的失策，倒是為中國的星星民主自由找到 了弱小的空間。 　　４、托洛茨基的戰略會戰勝蔣介石嗎？ 　　托洛茨基的戰略如果實施，中國革命會戰勝蔣介石嗎？這個判斷當然是不能說服人的， 因為「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共產黨人沒有來得在中國各個領域取得優勢……但是，基於托 洛茨基的觀點，在和國民黨武裝割據，爭取獨立空間方面，他們的策略應該不會遭遇1927年 的慘敗。 　　５、革命高潮與低潮的爭論 　　接下來的歷史也同樣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共產黨在面臨蔣介石的高壓政策時候，提 出了反對托洛茨基參加合法鬥爭之主張，即所謂加入議會鬥爭，而是主張革命高潮在即，是 什麼「噴薄欲出的太陽」（見《毛澤東選集》），遂發動進攻長沙等武裝起義，遂導致鬥爭 陷入更低谷，以至只好長征，……但是，他們只是把這個罪責推諉到瞿秋白和李立三的身上 。這也至少說明，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的清醒認識。我們在同一個文件裡看到關於當時中 國革命是否進入高潮的爭論，也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爭論——「」中國正處於一個退潮 時期……「（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 　　托洛茨基這樣判斷——「四個月之後，在1928年10月，在《六大以後的中國問題》中， 托洛茨基以更加明確的口氣斷定說：」必須清楚地懂得，現在中國並無革命局勢。那裡代之 而興的倒毋寧是一個反革命的局勢，它正在轉變成一個長短未定的兩個革命的中間時代。有 誰如果對你說這是悲觀與缺乏信心，你就鄙棄他好了。對事實閉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 醜陋的一種形式。（《中國革命問題》）「（《雙山回憶錄》） 退一步說，俄羅斯當時的局面，也不是布爾什維克佔據絕對優勢，反而是他們佔據弱勢，是 列寧的政治策略導致了他們的成功。所以，如果——就像美國哲學家胡克建立的」歷史上的 如果「一樣——共產黨在二十年代末期建立了政權，事情會朝著哪種路徑發展呢？ 　　這個假設的邏輯推理，應該是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即，如果托洛茨基戰勝了斯大林 ，而主政蘇聯的話，蘇聯的前景會不會好一些呢？ 　　６、歷史上的「如果」 　　歷史的偶然性是詮釋歷史最好的助手。如果說，我們看不出托洛茨基的蘇聯（一個悲哀 的假設！）和斯大林的蘇聯有何本質區別，那麼，我們只能說，只有托洛茨基本人的轉變， 他的向非蘇聯式思維的轉變，才是我們評價他的最後一個標準；但是，這個轉變，實在是因 為托洛茨基的異見分子的地位，導致了他對於整個蘇維埃制度的批判；如果他戰勝了斯大林 而主政，蘇聯的存在是否要有所改變呢？我們不得而知。 　　胡克說過，在歷史上有些「如果」是可以成立的，確是歷史的偶然性導致了世界之改變 。 　　記得他說過，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的作用，是一個偶然性，如果列寧在去往彼得格勒的 道路上被殺害，十月革命就會失敗；十月革命沒有什麼必然性——因為布爾什維克提出的條 件和口號，社會革命黨人也提出了；他們之間僅僅存在之差別，就是誰會玩弄政治藝術，誰 更懂得馬基雅維裡的政治欺騙術，而能夠籠絡民心。 　　是的，如果中國革命在托洛茨基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偶然戰勝了孫中山和蔣介石的國民 黨，這個偶然性是否存在呢？這個偶然性如果存在，蔣介石威權主義的統治是否馬上就會讓 位給一種徹底的極權主義統治呢？　蔣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範圍內自覺或者不自覺營造的相 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是否要被「不服從者不得食」這樣的鐵則毀滅呢？托洛茨基厭惡的資產 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會不會產生後來的大清洗和文化革命之結局呢？ 這些考慮是甄別老托政治價值觀的底線。如果沒有這個關注，我們思考他的存在與否，就顯 得無足輕重，有就史論史之嫌疑。 　　７、所謂黨內反對派的意義 　　在另一個方面，托洛茨基現象也好，列寧主義思想也罷，這是歷史上社會主義思潮之所 以會侵襲世界的大課題，是人類受到某種魔鬼誘惑的深層次問題，是烏托邦主義和人類本性 之烏托邦結構的問題。其實，就像人們思考最近逝世的哲學家德理達一樣，在他們解構世界 思潮的同時，他們賴以制定的思想策略，往往是以完美的烏托邦為前提，而非以人性之惡為 前提——這其實就是社會主義思潮之本質——於是產生誰不服從完美，就要被殺戮之之局面 ——而解釋完美者，自己其實就是屠夫。這個觀點也是我們考量托洛茨基美學的一個因素— —如果說，他有美學，政治美學的話。 　　為托洛茨基平反——這個歷史事實是值得我們深入思索的。因為他牽涉到我們如何思索 體制內，我們指的是思想體制內的那些異見人士的命運的問題；就像前此提到的那些共產黨 裡的反對派，我們中國人熟悉的張國濤，王明，林彪，劉少奇。嚴格評價之，其實是看他們 在什麼程度上擺脫了固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計劃政治和計劃思想的臼穴，看他們在什麼 程度上回歸到某種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思想寶庫裡——如在中國經濟問題上的新民主主義 ，就是一個含有自由思想成分的社會主義思潮，就像某種程度上俄國的新經濟策略。當然， 反向的回歸也是有的；就是自由主義回歸平等的福利社會的社會主義訴求；這個社會主義當 然不是斯大林式，毛式的社會主義。 二，世界革命 　　１、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論 　　托落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沉寂了近一個世紀。但是新近拿到他的這本老書再讀，似有 新的體會。因為托落茨基的論點，從其反面，論證了所謂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實現的不可能 性。在他的這本頗有名氣的著作裡，他對於「不斷革命論」的解說之最重要的觀點，是在他 對所謂的「不斷革命論」提出的十四點論斷中，我們在其第九個論點裡，看到了他的精粹之 在；也就是，他關於一個國家建成社會主義之不可能性的介說。他說道，「無產階級取得政 權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民族範圍和國際範圍展開階級斗 爭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在資本主義關係在世界舞台上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這種鬥爭必然要 引起爆炸，即在國內引起內戰，在國外引起革命戰爭。」 　　托落茨基的觀點是悲觀而非常明顯的。他認為，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應 該是，也只能是，改變社會主義陣營在經濟，政治上還落後於資本主義的現實狀況。他說， 無論是在昨天完成民主革命的國家，還是在民主革命經歷了漫長的民主議會制時代的老資本 主義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其實現的前提，只能是在世界範圍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只要透徹地分析一下他的觀點，還是不難看出，其觀點中帶有某種真理性質的內涵。因為他 的預言，有他明確的現實成份。當然，關於在所謂的老民主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題已 成笑談。資本主義的存在，用我們熟悉的話來說，是處在一種類似壯年時代的，充滿活力的 現實當中；在我們中國，為了證明這一點，就有了一國兩制之現實。這個兩制，是在承認資 本主義的合法性方面做出的無可爭議的讓步。此其一。 　　其二當然是，在今天的發達國家裡，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和平長入這個現實，不是使人想 起托落茨基和列寧的暴力革命論，而是想起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和平過渡論」的概念。福利 社會的現實，正在使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因素不斷地融和，產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 面。無論是美國共產黨，還是法國共產黨，……在那樣一些國家裡，已經成為少數莫名其妙 的邊緣人的理想訴求。所以說，托落茨基憧憬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實現，已經在現實和文本 的意義上歸於完結。 　　２、從世界革命到經濟全球化 　　但是，在托落茨基的思想裡，依然可以找到他今天猶生猶在的意義。這個意義揭示了一 個不可能性——在這個不可能性的後面，則 是拋棄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式孤立主義政策，而走向全球化——這個全球化，其實是資本主 義總體進化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被馬克思原教旨主義者承認的。在馬克思一系列論述 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著作和文章裡，他是站在新興資產階級報紙的立場上發言的；而恩格斯， 則在鴉片戰爭時期，如，當時關於香港「麵包透毒案」時期，大肆鼓噪，甚至赤膊上陣，大 罵我們中國人。他們那些做法那些言論，無非是說，社會主義的實現前提，要依賴資本主義 全球化過程之完成。 　　於是，在實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了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某些國家裡，在經歷 了一個長時期完全無望的閉關鎖國的政策 以後，其政策調整為轉向南斯拉夫式修正主義；這個轉向最終演變為改革開放政策；這個政 策，就是從列寧主義蛻變到馬克思主義之原教旨主義；蛻變到對於資本主義的准回歸。在這 些國家裡，社會主義之命運究竟如何，已經是一個據說是「不要爭論」的問題。而托洛茨基 的警示是，所有這些單獨的國家，是無法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要完成之，就要同時實現世 界革命。 　　３、十月革命和本拉登 　　這是托落茨基的文章，為一國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提出的證偽和否定。也是他應對資本主 義全球化的一個挑戰，一個唐詰哥德式的挑戰——雖然，一如前示，他是從反面做出這個結 論的。這個反面的挑戰是，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實現；如果已經建立了國家，這個國 家應該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秩序進行全面打擊——就是今天的本。拉登式的打擊吧。當然，老 托不會看到另類的現實國際政治已經提供給共產黨人一個機會主義的選擇，並令他們大獲受 益；這個受益不是來自革命，恰恰相反，是獲益於全球化。將社會主義國家融入國際金融資 本和國際經濟體制，實現再早的南斯拉夫試驗，和再後的中國試驗。老托對此一無所知。 　　於是我們看到，在蘇聯解體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主義的本質，的確朝托落茨 基預言的方向進展——要「望眼世界」；但是，不是輸出革命，而是引入資本。在這樣的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裡，社會主義的現實，在托落茨基預言的那些變相革命的層面上，得以存活 。 　　我們看到的是，純粹列寧式或者說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早已成為過眼雲煙。蘇聯之解體 ，雄辯地證明了列寧主義的十月革命的選擇，在蘇聯人的再度選擇下，已經被完全拋棄。由 此來看，我們不能不說，托落茨基預言的一國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結。 　　到了該紀念老托逝世週年的年代，裡根和戈爾巴喬夫的星球大戰，使得老托的故地蘇聯 大敗而潰。無論在其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各種領域，他們都輸給了資本主義的 競爭者。之後，問題處轉移到了中國。中國的社會主義，在經歷了「要社會主義的草，還是 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巨大爭論以後，得到一個舉世公認的結論。這個結論就是，要和世界上 的資本主義體制接軌。接軌的「先驗」之兆，是中美關係的建立；這是鄧全部經濟改革的前 提，也被他本人屢屢強調（見他和老布什八十年代的談話）。而在世界格局的考量方面，「 他們」對於蘇聯式的，列寧式的體制的否定——如對待40年代的雅爾塔協定之否定——在外 交和政治語言上取得了某種一致性。只是在確立國家利益方面，才是各說各話。 　　４、毛，中國進入全球化的序曲 　　在這個意義上講，毛，周的外交政策，在規定所謂中國的外交政策方面，產生了一個列 寧主義之外的試驗。 　　雖然獨立的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在毛澤東的心中，還沒有化為馬克思原教旨主義規定 的全球化進程；還沒有和沒有必要和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政治的層面上接軌；他只是從梅 特涅和塔列朗式的戰略考慮上，打出一張美國牌，完全而不同於後來鄧和美國的經濟和貿易 接觸；這個接觸，當然也不乏戰略考慮。我們只是說，雖然好像他們都比以前更加重視美國 和西方，但是這一外交路徑的開闢者毛和周，和後來加入全球化的鄧，有著本質的差別。 　　按照托落茨基的話來說，「既然資本主義已經建立了世界市場，創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 產力，整個來說它也就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世界經濟。」其實他的話應該反過來說才 是。就是……整個來說，也就為社會主義的改造提供了不可能性。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 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改造，這個問題是在托落茨基成為西方人為之鳴冤叫屈的人權受害者以後 ，也許變得更加清楚。從這個問題推演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變 成一個新的亞細亞生長方式的研究課題了。 　　人們也許要問，在加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以後，中國的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的答案，是否 真的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呢？——中國成為全球化的獲益者還是犧牲品？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 帶來的「並非普世」的運行規則，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裡，到底有多大的程度可以接受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規則，來規定其利潤的分成和勞工的待遇問題呢 ？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對待他們的勞工權益的保障，是否會同樣複製於我們的國家，而享用 於我們的僱傭工人呢？ 也就是說，第一世界的僱主，是否會給我們和第三世界的勞工同樣的待遇呢？ 無數的事實在證明事情向反面發展。而我們自己社會的性質，在多大程度上，又在堅持我們 以往鼓吹的那種社會主義的平等呢？ 　　我們看到，今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化，難道是在證明社會主義原有的那些美妙原則， 還繼續生效嗎？我們不談階級鬥爭，也同時放棄階級分析，放棄中國社會新的階級分化之分 析和揭露嗎？ 那些先富起來的人，是在和世界資本主義發生關係，還是在和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發生 關係呢？ 而在相對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者中間，又有多少現代社會的特殊因素呢？ 　　在所有這些方面，托落茨基的關於一個國家在和資本主義抗衡的前提之下，無以完成社 會主義建設和國家獨立的觀念，即便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我們深思以慮的。 甚而言之，如果寫過俄國1905年革命的他——也如我們以前說過的法國人托克維爾那樣—— 已經看到了，法國革命依賴於舊制度和土壤的革新而生，那麼，在我們的國家裡，今天的現 實，就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矛盾集中於我們自身，而是世界的矛盾集於一身的問題。我們的 不得已而進行的全球化進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使得我們能夠做到真正的潔身自好和所謂 的獨立自主？ 　　中國現代化進程面對的身後洪水猛獸我們能不能將幾乎超過法國大革命時帶給法國的， 更大，更多，更嚴重的矛盾，加以解決；還是不管身後洪水猛獸？現在，已經迫不及待地放 在人們的面前。集聚矛盾的社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還是一頭無歸屬的「利維坦」 ？都將是國人面臨的選擇。 　　我們不能不說，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漫長歲月裡，在托落茨基對於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加以 批判的時候，他的世界觀，往往是以西方國家 的人權標準加以衡量的。因為，在後來的他的眼裡，蘇聯的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只有一 個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在這個資本主義中，一切社會生存的原則，已經變成了不服從者不 得食的暴政原則。他的「不斷革命論」，也在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中漸行消亡，和西方人的 全球化進程殊途同歸了。這是我們在瞭解托落茨基其人的時候得出的結論。托落茨基的世界 革命論－－不斷革命論－－在一個特殊的角度上，應該說是它的反面， 證明了世界之反革命論的現實。——革命死了嗎？ 　　今天的現實，迫使革命的傳統遭遇到最大的挑戰。我們已經不是簡單地在革命與否的命 題上做選擇了。今天的選擇，應該是如何結束革命不能帶來的，卻是看起來一定要讓革命出 場的，那些角色的作用的問題。 　　革命和歷史的完結論，雖然已經達到空前的普及，但是，在民主世界裡再度出現一個撒 旦的可能性，果真被徹底根除了嗎？那些用比如說格瓦拉等革命神話中的人物，來充當今天 的托落茨基的革命夢想的人們，在中國，也許還有它的現實可能性；但是，在美國，歐洲等 發達國家，那只是一個紅色幽靈在沉重地飄蕩。死，還是活，這是革命者們過去的提問，也 是他們的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但是革命死了嗎？還是提問過時了？ 如果革命是在那些只有革命傳統，而無法治傳統的國家發生，情形將會如何？如果第一和第 二等級的既得利益，使得他們根本不同於托洛茨基這樣老一代清貧的革命者，他們要永遠擁 有對於第三等級的佔有，情形將會如何？如果他們成功地和外國資本勾結，而取得某種全球 化的認可，情形將會如何？…… 三，文明衝突 　　１、托洛茨基主義和俄羅斯文明 　　如果按照湯因比的文明來源說即所謂文明「親體－子體」的說法，我們大概可以把托洛 茨基的學說看成是列寧主義學說的子體，（雖然，在歷史上，托洛茨基和列寧有過一系列的 爭論；那些爭論是在1913年布爾什維克誕生以後就開始，而在列寧的四月提綱擬定以後，即 準備發動武裝起義之前而言歸於好的；）把列寧的學說，看成是俄羅斯東正教精神和彼得大 帝發動西化改革的子體。 　　但是，就像前述學者做出的評定那樣，列寧主義沒有自己的「親體」式創造來源，也就 是說，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沒有自己文明的起源，他其實是在俄羅斯文明的轉化機制中 偶發的一種假文明。這個文明的出路，或者是皈依到西方文明的總體框架之中，或者邊緣化 為一種准歐洲兼准亞洲文明——從文明之大起源說看，俄羅斯文明一直處在整個歐洲文明的 邊緣，其界限模糊，宗族模糊，文化也模糊。無論列寧主義如何認準馬克思主義這個反西方 文明的西方文明，其反對的結果，其實是，或者回到歐洲文明，或者回到俄羅斯准文明的模 糊位置——而按照湯因比的看法，斯大林的工業化，其實是在傚法美國文明，福特公司的文 明，是妄圖創造蘇聯文明的「魔鬼般的努力」。這個說法傳遞了一個信息，這信息是，從布 爾什維克一開始建立，它就因為其文明定性的錯誤而導致其無論是親體，還是子體選擇的錯 誤；這個錯誤導致其地位的最終動搖。在經歷了不到百年的時間裡，西方主體文明的巨大誘 惑力，就會排除暴力和鐵幕，將其拉回到俄羅斯固有文明的道路上來。 　　這個歷史發展的路徑證明，我們半個世紀以前認同的馬克思主義，在文明中的定位是極 其脆弱的。雖然如此，以蘇聯的外交歷史觀察，他們在努力確立其大國地位和對於歐亞大國 的外交關係中，畢竟積累了雖然脆弱但是不無璀璨時期的種種幻象。從屈辱的李沃斯特－布 利斯特條約的簽訂，到很體面的雅而塔條約的簽訂，在表面上，屈辱轉化為輝煌。一切西方 世界的領袖，都不得不向其領袖表示最大尊敬。雖然，那個時候，托洛茨基已經不復存在。 　　沒有人再糾纏以往的是非。就像我們看到的，在今天的中國，也有許多朝聖者從西方遠 道飛來，是為了目睹一下，同樣看不出其來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這些領袖被北京的教授唾 罵為「助紂為虐」者。這個所謂的助紂為虐，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治學上機會主 義和實用主義的認同。尊奉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客們寡廉鮮恥地把自己裝扮成為亞洲文明的 崇拜者，而其骨子裡，則是為他們的國家追逐中國人的犧牲。 　　好像是基辛格在七十年代說過，政治家是樂觀主義者，而歷史學家是悲觀主義者。 　　２、毛主義，蘇聯「文明」及其他 　　他的意思是明確的。作為參與歷史進程的人，是積極的，而回顧歷史者，則往往消極。 在毛澤東悄悄修改他的第三世界學說的時候——姑且承認他的這個說法是一個學說——在他 開始依賴美國而抗衡蘇聯的時候，從文明歸屬的角度和方法上估量其政治走向，發生了一個 明顯的轉折；這個轉折就是，他開始從對抗蘇美，積極轉向西方，轉向美國。在一系列的秘 密外交完成以後，中國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格局，似乎在向好的方面轉化，因為西化的寬鬆 或者說比較寬鬆的生活環境，使得毛文化，或者說江青式帶來的某種禁錮，被悄悄地撤除了 ，比如，文革末期由奧曼蒂和阿巴多率領的交響樂團，首度在北京上演了貝多芬和舒伯特的 作品。 　　可是，這個變化的理論分辨是極為蒼白的——不像六，七十年代的人們，習慣於聽命於 毛制定的他的理論宣傳。或許我們還記得的，中國人在紅色文人撰寫的國際戰略文章中，似 乎完成了一種反帝反修的「文明衝突論」。這種衝突論的制定者，在定位自身的文明價值觀 的時候，卻是極其模糊和語焉不詳的。這個語焉不詳，首先表現在他們不知道他們恪守之馬 克思主義，就像列寧恪守之一樣，是在脫離文明主流，脫離俄羅斯文化定位，是在走向一個 現實和理論都很虛妄的非文明狀態；而毛的做法，就更是這樣了。因為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 的相對獨立性，讓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化，顯得更加荒唐和南轅北轍。列寧皈依的，好歹是 他們西方人的文明，或者說是文明之一個次流分支，這個次流分支的衰亡，直接和其主流的 復興有關——即自由主義的逐步成熟——如果主流戰勝了次流，這個文明的政治歸屬就會極 為明顯。 　　３、中國的政治文明選擇 　　這個問題顯得十分棘手。我們可以輕易排除其馬克思主義的子體歸屬問題，但是我們看 到，無論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還是歷史上，蘇聯對於中國革命的干預，都顯示中國接受 蘇聯的影響，是一個歷史事實；那麼，在文明選擇上加以分辨，蘇聯選擇的結束，應該就是 置換到美國選擇的開始嗎？我們如何看待中國人對於西方自由主義的再次選擇呢？換言之， 文明衝突論，如果在置換政治選擇的時候，是否有一種解釋存在，就是，如果蘇聯的列寧主 義是文明選擇之錯位的話，中國人自四十年代開始選擇英美的自由主義，是否在文明定位上 也會遇到問題呢？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深入下去，西方文明的傳播，是否應該像亨廷頓所言，中國人看來，「民 主就像列寧主義一樣不被信任，因為他不過是另一個外國人強加的東西。」亨亭頓的全部結 論由此推出，一，像前蘇聯，他是在文明歸屬上加極為模糊的國家——這當然是湯因比的翻 版——那末，二，二十世紀初葉，中國人試驗過西化而失敗，是否再次失敗證明八。九的命 運的錯誤，「全盤西化在二十世紀末已經不像在十九世紀末那麼可行」，他如是說……其最 為有力的所謂證據，就是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雖然這個論據還是會讓人想起那句名言—— 世界歷史上出現這樣矛盾的現象，「技術前進了而文明卻在禁止不動甚而衰落；也有相反的 事例證明技術靜止不動而文明卻在變動，或是前進或是後退。」（《歷史研究》） 　　如此看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在文明上帶來什麼還不好說，姑且不談這個增長蘊涵的深層 危機和非綠色增長之因素。在這個論點的周圍，卻是海外學者和大量異議人士對於中國民主 自由的不知疲倦的論爭。他們和亨亭頓的出發點完全不同。這個不同，主要表現在對於「亞 洲價值論」的否定之中。 　　４、自由主義的民族定位問題 　　最後，我們以為，自由主義和民主的選擇，如果可以排除文明衝突論，那麼，前此社會 主義的選擇，也就沒有文明定位論的問題；所有的問題集中在一個課題上：是極權主義，還 是自由主義，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因為這些選擇，排除了上述學者關於文明歸屬之推論，而 呈現一種跨國準則——這些準則包括了，無論是在佛教國家印度，還是在伊斯蘭國家印尼， 還是在未來的伊斯蘭國家，停止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論，革命輸出論，轉變為全球化的文明 統合論之可能還是存在的。 　　這個可能性的開發，肇始於類似自然科學的普世價值；因為在文明的尤劣區分上，我們 不應該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無論是施本格勒，湯因比還是亨停頓，他們那些說法，有 以文明為絕對標準的人類學標準取向，而忽略了人們追求優勝劣汰的總趨勢。這個趨勢，就 是人們在發現了電力以後就排除了火焰照明。西方的文明如果延及民族國家一個優良的選擇 ，人們沒有必要再抱殘守缺。 　　雖然，繼承托洛茨基的革命輸出論，今天的世界革命鼓吹者已經蛻變為全球恐怖主義者 。這是另一種文明衝突論的所謂「實踐理性」，就像上帝和魔鬼組成世界的兩面一樣，他取 代了冷戰的雙方，但是，解決這個紛爭的可能性，並不應為其為文明衝突而作罷（不要說在 伊斯蘭教徒裡，也有和基督教勢力和平共處者）。考察其文明之起源，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本 為一種文明，甚至為血緣文明。 　　５、人民的上帝和上帝的人民 　　於是，在這樣的假設上做出的結論，就變得很不可靠——如果是親體－子體文明，他們 的文明衝突本可以不發生。是的，他們應該是兄弟之間的關係。亞伯和該隱之間的爭鬥何時 結束，人們至少在今天看不出任何眉目（再早的解釋，據說被解釋成為上帝喜歡畜牧業，而 不喜歡農業……）。然而，隨著上帝之手的出現，他停止這個血腥爭鬥的一天，也許還是會 降臨人間的吧？換句話說，是人類在改變上帝，而非相反。湯因比說—— 人類的進步「付出代價的是人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僕人，在地上撒種子的人類……。人類 這個主角不但使上帝有可能恢復了他的創造能力，而且還向他的同類指出了一條道路」；如 果說上帝製造了區分民族的巴別塔，人類救上帝的方法，應該是讓上帝看到文明衝突的危害 而改弦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