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春雨的文章十分精闢 周小萌 《北京之春》編輯部、大海、胡平、薛偉： 你們好！和大海自華盛頓大會見面至今，已經一年多了；胡平和薛偉訪日回美也 已近半年。但是，通過《北京之春》，我卻時刻都能感到你們的艱辛努力。讀完貴 刊一九九四年五月號刊登的傅春雨先生的《漸進改良與堅定民主之分歧：與周舵先 生商榷》一文，十分感動，情不自禁地給你們寫信。希望通過貴刊轉達我對傅春雨 先生的敬意和感激。 以周舵和顏真等諸位先生為代表的「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雖然其因果 關係的邏輯、理論基礎和對中國及其民主化問題的分析很難說是正確的，但是，他 們的思考是嚴肅的。而且對很多思考中國民主化和前途的人們來說，他們的主張是 有一定說服力的。但是，有說服力的主張並不一定是科學的，就以人們曾經信以為 真的許多學說最終被證明是偽一樣。「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的說服力主要 來源於它們描述社會政治現象的方法：比喻、曖昧的概念和有選擇的舉例等等。比 喻可以給人們以啟示，但並不是證明本身。它們往往將中國比喻為俄國，但是卻迥 避從正面論證中國本身的問題以及具體分析中俄兩國的異同。科學的論證要求嚴密 地澄清各個概念的定義和界線。但是，它們往往使用「國情」、「現實條件」、「 國民素質」、「階級」、「混亂」、「穩定」等含混的概念，以便人們可以自由解 釋，各取所需。科學的論證不僅要選擇肯定的案例，也要分析否定的案例。但是， 它們往往列舉台灣政經發展過程中專制的一面，而忽視了台灣從一九五零年就開始 了競爭激烈的地方選舉。 用比喻、模糊的概念和有選擇的舉例等雖然可以增加論證的說服力，卻不能增加 它們的科學性。儘管如此，人們相信這些論述卻足以改變人們的政治行為。因此， 有關社會政治現象的因果關係的理論，對社會政治進程的影響力，很可能遠遠超出 人們的想像。從這個意義上講，周舵和顏真等諸位先生的理論是向當前海內外民主 運動及其理論的嚴肅挑戰。從本質上講，他們的理論並不是反民主主義的，甚至可 以說是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畸形的變種，因為他們也主張在遙遠的未來中共應該實 現民主制度。但是，在客觀上，他們卻否定了對民主主義的積極追求。 迄今為止，對「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的論點、因果邏輯關係、使用的概 念、分析的方法等等的整理和解剖，仍然很少。而傅春雨先生的文章就是其中相當 有力的一篇。傅先生的文章告訴人們：「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的錯誤並不 在於它們描述了一個糟糕並且可怕的中國現實，而在於它們糟糕並且可怕地描述了 中國，它們要求我們看到的中國與我們實際觀察和體驗到的中國是不一致的。 「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與其說是一種以科學論證為基礎的理論，還毋寧 說是一種直觀的想法，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將各種國情條件和政治結果的武斷連接 。它們並沒有證明國情的哪些條件以何種方式、在何種政治社會過程中，必然地而 且唯一地導致了目前的何種具體的制度；也沒有證明為何同一種國情不可能導致不 同於中國現有的其他政治制度(即一個方程為何不可能有複數的解)，更沒有證明現 有的哪些國情以何種方式限制了哪些具體的民主制度的實施。在「國情論」的國情 和政治制度(無論是民主的還是獨裁的)的因果函數關係中，構成國情的諸多變量和 構成政治制度的諸多變量之間的關係似乎不僅是不證自明的，而且是唯一的。同時 ，因果關係的走向是前者為因，後者為果。 遺憾的是，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是，「國情論」中的各種條件不僅沒有任何制度性 渠道決定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統治者的行為，而是恰恰相反。即，中國的政治制 度使政治統治者的行為決定著「國情論」的各種條件。在中國現存制度下，政治統 治者有相當大的自主性(Autonomy)。他們擁有許多直接改變和重創中國國情的制度 性渠道和手段。中國的國情的很大一部分過去和現在都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統 治者的行為的有意或無意的結果。傅春雨先生以「亂」為中心精闢地分析了這一因 果邏輯關係。 雖然「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並沒有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國情」，但是這 並不意味著它們沒有價值。它們的嚴肅思考和以及所提出的命題或假設涵蓋了許多 極為重要的問題群。第一個命題就是只有專制才能帶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對這 一命題的真偽的論證需要科學地解剖包括中國在內的諸種獨裁體制的政經機制。第 二個命題是民主政治容易導致政治混亂。對這一命題的真偽的論證不僅需要對諸種 長期穩定的民主政體的具體運行進行分析，而且還需要對諸種不穩定的民主政體的 演變過程進行分析。雖然「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並沒有對上述兩個命題為 何成立進行過說明，但是，它們在這兩個命題的基礎上提出了任何一個民主主義者 都必須正視的問題：中國專制主義的「牆倒了以後怎麼辦？」 迄今為止，民主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軟弱無力的。能否對這一問題進行科 學的回答，可以說，是判斷民主主義者能否從「為了反對而批判」走向「為了建設 而批判」的重要標準。也就是，「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所強調的成熟和責 任，要求民主主義者必須對有關憲法、議會、選舉、各級政府的形態和各級政府間 關係，民族、稅收、財政金融、社會保險、戶籍、官僚和公務員、教育、勞工、警 察軍隊，大眾傳播、通訊郵政、農業、運輸、貿易、環境、土地國土、能源、住房、 上下水道等問題，提出具體的制度設計、政策和實施方法。 任重而道遠。周舵和顏真等諸位先生的「漸進改良主義」和「國情論」的出現本 身(無論其命題的真偽如何)意味著對中國前途的思考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如何重 整家園。圍繞他們所提出的眾多的重要問題群的討論不僅可能影響中國國民的政治 行為，還會影響中共的政治行為，因為，就像傅春雨先生所指出的，中共統治的正 統性支柱已經從意識形態衰退為「穩定壓倒一切」的大亂論，這種討論已經不僅僅 是有關政治的正統性的爭論，而且還包含著如何實施民主政治的爭論。它所能夠達 到的共識與澄清的分歧不僅是今日的共識和分歧，也可能是民主政治下的共識和分 歧。 因此，我不僅感謝傅春雨先生的力作，也感謝周舵和顏真等諸位先生的挑戰，更 感謝《北京之春》選擇、突出和促進重要爭論的深邃洞察力。 周小萌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東京□ 讀者來信 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風」 胡平先生：您好！ 我是一位大陸來的留學生，非常喜歡讀原《中國之春》及現《北京之春》上您的 文章，可以算是您的崇拜者吧。近讀《人民日報》海外版上一則「九州新風」的報 道，讀後有些想法。據文章介紹，鞍山市軋鋼廠女工程師白雪潔四月十二日下班途 中發現一名歹徒正用菜刀砍一兒童，乃奮不顧身衝上前去同歹徒搏鬥，全身慘遭二 十餘刀，仍捨身保護兒童。事後，被政府授予「見義勇為英雄」稱號。 對於白雪潔的見義勇為，筆者也十分敬佩。但今日又讀《人民日報》(見海外版五 月十九日第三版)，發現白雪潔當時是衝開圍觀人群……。這就是說歹徒當時是在光 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行兇。在白雪潔慘遭二十餘刀的過程中，竟無人過問？！請 讀者們想一想，這種「新風」在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會發生？聯想到不久前台灣、 大陸三十多名旅客、導遊、船工被害，對大陸目前的社會風氣，筆者簡直是有些悲 哀了。 羽 西 我不喜歡曹長青的文風 《北京之春》： 我是《北京之春》的經常讀者，《北京之春》每期都有若干篇精彩的文章，讀了 以後使人增長知識，清醒頭腦，大有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新青年》之風。 我也是五七年的右派份子，文革中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因此，我對毛澤東和 共產黨的專用語言有一種特別的敏感。遺憾的是，我在《北京之春》的個別文章中 竟也嗅到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臭味。當然，這不是指政治立場而言，而是指文章的 文風。我說的就是曹長青的文章。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中，曹先生這樣寫道： 「徐剛這個以文為生的人，赤裸而毫無羞恥地以文向那個他曾唾棄的、屠殺平民的 政府跪下了，於是得到了從褲襠下鑽回國的獎賞。」 人的思想是可變的。曹先生完全有權利認為徐剛變錯了並加以批判，但批判與漫 罵是完全不同的。使用「毫無羞恥」、「跪下」、「褲襠下鑽」這類骯髒語言，不 能不令人馬上聯想到毛澤東、姚文元和戚本禹。 更令人驚訝的是曹先生的這句話：「中國整個社會的不知恥，就是從知識分子開 始的。」 和其他階層一樣，知識分子中有好有壞。如果曹先生指的社會僅限於今 日中國大陸的社會，那麼，應說「中國整個社會的不知恥，就是從共產黨開始的」 ，怎麼能說「從知識分子開始的」呢？ 諦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