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光榮 ——紀念八九民運五週年 鄭 義 在一份香港雜誌上套紅刊登的一版廣告：「今天是一九八九年民運的五週年。還 記得五年前，我們滿腔熱誠，為祖國的民主事業，上過街，流過淚。到現在，無數 民族的精英仍在獄中，貪污官倒變本加厲。五年了，讓我們向祖國人民明確表示， 向專橫的當權者發出警告：我們絕無忘記民主的理想，仍然支持民運。六月四日(星 期六)晚上八時，在維園將有大型的燭光悼念集會。當晚，朋友，我誠意邀請你：你 也來！」 我記起兩年前和妻子北明剛剛從大陸偷渡到香港，參加三週年燭光晚會的情景。 八萬支燭火的淚光中，我在長期逃亡中變得冷硬的心頓時化作止不住的淚水長流不 息。淚水中的成分除了回憶、追悼與懺悔，還有一種被「昔日戰友」圍剿的傷心。 種種從「成王敗寇」歷史觀深淵裡泛起的否定非議，使我倍感哀痛，為我們這個缺 鈣的民族和尤其缺鈣的知識群體。偌大中國，偌大世界，只是在香港，在維園的燭 光中，那個偉大的失敗才得到再一次的如此輝煌的肯定，而昇華為聖潔與不朽。 轉瞬之間，「六四」五週年到了。對於向來健忘的國人，它已經成為塵封的歷史 。慷慨悲歌已然落幕，詆毀偉大已不會觸犯眾怒而竟然成為一種表現特立獨行的時 尚。對八九民運的反思已從對策略的反詰上升至對運動本體的根本否定。問題已經 不是該不該撤，該什麼時候撤，而是柴玲等學生領袖應當與殺人者「同罪」了(戴晴 女士語)，現在，學生應當為「六四」屠城，為中斷鄧小平「改革開放」大業而承擔 歷史與法律的責任。 史不絕書的在歷史低潮時期風行一時的頹唐、動搖、叛賣和助紂為虐，終於在我 們面前重演。 八九——一個無可否認的奇跡 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還有比八九民運更加理性、克制的大規模的反抗暴政的社會 運動？隨手拈來一些盡人皆知的事件一比：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示威的青 年學生毆打政府官員，焚燒房屋；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憤怒的 民眾荷槍實彈武裝反共，並把一些惡貫滿盈的共產黨員掛上了電線桿；一九七六年 的天安門「四五」運動，示威者焚燒警車，攻擊民兵指揮部；一九八九的羅馬尼亞 ，民眾在武裝起義的巷戰中摧垮了暴君的統治；一九九一年的蘇聯，人民是在坦克 的支持下一舉粉碎八月政變……結果如何？它們都已經載入歷史，成為人類反抗暴 政爭取自由的光輝典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更直接使用了暴力，然而它們以 現代民主政治的偉大奠基者的英名而彪炳史冊。八九民運自始至終堅持和平理性非 暴力的原則，沒有一個尊重事實的人不為當年北京所洋溢的和平與秩序而感動至深 。運動長達近兩月，數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一浪高過一浪，卻一塊玻璃沒砸，一 個商店沒搶。數十萬大軍突襲北京，民眾和平地將其阻止，這場不流血的「保衛戰 」令世人驚歎。犯罪率下降，交通事故減少……那時的北京洋溢著一種理想主義光 彩，人人都為開創一個社會運動的新格局而竭誠努力。人類歷史上歷時長久，規模 浩大的八九民運，能保持如此良好的秩序，那是因為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經成為全體 人民的共識。在一個有著「官逼民反」、「揭竿而起」、「殺富濟貧」、「濫殺無 辜」等造反傳統的中國，一九八九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一個無可否認的奇跡！然而 ，我們很快就停止了對劊子手的譴責，轉而指責青年和民眾。一些明白無誤的基本 事實被故意遺忘。其實有什麼好爭論的呢？誰能否認這個最基本的事實呢？——依 據中共憲法所承諾的基本權利而和平抗議的民眾被當權者用坦克機槍殺害了，鎮壓 了。——歷史很複雜，但在某種意義上又十分簡單，簡單得就是這樣一句話。 那些否定八九民運的人士，如果忠實於他們的原則，其實應該去否定一九四九。 中共紅色帝國的建立和其後的統治，才是毫無節制的暴力和血腥。邏輯的矛盾在這 裡暴露無遺：他們的「原則」放過了貨真價實的暴力和非理性，瞄準的卻恰好是一 九四九暴力的和平反對者。我們至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他們的所謂「原則」不過 是「成王敗寇」而並非真理，他們的「原則」說到底就是權力崇拜。「成王敗寇」 當然亦不失為一種歷史觀，不過它眼裡只有權力的歷史，而沒有爭取自由的人的歷 史。 八九——一個偉大的轉折 分析八九的失敗，可以談上許多條款，但我越來越傾向於這失敗絕非偶然。以蘇 聯東歐的民主運動作為參照，自「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民主運動有著明顯的痼疾 。 對人權和民主的認識，在歐洲直接發韌於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這是一個持續達 三、四百年之久的人的解放運動。前蘇聯基本上是歐洲國家，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 更直接就處在這個近代文明的發展史之中。這一歷史只是於本世紀初在蘇聯，本世 紀中葉在東歐被中斷。但是接受過啟蒙運動洗禮的歐洲知識分子一直與共產極權進 行著頑強的抵抗。本世紀初，盧森堡、考茨基就對列寧主義進行過尖銳的批判；二 戰之後，吉拉斯、納吉、索忍尼辛、薩哈羅夫、哈維爾等又繼承了這一傳統，對斯 大林主義以及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徹底清算。全民的政治反抗運動更是彼 伏此起，一九五三(東德)、一九五六(波蘭、匈牙利)、一九六八(捷克)、一九八零 (波蘭)直至最後勝利。這種思想和政治的反抗運動，雖有失敗，沒有屈服；雖有低 潮，沒有中斷。 眾所周知，近代人權、民主思想並非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之物。上世紀來，戊戌 變法之先有康有為倡導的一八九五年一千二百舉人「公車上書」，這大約算得上學 生運動之初，但還不能算民主運動。民主成為一面理想之旗功在「五四」。一九一 九年「五四」運動既開創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同時也埋下深刻的隱患。這就是 「愛國」在先，「民主」在後，「救亡」為本，「民主」為用。先輩知識分子推崇 民主制度其要義在於國家「圖強」而並非人的解放。因此，當另一種與民主正相反 對的以犧牲人性為代價的制度在蘇聯崛起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便迅速地轉向專制， 並把共產制度確立之後的種種血腥與不義視作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必不可少之代 價而姑息容忍。近年來，學術界一直在談論「救亡壓倒啟蒙」的話題，我認為這絕 不僅僅是一個時間上的話題，而更是一種空間上的話題。不僅僅是一次又一次民族 危機接踵而至，逼使我們一次又一次放棄民主啟蒙而投入民族救亡；更是民族至上 、國家至上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空間裡，一直佔據著壓倒的優勢，相形之下，人 權、民主則永遠是可憐的祭品。不是嗎？請看歷史——朝鮮戰爭、五十年代初期屬 於戰後恢復的穩定與發展，剝奪人民私有財產的合作化運動和公私合營運動，「超 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原子彈、氫彈、衛星的試製成功，共產主義運動皇權 爭奪戰，越南戰爭，「懲越」戰爭，鄧只要經濟放鬆不要人權民主的「改革開放」 ，直至最近的二零零零年奧運會狂熱和最惠國待遇討論等等——哪一樁哪一件不曾 在我們心中激起「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逆風千里，而同時把人權、民主作 為無可奈何的犧牲？！ (我的老同學周舵先生最近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記者專訪時有如下一段話：「 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都不重要，我只有一個主義：中國一定要強大，無論如何也 要中國強盛，為此可以付出一切。」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這幾句話的份量？我知道 他的「中國一定要強大」主義中並不包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我知道他「可以 付出一切」的誓言中必定包括人權、民主。經歷過「六四」屠殺的人說這樣的話， 應該明白這句話背後的殘忍。)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我們沒有過一次純粹的民主運動，更談不上如東歐那樣半世 紀之久的堅持不懈，因此，八九年的失敗多半就是注定的了。 然而八九的光榮亦正在於此。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民參加的大規模的純粹的 民主運動(雖然後來作為一種策略把「愛國」冠於「民主」之前)，它所反對的，既 非喪權辱國的「賣國賊」，亦非「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國勢力」，更非共產黨中 某一派系。它鮮明地呼喚政治制度的改革，直接把人權、民主與法制，把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雖然它不可避免地還帶有它脫胎而出的歷次社會運動之國家主義的種種胎記，但它 畢竟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國兩千年專制歷史中明確無誤地樹立起了「民主女神」。從 那一刻起，民主由手段而上升為目的。它雖然失敗了，但它成為自「辛亥革命」以 來近百年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的轉折。 人民失敗了，但人民前進了。看一看歷史，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八九——奴顏媚骨的犧牲品 偽善與凶殘確實是行之有效的統治術，中共正是使用恩威並施的方式造就了我們 這幾代軟弱愚昧的知識分子。對於中共顯而易見的殘暴與不義，我們一次又一次否 定良知與常識，以幻想來蒙蔽自己和人民。當這些幻想一次又一次被嚴酷的現實所 打破之後，我們總會花樣翻新地製造出種種「理論」，為暴政辯解，並竭力與之「 保持一致」。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後，及時處決反對派百萬人以上，鎮壓地富一 百萬至二百萬，「鎮反」殺人近千萬。中國知識分子並未如蘇聯知識分子那樣反抗 共產暴政，而是試圖理解並與之欣然合作。如果說是因為還沒整到自己頭上尚可理 解，那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則直接是對知識分子的踐踏。在五十五萬人成為「 階級敵人」的大規模迫害之下，我們屈服了，甚而有那麼多著名「右派份子」後來 竟成為中共的座上賓、代言人。這種現象在歷史上甚為罕見。五、六十年代之交那 場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連罪魁毛澤東都不得不低頭承擔責任，但我們又莫名其妙 地妥協了，不是步彭德懷後塵，代表人民控訴暴君，反而和暴君一同「臥薪嘗膽」 ，「奮發圖強」。其後接踵而來的文革，知識分子更是被打斷了脊樑。就群體而言 ，這一次是徹底被打垮了。應該是打破一切幻想了吧？卻不然，又寄厚望於紅色王 朝的兩位重臣周恩來與鄧小平。當統治者的籠頭稍一放鬆，我們又感恩戴德，盡釋 前嫌地與之通力合作。在中國民運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民主牆運動，就是在知識分 子群體的蒙昧與怯懦下被絞殺的。 這裡也有我的一本帳。當年民主牆運動的許多投入者，本來是我的朋友。鎮壓民 主牆就是鎮壓我，這一點我早就瞭然於心。魏京生的被捕判刑曾激起我的憤慨，但 對鄧小平「新政」的幻想使我放棄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即：不能以犧牲人權來換 取國家的強盛，不能以犧牲民主的諸形式來換取開明專制。幾年過後，當「改革開 放」初有成效之際，想起還在獄中的魏京生，我曾感慨萬端：「歷史就是這樣在蠻 不講理中前進的，一個經濟發展，政治放鬆的社會已經初具雛形，魏京生看來就這 樣成為了歷史的犧牲品！」我沒有追究過鄧小平鎮壓民主牆運動及學生運動的罪責 ，充滿幻想地歌頌「改革開放」，雖然其中亦夾帶了自由民主的「私貨」，但不可 否認的是，我基本放棄了作為自由知識分子對統治者的批判立場。當我知道魏京生 還在監牢中這一事實而保持緘默，實際上，我便參與了對魏京生的出賣，參與了對 許多不可放棄的原則的出賣。在很大程度上，我投身八九民運，是對自己這一恥辱 的洗刷。在組織在京作家首次遊行時，我寫了兩條大橫幅：「學習魯迅精神，挺起 民族脊樑！」「跪久了，站起來遛一遛！」大致是我這種心態的寫照。 這一段精神史，使我對八九民運失敗後低潮時期知識分子的軟弱與叛賣之風格外 敏感與激憤。有人說：「當革命高潮到來之際，誰都是革命者。」這一幕我們都看 到過了。新的一幕正在演出：「當革命(借用此詞)低潮降臨之際，誰都成為叛徒。 」這是一種極端化的句式，不必頂真，但時下以反思為名而詆毀八九民運，開脫暴 君罪責的確成為一種時髦。八九民運的死難者以及八九民運的崇高理想正在成為我 們奴顏媚骨的犧牲品。從來就是「學而優則仕」，從來就甘作統治者皮上之毛，從 來就為坐穩奴隸地位而感激好心主人的中國知識分子，是該反思一下自己的反思了 ！我的另一位老同學仲維光指出：「槍聲可以把許多知識分子趕到共產黨的對立面 ，但槍聲卻醫治不了先天的軟骨症和近視。看來反思之前先要對反思進行反思。」 當我們懷疑、動搖和彷徨的時候，歷史正大踏步地向前推進。結束中共一黨專政 已經不會是十分遙遠的事情了。當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我們將會發現：新時代的 奠基者，正是八九民運偉大的失敗！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