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在紐約》的社會效果 ·耶 人· 本文的目的，不是為一部風行一時的肥皂劇寫一篇遲到的劇評，所以對於《北京 人在紐約》(以下簡稱《紐約》)這部連續劇本身，並不想多加評論。本文所要分析 的是，這部劇何以流行？它表現出的情緒，何以在中國大陸引起如此之大的共鳴？ 這種情緒又如何和中共意識形態上的需求相對接？中共的意識形態上的宣傳與大眾 某些情緒化的傾向相合流，這種現象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挑戰是什麼？ 意識形態的危機與「象徵性資源」 從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上說，當現實發生了重大的危機，特別是發生了既有的、 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無法解釋的危機時，人們就會尋求某種新的途徑來對現實 進行重新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會形成某種「象徵性的資源」，作為新意識形態的 基礎，進而引發變革甚至革命。但是，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性。即當現實的危 機引發了舊意識形態的崩潰之時，舊意識形態也有可能尋找新的「象徵性的資源」 作為支持，進而存活下來，扼制新意識形態的發展。特別是在現實的危機得到某種 緩解的情況下，這種可能性就變得更大了。 綜觀中共四九年以後的歷史，可以說一直是危機不斷。但是在文革後期以前，雖 然現實的危機極其深重，但都還沒有到令中共的意識形態無法解釋的地步。我的意 思是說，那個時代人們大體還信奉至少順從中共的意識形態，這套意識形態對社會 仍有強有力的約束力。一句話，現實的危機不斷，但尚未導致意識形態的崩解。但 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情況大為不同，知識分子開始對這套意識形態進行質疑、挑戰 ，特別是在毛以後，利用鄧的改革所提供的時機，展開了一場「新啟蒙運動」，力 圖重新解釋現實，這便形成了新的「象徵性資源」，這種資源，是推動自民主牆以 來的中國民主運動，並最終導致八九民運的最重要的動力。 那麼，「六四」意味著什麼？從意識形態上講，「六四」意味著中共那一整套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崩解。意識形態對社會喪失了基本的維繫能力，於是也只有 「槍桿子裡面保政權」了，中國大陸，一夜之間變成了靠武力所維持的社會。 然而，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六四」之後的中國，居然又展開了新一輪的改革， 而且至少是取得了短期內的成功。這就很令人深思了。在某種層面上說，改革比革 命要複雜得多。改革需要社會各主要力量都有最基本的合作意願。才能成為可能。 革命則不同，就像兩人打架，只要一方堅持要打，那麼不管對方是什麼意願，都免 不了最終「決一雌雄」。革命的簡單之處，就在於只要一方意志堅定，就可能「革 」起來，至於成敗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在這個立場上，我們分析一下鄧南巡所 開始的改革，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鄧南巡前，中國社會還是個火藥桶， 雖然解除了戒嚴令，社會仍完全靠武力維持，鄧雖極力要「淡化」「六四」，但人 們不僅無法「淡化」對「六四」的記憶，甚至對當年「四五」運動平反乃至老人身 後的歷史戲劇性的記憶和意識都強化了起來。鄧的南巡，拋開其經濟上的意義，在 政治上，至少是較為成功地淡化了「六四」，暫時化解了其合法性危機。他的武器 就是：「我給你機會掙錢。」而這是共產黨統治了四十多年，從來不肯給老百姓的 機會。在缺乏自由主義傳統、缺乏宗教傳統的中國，老百姓對這種擺在眼前的賺錢 的機會當然會比那種遙遠的、需要冒極大風險才能有微小希望獲得的自由、民主要 更加看重。即使人們有對民主、自由的信仰，但也正如約翰·艾爾斯特(Jon Elste r)所說，在他具體選擇其政治行為時，其對眼前風險的懼怕，對近期效應的偏好， 也可以使他作出與自己的信仰完全不同的選擇。所以，鄧的南巡調動了社會較為廣 泛的支持，中共乃至他個人的合法性，都得到了加強或者說是彌補。第二，當鄧要 把他統治下的社會從一個僅僅以武力來維持的社會轉化為一個並不僅僅是靠武力維 持的社會時，他就必須恢復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維繫能力。但是，中共的意識形態已 經破產，其對社會的維繫力不僅無法恢復，反而在繼續削弱，中共和鄧本人對這一 意識形態的殭屍又不肯放棄，這時要找一個維繫人心的東西，那麼就只能利用社會 上自發的「象徵性資源」作為對其意識形態的支持。 以上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的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要進一步分析： 中共是如何利用大眾傳播媒介自發煽動起來的社會激情，來支撐自己的合法性。而 知識分子在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又扮演了何種角色。 從《渴望》到《北京人在紐約》 「六四」以後，出現了兩部影響極大，又得到官方強有力支持的電視連續劇。一 是《渴望》、一是《北京人在紐約》。這兩部劇在社會上所引起的轟動，當時不在 大陸生活的人是很難體會的。不僅在「六四」後，任何「文藝類」的作品在影響上 都難與之相匹敵，就是「六四」前，也難找到這樣的前例。當年「傷痕文學」剛出 現時，雖然也很轟動，但「傷痕文學」不具備這樣的影視手段，不可能以「連續劇 」的形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每天晚上的黃金時間，打入人們的家庭，成 為人們生活的中心。所以，不管你對這兩部劇喜歡還是不喜歡，你都無法無視它們 的存在。 我這裡要考查的，是官方與這兩部劇的關係。因為兩劇都得到了官方熱烈的支持 ，所以不少人認為官方參與了策劃。我不想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基本上我 們可以說，這兩部劇是民間自發的產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中共宣傳的 意識形態的那一套「語法體系」已引起了人們的普遍反感，早已不可能對民間有如 此之大的煽動性。這兩劇所採用的「語法體系」(即表現手段)，是很少有官方色彩 的。表達的內容與官方的意識形態也有很大的距離。比如《渴望》剛出來時，在社 會上已開始轟動，但官方的反應本身就很不一致。有些報紙接到的指示是「不准宣 傳《渴望》」，等某位領導肯定了《渴望》以後，官方媒介才開足馬力為之鼓吹， 甚至一度不許登反對意見。但是，反《渴望》的聲音還是出現在公開的傳播媒介上 。可見，這個過程並非自始至終都為官方所控制，甚至在一開始，《渴望》對中共 意識形態政策還構成了某種挑戰。所不同的是官方經過短期的混亂，所作出的回應 要比過去聰明一些而已。筆者和一些朋友在《渴望》最「熱」的時候曾走訪過一些 非知識分子的觀眾，他們的反應是：「這部戲骨子裡挺『惡毒』的」，「是反社會 主義的」，這部戲的引人入勝之處，正在於此。這種回應，顯然不合官方的意願， 並且是官方內部一部分人拒絕此劇的因素。但是，官方最終還是接受了此劇。這說 明該劇對官方有利用的價值。那麼，這種價值是什麼呢？ 簡單地說，這部劇對官方的利用價值，就是其中所體現的「反智主義傾向」，該 劇講的是高知家庭出身的男主人公王滬生對平民出身的女主人公劉慧芳「始亂終棄 」的故事。王在文革初期，因家庭問題而抬不起頭來，此時碰到了屬「工人階級」 的劉慧芳，於是拋開從前的女友，追起劉來。而喜歡知識的劉慧芳，最終也離開了 同屬工人階級的未婚夫，與王結合。由於劉的獻身精神和偉大的愛情，王在文革中 得以有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文革後，隨著王的社會地位的迅速上升，最終拋棄了 自己的結髮之妻。圍繞著這一主線，作者設計了許多情節和人物，把知識分子都寫 成是自視甚高，不顧及他人情感，自私狹隘的人。而工人階級一方，則都是寫利他 主義、勤懇實在、懂得人間的情感的默默無聞的「好人」。此劇一出，頓時在社會 上引起轟動，一般觀眾大受感動，認為該劇寫出了一般百姓的生活，是一部活歷史 。而知識分子亦反應強烈，認為該劇醜化知識分子，曲解了文革以來的社會生活等 等。官方經過短期的審時度勢，明確地支持該劇，又是接見，又是獲獎，《渴望》 一下子成了官方意識形態宣傳的王牌。 回顧一下《渴望》出現時的歷史氛圍，我們就會發現，當時正是「六四」之後， 中共對知識分子進行徹底清算之時。在官方看來，《渴望》正好揭了知識分子的「 老底」。——他們不過是一群自私自利，自視高人一等，完全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 利益，一味追求西方的某些極不高明的價值的人。他們的利益，是極少數人的利益 ，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對立的。這是官方希望《渴望》對社會作的心理暗示。 但是，官方並未把這些話直接說出來。因為《渴望》不是官方策劃的產物，他們事 先沒有理論上的準備，一旦討論起來，不容易控制輿論的走向，容易引火燒身。比 如，王滬生的高知家庭，可以被百姓理解為權勢之家。劇中對王家的描繪，其氣派 確實像個高幹。該劇的道具、場景都是以「真實」來打動人心，而王家的場景，絕 不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場面，而是高幹家庭的場景。事實上，百姓中確有不少人認為 作者想把王家寫成個高幹，只是不敢，結果拿知識分子當替身，若是人們的心理向 這個方向傾斜，《渴望》表現的情緒，就是官與民的對立了。所以，不如見好就收 ，不過多地去說教。總之，官方似乎很滿足於《渴望》所煽動的社會情緒，並自覺 地站在這種情緒的一邊，以在心理上孤立知識分子，重新獲得其合法性。可以說， 這是中共在「六四」以後，在意識形態宣傳上下出的一著「妙棋」。 在知識分子方面，對《渴望》有著較為普遍的反感，也有不少代表其觀點的文章 出現。而其中，《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渴望衝擊波》一書中，刊載了一篇署 名薛湧的長文「論《渴望》中的反智主義傾向」，揭示了問題的更為複雜的一個層 面。 薛文的意圖，似乎並不是對《渴望》中的「反智主義」本身作一番價值評判，而 是追問：為什麼這種「反智主義」會在社會上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薛湧所要提請 人們注意的是：《渴望》所敘述的故事，是一個在文革後的新文學中所反覆出現的 一個老故事(薛稱敘述這種故事的文學為「離婚文學」)。即文革時，知識分子在苦 境中，與一個下層女子結合了，而文革後，隨著知識分子地位的變化，又與這個妻 子分手。這種故事，反映的是一個頗為典型的現實：文革前後，社會戲劇性的變化 使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戲劇性地沉浮，而這一沉一浮，為他們各種畸形的婚姻、婚變 提供了條件。問題在於，知識分子在文學中敘述他們的這些個人經驗時，態度上有 問題。在「離婚文學」中，知識分子總是在為自己的婚姻、婚變找理由，即當時在 受迫害的情況下，自己的婚姻是一種無選擇的婚姻，現在離婚只不過是爭取自己的 權利。而為了使自己的婚變有充分的理由，便把被遺棄的一方寫得特別麻木、醜陋 ，不值得同情。甚至把自己的離婚，賦予某種更新觀念、再造文明等等啟蒙主義的 歷史意義。當時甚至出現了這樣的電影《誰是第三者？》，把一個知識分子的「新 歡」與其過去的妻子作對比，把前者寫得如何青春美麗(這當然是真實的)，富於知 識、情感，有同情心等等，總之是集人類之美德於一身，而把後者寫得醜陋(這也是 真實的)、無理取鬧、沒文化、麻木、不通情理，不懂感情等等。在這種對比的基礎 上，提出「誰是第三者？」這一令人驚訝的問題，認為原來的妻子才是真正的「第 三者」！這種敘述本身，把事實也給顛倒了。這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個 人主義的一個理性上和心理上的「誤區」。第一，隨著地位的陞遷而產生婚變，這 在大多數文化、社會中，都是人之常情。這種婚變，如果不是基於人性中的弱點的 話，至少也不是基於人性中的優點。具體到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初的婚姻也 許是畸形的，但並非包辦婚姻，不是別無選擇的結果，而是自己選擇的，自己多少 應有些責任。以後的婚變，也是自己的選擇，這種選擇，究竟有多少需要讓歷史來 替自己承擔責任，也很可懷疑。總之，由此並挖掘不出多少正面的道德含義來。第 二，個人主義要人們珍重生命的價值，人的權利。這是指每一個人的價值和權利， 而不僅是自己的價值和權利。離婚是雙方的事，應將心比心，不能將對方看得一錢 不值。而許多「離婚文學」中，常把原配妻子處理得不像個人。知識分子所有這些 行為和對行為的自我中心式解釋，使一般民眾對知識分子產生了反感。而《渴望》 敘述的是同樣的故事，不同的是它站在了一個相反的立場，原配妻子成了英雄，始 亂終棄者成了被譴責的對象。於是激起了一般民眾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沒有機會表 達的情緒。 薛湧的文章初讀起來很偏激，特別是他對知識分子的譴責，其激烈程度常令知識 分子難以接受。但是細想起來，他觸及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七十年代後期知識 分子掀起的啟蒙運動，形成了所謂「啟蒙話語」，這種話語一直是中國民主運動的 一個基本動力。但是，這個「話語」，是一個有問題的「話語」。它在為民主提供 「象徵性資源」的同時，它的問題也會在社會上引起另外的情緒詮釋，並且可能進 而會為中共提供某種「象徵性資源」，為其意識形態的殭屍提供支持。《渴望》中 所表現的婚姻與道德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在社會中煽動的激情，便是很好的例子 。而在《北京人在紐約》中，我們仍能找到同樣的例證。所不同的是，當局似乎在 一開始，就覺得《紐約》一劇所煽動的情緒很對自己的胃口。該劇出現前後的背景 是：中國經濟的增長、申辦奧運、銀河號事件、人權問題上中美的討價還價，等等 等等。民族主義情緒是中共在這個時刻最需要的，但又是它自己製造不出來的。這 一切，是《紐約》大受中共青睞的原因。中共在「六四」後，很注意利用社會自發 的情緒作為自己的支持。《紐約》一劇的關鍵，並不僅僅是它受不受中共的青睞， 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能煽動起中共所需要的情緒？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中存在 的一些問題又如何使這種煽動、這種情緒成為可能？ 《紐約》與拜金主義 《紐約》所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人吃人的「戰場」。你要想不被吃 ，就得吃掉別人。先看看那些美國人：大經銷商安東尼，老奸巨猾，專門喜歡在合 作夥伴危機之時，上下其手，趁火打劫。王啟明的興衰，都與這個老滑頭施展的手 段有關。王啟明的對手大衛·麥卡錫，利用自己手中的錢和權奪人之妻，其手段在 美國現實中，是所謂不折不扣的「性騷擾」，而他在生意場上，也如同在黑社會中 一樣，擅長於陰謀詭計，設好圈套讓王啟明跳，使之幾乎破產。可以說，洋人中沒 有一個好人。這便印證了男主人公王啟明的一句話：「紐約這麼多高樓大廈，有哪 一座是好人蓋的？」這也給我們的中國創業者一個借口：要想生存，就得按這套「 美國人的」規矩來，不擇手段，弱肉強食。於是，王啟明利用他和前妻的舊情，竊 取了前妻的丈夫大衛·麥卡錫的經濟情報，並置麥卡錫於死地。 我們先不必去考查這一切與實際的美國生活有多少距離，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 作者會這樣看美國？為什麼他們的這種看法，又能使中國大陸的百姓信以為真，並 為之大動感情？ 《紐約》中表現的美國，是中國人眼中的美國，而中國人眼中的美國，反映了中 國人自己的問題。古希臘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如果牛和馬也有宗教，也有 它們的神，那麼它們心中的神一定也是牛和馬的樣子。」看著中國大陸當今的世風 日下、道德淪喪，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在這種道德倫理秩序崩解過程中，人們為什麼 會把美國寫成這樣，並且信以為真。所以，要解釋中國人眼中的美國何以是如此， 就必須瞭解中國人的道德倫理何以崩解到了如今這種地步。 如今中國大陸的成年人，小時候都學過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接受過所謂馬 克思主義的「洗禮」。當時課本上所講授的，是「資本家是掠奪起家」，「資本主 義是弱肉強食的世界」。當中共對人民進行了四十年這樣的意識形態的灌輸，並使 許許多多人對此深信不疑時，又突然宣佈要「改革」，要大家去搞資本主義，去當 資本家。這時，人們所理解的資本家，也只能是弱肉強食、不擇手段的資本家。歷 史的諷刺就在於，當它把所有的惡都加在資本家頭上，並使你相信只可能有這樣的 資本家以後，突然又讓你去當資本家。於是，大家開始在「商品經濟的大海中學習 游泳」，進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競爭。這是如今的社會道德秩序崩潰的一個重要 原因。而在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中，卻很少有對中共關於資本主義的 道德這套意識形態的清算。相反，所謂新的道德革命，卻是這種啟蒙話語中的一個 重要的主題。打破舊道德，建立適合現代化需要的新道德之說，此起彼伏。實際上 ，道德的基礎是人們的價值系統、信仰體系，道德本身是超出功利的信念。如果把 道德的基礎建立在能否現代化之上，那就是好像一個女孩子把自己愛情的基礎建立 在丈夫(或男友)有沒有錢之上一樣，道德本身就已失去了意義。所以，為了現代化 ，我們寧可犧牲道德之類的說法，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人們最為耳熟的話之一。啟蒙 主義的「道德革命」，並未解決人們在信仰、價值層面深刻的危機。它所完成的， 是把道德的意義取消，或者說，把道德變為現代化的祭品。所以，《紐約》可以令 人信服地在大陸傳達這樣的信息：美國沒有什麼道德可言，那裡是個現代化的國家 ，那裡可以賺錢！於是，劇中的故事不僅成立了，而且打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挫折感與民族主義 賺錢，是九十年代中共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 」。為了賺錢，一切文化、道德的目標都可以棄而不顧，一切社會、政治理想都可 擱置一旁。近代中國的啟蒙主義，特別是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啟蒙」運動 ，把現代化奉為至高無上的目標、衡量一切的尺度。如果沿著這個路走向極端，那 麼就無異於說：一個人有沒有電冰箱、汽車、金錢，要比他有沒有道德理想、價值 信念要重要。八十年代，有多少啟蒙主義的「知識精英」，期盼著束縛中國人「現 代意識」發展的傳統道德規範的崩解，雖然這種道德規範已經被共產主義給腐蝕得 難以為繼了。這種「道德革命」，對於當今中國社會的禮崩樂壞，是難辭其咎的。 當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解，特別是「六四」，徹底粉碎了中共的道德面具， 這對今天中國人的道德墮落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不過這個問題，已超出了本文的 主題，可在另文中討論。我們這裡所要考慮的是：啟蒙主義對現代化的訴求，與當 今社會的「拜金主義」有著怎樣的關係？這種「拜金主義」被中共作為一種「象徵 性資源」吸收後，會不會反過來壓制啟蒙主義的一些更為深刻的目標。 我們回過頭來在看看《紐約》，主人公王啟明是個大提琴手，他口口聲聲說來美 國是為了他的大提琴。若真是如此，在經營衣廠初步成功以後，他完全可以從商界 退出，去競爭最好的音樂學院(他不是曾用他的錢讓其前妻進了醫學院嗎？)。問題 是，他在這方面是個偽君子。其實，他若是個真君子，若他真選擇了音樂，《紐約 》一劇就不會有這般的轟動，不會有如此高的收視率。雖然十多年來，大陸的留學 生在美國遠非無所作為，但國內人關懷的，只是賺錢，從《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到 《紐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你賺錢了，你的命運才有人關心，你的成功 才是個壯舉，你的失敗才是最動人的人間悲劇。賺錢的正當性如同現代化的正當性 一樣，在中國人心目中早已是天經地義的東西了。 然而，賺錢，這個使《紐約》風行一時的基本要素，還不過是該劇的一個「底色 」。該劇的主題，是表現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精神。王啟明，某樂團的一位普通的大 提琴手，僅因聽了一位做生意的親戚對他們團的演奏的一句禮貌性的讚許便要來美 國，進這裡的大交響樂團演奏。當這種天真到了滑稽的境地的想法受到挫折以後， 他對美國慢慢悟出一個道理：成功者全是惡棍，好人總要倒霉。於是，為了爭這口 氣，自己也要當惡棍。不過話要說在前面：他成了惡棍不是因為他自己是惡棍，而 是因為美國讓他成了惡棍！ 約翰·艾爾斯特在分析人的行為時，曾提出了所謂「酸葡萄效應」：當一個人發 現他得不到他想得到的東西時，會有三種可能的反應：一是像那個吃不到葡萄的狐 狸一樣，乾脆否認這個東西本身的價值；二是因為得不到，反而更想得到，手段的 不可能，反而誇大了目的的本身的價值；三是想得到這個東西，僅僅是因為它本身 具有的價值。這三種態度中，只有最後一種是基於理性的基礎之上，至於前兩種， 則是心理的挫折感所導致的非理性的情結。這兩種情結，雖然有所不同，甚至方向 相反，但由於它們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礎，所以常常彼此交織在一起。 《紐約》所展示的圖景，頗能反映這種不同情結的交織。一方面是令人難以置信 的財富——豪華車、中產階級的洋房，揮金如土的派頭，頤指氣使的「譜兒」——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大多數中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另一方面，則是一片黑暗和 猙獰——爾虞我詐、妻離子散——這葡萄實在太酸了。 然而，不管這個吃不到的葡萄究竟酸不酸，它都成了在大陸最為暢銷的感情消費 品。人們會跟著激動、流淚，感情上會有強烈的共鳴。中國的民眾，在中共長期的 統治之下，內心充滿了挫折感：貧困、沒有自由和尊嚴，生命的無足輕重和無所成 就，等等，等等。這種挫折感，一方面使他們對美國人的財富和自由有一種由衷的 羨慕，另一方面，由於意識到這些東西永遠也不會是屬於他們的，於是由不平轉而 嫉恨：憑什麼你這麼富、這麼高貴？你的錢肯定不是好來的！特別是當外來的有錢 人娶走了幾位女人，使一個男人主導的社會的性資源受到威脅時，這種仇外情緒更 加強烈。在南京，圍繞著女人問題，中國和非洲的學生發生過種族衝突。在劉亞洲 的作品中，我們聽到過「中國的漂亮女人集體外流」的感歎和不平。在《紐約》中 ，麥卡錫用不正當的手段奪人之妻，王啟明為了了結這「奪妻之恨」，要與之一拼 到底，這已成了該劇核心的主題，並最強烈地打動了中國觀眾的心。甚至王啟明的 扮演者姜文在事後發表措詞激烈的言論，對嫁了「老外」的中國女人和娶了中國女 人的「老外」表示極端的「看不起」，引來傳媒的一片喝彩，一時竟成為「熱點」 。這裡，「愛國」、「排外」這類抽像的傾向被落實到了保衛中國男人的性資源之 類具體問題上，使整個社會發生了一次強烈的感情震撼。 《紐約》所表現的這種民族主義，其核心的問題是：把中國人自己的挫折感，一 下子轉嫁到了外人的身上。這不僅煽動起強烈的排外情緒和種族偏見，而且把人們 的目光從自身的社會問題中引開，而這正是中共最為需要的。當中共無力解決自身 的腐敗和中國社會的問題時，當社會上的不滿、反叛和離心離德愈演愈烈時，它最 需要的，是民族主義，是把人們的目光引向外面。所以它要開奧運會，它要為《紐 約》而大為喝彩。 平心而論，中國沒有強烈的宗教傳統，儒家文化的包融性較強，對外來文化的排 拒性並不強烈，這一點連亨廷頓也承認。當今中國人內心的挫折感極為深重，但相 對而言(特別是較之一些阿拉伯國家)，其排外情緒是比較散疏、微弱的，其內心的 挫折感與排外情緒之間的聯繫也是較為含混不清的。但是，這些散離的、微弱的情 緒，如何能在《紐約》中被成功地調動起來呢？這恐怕與知識分子的作用密不可分 。 一個頗有戲劇性的插曲是，正當《紐約》大紅大紫之時，兩位知名的留學歸國知 識分子——趙一凡和樊鋼——和《紐約》的女主角扮演者王姬及作曲和主唱劉歡坐 在了北京電視台的「BTV夜話」的演播室裡，討論留學生的歸國問題。為什麼這兩位 知識分子會在此時與《紐約》劇的明星一起現身說法呢？大概，我們至少可以把這 解釋為他們對《紐約》一劇所傳達的圖景的一種默認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紐約》所反映的中國人的挫折感，以及把這種挫折感轉嫁 他人的方式，與其說是民眾的，不如說是知識分子的。第一，中國是個封閉的國家 ，一般百姓與外界缺乏接觸，他們所得到的關於美國的信息，主要是出去的人帶回 來的。而出去的人中，知識分子在外面的時間最長，且能說會道，傳播信息的能力 最強。第二，在出去的人中，真正進入美國社會，跟著這個社會的節奏奔忙的人， 很少有暇他顧，與國人大談美國。最可能談，實際上也談得最多的，是進入不了這 個社會，或者最終回國的人。《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也好，《紐約》也好，這種作 品之所以能出來，首先是因為作者在美國缺乏機會，不得不呆在家裡，於是有時間 寫長篇小說。哪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可能有這份閒暇呢？筆者在這裡長篇大論地寫文 章，也是因為沒有進入這個社會，未能跟上其節奏的緣故。第三，在回去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回去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事業在中國。他們出來是為了國內的事業， 回去也自然而然，心態很平衡。如艾爾斯特所說，他們喜歡某個東西，僅僅是因為 它本身的價值，沒有心理變態。再加上回國後很快沉入自己的事業之中，就更不可 能大談美國了。而另一部分人，在美國受到了挫折，進入不了美國社會，或在美國 所能找到的位置距自己的期望相距甚遠，結果又被擠回了中國。而正是這些人，由 於有沒有吃到葡萄的不平，那串葡萄總是縈繞於懷，總是要對那串葡萄品頭論足。 所以，他們對美國談得最多，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中，這些人的成分最大。當然， 我不排除，有一種理想主義者，也會大談美國，而且主要是出於其文化的使命感和 學術興趣，如費孝通早年的一些關於美國的書，便是如此。可惜，如今我們很難找 到這樣的作品。我們有的，是《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和《紐約》，作者以炫耀自己 的優勝記略為能事，可惜的是，他們剛剛炫耀完畢，這些優勝記略又被人很不體面 地戳穿了。但更不幸的是，他們個人雖被戳穿，他們的那些優勝記略，以及這些優 勝記略給中國人創造的幻覺，卻還很體面地留在中國人的生活和記憶之中。 誠如艾爾斯特所分析的那樣：人需要意義感。人的天性，是要讓自己感到自己的 行為是有目標的、有充分根據的。哪怕即使是在並無目標，並沒有什麼根據時，也 要找個目標和根據，而不管其對錯。總之，他們要為自己的行為找一個「說法」， 即使沒有「說法」，也要編造一個。而知識分子，由於其職業和社會角色的關係， 這種對「意義」的渴求就格外強烈。特別是那些以社會先知自居，以啟蒙民眾為使 命的知識分子，更要把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賦予道德意義。當他們想離婚時，他們要 把自己的行為作為道德革命、社會革命的一部分來解釋，好像不是為了離婚，而是 為了改革舊的婚姻觀念和社會偏見。當他們滿懷雄心地走出國門，最後碰壁而歸時 ，他們則不自 覺地將自己由此而產生的排外情緒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合理化，立即對資本主義展 開所謂「文化批判」。像姜文這樣一位集義和團、阿Q和紅衛兵精神於一身的人，之 所以能在《紐約》中大放異彩，與知識分子為之創造的時代氛圍不無關係。而所有 這一切，都為中共維護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提供了象徵性的資源。 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海外知識分子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真正消化、吸收 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從一種專制社會中所形成的自我膨脹的士大夫精英主義人格 中走出來，面對自己的信仰、價值以及政治社會經濟各個層面的危機，面對自己的 人性。由於歷史的機緣，許多知識精英雲集海外，遠離本土，一群最富於精英意識 的人，似乎喪失了干預歷史進程的能力。這種困局，實在令人歎息！然而，它同時 也給這些人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與國內的距離感，恰好有利於人們進行反 省，有利於人們從一個更冷靜的角度和立場，對自己曾投入其中的啟蒙主義的闕失 進行深入的檢討。畢竟「六四」已過去五年了。歷史的記憶不能忘記，但我們的思 想，不能還停留在當年廣場上的那些口號上。海外的知識分子，應努力反省超越自 己，身體力行地為建立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