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的聲音：八九民運中的報紙 ——中國大陸媒體向極權挑戰之五 ·曹長青·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官方媒體播出這一 消息後，它迅速在民眾中引起強烈反應。胡耀邦的開明、廉潔和銳意改革，使一般 民眾對他相當好感。而他在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期間，力倡「平反」歷史冤假錯案 ，使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恢復了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的右派幾 乎全部得以改正。因此，他在中共高層和知識分子中都有相當的人緣與威望。在一 九八七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在黨內元老們的指責下被迫辭職， 民眾和很多黨的幹部對此相當不滿，但當時運動的高壓氣氛，使人們敢怒不敢言。 此刻，他的突然病逝，人們在情緒上難以接受。一個自發的悼念他的群眾性活動迅 速從北京波及到其他城市。 新聞界的兩個意外事件 對這種暗濤洶湧的群眾性悼念活動，當局如果有政治智慧和政治遠見的話，是可 以平撫的。因為胡耀邦當時還保留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頭銜，官方也要為他開 追悼會。順應民意，高度評價胡耀邦的功績，並不會根本影響中共的利益。但隨之 發生的兩個意外事件在某種程度上使這種可能性喪失。兩個意外事件都發生在新聞 界： 第一件事是中共上海市委於四月十九日查禁了載有悼念胡耀邦內容的四三九期《 世界經濟導報》，理由是報紙刊載這些內容會加劇社會動亂，隨後總編輯欽本立又 被撤職。此舉引起全國新聞界的抗議。《中國青年報》、《中國日報》、《人民日 報》、《中國婦女報》、《光明日報》、《中國農民報》和《工人日報》等中央級 報紙的編輯記者都聯名抗議上海市委踐踏新聞自由的做法。四月二十八日，《中國 青年報》有八十八名編輯和記者簽署了一份慰問電文：「謹向一向為我們所敬重的 《世界經濟導報》及欽本立同志致意！真實的新聞永存！」《中國日報》也有七十 五名編輯和記者簽署了另一份電文慰問欽本立，並向《世界經濟導報》同仁表示敬 意。該電文稱：「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 鋒。」北京學術界幾十名著名學者也連署了一封公開信，抗議中共上海市委違法、 違憲、踐踏新聞自由。該公開信指出，中共上海市委無權撤銷一家非上海市委機關 報的報紙總編輯職務，這種做法，是違反中國共產黨黨政分開的根本原則，也是對 憲法和法律的漠視。一名報人被處罰，眾多編輯記者以及知識界公開聲援，在中共 新聞史上是首次。《世界經濟導報》的遭遇，各大報編輯記者和各界的聲援，經海 內外媒體報道後，迅速強化了民眾悼念胡耀邦活動中對當局不滿的情緒，使中共的 平撫努力更加困難。 第二件事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不尋常的題為「必須旗幟鮮 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將民眾的悼念活動定性為「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社會動 亂」。 從整個事件結束後人們掌握的材料看，從最初的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到後來的幾 百萬人遊行、上千學生絕食，以及整個八九民運，人們的訴求都是以一種愛國主義 為主調的要求（在中共體制內）改革。尤其是開始時的悼念活動，對大部分人來說 ，動機相當單純。然而，《人民日報》的社論如此定性，眾多民眾，包括相當多的 中共官員都無法接受。因而，「四·二六」社論發表後，悼念活動的性質發生了變 化，民眾的主要訴求轉為必須撤銷、否定這篇違背事實的社論；而政府的態度卻是 曖昧和支吾搪塞，因為社論是根據鄧小平的旨意寫的。為打破僵局，學生在天安門 廣場開始絕食。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 報社內部的爭論 這樣大的一個事件，就發生在中央各大報的眼皮底下，要不要公開報道？這個問 題爭論在很多報紙的編輯部。按照新聞是媒體的生命，報紙必須反映真實的新聞原 則，當然應該報道。當時北京的很多新聞記者就是堅持這樣的理念，據理力爭。但 黨報屬於黨中央，必須服從新華社「通稿」和《人民日報》社論的宣傳口徑指揮。 「四·二六」社論發表的第二天，北京有幾十萬學生市民湧上街頭遊行示威的重大 消息，在北京各大報紙電台上都沒有報道。即使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報紙上 也只有零星的報道。對此狀況，很多編輯記者是極為不滿的。為爭取報道權，很多 報社的新聞記者要求與報社社長、總編輯對話，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辯論，結果 ，雙方發生激烈的衝突。例如，在《人民日報》內部，編輯記者和主要領導就為是 否應報道學生運動進行過兩場對話會。從現在傳到海外的對話錄音帶中，人們可以 看到，面對重大事件時，中國大陸的報紙是怎樣面對事實、處理新聞，黨性與人民 性是怎樣發生著嚴重的衝突，以及新聞記者秉承良知為報道事實真相而進行怎樣的 抗爭。 《人民日報》內部的第一次對話會發生於五月十六日，地點在該報編輯部會議室 。以下為節選的部分錄音： 一位離休女編輯：聽說孩子們已經情況危急，今天晚上還不知發生什麼事。所以 ，我建議報社編委會：如果我們能單獨起作用，就趕緊行動。等到官僚機構行動， 孩子們就死完了。……我們《人民日報》的社論錯了。今天這個局面，完全是當局 造成的。先編造，後又給十幾萬人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哪有這樣的事 ？真是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錢李仁（《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小組成員，中央委員）：大 家都一樣，我也是憂心忡忡。但今天無法談遠的問題，我只想談廣場上的問題。不 要死人，用最快的辦法讓同學們回來。這個意見我已經向中央領導同志提了，當然 不是向鄧大人提的，我見不到鄧大人。 一中年女記者：我從事新聞工作十六年以來，我覺得現在是最痛苦的時候，自己 的良心受到極大的折磨，想寫的東西不能發表。我們現在面臨一種抉擇：是聽黨的 話呢，還是反映人民的呼聲？我們不能光是向上反映一下意見，而應考慮一下我們 《人民日報》能做哪些事為人民說話。新聞自由不是恩賜的，不能哪個中央領導給 我們一點我們就用一點，我們應該通過鬥爭，或者叫努力。「四·二六」社論固然 是出於無奈，但我想我要是版面責任編輯，我就不發表它，因為發表它在歷史上是 負罪的。我們要在取信於民這一點上做出哪怕小小的努力，而不能消極等待新華社 的稿子。作為一個記者，我實在忍受不了這樣一種狀態。 錢李仁：我們也在想辦法不要只等上面來了什麼東西之後再來改善報道狀況。… …我們主要是在想怎樣使《人民日報》更符合它的宗旨，並使《人民日報》能站得 住。要根本改變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這個也可以想，但在報上不能登。在黨和人 民有差距的時候，報紙是比較難辦的，特別是黨中央的報紙，更難辦。 一青年記者：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絕食？就是我們《人民日報》社論說這次學運 是動亂，學生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不是法治國家，只要黨報一扣帽子，不說你犯任 何罪，就可以抓你。所以學生強烈要求公開承認他們是愛國民主運動。 一中年記者：這場事情不是沒有是非，也不是學生不講道理，就是沒有人負責任 地給學生以答覆。現在看起來有一個人能負責任的，但他在最初的時候就說了一些 不負責任的話，現在他又不能負責任地出來收回他不負責任的話。問題的糾葛就在 這裡。我們到底是向人民負責，還是向一個人負責？ 一記者：我認為事情的引起，是因為中央決策的錯誤。中央的決策是不準確、不 科學、不實事求是的。說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怎麼就不行呢？這一小步為什麼 就邁不出去？難道因為一個人的一句話我們民族就得毀滅嗎？有的人把自己的權威 、威嚴，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我們黨長期政治上生活不正常，才出現這樣一種狀態 。……我覺得，《人民日報》要麼與黨同歸於盡，做殉葬品；要麼就做一點事，如 實報道，包括報道本報同事上街遊行。」 一老年記者：我最近去了四個省，見到一些省委的同志，他們也都說，「你們《 人民日報》的社論怎麼搞的？誰寫的？這麼多年了，你們《人民日報》還沒有做夠 蠢事啊！你們寫了這樣的社論，怎麼向人民交代？現在，我們應報道事實真相。我 們在理論上多年講，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是一致的。我在新聞界工作了一輩子， 經過這麼多年的採訪生活，我覺得，黨和人民一致的時候不多。今天，這個問題是 最嚴重的了。我們《人民日報》應該與人民盡量保持一致，否則，即使還有一點威 信，也會全部喪失。 對話沒有取得明顯的結果。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的一些資深編輯記者又去 找社長錢李仁，要求就改進報紙工作進行公開討論。這次參加的人數比上次還要多 ，把報社的二樓會議室圍得水洩不通。以下是部分錄音： 錢李仁：剛才有幾位年長的同志主動找到我們，提了一些建議，我們一起談了。 不知道這裡已經有這麼多同志在等著。 一青年記者：我們想談幾個內容。第一，發表一篇社論或「告讀者」澄清「四· 二六」社論，我理解這意味著報社與中央決裂。第二，當天用四個版面的篇幅報道 學生運動，包括社會各界的態度、言論和北京之外各地的運動。第三，根據情況增 發號外。第四，刊登本報黨員建議，立即召開中央全會，同時召開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社會正常途徑來解決我們國家、黨和政府的危機。我們要求這一建議明天見報 。第五，如果不能發表社論來澄清「四·二六」社論，則要求發表本報記者的評論 ，敦促中央盡快拯救學生。第六，召開本報編委擴大會，討論本報工作。我們希望 報社領導與報社廣大新聞工作者一起，按照新聞規律辦報，全面地報道學生運動， 以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責任。 一離休編輯：我們昨天參加了報社的遊行隊伍，都深受感動。特別是當我們向群 眾澄清「四·二六」社論不是本報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篇社論時，受到了 群眾的熱烈歡呼。這說明了民心所向。因此，我們幾位老同志向編委會建議，希望 用本報編輯部的名義，向社會澄清這篇社論的來龍去脈，並表明我們的立場。在考 慮到報社編委會處境困難後，我們又提出第二種方案，如果不能用本報編輯部的名 義，那麼我們就在報社內集募捐錢來刊登廣告，大家簽名，來闡明大家對這篇社論 的立場。歷史上，《人民日報》在每個關鍵的時刻，都是犯錯誤的，都是對人民犯 罪的。我們的建議是積極地避免這種情況再現。但是，錢李仁同志認為，這兩種做 法都不能實現。我們認為，錢李仁同志仍是用舊的思維來觀察問題，處理問題。（ 眾鼓掌） 錢李仁：就我所知道的，黨和政府是想了一些辦法，做了不少努力的，要與組織 絕食的學生對話的，但是都沒有成功。 一青年記者：我想問錢社長本人對「四·二六」社論是什麼態度？ 錢李仁：「四·二六」社論是一個有重大爭議的對象。我到適當時候將發表我的 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一青年編輯：對報社內部同志不應用外交辭令來敷衍。我們不是外國記者。 Ａ編輯：在歷史上，《人民日報》執行中央命令，犯了很多錯誤。反右，文化大 革命，當時是魯英，「四五」，難道我們現在還要這樣繼續下去嗎？ 錢李仁：我對於把我和魯英相提並論表示遺憾。 Ａ編輯：我們是在講事實，並不是說你是魯英。如果你自己要比，那是你的事。 （鼓掌） 錢李仁：現在的黨中央與四人幫時的黨中央是不同的。當然，中央有錯誤，我會 提出自己的意見，在什麼場合提，我根據情況決定。 一青年編輯：但是，現在的黨中央是不是一個人操縱的中央？ 一記者：對「四·二六」社論的態度是不能迴避的。 錢李仁：我主張務實，討論改進報道的問題。 一女聲：那發表公開信行不行？當天四塊板可不可以？ 錢李仁：版面上的事情不是在這個場合可以決定的。 一記者：昨天首都新聞界聯合簽名致黨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昨天報社領導答 復發表，或者變換形式處理刊登。可是今天報上沒有，請解釋什麼原因？（鼓掌） 陸超琪（《人民日報》第一副總編輯）：昨天我們的答覆是，如果新華社發，我 們一定登；如果新華社不發，幾名簽名的報紙如果多數登了，我們也登。一句話， 我們既不超前，也不落後。（眾喧噓聲）我們是黨中央的機關報，不能公開刊登與 黨中央不同的觀點。 一青年編輯：我認為目前編委會面臨一個抉擇：是順應民意、順應潮流，還是服 從黨中央，也就是服從鄧小平。（熱烈鼓掌）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從報社內 部來說，是服從廣大編輯記者的意識，還是你們個人的意識。（熱烈鼓掌）當然你 們的處境很困難、很痛苦。但是，《人民日報》就是這麼難當，你站在這個位置就 要承擔這種痛苦。（有人喊：我們能不能也理解一下學生的痛苦啊！一女聲喊：我 認為用自己的烏紗帽換取千百萬學生的生命比什麼都重要！）（眾歡呼、鼓掌） 錢李仁：從現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黨還需要鄧小平同志。（眾喊：不需要！ 不需要！）今天在對話中，李鵬總理提出了他解決廣場上問題的辦法。中心一條是 首先挽救絕食者的生命。（眾喊：怎麼挽救？怎麼挽救？）我在這個崗位上，就要 保持中央黨報的性質。如果我在這裡已不能貫徹中央指示，我會立即辭職。在此之 前，我是不可能把報紙辦得和中央不一致的。如果你們想把《人民日報》辦成另外 一張報紙，在這裡是辦不到的。 錢李仁最後表示的這種強硬態度使對話進入了僵局。錢李仁被調任《人民日報》 社長之前是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從未做過新聞工作。他在對話會上也承認，「這 頂烏紗帽是中央強加給我的。」雖然當時他已經知道趙紫陽有新聞可以適當放寬一 些的指示，但作為一名長期在中共高層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員，錢李仁深諳中共黨內 鬥爭之殘酷。他知道誰是中共黨內真正說話算數的人。「四·二六」社論是根據鄧 小平的講話精神寫的，錢李仁清楚地知道鄧小平並沒有收回他的講話。所以他堅持 不在報上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因而出現他和編輯記者這樣激烈的衝突。 在《人民日報》發生的這一幕，是中國大陸的新聞界與共產黨在遇到重大事件時 衝突、矛盾的一個縮影。新聞記者無論從職業道德，還是做為一個普通人的良知， 都感到應該公開報道「四·二六」社論的真實背景和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但是 ，由黨任命的報紙社長、總編輯以黨對報紙管理者的身份，以黨報必須和黨中央保 持一致的黨性原則，拒絕報道。 一邊是絕食的學生在不斷暈到，救護車的警笛揪動人心；一邊是黨的新聞紀律和 幾十年慣性而來的黨性新聞觀。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件在考驗著中國大陸報紙的真 實性、人民性。黨報的宣傳性和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幾乎在所有報社發生著衝突。 例如，在北京出版的《科技日報》，其內部發生的情形幾乎與《人民日報》一模一 樣。該報一位記者事後寫道：「當時《科技日報》的很多記者幾乎日夜與廣場上的 學生們在一起，進行跟蹤采寫。但同事們都為不能報道實情而焦慮。新聞部、總編 室的幾位同事為此同有關領導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新聞部的幾個小伙子急得同值班 副總編拍案大吵。眼看著學生們付出的代價卻無法披露實情，同事們都急紅了眼。 後來，這些編輯記者豁出來了，乾脆繞過部門主任和總編輯，自己組織了採訪、編 輯、排版、付印。」四月二十三日，載有「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長篇報 道胡耀邦追悼會那一天北京十幾萬大學生在廣場情景的《科技日報》出版。這是中 國大陸媒體自學生運動發生後第一次較大篇幅公開報道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它受 到學生們的熱烈歡呼。這期報紙被學生大量複印，貼在市區。學生在遊行中舉出「 向《科技日報》致敬，新聞要講真話」的標語。「六四」後，李鵬政府在軍事博物 館展出「反革命破壞的罪行和『平暴』戰果」，這期《科技日報》被作為「反動新 聞宣傳」的證據之一展出。 新聞鬆動一百小時 中共黨內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如何處理學生運動上有著明顯的分歧。以當時中共總 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溫和派，和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為代表的強硬派為此暗中較勁。 趙紫陽雖為黨總書記，但由於《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內容是根據鄧小平的 講話寫的，他沒有力量推翻。也許是想借助於輿論的力量來改變「四·二六」社論 ，即影響鄧小平的觀點，或為了壓倒李鵬的強硬派，也許出於其他考慮，趙紫陽提 出「新聞要再放開一點」。 五月十六日，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北京各大報總編輯新聞例會上傳達 了趙紫陽對新聞宣傳的指示，「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一段對學潮的報導放 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導，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該講話等於 一下子給新聞界「鬆綁」，因為幾乎所有報紙的總編輯都像《人民日報》社長錢李 仁那樣，受到來自報社內部編輯記者的壓力，同時也受到自己內心深處良知的壓力 。例如，錢李仁就曾在辯論會上說，「幾萬人在聲援，我們如果不能反映，也是個 問題，我也是想過來想過去。」現在，有了黨的總書記的指示，等於有了上級精神 。雖然趙紫陽說放開「一點」，但北京各大報幾乎全部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一面 倒地爭相報導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用幾個版面刊登天安門廣場的消息。在第一版上，頭 條消息的醒目大標題是「首都各界百萬人遊行，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副題是 「強烈要求立即對話救人救國」，圖文並茂地報道了五月十七日北京各界百萬人上 街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同時報道了長沙、蘭州、上海、昆明、西安、深圳、南 昌、長春、貴陽、太原、鄭州、呼和浩特、石家莊、杭州、海口、瀋陽、哈爾濱、 成都、青島等二十多個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聲援天安門廣場絕食 學生的壯觀場面。其通訊「救救學生，救救孩子——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實況錄」 、「五天後的絕食現場」、「夜晚，在絕食指揮中心」，以及大半版關於學生遊行 和絕食的現場照片，強烈地震撼著全國人民的心。在北京出版的另一張大報《光明 日報》同天也用幾個版面報道絕食學生情況和各界反應。 新華社也一改常規，較少刪節地報道了中共總理李鵬五月十八日在人民大會堂會 見絕食學生代表時雙方的對話。次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各大 報都在一版顯著位置刊發了對話全文，並繼續報道北京各界幾十萬人連續上街聲援 絕食學生的遊行示威。同時刊發更多的北京各界對學生運動的強烈反應。例如，有 北京十所大學校長的公開信，呼籲中共主要負責人盡快到廣場和絕食學生對話；有 中國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張友漁等九位著名法學家呼籲馬上召開全國「人大」緊急 會議，解決當前危機；有社會科學界錢鍾書、俞平伯、呂叔湘、李澤厚、陽翰笙、 楊絳等一百九十四位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呼籲書 ；有四十一名文藝界、科技界的政協委員聯名致信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呼籲 全國政協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幾乎各界名人紛紛聯名簽署各種呼籲書、公開信 ，聲援學生。連被稱為「中共的老朋友」「長期幫助中國人民工作的知名外國專家 」愛波斯坦、沙博理等數人也聯名聲援絕食學生，要求中共與學生對話。在北京出 版的《中國青年報》、《中國農民報》、《中國婦女報》、《工人日報》、《經濟 日報》以及英文的《中國日報》等各大報的版面上，都有揪動人心的報道，例如： 「狂風暴雨中的絕食區」、「絕食請願已經六天，絕食學生生命處在危急中」、「 雨聲、心聲——各界人民捐獻、慰問大學生散記」、「歷史，將記住這一天——首 都各界五·一七聲援學生大遊行紀實」、「首都大學生絕食進入第六天，各界上百 萬人冒雨遊行聲援」、「應該出來見見孩子——永安西裡居委會談話錄」等等。 在這些報道中，對民眾刺激最大的是新華社發表的、即而北京各大報轉載的中共 總理李鵬與絕食學生代表的對談。這個對談讓人們看到，李鵬政府如何支吾搪塞、 毫無誠意，不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們完全迴避絕食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否定 「四·二六」社論，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現場直 播），只是要求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李鵬政府的愚蠻，激怒了廣大市民和學 生，矛盾更加激化。五月十八日，北京各家報紙幾乎不約而同地在第一版重要位置 刊登了一條台灣政情消息：「台灣高層醞釀人事變動，俞國華向李登輝提出辭呈」 。把這樣一條消息做如此顯著處理，明顯是一種影射，表達民意希望中共總理李鵬 也能盡快下台。 地方報紙鋒芒更勁 中央級大報對天安門廣場做如此報道，直接影響了下面各級黨報的報道取向。各 地報紙紛紛轉載中央報紙的消息。很多地方報刊對本地發生的遊行示威也加以報道 。例如，地處深圳特區的《深圳商報》，於五月十八日詳實地報道了深圳大學一千 多名師生和深圳各界人士在深圳市區聚會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情況；該報負責 人還親自撰寫了社論，稱這場學生運動意味著「全民族的一次大覺醒」。 在所有地方報紙中，最大膽的是《蛇口通訊報》。該報出版於被稱為改革試管的 深圳蛇口區。五月十九日，該報的全部四個版面都是關於學生運動的消息。例如， 頭版頭條是「數萬人自發遊行，數千人踴躍捐款，數百人聚會沙龍：蛇口人與北京 學生心心相連」，報道了蛇口人聲援北京學生的情況。第二條消息是深圳大學全體 中國共產黨員的「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和「致中共中央及全黨的公開信」。該公 開信指出，「當前廣大群眾的正當要求遭到漠視，愛國學生的正義行動得不到公正 對待，不禁令人擔憂：毛澤東晚年的悲劇會否重演？」公開信呼籲「立即召開中央 全會並籌備召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剷除黨內的專制主義，革新黨的領導體制」。 在整個八九民運期間，一個單位以全體共產黨員的名義致中共中央公開信的只有深 圳大學一家。該校校長（兼中共深大黨委書記）羅徵啟事後因此被革職。 《蛇口通訊報》記者以「護我國殤」和「救我學生，振我中華」等通訊詳細報道 了僅有幾萬人口的蛇口有萬餘群眾聲援北京學生的自發遊行和短時間內捐出人民幣 十萬元的感人場面。該報同時刊發了三篇專論：「北京學運對經濟改革的啟示」、 「民心向背興亡系，千秋功罪得失間」、「民主運動宣告人治步入窮圖」，還特別 編發出《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的文章：「只有新聞自由才能長治久安 」。 《蛇口通訊報》打破常規的行動，是將民間新聞沙龍座談會內容，在「聲援北京 學生 推進民主政治」通欄大標題下全文刊出。很多言辭直率尖銳。如一位黨委辦公 室領導幹部說，「『四·二六』社論沿用了四人幫時代的打棍子、揪辮子的手法， 給學生套上動亂的帽子，而且無中生有地講動亂是一小撮人煽動起來的。可事實說 明，這一百多萬人決不是誰能煽動起來的，而是人民覺悟了。」他的一位同事感歎 ，「我們蛇口人有幸看到香港電視，可這也給我們帶來深深的悲哀。所謂『有幸』 ，是我們能看到比較客觀、比較公正的新聞報道，它能使我們增加良知。悲哀則悲 哀在我們自己的報道都在欺騙人民。」「為什麼人民在『四五』運動呼喚出來的領 導人，人民現在要他退休？是因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蝕人。我們人民創造了歷 史、塑造了英雄，我們人民也可以否定不是英雄的英雄。」一位研究蛇口發展戰略 的幹部說，「民不懼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的學生已擺出這個架式，決一死戰， 為中國人民，為在座的蛇口人流血犧牲，而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再也不要懼怕了，把 自己心裡想說的話說出來。如果一個人怕死，兩個人怕死，誰都不敢出來，結果是 全體一起死！」「三十九年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實 際上回頭一想，中國人民什麼時候站起來的呢？我看應該是今天！」一名華達公司 的職工當場表示，「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如果這次運動失敗了，我將放棄我幾十年 的追求，公開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這樣大膽的言論能夠出現在官方報紙上，在 中國大陸是極為罕見的。 媒體公開報道的連鎖效應 媒體上公開報道北京和各地的學生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從理論上提升了人們 對這場學生運動的認識，激發了更多的民眾參加到聲援學生的行列。從趙紫陽的「 新聞可以放開一點」的指示到五月二十日北京實行戒嚴，從時間上算，有人稱中國 大陸的新聞管制四十年來第一次「鬆動了一百小時」。這一百小時的媒體公開報道 ，對整個八九民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共的統治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結 社自由和新聞自由。人們即使不畏鎮壓，勇敢反抗，想組織一場遊行示威，實際上 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制度從根本上使任何這種活動從一開始就自然被扼殺。 例如，一場遊行最基本的程序是通知、宣傳鼓動和組織。但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 由，這種通知、宣傳的機會都不存在。而沒有結社自由，使任何組織活動都無法進 行。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幾十年來處於中共統治下，民眾大規模遊行反抗事件很 少發生的原因之一。而八九民運期間大陸媒體對民運的公開報道，實際上起到了一 場運動的通知、宣傳和某種意義上組織的功能。同時，全部媒體在整體上都持同情 、支持學生的調子，也起到了一場運動必須的使人情緒高漲的「煽情」作用。沒有 這一百小時的媒體公開報道，很難想像這場運動能有那麼多人參與，波及全國那麼 多城市。這一點，我們從「六四」後中共對新聞界的批判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例如 有一篇由新華社編發，《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多家黨報轉載的、批判新聞 界在八九民運中表現的文章這樣寫道：「當著中央領導核心出現不同聲音的情況下 ，我們有些新聞工作者不能清醒地辨別，輿論導向的錯誤愈益明顯。一段時期，對 步步升高的遊行、靜坐、絕食等動亂事態，連篇累牘地加以片面報道和誇大渲染； 極少數『動亂精英』們紛紛在新聞報道中亮相，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人的『 緊急呼籲』和『五·一六聲明』等都在有的報紙上發表。這種背離中央正確決策的 報道，完全被錯誤的立場和偏激的情緒所左右。」「新聞輿論的錯誤導向，產生了 極為嚴重的後果，對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為動亂向全國的蔓延起了惡 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