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問題與民主化 陳破空 　　談到新疆問題，先談一下中國的能源資源問題。眼下，中國正爆發二十多年來，最嚴重 的能源危機。電荒、煤荒、油荒，全面爆發。電力嚴重短缺，24個省市拉閘限電。各省市正 調集大批車輛，緊急運煤發電。原油方面，中國自1993起年成為石油進口國，石油需求量連 年暴增，2003年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進口石油比重，已經達到40%，這 一比重，還將急劇上升。2003年，世界石油需求大增，增量主要來自中國，占41%.高投入、 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中國製造業模式，使中國還沒有進入發達國家，就已經成為第二 大能源消費國。（也早已成為第二大軍費開銷國）。胡溫為此焦慮，上任以來，頻頻出動， 四面打探，尋找能源出路。稱為"能源外交".中國曾號稱「地大物博"，其實，中國人均石油 、天然氣、煤炭、礦石，等等，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是不折不扣的能源資源窮國。比 如，中國石油最終可采量只有130至160億噸，僅相當於伊朗的一個中等油田。在這一國情下 ，新疆，作為一個相對富有能源資源的大省（區），對中國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僅說國內 石油的兩大支點，東邊一個大慶，在黑龍江，西邊一個克拉瑪依，就在新疆。 　　中國對外依賴，達到空前水平：高度依賴外資，每年引進500多億美元，支撐中國投資 領域的半壁河山，可以說，沒有外資，就沒有中國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外貿，外貿依存度 高達60%（同一時期，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等國的外貿依存度為14%至20%）；高度依賴 外債，今年上半年，中國外債猛增，上半年新借外債達834.3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7% ；如今，又高度依賴能源資源進口，舉凡石油、鐵、銅、鋁礦石等原材料，均高度依賴進口 。 　　如此對外高度依賴，中國是大國中的唯一。歷史上，因資源稀缺而對外高度依賴的國家 ，大多數選擇與世界和平相處。少數國家，則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支配下，選擇了對外擴張， 如二戰前的德國、日本。目前，中共不大可能對外擴張，但對富藏能源資源的新疆，則只會 加強控制，而絲毫不會放鬆。早已揉合了維、回、漢等民族的新疆，未來離開中國的可能性 也非常小，這是由地緣政治和國際戰略所決定的。 　　新疆問題，是一個民族問題，更是一個人權問題。新疆民族問題的緣起，在於中共的獨 裁與高壓統治，如果說，多災多難的漢民族，本身遭受著中共的政治壓迫，維吾爾等民族， 則遭受著中共的雙重壓迫：政治的壓迫和民族的壓迫。維吾爾等民族的命運，不能由他們自 己決定，卻要由他人和他民族來決定，這就是問題和衝突的由來。 　　1949年，中共悍將王震率軍攻入新疆，大開殺戒，使西域血流成渠，屍積如山，新疆各 民族由此與中共結下深仇大恨，中共則欠下新疆各民族償還不清的血債。之後，奉行暴力和 「鬥爭哲學」的中共，不僅在新疆大搞「運動」，擾民傷民，製造紅色恐怖，而且繼續在新 疆實施民族壓迫與民族清洗政策，結下更多的天怒人怨。這一切，不可避免地，最終引發維 吾爾等民族奮起反抗，形成聲勢不凡的「東土耳其斯坦」運動。 　　北京當權者在國內的所有宣傳，都為其既得利益服務。一方面，出於反美的需要，北京 不僅長期與基地、塔利班等恐怖組織保持曖昧關係，而且在宣傳與報道中將這類國際恐怖集 團暗示為反美國或反「霸權」的「英雄」，許多中國民眾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一暗示，一邊 倒地為恐怖分子加油；然而，另一方面，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尤其「九一一」事件後，以 美國為首的國際反恐聯盟成型，中共利用這一形勢，一邊附和國際走向，認可它曾經暗中支 援的基地、塔利班等為恐怖組織，一邊趁機將「東土」與後者掛鉤，藉機陷害。就在大唱「 反恐」高調的同時，北京繼續向伊朗等流氓國家輸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即繼續支援貨真價 實的恐怖主義。北京複雜而微妙的心態，以及前後不一和自相矛盾的宣傳，使國內相當部分 民眾思想也陷入混亂。 　　「反恐」，成為北京鎮壓異己的最新藉口和煙幕彈：「東土」問題，成為北京與美國、 及其他西方大國交易的籌碼之一。美國，西方，和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和認真識別北京 的這一伎倆，釐清武力自衛與恐怖主義的本質區別。比如，今年九月底，北京當局宣稱「東 土」要襲擊中國駐印度使館，並通知印方，要求加強保護，但印度方面經調查後，沒有發現 任何有關「東土」可能發動襲擊的線索，中共的做法，明顯是故設疑陣，虛張聲勢，賊喊做 賊。 　　作為「東土耳其斯坦運動」本身，也有必要撇清武力自衛與恐怖主義的嫌疑。一方面， 決不能與中東極端勢力有任何瓜葛；另一方面，決不能超越武力自衛的界限，而將平民目標 作為襲擊物件。一句話，萬不可授人以柄，製造北京蓄意指控和陷害的口實。 　　當然，面對北京當權者的暴力迫害與暴力鎮壓，任何人，任何民族，包括維吾爾人，維 吾爾民族，都有正當防衛和自衛反擊的權利，就像正義的法律要將壞人繩之以法一樣，在惡 法當道、惡人當政的中國，忍無可忍的人民，以民意民心為法律，給予作惡多端者以適當的 回擊和懲罰，實不為過。歷經「六四」大屠殺之後，相信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民，已經不願再 像當年天安門廣場手無寸鐵的學生那樣，任人屠宰。這一變遷，是中共作孽的報應，也是民 眾覺悟的開端。 　　有人把蘇聯解體作為一個「教訓」，散佈民主化必然導致國家崩潰的危言，國內御用學 者對此更是竭盡宣揚，自立定論，聳人聽聞。歷史上的大吞併，導致歷史性的總清算，最後 物歸原主、國歸原主，這是龐大蘇聯帝國解體的必然性。除了這一必然性，蘇聯解體也有其 偶然性，那便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本來將於1991年8月20日簽署體現各共和國自治權的「 新聯盟條約」，然而，就在該日前夕，8月19日，蘇聯上層的保守派集團突然發動政變，即 舉世震驚的「八一九政變」，軟禁了改革派領導人戈巴契夫，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雖然，在人民的巨大抗議和反抗聲中，僅僅兩天，政變就宣告破產。然而，這一政變事件， 卻導致各加盟共和國對蘇聯中央政權本來就脆弱不堪的信任，頓時煙消雲散，各加盟共和國 紛紛求去，頃刻間，蘇聯瓦解。 　　回顧這一情節，我們可以看出，在民主化的同時，妥善解決民族自治權問題，原本極有 可能保持統一蘇聯的存在，然而，專制復辟所引發的專制恐懼，卻使這一可能永遠地化為烏 有。 　　推而論之，在中國，繼續專制，可以暫時維持一個表面統一的中國，然而，長期的專制 重壓，造成人心日趨離異。片面追求國土的統一，而罔顧人心的離異，民族分裂只是遲早的 事，當災難爆發之日，歷史將清楚地記載：今日的專制獨裁，正是製造國家分崩離析的萬惡 之源。 　　可以肯定地說，民主化，早日民主化，是實現民族和解、消除民族對立、維繫統一中國 的最有效途徑。在中國，不僅僅是維吾爾族人、回族人等，受到暴政的奴役，佔人口絕大多 數的漢民族本身，也受到暴政的奴役。當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將在、也只能在民主化的框 架下，獲得解藥；民族衝突問題，連同廣泛的人權迫害問題，官場腐敗問題，等等，都將在 、也只能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得到「一攬子」解決。道理很簡單，主權在民，奴隸沒有祖國 。當個人的權利無從談起，民族的權利也就無從談起。只有獲得了個人的自由，才能獲得民 族的自由。 　　如果有人認為，民族問題，就單純地是民族問題，是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之間的問題 ，這不僅流於簡單化，而且天真。尤其當今世界，當民主權利與民族權利，相重疊、相關聯 而密不可分的時候，民族問題，就更不是單純的問題，更不可能在脫離民主的軌道上，得到 最終解決。自治也好，聯邦也好，邦聯也好，都是如此。 　　漢族人，維吾爾族人，回族人，以及其他相關民族，必須攜起手來，結成最廣泛、最強 大的統一戰線，把力爭民主與人權當作首要目標，那麼，各民族的神聖權利、和睦相處、與 光明前途，就指日可待。（在「維吾爾人權研討會」上的發言，11/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