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時代的族群關係──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舉辦第四屆族群青年領袖演習營 魏過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11月5日至7日舉辦了為期兩天半的第四屆「族群青年演習營」， 來自兩岸三地及北美的四十餘位中國問題學者、新聞工作者和網路技術專家，聚集在美國康 乃迪克州的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校園，以「資訊時代的族群關係」為題，就展望資 訊時代的中國、資訊時代的西藏、網路時代的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網路橋樑溝通海內外中國 、資訊時代的地區衝突等專題，展開了激烈而廣泛的討論。 　　11月5日上午的開幕式，首先由中國問題著名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二十一世紀中 國基金會董事長林培瑞致開幕詞，他指出：資訊時代的民族關係，民族關係應該說是個老題 目，甚至是一個古老的題目，中國共產黨控制媒體也是個老題目，但是今天的會有幾方面是 很新的，二十一世紀當然是一個新的世紀，資訊時代也是一個新的現象，萬維網、電子郵件 、手機電話等等的到來，集權專制能不能用以前的手段去控制資訊、媒體？「八九點鐘的太 陽」是毛澤東半個世紀前說過的一句話，應該說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新的時代，會有一個新的 八九點鐘的太陽。在場的好幾個從遠處來的代表了這種新生的力量。 　　在三一學院教務長Frank Kirkpatrick博士致歡迎辭後，會議組織者二十一世紀中國基 金會執行主任宋永毅先生致詞說：資訊時代給中國政府帶來「無限商機」的同時，也給我們 來帶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性空間；給我們帶來了利用互聯網來提倡民主、維護人權的歷 史機遇。它給我們帶來的是極大地組織我們隊伍、交流我們的資訊、發揚和交流各族文化的 機會。現在大家都等待著中國的戈巴契夫，比如胡錦濤是不是戈巴契夫？朱鎔基是不是戈巴 契夫？其實戈巴契夫不是別人，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才是戈巴契夫！我們會使這個國家 最終變化，一切在於我們的不懈努力。 　　達賴喇嘛給會議發來的賀信指出：研討會的議題具有時代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資訊技 術和經濟建設方面有了驚人的發展。如果要使其成果對社會具有廣泛的、積極的影響力、並 使生活在這一人民共和國中的每一個人從中得益，關鍵是力圖預見發展成果的潛在效應，並 建造一個使其興旺發達的環境。作為一名藏人，我很清楚資訊技術有潛力幫助漢人兄弟姐妹 們更好地瞭解西藏人民和欣賞我們的宗教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當前的資訊時代裡，我 們有決心改善和提高族群之間的關係，不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 大陸網民已經突破了「黨禁」和「報禁」 　　現為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社論評論員王光澤，也是一位近年來在互聯網上的活躍 人士，擔任《新世紀》、SOHU、《大紀元》等電子媒體的專欄作家，這次他專程從北京前來 參加會議，並發表了題為「網路時代中國政治生態的演變與可能走向」的演講。王光澤表示 ，從互聯網在中國大陸的誕生，迄今正好10週年。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最新發佈的《中國 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國網民數量已達8700萬人，比去 年同期增長27.9%.其中35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達到82%，60歲以上的網民0.7%.中國上網電腦 總數已達3630萬台。統計資料還顯示，中國大陸已經僅次於美國，躋身於全球第二大網路國 家。網路具有以下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第一，在中國大陸任何地方都可以實現和國際 資訊的對接，除了寬帶、電話線等有線的介面之外，大陸有些地方的無線運營商還開發了價 格低廉的無線上網業務，有的無線包月業務僅僅收費20元。也就是說，大陸的網民完全有可 能在任何地方即時接受豐富全面的資訊。第二，網路資訊可以無孔不入，能夠透過各種私密 的渠道進行傳遞。第三，網路具有極強的互動性，能夠及時和交流物件進行溝通。儘管中共 不惜花費納稅人的鉅資構築了一道道網路防火牆，並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監管遍 地開花的網吧，網路還是給大陸人民帶來了空前的自由。大陸網民不僅能夠翻越防火牆，直 接閱讀各種海外的最新資訊，還能夠在網路上發表形形色色的見解，組織形形色色的網路團 體。 　　互聯網勃興之後，中國大陸五十年來鐵板一塊的政治生態終於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從 某種程度上來講，大陸網民已經突破了「黨禁」和「報禁」，在網路這個虛擬世界裡部分實 現了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並且構築了一套獨立於官方之外的話語體系。官方和民間的這兩 套話語體系之間既有攻防，也有互動，並日漸推動著這個紅色帝國的和平轉型。儘管中共不 惜花費納稅人的鉅資構築了一道道網路防火牆，並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監管遍地 開花的網吧，網路還是給大陸人民帶來了空前的自由。大陸網民不僅能夠翻越防火牆，直接 閱讀各種海外的最新資訊，還能夠在網路上發表形形色色的見解，組織形形色色的網路團體 。 　　在紙媒體時代，中共對媒體的監管易如反掌，中國大陸的言論空間就局限在一些黨的喉 舌上。紙媒體時代的知識份子大都是體制內人士，寄生於各家媒體和各間學院裡，很難有特 立獨行的思想。網路時代到來之後，完全獨立於官方立場的民間公共知識份子開始出現，在 今年的《議報》週刊149期上，楊銀波先生列舉了中國大陸43名最為著名的網路知識份子。 包括余傑、劉曉波、王怡在內的政論作家，大部分都很年輕，年齡在30歲至40歲居多。有些 新生代知識群體年齡更小，例如，24歲的劉荻小姐已經是文筆成熟練達的政論作家了。在中 共嚴格的新聞出版審查體制下，他們並沒有多少出頭露面的機會。他們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 文字作品只是見諸於網路，但是他們獲得的影響力並不亞於那些在紙媒體上發言的知識份子 ，甚至成為網路上的文化遊俠、真正意義上的知識明星。王怡，是個很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 性人物。2004年9月7日，南方日報屬下的《南方人物週刊》推出了中國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 份子50人，把王怡作為網路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網路知識階層的出現，意味著真正具有獨 立意味的知識份子開始能夠在大陸得以存活並且逐步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在王光澤看來，網路的出現最終打破了中國大陸官民一體、政教合一政治結構，催生出 了相對獨立、相對真實的中國民間社會。前蘇聯政權土崩瓦解之前，官方的話語體系和民間 的話語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出現了各說一套的局面。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格局正是如此 ，例如：紙媒體上，中共在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宣講「三個代表」，但是網路上一片嘲弄之聲 ，所謂的主流政治話語成了中共一廂情願的自說自話，民間社會在網路上凝聚了自己的價值 共識，形成自己的網路文化，對中共宣傳機器的喝令置若罔聞。在網路上，網民不僅實現了 對中共話語體系的瓦解和顛覆，在實際的政治形態上，網民也打破了中共嚴防死守的政治禁 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幾種公民政治權利，在中國大陸的網路裡都 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 民權運動將主導中國的政治改革 　　隨著網路技術的日新月異，中共的圍堵行動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效果。（對此，參加 會議的另一位中國大陸代表範亞峰博士也持有相同的觀點，所謂的「金盾工程」並不能產生 實際的作用。）網路上的民意對中共的政策和行為，幾乎採取一邊倒的反對立場。極權主義 每次週期性的痙攣，都會引起了網路上罵聲一片。官方的封網行動不僅沒有化解55年來中共 階級鬥爭所帶來的家仇國恨，反而加深了民間的敵對情緒，進一步惡化了官方和民間的關係 。王光澤認為，從長遠來看，族群的分裂和官民的對立，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根據傳播學 的基本理論，只要資訊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多元，就會降低不同觀點之間的對立，族群之間 的分裂和官民之間的對立也會得到緩解。本人從1998年開始接觸互聯網，依據數年的網路經 驗，本人認為，國內外的各種論壇中尤其是綜合性論壇中的語言暴力在減少，說理性的發言 在增多。由於網路的互動性，開放性，促使網路上的語言暴力正在朝溫和的、理性的方向發 展。同時，還因為網路的交互特性，官方和民間兩套話語體系之間也開始出現了一些互動和 溝通。從SARS事件、收容制度的存廢等公共問題上可以看出，網路民意對官方開始有所觸動 ，甚至對某些公共政策的決策和實施起到了改變的作用。網路民意也正是通過這種改變，幫 助中共重塑基本的政治理性。如果中共能進一步放鬆互聯網的管制，放寬開設網吧的特許尺 度，讓更多的沒有電腦的人群加入網民行列，可以相信，從對抗到互動，並且隨著中國大陸 民主化的實現，最終將會走向適度的和解。 　　王光澤指出，網路政治生態在近期出現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網路民意開始衝出網路， 走上街頭，湧現出裹挾著語言暴力和實際暴力的街頭運動。如果說去年的寶馬案、孫志剛案 、劉湧案以及SARS事件中，網路民意還局限在網路上鼓動和示威的話，那麼今年一系列的事 件表明，網路上多年積蓄的民意正在走進實際生活之中，甚至走上街頭，醞釀出規模浩大的 民間維權運動。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重慶萬州事件。據有關消息證實，胡錦濤事後在對該事 件的批示中，強調要「深挖事件的深層背景」。 　　從八十年代以來，大陸主流的知識份子大都贊同新權威主義，主張在保持中共內部政治 穩定，凝聚在中共開明領袖的威權之下推動政治和社會變革。隨著十年來網路的出現和不斷 擴大的影響，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大為改觀。中國已經出現了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和民間知 識份子，也就是說，頗具規模的民間壓力集團已經形成。民間壓力集團將會通過網路匯聚自 己的價值共識、展現自己的行為方式。 　　王光澤相信，在經濟自由化和網路自由化的雙重夾擊下，新權威主義者主張的威權主導 變革的政治改革模式很可能徹底終結，以民權運動為主導的政治改革可能將會來臨。如果這 一判斷能夠得到證實，中國大陸民主化會比八十年代預計的要更為提前到來。 互聯網、家庭教會和自由主義日趨一體化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公法評論》網站創辦人范亞峰博士分析當代中國政 體，探討其轉型路徑和公民維權運動的關係，認為公民維權運動有助於中國社會的整合，有 可能以契約模式包容民族整合與文化整合中的多樣性。他提出的中道模式的核心內容是地域 整合階層整合系統整合、意義之域和公共之域兩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法律五系統、天人之 約和國家社會之約、程式理性和中道、公民和士等。 　　范亞峰表示，中國社會阻遏與避免斷裂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反腐敗、反兩極分化、 反狹隘民族主義。公民維權運動的目的就是建設仁愛與正義的中道社會。爭取公民應有的權 利和利益將導致社會規則與資源的重新分配，有助於形成一個正義的社會。從社會建設到國 家建設，從社會立憲到國家立憲的過程，乃是公民維權運動的社會動員路線。民權運動不斷 整合體制內與體制外、國內與國外，城市和鄉村、東部和中西部。公民維權首先是社會立憲 的原動力，進而會構築國家自由立憲的基礎。軍事動員體制的衰落趨勢難以逆轉，薩斯中強 化這一體制的表面功效並不意味著這一體制獲得了生命力，公民維權的展開使中國社會的憲 政動員體制正在逐漸形成。民族、民權、民生、中道、外交的契約整合而成中國社會的多中 心秩序。 　　首先實現自由主義的社會化，使社會底部建立基座，進而逐漸尋求國家建設的機會乃為 正路。從網路化到社會化的實現路徑包括自由主義者從虛擬空間登陸平面媒體，從政治觀念 轉為民權運動：學者上書、公民起訴、簽名信、艾滋病人維權、環境保護運動等方式使自由 主義的觀念轉變為活生生的社會運動，由此使中國民間社會的規則與資源逐漸發育成熟，使 互聯網、家庭教會和自由主義所構成的社會建設聯盟牢不可破，把臣民、暴民轉變為理性而 明智的公民，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打下堅固的基礎。民權運動溝通和貫通整個中國社會。 　　范亞峰指出，民權運動交往權力的擴展通過互聯網、自由主義、家庭教會三線的展開實 現，由此和加強執政能力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因為憲政的基本矛盾就是限制公共權力、保 障公民權利。執政能力建設是中共黨建的新階段，能否成功要看其是否能解決腐敗問題，反 腐的根本在於其黨內權力網路生態的整體性惡化，法治民主反腐的含義在於重建社會關係的 交往權力網路，和政治權力網路。互聯網、家庭教會和自由主義是中國社會近二十五年發育 形成的三種完整的社會力量。民間社會的力量實現全局化與整體化的關鍵在於實現互聯網、 家庭教會與自由主義的溝通與互聯。 　　中國式憲政民主的特色是，第二共和之後的政治遺產和文化遺產需要清理和消化。中共 的等級制有機體逐漸崩潰，而下降為多中心秩序中的一個中心，如果其拒絕這一轉型，甚至 連其中之一也不能保證。自由主義的轉型戰略是先建立別的中心，如互聯網、家庭教會、自 由主義，暫時擱置黨治秩序以降低轉型成本，實現和平轉型。 　　互聯網已經形成了獨立的複雜系統，難以從根本上消滅，互聯網觀念、操作、規範和程 式已經相當成熟，已形成強大的技術基礎，並與公眾日常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緊密結合， 互聯網系統與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系統的結構耦合已經實現，互聯網對於自由主 義的理論擴展、政治運作、經濟積累、人才培養、社團整合等都已形成強大的促進作用。互 聯網極大擴展了民間社會的組織資源，而且互聯網已經促進媒體實現網路化，二者之間出現 趨同的趨勢；互聯網已經成為自由主義新民權運動的基地。互聯網的規模效應已經形成，當 局對互聯網的打擊恰恰不是進攻性的，而主要是防禦性的。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資訊事實上已 經處於失控狀態，在網上基本上已經是「想看的都看得到，想說的都能說」。 　　家庭教會的興起根源於民間社會的分化與整合過程，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後，中共的組 織資源因鄉村村級政權和城市單位制度的衰落而大量流失，中國公民從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 ，鄉村已經初步生成替代性的宗教組織家庭教會，城市也在迅速擴展之中，家庭教會是中國 人的權利與自由的堡壘，其擴展不斷積蓄中國社會的自由元素。家庭教會作為一個亞功能系 統對於中國社會具有整合作用，家庭教會的公共領域化的可能性之一是，當局的打壓反面促 進了這一功能的實現。目前互聯網、自由主義、家庭教會都已告別瀰散狀態，但還未成系統 ，處於部分自治狀態，遠未建立超迴圈。互聯網、自由主義、家庭教會正在日趨一體化，從 而使民間社會的交往權力能夠更為有效地抵禦政治權力的壓迫。社會建設初步形成了互聯網 、家庭教會、自由派的基本積累，這推動自由主義多中心秩序的生成。 　　互聯網、家庭教會、自由主義的三者合一促進了中國社會理性的逐漸成熟，自由傳統、 正義觀念、司法中心逐步引入，以能動理性、多元理性、有限理性為核心內容的程式理性在 逐漸生成。他認為公民維權可以促進互聯網、家庭教會和自由主義三種社會力量的聯合，可 以看作是「准政黨政治」，為政黨政治奠定組織基礎，亦有助於促進中國社會理性的成熟和 生成中國的程式憲法，而台灣的民主化大大簡化了大陸的政治選擇空間。網路的自由化將會 促進中國大陸的自由化，網路中國的未來就是一個民主中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觀察》網站主編陳奎德博士認 為，網上的民間維權和海外輿論的支援，使得中國政府最近不得不「悄悄讓步」，對劉荻、 杜導斌等因言論而被逮捕人士「從輕處理」。儘管中國媒體仍處於紅色鐵幕嚴密籠罩下，他 依然滿懷希望。 　　在會上，多維網站負責人何頻談了「《多維》的使命」，大紀元網站的副主編鹿青霜以 「還給大眾真實的中國和世界"為題作了發言。此外，花園網和動態網的負責人到會介紹了 突破中國政府網路封鎖的相關技術。 中國因特網：按權力好惡過濾的殘缺世界 　　來自北京的丁東先生，在會上發表了「對海外中文網站的觀感」，他談到，自從上世紀 九十年代以來，因特網的出現，打破了資訊發佈的垂直結構，而代之以網狀結構。因特網的 全部資訊向所有進入因特網的人開放。因特網從本質上和專制政體是不相容的。目前中國的 上網用戶總人數已接近一億。有人對這項新技術的降臨，曾抱有十分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 大陸輿論一律的格局從此打破。然而，中國大陸官方還是找到了既利用因特網發展自身經濟 、軍事和科學技術，增加國力，又防止因特網上思想言論在中國大陸自由傳播，瓦解專制統 治的對策。他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打造防火牆，屏閉和過濾官方不想讓公眾瞭解 的資訊，使得中國大陸的網民只能按照他們的意願進入因特網。因特網對於中國大陸的網民 來說，成為一個按權力的好惡過濾的殘缺世界。現在，一般的網民已經不能採用常規渠道登 陸那些時政性的海外網站了。只有少數網民通過電子郵件，直接訂閱某些海外電子雜誌。還 有少數網民，使用無界瀏覽等軟體，穿越官方設置的防火牆。這兩類網民的數量難以統計。 但我估計數量很小，不會超過網民總數的萬分之幾。官方對不喜歡的網站採用的技術屏閉， 相當程度上達到了維持輿論壟斷的目的。許多的網民對這種屏閉不滿，但苦於缺少穿越屏閉 的工具。 　　作為一個中國國內的出版業者，丁東介紹了海外網站對中國大陸的影響的過程。在1990 年代中後期，中國大陸網民人數雖然很少，但已經注意到海外網站有不同的聲音。當時，《 隧道》、《華夏文摘》已經引起少數大陸網民的關注，下載後在朋友之中傳播。後來，到90 年代末，中國大陸網民數量急遽上升，海外中文網站也越辦越多。從海外網站上閱讀不同於 官方宣傳的聲音，瞭解官方有意封鎖的資訊，成為許多網民的樂趣所在。海外中文網站，不 失為中國大陸公民獲取資訊，發表意見的重要渠道，對中國的政界、知識界和公眾產生著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一、向大陸及時傳播了重要的海外資訊。二、大陸新聞出口 轉內銷。三、提供了文人論政的平台，由此而催生了一批有影響的時事政治評論專家。同時 給一些政治上被打壓和冷凍的知識份子提供了發言機會和以文謀生的可能，使他們得以保持 思想的活力，並使他們的言論有可能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與大陸讀者見面。四、促進了大陸 公民的維權活動。海外網站的存在，呼應了大陸網站維權的努力。五、拓展了中文學術空間 。 　　丁東向與會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一、大陸讀者和海外讀者處在不同的語境之中 ，也有不同的接受心理和閱讀感受。大陸讀者歡迎的是嚴肅的事實描述，是鋒芒內斂、留有 餘地、以理服人的文字。平和低調的文章，較容易進入大陸的語境，較有可能與大陸的網站 互動。低調而能傳播的聲音，實際上對國內言論格局的影響更大。二、在傳播方式上，有一 些網站已經採用電子郵件群發的方式，直接向國內讀者的郵箱發送資訊，擴大了影響。這種 方式值得推廣。同時，也希望研製更多的穿越屏閉的軟體。三、希望海外中文媒體，不論是 網站還是紙媒，能夠出現一些具有一種長遠眼光的媒體，留下中國後極權時代的信史。 「中國政府對媒體和網路的控制」 　　首位在會上演講的是曾在中國大陸從事多年新聞工作的著名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訪 問學者的何清漣，據她介紹，90年代網路業進入中國之初，國際社會與中國部分嚮往民主自 由的人士曾充滿希望地相信：網路的普及將打破中國政府的新聞封鎖，有力地促進中國的政 治民主化。然而事實卻無情地打破了這個神話，中國的專制政治將網路業對社會進步的關係 變成了科技史上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中國網路業的發展確實非常迅速，但中國政府控制 網路的技術進步更為迅速。 　　何清漣特別提到，包括美、加、英在內的西方國家的幾家大高科技公司，完全背離了最 基本的社會道義準則，唯利是圖地爭搶中國這塊佔全世界四分之一電訊產業的大蛋糕，這在 某種程度上助長了中國政府從最初設立防火牆開始，到籌建耗資巨大的「金盾工程」，以及 組建一支世界上最龐大的網路警察隊伍，直至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最先進的網路控制系統 ，這個系統可以幫助他們更精緻地維護專制統治，其目的是通過加強全面控制互聯網，進而 控制每一位元公民思想。曾經參與其事的一些專家預測：到2008年中國將成為一個監控系統 無所不至、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國家。前不久，何清漣完成了中國人權的一個研究專案，出版 了《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的研究報告，會議將此報告散發給了每一個與會者。 　　《議報論壇》主持人、新近從中國大陸移民加拿大的任不寐先生，介紹了他自己在中國 大陸創辦「不寐之夜」網站的艱難經歷，「不寐之夜」創辦於2001年2月5日，三年以來，這 個網站因持續關注中國人權和政治問題而被有關當局關閉了53次之多，平均每半個月被關閉 一次，有的時候一天被關閉多次。任不寐將中國實施的網路控制概括為十個方面：網路立法 、網警駐守、迫害網民、關閉網站、封鎖海外網站、監管網吧、監控電子通信、實施過濾詞 制度、網站自律以及建立網路資訊舉報中心等。在他看來，1996年到2004年，自由主義在網 路上的八年抗戰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基本上實現了對網路的導向性控 制──一些完全在底線上發言的獨立網站已經蕩然無存了，「網寇」的大掃蕩取得了初步勝 利。根據《光明日報》2004年6月份的一篇報道，中國有網民8700萬。事實上這8700萬人僅 僅是中國總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並且其中大部分網民是從事網路遊戲的少年人。中國至 少有8.5億的電視觀眾，相比之下，網民的數位實在太少了；而8.5億被精神統戰的中國人， 才是中國政治的群眾基礎。現在中國大約有4000萬台私人電腦，大約一台電腦承載兩人，而 中國政府通過管制網吧的發展，使更多低收入階層無法進入網路時代。因此，網路時代對中 國來說還是一個理想，「網路」來了，但「時代」還沒有。 　　任不寐指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發生了三次轉向，首先是媒體中心從北京 轉移到廣州，其次思想中心從學院轉向民間，第三就是知識份子從現實世界向網路遷移—— 這一過程還在進行中。這些變化都跟中國政府控制言論有關。由於網路的出現，這些年一些 案件成為了公共事件，沒有網路這些進步是不可能的：蘇萍案件、孫志剛案件、李思怡案件 、SARS國難、南方都市報案件、鄭恩崇案件等等。但是，我希望人們不要為這些亮色忽視中 國整個結構性的社會黑暗。人們應該明白，中國仍然是世界上關閉網路作家最多的國家，而 即使在上述案件中，基本公正仍然沒有實現，其中一些當事人還在監獄中。 　　所以，他對網路自由主義保持一個謹慎樂觀的評價：一方面，隨著網路掃蕩的深入，網 路自由主義漸漸開始和90年代平面媒體上的半吊子自由合流，政治底線開始失守。令人費解 的是，就在不寐論壇、民主與自由論壇、自由中國論壇、北國之春、北大三角地、北大一塌 糊塗網站、北大燕南社區紛紛被關閉的同時，卻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開始歡呼網路維權時代 的到來，並奔相走告中國「已見曙光，待見朝陽」，一時間聖人與圈子齊飛，體制內與體制 外一色。是的，這是令人費解的。另一方面，人們必須清楚，自由主義網路化，不等於網路 自由主義化，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國社會的斷裂問題日益嚴重，資訊社會和農耕社會以及工 業社會之間的文化落差越來越大。 　　任不寐不諱言他對中國很悲觀：中國的「四大發明」（我先不討論它的真偽），幾乎有 三項發明屬於傳媒革命，但今天的中國與秦漢時期有什麼政治差別呢？網路自由主義的慶祝 和頒獎晚會是一種時代恥辱，它幾乎混淆了網路自由主義和網路江澤民主義之間的界限，並 且是對胡石根這樣的政治囚徒的公然漠視。 政府宣傳通過市場化、專業化包裝已「精緻化」 　　原《人民日報》評論員、趙紫陽時代政治改革的智囊人物、現任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 講座教授的吳國光指出，中國政府在放棄「洗腦」的情況下，宣傳通過市場化、專業化包裝 已「精緻化」，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資源越來越多的被中國政府所用，雖然不再說「社會主 義就是好」了，中國的媒體仍嚴格遵循「江澤民新聞思想」，即「媒體是黨的喉舌」──黨 性是所有中國媒體都必須具有的基本特性，在與黨保持一致的基礎上，中共允許其「核心媒 體」以下的「子媒體」有一定自由。而這一自由恰恰又可被黨再利用來包裝其宣傳，給中國 及海外觀察家以「中國有新聞自由」的假像，並吸引讀者、創造收入「養活」黨報；生活在 虛幻中的中國人對自己看到的東西似乎也「堅信不疑」了。 　　在毛的時代，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洗腦是花了很大的努力的，也有一系列的辦法和機制 ，但是宣傳則相當的粗糙。剛才舉的例子，文革就是好，非常極端，再早也是「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這也很粗糙。 　　天安門事件標誌著中共洗腦破產了，宣傳也破產了。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宣傳在重新 崛起，而且越來越精緻化。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改革中，中國媒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 化既有結構方面的變化，比如過去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直接控制的，現在有邊緣的相對自主性 的媒體崛起，既有新聞從業者出於他們各自的理由爭取新聞的自主和自由，一般都認為市場 化商業化對國家控制媒體會起到削弱的作用，即「市場挑戰國家論」，但是近期的發展是， 中國政府在學習適應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形勢，成功的建立了一套新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媒 體的市場化和專業化被用來服務於權威主義政治。 　　衡量的指標：第一個是中國的黨和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對於新聞媒體的領導權；第二黨性 的原則，即中國媒體第一要遵循的原則；第三在過去大約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強力 推廣媒體的產業化，主要的就是把媒體重組為媒體集團，黨報籠頭為「核心媒體」，形成了 一種共生結構，黨報不賺錢但有政治領導權，小報都是賺錢的要聽他的，賺了錢來供養大報 ；第四個方面，那些軟性媒體的出現，他不是試圖讓大家來關注公共問題，而是分散你對這 個問題的注意力，所以現在的宣傳確實是不僵硬，他唯恐僵硬；第五是改善技巧，把黨性、 政治性、意識形態與知識性、可讀性結合在一起；第六是所謂的專業化，黨和媒體工作者兩 方面在此有一個結合點，其實在一方面有政治壓迫，一方面有市場機會共同的結構下，專業 化恰恰是黨和媒體工作者兩方面都想要的媒體看起來它是多元化了，實際上是出現了小「錯 誤」，黨沒有控制好；再一種可能有時是故意設計的；還有一種就是乾脆「作秀」。其實也 並沒有真正多元化。以薩斯危機為例，大家都記憶猶新，像《財經》雜誌等一些半獨立的媒 體，他們發表了很多對公共衛生系統的批評，但並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的批評對政府的政策真 的有影響，薩斯危機後中央宣傳部對這個問題作了全面的總結，對中國媒體在薩斯危機過程 中的表現高度滿意、高度讚揚，因為宣傳了共產黨員在薩斯危機中起表帥作用，等等，薩斯 危機反而強化了它的合法性，這是宣傳精緻化的一個表現。 　　還有一個孫志剛案例，這個案例出來以後，2003年6月18日國務院開了常務會議，說是 取消收容條例。大家都讚揚。但三個月以後的9月26日，國務院舉行常務會議，在會議消息 報道最後說，也討論了與收容條例有關的問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這就是說國務院改正了 它以前的決定，他們在別的利益集團的壓力下馬上就調整了立場。 　　現在中國正在捲入國際化的潮流，國際資源越來越被中國政府有意識的用於國內政治宣 傳，同時中國政府也強化了對外的政治宣傳。吳國光強調，對因言獲罪人士的先抓後放並不 代表中共進步了，因為它本來就不應該抓，況且被放的人境遇已大不如前，蔣彥永醫生的案 例就是證明。況且放人與否，與所謂的外界壓力並沒有關係。 　　吳國光最後以一個故事結尾：有中文媒體披露，溫家寶染髮時說，我六十多歲的人了， 你把我頭髮全部染成黑的，我覺得有點不太舒服，人家也不相信，你把兩鬢給我留著──灰 白的。這種美學品味值得欣賞，他六十多歲全是黑頭髮，你不會信，那是假的。但是兩鬢灰 白，中間是黑的，你相信這黑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資訊時代與中港台互動 　　著名政論家、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凌鋒以「資訊時代與中港台互動」發表 了演講，他指出，中共是控制資訊的能手，從延安時代就定下「規矩」，幾十年來更是「與 時俱進」，包括如何主導資訊（主題與旋律）與限制資訊（歪曲與禁區），這是維持中共最 後防線的手段。資訊時代的特點是資訊快速與信息量龐大，因此中共不論如何與時俱進，也 日益出現捉襟見肘的現象，因此要設立龐大的警察隊伍，要化錢請「美援」，要花錢收買境 外媒體。對國內媒體的鎮壓是如此，要操控香港與台灣的媒體也是如此。 　　在凌鋒看來，中共運用廣告、政協頭銜、直接或間接的收購等手法，已控制大部分香港 傳統媒體（電子與平面）。互聯網正在彌補「損失」，七一遊行與立法會選舉投票，互聯網 起了日益重要作用，但是無法完全彌補。現在發展到設立民間電台，但是影響還遠遠不夠。 然而，香港媒體再被中共控制，也有別於國內媒體。市場與立場的衝突，以致即使香港的中 共喉舌也不同於國內的。偽裝中立的更是如此，如鳳凰衛視和新愛國報章。而政治化與市場 化的鬥爭，誰勝誰負，涉及受眾的素質，特別是對微妙的變化需要有反應，才能保持必要的 警覺（如對台獨的報導）。 　　對台灣情形，凌鋒表示，電子媒體影響超過平面媒體。看廣告收入，有線電視蓬勃發展 。雖然本土開始發聲，但因為國民黨50年經營，統派媒體影響超過本土媒體。值得肯定的是 ，媒體改造正在加速進行。黨政軍退出、重劃頻道、自律宣言等。台灣媒體對中國大陸民眾 的直接影響遠不如香港，但是有助於中共官方獲取正確的資訊而調整政策。 　　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突飛猛進，影響越來越大。雖然為民族主義情緒提供空間，但民眾也 獲取更多正面資訊，為維權運動提供條件和工具，並且收到相當成效。政府在大肆鎮壓的同 時，還興建金盾工程用以「防火」，過濾一些字眼和封閉網站。但是香港與台灣的反饋，為 中國民間提供越來越多、越來越快的正面資訊，這從國內論壇和向外界投稿者越來越多可以 看出。余傑、劉曉波等更是其中佼佼者，他們的評論很快，也相當準確。相信這種影響會日 見擴大，有助於三地關係的良性互動。最近對阮次山的批評，表明正面因素在擴大中。 　　凌鋒還提到了那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可能爆發的資訊戰。中國據說2003年成立了第 一支資訊化部隊。目前的接觸還只限於黑客的攻擊。如果從科技水平看，目前應該台灣優先 大陸，但是如果運用人海戰術，台灣自然甘拜下風，故美國專家稱之為「毛式網路人民戰爭 」。不但台灣要準備面對這場資訊戰爭，美國也要面對。 「陽光男孩」焦國標的行為主義實踐 　　北大副教授焦國標，在演講中介紹了自己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前前後後的內幕。焦 國標1983年開始接觸新聞，89年研究生畢業想做記者，給當時新華社社長穆青寫過信（河南 杞縣的老鄉），被推薦去（新華社）河南分社實習，93年考到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讀博士，三 年後去中國文化報作記者、編輯，後來又到北京大學教了三年新聞學的課。十幾年來一直接 觸新聞教育新聞業，對宣傳部系統控制新聞業，產生一種牴觸。「中國新聞業作為一個行業 它能做更好，但由於統轄得太死，他能做一萬件好事卻只做了一件，還有大量的可能放棄了 它的責任。特別是關於農民問題、農民工的問題，這些年來我其實也一直寫這方面的言論， 有很多這樣的感受。」這是撰寫《討伐中宣部》一個大的思想背景。去年年底參加了一個新 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會上大家都在抱怨中宣部、地方省委宣傳部等統轄得太死，觸發了靈感 ，焦國標在會上作了五分鐘的發言，「拯救中宣部」，即後來文章所有內容的核心部分。會 議結束後焦國標開始寫這篇文章，寫了四個月才完稿。 　　《討伐中宣部》寫完後，最初發給一些朋友看，有一個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浦志 強，他給我放到王力雄的網上了。文章在網路上傳開以後，有人說，已經被翻譯成了22種語 言。學校領導最初希望焦國標不要見外國記者。開始五至十天焦國標照辦了，後來覺得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這一項義務，大學的學校教師行為準則裡面也沒有說不能見外國 記者，而且外國記者是外交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的，既然通過外交途徑把他們請過來，就意 味著某種契約已經形成：他就有權利在中國境內採訪，中國公民當然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採訪 。想清楚了這些道理，明白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就開始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 　　到七月份的時候，日本的一個出版社要出焦國標的一本書，題目就叫《討伐中宣部》， 收了他這篇文章和其他與中國新聞業有關的文章，做一個集子翻譯成日文出版。要求寫個序 言，焦國標寫了《後討伐中宣部時代》。本來這篇文章我沒打算發表，因為那時候還是有點 拘束。後來傳到《亞洲週刊》就被發表了，感覺猝不及防。八月二十六日，學校領導找他去 開了個會，兩點中心意思是：一、別寫時政類──時評或重大題材類的文章；二、還是不見 外國記者。當天，還讓焦國標寫一篇保證書──形諸文字，第二天二十七日，焦的確寫了一 個東西，表示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二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必須說明的是外 國記者對中國是有功的，2003年SARS是《時代週刊》報的，60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 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週刊》的記者中文名字叫白修德最初報道的，最後挽救 了這場災難。 　　在那篇文字中，焦國標提到根據自己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 一個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要著手割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 的幾個月，像孫志剛案。相信中宣部自他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或者大 改組、或者機構被取消。在這篇文裡他還提了自己的寫作動機，「我沒有立場，也沒有什麼 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什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第一個獎是美國的普利策 新聞獎，第二個獎是諾貝爾和平獎。」 　　到九月二日，院長給焦國標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九月十七日的時候另 一院長通知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裡也沒有焦國標的名字了，其實就是取締指導研究生 的資格。此事對焦國標打擊很大，「但過了兩三天後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 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可以去非政府組織找個什麼事做，或者做個 寫作者自己養活自己，再不濟就回家去種地養活我媽。」此事激發焦國標產生了一個新的思 想火花：中國社會必須有兩個解放，即中國出版業從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來，每一個中國 人從他所在的各自單位的黨政領導下解放出來。焦國標感到，有些東西需要公開化、透明化 才有力量。如果覺得這只是很隱私的事，只是自己和單位領導之間的關係，就不說的話，那 就很被動了。「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說。而且我形成了一種理念：梁啟超當年在他的文章中 曾經自號『少年中國之少年』，我焦國標自號『陽光中國的中國男孩』，我走路要帶陽光， 我要把路照亮。我的行為基本上由這種理念在支配，要亮起來，你才不會那麼被動。」「我 的所有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變成正常狀態下可以處理的關係。」 　　前不久，焦國標去南京大學先鋒博士論壇的講座被無辜取消了，他卻通過媒體和網路把 自己的想法，傳達給了南京大學的師生：當時正直印度尼西亞大選成功、阿富汗大選正在進 行，我們知道阿富汗是一個部落水平的社會，印尼是有一兩萬個島嶼組成的國家，連這樣的 國家都能舉行大選，我們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塊大陸的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舉行大選？ 焦國標呼籲南京大學的大學生們給國家主席胡錦濤寫一封信，讓他不要再勞心勞力遴選接班 人了，把選拔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還給我們中國老百姓。 　　在這次來美國的飛機上，焦國標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變化：我們要像「抵制日貨」那樣用 一種形式來抵制遴選出來的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紀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邊國家落後國家地 區都在舉行大選的時候，如果哪一個人接受了國家權力的饋贈，我們可以把他視為國民公敵 ！民族的敗類！炎黃的不肖子孫！「我是基於一種民族大義，給那些準備接受國家最高權力 饋贈的第五代、第六代國家領導人一種輿論上的壓力，知道這個是不光彩的。今天我借此場 合發表這個倡議，希望能夠形成一種社會的影響力。」 　　的確，焦國標的處境及其努力，不正是中國大陸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的縮影嗎！ 台灣經驗簡化了中國政治轉型的選擇複雜性 　　被時代週刊評為「亞洲英雄」的孔令瑜小姐，在會上作了題為「香港回歸後的民間維權 和公民社會的成長」的演講，香港民主黨派「前線」秘書長陶君行也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經驗」為題作了發言。 　　這次會議設有「資訊時代的西藏」的專題討論。參加的有四位藏族學者和兩位漢族學者 。大陸學者、西北民族大學教授旺秀才丹介紹了他主辦的「藏人文化網」，及其通過網路阻 止張健暢遊聖湖的案例。來自國內的學者張耀傑、張宏傑，以及香港、台灣、西藏、蒙古等 地的代表也從各自的角度，就互聯網對中國民族關係的影響和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發表了各 自的意見。加拿大華人學者杜智富提出了「加拿大的聯邦經驗對未來中國的意義」。大陸著 名學者王力雄以《西藏面對的兩種帝國主義：透視唯色事件》為題作了書面發言。上海的維 權人士李國濤也向會議提交了《網路在化解民族和地區衝突中的作用》的論文。 　　蕭勝中及其網路與族群作為"台灣民主發展的前景與挑戰：迷思與真實"，林啟驊就2004 台灣總統大選的個案分析「兩岸網路交流」周聖心的發言題目是「非戰家園運動在台灣"， 李天健的演講題目是」台灣民主深化的困境與可能性".頗有意思的是，在這個會上中國大陸 的學者對台灣經驗的評價，似乎要高於台灣學者所作的評價。王光澤強調：中國大陸儘管有 過共產主義運動，但是畢竟時間短暫，難以動搖其儒教國家的根本，所以大陸政治轉型的參 照係數最好是台灣而不是蘇俄。89以後，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演變趨勢也逐步表明，大陸政 治變革的模式很可能不會是蘇東模式，而是台灣、韓國這樣的東亞模式。但是，中國大陸的 政治變革模式也不會照抄台灣模式，反而會展現出互聯網時代中國大陸獨特的變革模式。如 果說台灣政治轉型的路徑是：開放選舉──突破黨禁──突破報禁；在本人看來，大陸的政 治變革路徑可能恰恰相反：突破報禁──突破黨禁──開放選舉。報禁獲得實質性突破的標 志是：中共將會允許民間辦報、允許商業資本進入媒體，並且將會給予網路媒體完整的採訪 權利。一旦報禁獲得突破，民間要求開放黨禁、開放選舉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不僅如此 ，網路民意向街頭運動的轉化，其直接後果就是民間政治動員能力的復甦，政治性組織和准 政治性組織將會出現。一旦有建立組織的需要，大陸盤根錯節的互連網路，將會發揮巨大的 能量。還有一點，和台灣政治轉型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雖然不會出 現大規模的革命事件，但是極有可能小規模的衝突不斷，大陸民眾將會為政治轉型付出較高 的代價。 　　范亞峰提出，橫向的公民維權運動和縱向的聯邦制運動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五階 層實現共和，不是一黨訓政，也不是聯合政府，而應締結契約、制定約法。1在第一共和與 第二共和的關係格局中，第二共和有以大壓小的心態，和為統一一戰的準備。第二共和能否 成功演化出中國現代化的模式已經受到質疑：毛澤東路線已經失敗，鄧小平路線正在遭遇重 大危機。明智而審慎的現實出路不是局限在第二共和的政治語境中整合毛澤東與鄧小平路線 ，而應通過學習第一共和民主化的成功經驗，引導大陸走向民主化的坦途。大陸民主化宜避 免蘇聯路線，而主動地、有計劃地、靈活地學習台灣經驗。大陸難以做到台灣那樣的平穩轉 型，而呈現出危機轉型的模式，因為政治改革是避免兩極分化和腐敗惡化、走向自由平等正 義社會的唯一出路。 　　台灣經驗的要點是威權體制和自由經濟的互動關係，在此過程中當局不斷順應時勢，民 間則使抗爭的容忍成本明智地低於鎮壓成本，從而實現了憲政民主變革模式的和平轉型。香 港和台灣經驗之市場經濟和法治憲政的成功，使中國人在近代的社會試驗中積累了政治社會 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台灣經驗簡化了中國政治轉型的選擇複雜性，使國情論和中國特殊論 喪失了實踐依據。台灣經驗的不足是民粹主義的盛行、族群分裂、台獨勢力坐大。大陸民主 化不宜向蘇聯學習，而宜學習台灣的經驗教訓，提升大陸自由派的政治智慧。 　　西藏、新疆、台灣、香港、澳門問題為憲政聯邦制模式提供了機會。中國社會存在兩重 互約，即國家與社會的契約關係，它表現為治者與被治者之約，以及政治與宗教的契約關係 ，即天人之約。中國的公民維權運動宜用聖約和契約觀念統領中國社會的兩重互約，即天人 之約，和治者與被治者之約，以契約包容文化多樣性和政治多樣性。違憲審查以司法審查立 法與行政，聯邦制模式力圖用契約模式包容大陸、台灣、西藏、香港的文化多樣性與政治多 樣性，二者都是通過政體程式對於政治與宗教關係，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整合。違憲審查中 高級法和人民主權之間的張力體現在立法行政與司法、統治和審判的張力上，聯邦制模式則 可以有效整合等級制模式和有機體模式相結合的黨治秩序的政法遺產。 　　註：首屆族群青年領袖演習營活動，是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組織的，於 2000年十月在美國波士頓地區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