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要起訴誰？ 易水寒 一，誰起訴誰？ 九月十日，《多維時報》全文轉載《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一文。並加了 一篇該報記者以《小弱女餓死，大學者寫書》為題的文章。文章介紹作者康曉光時說：「41 歲的康曉光因做中國貧困研究而奠定自己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被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署 等國際機構聘為顧問，近幾年更逐漸成為在中國高層官員面前」可以進言的人「。 讀完《起訴》和上面的介紹文章，我感到也有一些話要說一說。為死去的那個剛剛在人 世睜開眼睛的小女孩，也為了康曉光的熱情以及這熱情之外的其他。 關注弱勢群體，關注象郭志剛李思怡一樣的受害者，這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們的 責任。這樣的記者，學者是應當受到欽敬的。沒有他們的道義勇氣和職業品格，這類冤死者 或許永遠也無人知道。然而，讀完《起訴》，不禁令人遺憾，使人惶惑：《起訴》一書，告 訴讀者們去起訴誰呢？ 作者在「是誰殺死了李思怡」一節中，通過對與該案有關的部門，機關和涉案當事人進 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後寫道： 對李思怡之死有罪的是：「媽媽李桂芳；親戚；鄰居； 家委會；然後是民政部門；派出所；共青團；婦聯。」 作者說：「在李思怡案件中我們發現，不是沒有保護她的法律和制度，例如有《未成年 人保護法》《民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也不是沒有相應的機構，例如有民政 部門，兒童福利院，居委會，共青團，婦聯以及各類慈善機構；也不是沒有人，這些機構經 常宣稱自己深為人浮於事而苦惱，而李思怡的親戚和鄰居們則整天靠打麻將消磨時光；也不 是沒有錢，國家每年用於低保的財政支出已經超過百億元。……」 既然，「該有的基本上都有了」，為什麼「卻沒有避免悲劇的發生」呢？作者接著問道： 「是什麼使這些維護弱者權利的社會建制失靈？躲在它們和他們背後的無形殺手到底是什麼？ 誰是殺死李思怡的真正的兇手？」 文章最後給我們作出了答案：「幾乎所有的人憑直覺就可以得出結論，人心冷漠是殺死 李思怡的元兇」。作者借用一位網友的話說：「你死於人心深處的冷。是的，只要人們多一 點善心，就不會有李思怡的悲劇。」 二，唯獨不起訴政府 「幾乎所有的人」是不是太武斷了呢？至少，筆者我是決不能同意成為這「幾乎所有的 人」中的一員的。不過，他說的「憑直覺」倒值得注意。中國的社會問題如果只憑直覺的話， 是會時時事事掉進陷阱的。因為，這個政府佈置了一切好政府該說的，該有的，該擺設的全 部。這如作者所說，「該有的基本上都有了」。要是只憑直覺，你得出的結論就絕對同康曉 光們一樣。 《起訴》告訴了我們結論：是人心深處的冷使制度失靈，是冷漠殺死了李思怡。那麼， 我們去《起訴》誰呢？去起訴「人心深處的冷」嗎？ 為了更充分他的這個判斷，作者用一大段煽情的文字，搔動讀者們的心：「試想，如果 王新，黃小兵多一點善心，多打一個電話或是路過李思怡家時停一下車，孩子就不會死。如 果李桂芳的姐姐多一點善心收養李思怡，孩子也不會死。如果鄰居們多一點善心多一點傾聽， 及時報警而不是等到臭味打攪了自己才去報警，孩子也不會死。如果成鋼廠社管科和家委會 多一點善心，就會給李思怡母女低保，如果家委會再多一點善心，像幫助李茂林那樣幫助李 思怡，孩子也不會死。如果兒童福利院多一點善心，收留李思怡，孩子也不會死……這樣的 如果太多了，，不必一一列舉。所以，是冷漠使制度失靈」。 《起訴》一書，把所有的干係和罪責，全都推給了他上面提到的那許多沒有「多一點善 心」的個人和下層部門。而替「好政府」和「好制度」撇脫了責任。讀完全文，我真有點兒 替這位社會學者感到汗顏。我敢說，這些被指控「少了一點善心」的被告，除了母親李桂芳 將抱恨終身，除了王新和黃小兵兩位瀆職的警察可以閉住他們的嘴巴之外，誰都有理由對這 種指責背過身去，誰都有理由對這些在法律和法理上毫無意義的「善心」，而付之一笑。 制度是全體社會成員必須遵守的按一定程式列為的準則和法規。執行制度不管是窮是富， 是官是民；既不論遠近親疏，更無所謂善心的多與少。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如果讓十歲《？》 以下的孩子單獨留在家裡，做父母的就要吃上官司。弄不好連孩子的監護權都可能失去；月 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可以定期得到政府的生活補貼等等。這樣的制度與多一點善心少 一點善心毫無關係。靠善心去作善事，不等於制度。《起訴》一書中提到的這也有關係那也 有關係的部門，同時也是這也沒有關係那也沒有關係的部門。《工會，共青團，婦聯，居委 會等等》要靠善心去推動的制度，絕對是一種壞制度。舊時代的衙門就是這樣的制度。官員 個人的權力和意志，以及「多一點或少一點善心」決定老百姓的一切。 讀到作者「多一點善心，孩子就不會死」這段動情的文字，的確令人感到悲哀。那個可 憐的小女孩已經不再知道飢餓的滋味，悲哀對於她已經毫無意義；所以悲哀者，是為了這位 熱情的學者，他的認識能力和判斷能力，還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馬褂時代。 三，唯獨不起訴制度不是「冷漠使制度失靈」，而應該說是「制度使人心冷漠」。 康曉光在《起訴》一文中，引用了一位名叫任不寐的網友的「祭李思怡文」。文章說： 「我們對她的悲慘的死完全無能為力，只有默默垂淚，心魂懼裂。任何繁瑣的論證都是愚蠢 無良《原文如此》的，是國家及其精神殺害了她」。「李思怡回到天國了。這個罪惡的世界 不配擁有她，這個世界徹底地留給了流氓，騙子和罪犯統治。也留下像我這些冷漠的看客接 受煎熬」。這位不是學者的任不寐雖然有些情緒化，倒是一針見血地點出了要害：「是現行 制度殺死了李思怡」。 作者在「怎麼辦」一節中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現實呢？政府存在」代理失 靈「，投票機制不存在，強者的同情心微乎其微……在此情況下可供我們選擇的維護弱者權 利的機制其實很少。從李思怡案和孫志剛案中我們發現，比較現實因而也比較可行的兩種維 護弱者權利的機制是」獨立的媒體「和」人類的良知「」。 作者提出了兩個辦法：一是「賦予媒體更多的自由」， 二是「提升全社會的道德境 界」。 作者康曉光的觀點在當前思想界有相當的普遍性。特別是關於「道德」問題的論述。例 如，《中國的陷阱》一書的作者對如何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問題時也說：「建立道德和政治 責任是改革成功的關鍵」。以及最近大陸尊孔倡儒論孝等等，可以說是一種潮流式的鼓躁， 很有點官與民，上與下相互呼應的味道，值得思想界警惕。 四，賦予媒體更多的自由 先來談談「賦予媒體更多的自由」。媒體對於社會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注，對於社會不 公，對於一切貪贓枉法和政治腐敗的揭露具有特別的意義，這是勿容多說的。媒體是公眾的 眼睛，是社會的良知，是監督執政者的譽論工具，是民眾的喉舌。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它 本來就應該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民眾的代言人。早在五十多年前，新聞界的前輩為了爭取這 份神聖的權利拍案而起，大義凜然。但是，「黨和政府」不放心「右派分子」胡言亂語，把 它奪走了。進而把媒體收買改造，而納入政府系統。從此，媒體成了黨和政府的工具。媒體 的官化《廳級，處級，科級》使它必然蛻變成官本位體制下大大小小官僚的跟班和聽差。歌 功頌德，吹牛拍馬，報喜瞞憂，弄虛作假，是媒體墮落的必然。這是媒體的不幸，更是民眾 的不幸。記者李亞玲精神的可貴就是對被奪走的權利的職業本能的覺醒。十多年前《上海經 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先生也為此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媒體獨立於政府之外是社會進步與 發展的必然，我們不能乞求，作者的「賦予」是甘於繼續讓媒體在官本位體制下討飯吃，不 過是多要一兩道菜《多一點自由》而已。依然還是乖乖地做跟班和聽差。這種精神狀態，一 開口就少了幾分底氣，既沒有當年儲安平先生那樣的道義勇氣，沒有那一雙見識超卓的慧眼， 更沒有那一副昂昂然的錚錚鐵骨？ 順便說一句，不僅是「媒體」應當從官府裡走出來回歸社會；應當從政府體制回歸原位 的還有：黨《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黨》，團，工會，商會，婦聯，體 委，文化藝術協會，以及學校《中國的部級大學有三十一所之多》醫院，等等。 讓我們來看看納稅人養了怎樣的一個制度和一批怎樣的官員？僑報上有這樣一段報導。 《新華社武漢九月十八日電》：大陸行政職務消費許多支出魚目混珠，公私不分。長期 以來，大吃大喝，公車私用，私客公待等累禁不絕。各級政府行政費用，連年攀升，無限膨 脹。湖北省老河口市是一個只有50多萬人口的縣級市。財政供養人員16224人，除工資外， 職務消費支出一年在3500萬元以上。 到去年底，該市事業行政單位有各類公務用車447輛。剔除車輛折舊費，在當地一輛公 車年均消耗近五萬元。算下來全市一年公車耗資2000萬元左右。 據悉，一輛公車一年的耗費相當於當地17個農民或是10個城鎮居民的年收入水平。用老 百姓的話說，一輛公車可以養活四十個下崗工人。 招待費是社會關注的另一大焦點。拒老河口市紀委清查，2000年全市招待費1980萬元。 占行政事業單位財政支出的18%.還有消息說，全國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相當於吃 掉一個三峽工程。 因為有公款，一些官員還在賭場一揮千金。曾任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主任的副廳級官 員金鑒培，從1997年到1998年短短的一年多裡，貪污，挪用公款1，88億多港元，其中有過 億的資金是在賭場豪賭輸掉的。 不少人士認為，現在對職務消費的監管，是一種成本很高的事後監督《機制》，無法從 根本上解決職務消費中公私不分，鋪張浪費的弊端。 我們就養著這樣一批大小官員，這樣一批精神貴族，一批比舊式衙門還要腐敗的官僚。 不僅養著，還得讓他們「出有車，吃有魚」；讓他們花，讓他們請，讓他們送；甚至，還給 他們貪的可能和機會。這樣的制度下的這樣的官員，本身就是李思怡郭志剛慘案直接或間接 的製造者，又怎麼救得了郭志剛李思怡？ 在這樣荒謬的制度下，社會人心怎麼會不變得冷漠？ 五，是批判制度還是批判制度造成的人心 我們是去改變，去批判這制度？還是去改變去批判這制度造成的人心的虛偽和冷漠呢？ 作者把李思怡悲劇的責任推給了不著邊際的人心冷漠，而撇脫了政府和制度的責任，豈不是 因果顛倒，是非混淆嗎？ 老河口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市，尚且叫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如此揮霍糟蹋，其他的大 中城市就更無法統計了。就拿這被吃掉的2000億，是從哪裡來的？不全都是納稅人的錢嗎？ 而分吃這2000億的，其中至少有一半屬於我上面列出的那一批精神貴族。這批趴在國家財政 身上的蠹蟲何止是吃？他們吃了還要貪。因為，在當今的中國，有貪的權力，有貪的才幹， 有貪的機會，再加上有貪的膽子的，不全是這些人嗎？只要你躋身進入了那龐大的黨，政， 工，青，婦，商，學，被納稅人供養的官僚系統，那個滋生毒菌的溫床，什麼善心道德，全 都要發生蛻變。謂予不信，不妨把所有黨和政府中那些不慎落馬的倒楣鬼的資料找來研究一 下，他們不都是這個滋生毒菌的溫床培育出來的？他們當中，有幾個生來就是沒有「多一點 善心」的人呢？ 二是「提升全社會的道德境界」。作者說：「……所以我們不但需要知道現實存在的問 題，還需要知道什麼是一個」好社會「。這樣的好社會的藍圖不必外求，中國就有」。什麼 是中國就有的好社會的藍圖呢？原來是道家，儒家和墨家的一套道德倫理，作者要用這一套 來提升全社會的道德境界。 中國缺過自由，缺過民主，缺過科學，也缺過公民社會中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往來 的契約化原則，法規與法律。而最最缺的是人，和人的價值。最不缺的是什麼？就是「道 德」。幾千年來，貼在牆上，掛在嘴上，寫在書本上，無處不是道德。魯迅先生說：「皇帝 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中國是一個最古老的道德王國。 那個不必外求的好社會藍圖，從來就沒有給中國人帶來過一個現實的好社會。兩千年過 去了，中國人依然生活在專制獨裁的官本位體制之下。老子孔子孟子墨子那一套倫理道德觀 念，帶著濃厚的農耕社會的時代特點，從維護封建皇族集團的利益出發，給小民們指引出 「偉人降世」，「聖君愛民」的永遠的仰望和期待。 回頭向久遠的歷史尋求道德靈感是當今部分落寞的小知識份子的無奈和無知的結果。 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斗私批修」；林彪說「狠鬥私心一閃念」；就連台灣的李 登輝也會說：「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連說話的口氣都帶著幾分皇帝的味道。你能相信這 些東西嗎？道德精神偶像雷鋒說得更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還有什麼比這些更道德？ 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墨子的 「兼愛」，唱了兩千多年，什麼時候，唱出了一個好社會？ 寫這篇文章的頭一天晚上，山東曲阜搞了一場大型孔子2550年生辰慶典。前些天，四川 有一位教師建議為孝立法。再往前推，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搬出了張橫渠先生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空前絕後的假話大話空話和 漂亮話，聽得哈佛的洋學生們滿頭露水，叫海內外的新儒家們奔相走告，彈冠相慶。 共產黨最近在研究執政問題，這倒是有一點新意的事。但似乎也像《起訴》的作者一樣， 說著說著就回到了老祖宗……儒家那裡去了。儒教是國粹，且具有極強的包容性，不僅道家 法家名家墨家可以包容，就是外來的佛家，新來的馬家，全都可以相容並蓄，改造儒化，而 為我所用。而且儒學從來就是帝王之學，儒家需要官家，官家更需要儒家，兩者是生命的共 同體。江澤民說得好，「與時俱進」。怎麼進法？就是：主席書記傚法明君聖主；父母官效 法清官好官；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天下大治，一片太平盛世。 如何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人格？在獨裁專制的官本位制度下的「儒」「馬」私通， 是不是一條好出路呢？ 砸碎了舊世界，造反的馬克思主義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比如說，馬克思先生下面這一 段名言，共產黨的官員們是決不願意提到的：「專制政權的原則總的說來是輕視人，蔑視人， 使人不成其為人。哪裡君主專制的原則佔優勢，哪裡的人就佔少數；哪裡君主專制的原則是 絕對的，哪裡就根本沒有人了。」 馬克思沒有想到他的信徒們把他的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去掉了君主卻保留了 專制」。沒有君主的專制具有極大的欺騙性。 李思怡的悲劇也好，郭志剛的悲劇也好，就是因為在當局和政府，制度們的眼裡，他們 不是人，或者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可以斷言，今後，還會有各種弱者窮者的人間悲劇。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還存在著專制獨裁《可以名之曰「黨的專制」》。在這種專制獨 裁體制之下，人就不成其為人。 《起訴》喚起我們對遙遠的農耕社會的道德記憶，從儒道墨那堆早已腐敗的枯骨裡尋找 道德養份，來療救今天的時弊，不僅迂腐得令人可憐，也無知得令人可歎.應該說，這是 《起訴》最嚴重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