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失敗了的偉大改革家 王鵬令（荷蘭） 得知趙紫陽先生去世的消息，作為一個一貫支援中國進行漸進全面改革的學者，我心裡 的悲痛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這些年來，每當念及紫陽先生六四後的處境，我便常常會想起 葉利欽的政治命運在1987年之後發生的戲劇性變化。那一年，政治風頭正健的葉利欽，突然 因為與戈巴契夫政見不合而被撤職。可是兩年多以後，他通過蘇聯歷史上第一次（1990）自 由選舉，再次成為俄國政治舞台上的明星。他的幸運，在於他政治生涯中的那次嚴重挫折， 恰好發生在蘇共的政治迫害業已終止，而蘇聯的民主化進程正起步如飛之際。反觀趙紫陽六 四後的遭遇，他雖然沒有象彭德懷、劉少奇那樣被活活整死，也沒有象許多老幹部在文革中 那樣被打入牛棚，或者被關進牢房。可是，中共當局卻把他的家變成了一座監獄！早在六四 前夕，他已經被剝奪了自由。從那時起，這位年屆耄耋、歷盡滄桑的老人，在軟禁中度過了 十五個寒暑，如今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溘然與世長辭。這固然是他個人晚年的不幸， 但更是中國改革的悲劇。因為趙的悲劇並非產生於個人權力之爭，而是直接地起因於兩種改 革戰略的對立。 改革戰略的對立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兩個人（案指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失敗了， 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可 見在老鄧看來，"反自由化"茲事體大，來不得丁點含糊。胡耀邦是"一手硬，一手軟".趙紫 陽呢，經濟改革這一手很硬，沒得說；但是他的"另一手"，卻把"反自由化"這把"刀子"給丟 掉了，這便危及了中共基本路線的"要害". 所謂基本路線，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鄧提出基本路線，主要不是 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原則或理想，而是直接為他的改革戰略目標服務的。所以我認為，只有 從改革戰略這樣的視角來進行觀察，才可能看清楚鄧、趙之間的根本分歧和趙紫陽悲劇的性 質和根源。 概而言之，趙紫陽與鄧小平在改革戰略上的根本區別在於：鄧小平只有"強國富民"的發 展戰略；與此相應，在他的改革戰略中，政治改革處於從屬並服務於經濟改革的地位。與鄧 小平不同，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他已經把政治體制現代化列為中國改革的戰略目標之一。 正是基於這一目標，他在主持政治改革研討和方案設計的過程中，試圖通過"黨政分權"，在 理順黨與人大、黨與政府、人大與政府關係的名義下，在國家政治層面上進行權力的分割與 制衡，從而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注入"憲政共和"的因素。而且，他還主張進行包括工會和其他 社會組織在內的社會改革，進而建立多層次、多種形式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一方面逐步擴 大群眾的有序參與，為未來的民主化改革逐步奠定社會組織和社會文化的基礎；另一方面， 則通過調整國家與社會之間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以便使改革可以在相對公正的條 件下向前推進，平穩地實現經濟和社會制度的轉型。這就把"社會改革"與"擴大參與"這兩種 對於"民主化"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素，納入了改革的戰略藍圖。趙紫陽與鄧小平在改革戰略上 的根本分歧，就表現在以上三個方面。 鄧與趙之間的第一種分歧，早在進行政改方案研討的過程中業已暴露出來，只不過由於 趙的暫時妥協，分歧才得以迴避。然而，在八九年那場政治和社會危機中，鄧趙之間原來隱 藏著的另外兩種戰略分歧卻迅速明朗化：面對這場規模浩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是本著社會 改革和民主的原則，以協商對話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呢，還是動用專政手段，以武力鎮壓來平息"動亂"？雙方的答案及其後果，已是世人皆知的 歷史，無需重複了。值得注意的是：鄧趙之間的後兩種分歧，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因為鄧 小平早已有言在先："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這意思就是說，民主不 民主，我老鄧並不在乎，我要的是"效率和秩序"；"專政"既不是"吃素"的，也不是"銀樣蠟 槍頭"，槍桿子可以恢復秩序；而有秩序才可能有效率，有效率就可以"強國富民"；共產黨 的政權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這就是鄧小平的政治邏輯。足見趙與鄧在八九年的分道揚 鑣，其根源於在雙方改革戰略上的分歧；而這種分歧在面臨政治社會危機時的激化，則是導 致趙紫陽的悲劇的直接原因。 失敗的政治改革 平心而論，鄧小平的發展戰略，延續了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追求"民富國強"的夢 想，而且在經濟領域確實也獲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因其改革戰略上的嚴重失衡而導致 弊病叢生，隱患深重，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改革的悲劇在於：六四槍聲在無情宣告了趙紫陽 政治和社會改革實踐失敗的同時，也扼殺了校正改革戰略、從而使改革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 一次機會。 是的，趙紫陽在80年代中後期的政治改革實踐是失敗了。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假如說， 改革派在1987年那次以胡耀邦被廢黜為標誌的失敗，還不免有點"淒淒慘慘慼慼"的話，那麼， 趙紫陽於六四前後在基本政治原則問題上所表現的堅定、高貴和從容，卻為改革派在1989年 春夏之交的全局性失敗，平添了不少悲壯和光榮！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近年來，竟有人以" 責任倫理"來責備趙紫陽，認為他當年反對戒嚴是只顧個人"清譽"，結果導致了民眾的犧牲 和黨內開明改革派的幾乎全軍覆沒。在我看來，這是對責任倫理的一種誤解，甚至庸俗化。 須知，面對那場危機，趙紫陽所堅持的原則，是直接針對眼前事變和具有正當、可行的根據 的，與那些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理想或抽像道德原理性質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踐行這些已 經過中共"十三大"批准的改革原則，本來就是他作為總書記的責任，那實際是要把對鄧小平 改革戰略的修正，從思想、言論和"書面條文"的層面，推進到當時的政治實踐中去。應該說， 這是一種理性而負責的抉擇。按照韋伯的觀點，在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情境下，責任倫理與 心志倫理相輔相成，合起來將使人成為"道地的人".在我心目中，八九年的紫陽先生正是一 位"道地的人"，一位光榮失敗了的偉大政治家和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