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報國之志」——重讀百年言論史之三 傅國湧（浙江） 「夢想」的隕落 1933年的中國內憂外患，國難當頭，這一年在言論自由史上發生了值得一提的幾件事。 那年元旦，胡愈之在老牌的《東方》雜誌推出「新年的夢想」專欄，一下子就發表了142個 著名知識份子的250個"夢想"，2001年1月1日杭州日報整版選載了部分夢想，67年後還是讓 我感慨不已。特別是胡愈之1932年11月1日發出的徵稿信——"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 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 中。沉悶的空氣窒塞住每一個人，……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 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裡，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 們所有的神聖權力啊！"徵稿活動引起了熱烈的迴響，截止1932年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 來稿。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這位什麼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 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中之真".在萬馬齊 喑的年頭，這麼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份子集體"做夢"自然要闖禍，不久胡愈之就 被辭退，丟失了《東方》雜誌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還是魯迅想的3深刻，他在1933年元 旦當天寫的《聽說夢》中說：「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 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 虐殺，鼻子裡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 終究是一個夢。」 這年1月21日，當時江蘇省會鎮江市《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因為揭露官吏公 賣鴉片和吸毒的黑幕，以"共黨"、"共黨報紙"，"蓄意煽起階級鬥爭，鼓動紅色恐怖"的罪名 被顧祝同下令槍決，震驚中外。鎮江新聞公會想全國新聞界和政府呼籲，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兩次發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擊暴政。2月19日，上海各報239名記者聯合宣言，為劉 煜生伸張正義，指責顧祝同妄圖把新聞文化界「永在軍事機關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約法所 給予的言論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權保障。此非劉煜生一人之問題，而值為全體人民所應嚴重 抗爭者」（1933年2月20日《申報》）。許多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和文章，抨擊當局摧殘言論 自由、草菅人命。全國律師協會等社會團體也要求追究、懲辦責任者。全國各地到處集會， 發表通電，譴責暴行，呼籲保障新聞自由。《申報》、《生活》週刊等報刊紛紛予以報道。 在這前後監察院也依法彈劾顧祝同，國民黨當局被迫將他調離。並於8月和9月1日先後 發出《保障正當輿論》、《切實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 新聞界倡議把9月1日定為記者節，得到新聞界的回應，這是劉煜生用生命換來的節日。鄒韜 奮辦過六刊一報，14年中一次入獄，三度流亡，為言論自由奮鬥了一生。他說："我的態度 是頭可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斷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個人 所屈服的。""我深信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有價值的刊物"，他主編的《生活》週刊是當時 發行量最大的期刊（15.5萬份），這年6月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先生被特務暗殺，身 為執行委員之一的鄒韜奮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多出傳聞《生活》將被查封。鄒韜奮被迫"出 國暫避"，將編務交給胡愈之等。這年底，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譭謗黨國" 的罪名下令封閉《生活》。最後一期《生活》（總第417期）發表了鄒韜奮一年多前就準備 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表示"寧為保全人格報格而絕不為不義屈"，願和讀者在實際方面 "共謀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這年4月當局公開審理創辦《新青年》、直接推動了五四新文 化運動的陳獨秀"危害民國"案（1932年10月被捕），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不失五四當 年的丰采。和他一起辦過《甲寅》等報刊的大律師章士釗義務為他辯護。儘管陳獨秀最終以 "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但當時的《申報》、《國聞週報》、《法治週刊》 等媒體都詳細、真實地報道這一案件，《益世報》等大報還全文發表了他們的精彩辯護，乃 至判決書、上訴狀等。更意味深長的是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 資料彙編，還被上海滬江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這些事都發生在1933年。 這一年因為推出"新年的夢想"，胡愈之先生被迫離開了《東方》；這一年，堅持正義， 捍衛言論自由的《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先生被殘酷地槍殺了；這一年，"五四運動的總司 令"陳獨秀先生因言獲罪，被判13年；這一年，為人權奔走呼號的楊杏佛先生躺在了暗殺的 槍口下；這一年，鄒韜奮再度流亡異國，《生活週刊》被封殺了……這一年，有太多的悲慘 與絕望，這一年的日曆上掛滿了不幸的輓聯。 然而，我讀到了塵封的史料中那些同樣的鐵鑄的事實，比如國內報刊對陳獨秀一案的真 實報道，書局、大學的表現，它們畢竟是獨立的。全國新聞界、人權組織、律師協會等各界 社團對槍殺劉煜生的憤怒抗議，一個一黨專制的政府在抗議聲浪中作出的讓步。 "9月1日"，是早已被有意遺忘的記者節，一個鮮血換來的記者節，是百年言論史上一個 繞不過去的日子。還有鄒韜奮正氣凜然的告別辭。和《生活》週刊同人《最後的幾句話》： 「統治者的利劍可以斷絕民眾文字上的聯繫，而不能斷絕精神意識上的聯繫。」這是我在 1933年那個"昏黑的年頭"所看到的亮色，這不是漫長的冬夜裡的夢，而是本民族最優秀的人 們與黑暗頑強抗爭所創造的一點光明。我們無法一一記下那些創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們會 永遠銘記他們曾經為之奮鬥的理想，言論自由的理想。 《生活》被封後，1934年2月《新生》週刊在上海出版，「旨在灌輸時代知識，發揚民 族精神」，實際上就是《生活》後身。立場、態度與《生活》一脈相承，由東北實業家杜重 遠出面主編，實際上是艾寒松一人負責。內容充實，宗旨明確，當年每期銷數就達7萬份， 「超過國內一切定期刊物之上」。正如韜奮說的「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防下，同時即 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燒著向前邁進」。 這火炬就是言論自由的火炬。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發表艾寒松的《閒話皇帝》（署名「易水」） 一文，其中說天皇有名無實，只不過是日本軍部藉以掩飾罪惡統治的擺設的"古董".日本領 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名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當局立即查封《新生》，共出版72 期。接著，杜重遠被判處一年零兩個月徒刑，釀成轟動一時的"《新生》事件".各國輿論紛 紛譴責，各地華僑報紙遺篇抗議聲浪，張學良部下將士及各界紛紛到獄中看望杜重遠，《新 生》讀者自發組織了「新生後援會」。 槍桿子與筆桿子的對話 《申報》是一張老報紙，是英國人1872年在上海租界創辦的，也是我國第一張具有現代 意義的報紙。江南城鄉的老百姓幾乎把《申報》當成了報紙的同義詞。史量才從1912年接手 以後慘澹經營，把它發展成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黃遠生、邵飄萍、戈公振、俞頌華 等著名報人都曾先後在《申報》工作。1926年《申報》發行量突破10萬份，"九一八"以後， 《申報》因宣傳抗戰，發行量達到15萬份以上，在上海乃至全國都舉足輕重。作為《申報》 老闆，同時控股上海另一大報《新聞報》，他還是上海地方協會會長、參議院議長，30年代 初的史量才如日中天。 史量才認為"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 住腳".在遭暗算前不久曾和俞順華"說起他的辦報，純以社會服務為職志，不挾任何主義， 亦無任何政治背景。"在相當長的時期，《申報》是恪守了言論自由原則的。袁世凱時代， 邵飄萍他們寫的那些批評獨裁、稱帝的評論早已載入史冊。蔣介石時代，它連續發表《「剿 匪」與「造匪」》等三篇令龍顏震怒的時評，矛頭直指當局"槍口不以對外而以剿殺因政治 經濟兩重壓迫而走險之人民，正如楊杏佛所言：'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之日軍，既委曲求 全，禮讓言和，請其撤退；對於國內鋌而走險之人民則竟動員大軍，大張撻伐'，此誠吾人 所不能解者也。"它發表對於南京中央大學學潮的報道和評論。1931年12月17日，南京珍珠 橋慘案後，它不顧禁令如實報道，並發表《學生愛國運動平議》的時評，稱學生「其情則可 原，其行則可敬，其艱苦卓絕之泣血呼籲，則可歌可泣」，「充分顯示我古國之民族精神尚 未死盡。」它大膽起用28歲黎烈文主編副刊《自由談》，發表了陶行知、茅盾、巴金、魯迅、 老捨、郁達夫、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別是魯迅，自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間，在《自由談》 發表了大量含沙射影，抨擊專制獨裁的雜文（總計143篇），結集的就有《偽自由書》、 《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等。《申報。自由談》成為"一種站在時代前面的副刊，決不 敢以『茶餘酒後消遣之資』的『報屁股』自限。"對中國言論自由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1932年8月，蔣介石下令"禁止郵送"《申報》。最後，史量才被迫接受國民黨提出的前 兩個條件（一是《申報》必須改變態度；二是立即辭退陶行知、黃炎培等人），但他斷然拒 絕了"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進駐報社指導"的條件，寧肯停刊也不接受。歷經35天的禁郵後， 蔣介石畢竟對《申報》的影響還有所顧忌，終於同意解禁。1932年11月30日發表的《〈申報〉 六十週年革新計劃宣言》，提出十二項具體的計劃，認為"新聞事業為推進社會最有力的工 具"，力圖"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眾痛苦".《申報》不僅刊登了宋慶齡抗議蔣介石殺害鄧演 達的聲明（史量才認為"這是孫夫人簽名發表的，沒有不登的道理。"），而且大量報道了中 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同時，創辦《申報月刊》，發行《申報年鑒》，創辦「申報新聞函 授學校」、「申報業餘補習學校」、申報流通圖書館等文化事業，《申報》的影響與日俱增， 進入鼎盛時期。史在「一二八」抗戰中的作為，使他當選為上海地方協會會長、上海市參議 會議長。 據徐鑄成《報海舊聞》，蔣介石曾找史談話，他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 "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在百年言論史上沒有比這段對話更驚心動魄的 了，對話的雙方一個是不可一世的梟雄，一個是報業鉅子，這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的一次對話， 筆桿子雖然拒絕了槍桿子的威脅，但他注定要為此付出血的代價。當然槍桿子在握的蔣介石 最終也被趕出了大陸。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滬杭道上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史量才的死 震動全國，一時輿論大嘩，人們發出了這樣的悲愴呼號——「法律是什麼？槍桿是什麼？人 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這不單是報界的悲劇啊！」蔣介石被迫假惺惺地下令浙江省主席魯 滌平"督飾軍警，懸賞緝拿".失去了史量才的《申報》歷經曲折、勉強支撐到1949年5月，隨 著蔣介石政權在大陸的垮台，這份生存78年之久，見證了中國近代風雨滄桑的老報終於走到 了它的終點。在言論自由史上人們會永遠記住《申報》的作為。「四不」光芒1947年，歷史 學家顧頡剛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回顧幾十年國內報紙，總有一家最受知識界和廣大讀者歡 迎，成為輿論重鎮。它的銷數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眾意見，開創一代風氣，成為權威。 辛亥前後的《民立報》——包括《民呼》、《民吁》，民國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時報》，' 五四'前後的北京《晨報》，二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大公報》，當前的《文匯報》，都起了 這個作用。"（徐鑄成《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引言》）。其中以《大公報》執輿論牛耳的時 間最長。 這張老報紙由應斂之初創於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但它在言論自由史上最輝煌的跋涉開 始於1926年，這是邵飄萍、林白水在北京被殺害的年頭。這一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以 新記公司名義接辦《大公報》，說是公司其實只是吳鼎昌一人出資5萬元，胡、張兩人出勞 力（以後還給重要骨幹送榮譽股），完全是民間報紙性質，正是這個三駕馬車開創了《大公 報》的新紀元。在9月1日復刊號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不黨、不私、不賣、不 盲"的四不社訓，實際上就是強調報紙的獨立性，逐漸形成了文人論政的辦報特色。"永為中 國公民之獨立言論機關"、"純以公民地位發表意見"是他們共同的理想，主張獨立思考，不 盲從、盲信、盲動、盲爭，以言論報國，議政而不參政，不以贏利為目的。難怪不到一年， 報紙的發行量就從的不足2000份增為6000多份（40年代末是16萬份）。在以後二十幾年中， 他們是堅持了自己的報格的。比如1935年吳鼎昌從政之後為保持"不黨"形象，即登報辭去 《大公報》社長之職。在國共內爭白熱化的20世紀中葉，能站在獨立立場，做社會良心，替 普通老百姓說話，《大公報》可以說是異數。其獨立性從這件事即可見一斑，30年代初，國 民黨當局令各報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紅軍為"匪軍"，《大公報》卻沒有照辦（毛澤東曾 動情地說過"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雖然，報館內也有楊剛、彭子岡、徐盈這樣的中共地下黨員，但前後兩任主筆張季鸞、 王芸生則是不折不扣的無黨無派、以言論報國為天職的人，徐鑄成等人也都是《大公報》精 神的傳人。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加入了共產黨的，還是堅持無黨無派的大公報人，幾乎都 未能逃過反右、文革等連綿不絕的劫難，楊剛、范長江自殺，蔣蔭恩、孟秋江被迫害致死， 徐盈、彭子岡、陸詒、肖干、李純青、徐鑄成等有誰逃過了1957年這一劫呢？被毛澤東"放 了一碼"的王芸生，他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1941年9月，以報人終其一生的張季鸞去世後， 國共兩黨、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稱道，蔣介石唁電稱他為"一代論宗"，國民黨政府發出褒揚令， 稱他從事新聞事業三十年，"作社會之導師".周恩來等聯名發出的唁電稱他"文壇巨擘，報界 宗師"，盛讚其"謀國之忠，立言之達".毛澤東等稱他"功在國家"，《新華日報》發表《季鸞 先生對報業的貢獻》的評論。國共兩黨一致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同樣的情況恐怕只在蔡元培 身上發生過）。 他的報業生涯開始於世紀初的《民立報》，除了民國元年在南京臨時政府當過秘書，他 一輩子都在辦報，曾兩次為言論自由而入獄，第一次是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他在《民立報》 秉筆直言，被囚禁三個月；第二次是他在《中華新報》任總編輯，揭露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訂 立借款合同再陷囹圄。從1926年以後，他在《大公報》的十五年是他言論事業最為重要的一 段。他曾說："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 但也可以說是特長。"正是在他手裡，把這張民間報紙辦成了輿論的重鎮。1927年他就發表 《蔣介石之人生觀》，批評炙手可熱的新統治者。他自稱"我是一個文弱書生，立志要當好 一個新聞記者，以文章報國。我以為，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無黨無派、獨 立言論，這不僅是張季鸞的志趣，也是《大公報》的取向。平生只信奉暴力和金錢的蔣介石 也不得不刮目相看，1929年12月，他發出"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的通電，表示報紙應對政 府弊病"盡情批評"，《大公報》的地位也由此可見。 張季鸞之外，王芸生對推動《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在一次 筆仗中認識，從1929年張邀請他加盟《大公報》直到他成為總編輯，他以"為國人代言，為 民眾請命"為座右銘，寫了大量文章，數百萬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也是陸續在該報 發表的。他的汪洋恣肆、一瀉千里的政論曾感染了千千萬萬的人。今天再讀他寫於1945年12 月的《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嚴格講來，皆是爭統治 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武，為唐宗宋祖；失敗了 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居高位，凌駕萬民， 發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國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所以亂多治少，甚至竟無清 明之治，就因為只見英雄不見百姓起，人民永遠做被宰制者。"我們還是會為他的見識感到 震撼。王芸生為爭取言論自由的所作的長途跋涉是無論如何也否認不了的，他當年的言論風 采，他對國家的赤誠，也早已得到同時代人的肯定。 張、王二位可以說是20世紀上半葉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們把中國的言論自由事業推向了 一個高峰。在兩極對峙的血與火中，獨立、客觀的言論尤其難能可貴，大公報批評國民黨當 局的腐敗、專制那是人所共知的，如揭露孔家豪門在香港淪陷之際搶運洋狗的社評（引發了 西南聯大、浙大學生反孔遊行），批評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抗議查封《新民報》等，如 《看重慶，念中原》、《莫失盡人心》、《萬方多難念東北》等，"九。一八"後甚至發表過 這樣的言論——"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殺 亦無以謝國民".為了這些不僅僅是"小罵大幫忙"的言論，《大公報》曾遭過停刊三天之類的 罰令，張季鸞曾挨過"御訓"，王芸生曾遭黨報圍攻。作為獨立的民間報紙它也批評過共產黨， 比如《為晉南戰事做一種呼籲》一發表，周恩來當夜就給他們寫長信，但他也承認王芸生的 文章"愛國之情，溢於言表"，《大公報》發表了周的信，並發表張季鸞撰寫的社評《讀周恩 來先生的信》。此外如《質中共》、《為交通著急》、《東北的陰雲》、《可恥的長春之戰》 等都曾令革命黨惱怒。在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情形之下"，這張超越於政治黨派之外、 不依附於任何勢力集團的民間報紙陷入了夾縫當中，一面"飛來紅帽子"，一面罵它"幫閒"、 "幫兇".在1948年江山即將易主的時刻，《大公報》還明白地提出了自由主義的理想。先後 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政黨。和平。填土工作》的社評。這當然是國共兩黨都不能 接受的，《大公報》的命運因此注定，《大公報》的精神也因此長存。 如果沒有那個留日出身、具有現代眼光的胡政之，《大公報》完全可能就是另一番面目。 他曾說："我辦《大公報》，心裡總拿《朝日新聞》作榜樣，相容並蓄。"好一個"相容並蓄"， 這四個字在20世紀只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和胡、張、王主持的《大公報》才當得起。有了這 樣的胸懷和氣度，他的才會大膽起用年輕的肖干編文藝副刊，不憚"南京下警告，工部局來 傳票"，發表範長江名動一時的通訊《陝北之行》、《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不惜以"違檢" 得罪當道。他才會在1948年拒絕了出任行政院長的試探性邀請。1941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 聞學院將榮譽獎章授予《大公報》，稱它是東方最優秀、最嚴肅的報紙。1949前之前的《大 公報》的確代表了中國報紙的最高水準，它在探索言論自由的路上所達到的高度也是後世所 難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