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資源
　　
王思睿
　　
　　
　　與西方國家的民主學說和民主傳統相比，中國的民主學說和民主傳統都要薄弱一些。民
主學說可以翻譯，民主傳統卻無法簡單地移植過來，於是，形形色色的文化決定論便有了用
武之地。
　　
　　然而，傳統不是有形之「物」，而是無形的「理」或「道」。「道，可道，非常道。」
傳統無時無刻不在嬗變之中，永遠處於解構與生成的張力之中。民主傳統離不開歷史事實，
更依賴於傳統承繼者對歷史的態度。
　　
　　從王韜到梁啟超，他們作為民主的擁護者，積極地從中國歷史和本土學說中發掘與之契
合者，這是一種傳統主義的態度。陳獨秀等五四時代的思想導師，割斷民本與民主的思想紐
帶，以「德」、「賽」兩位元洋先生中國獨家代理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反傳統主義的態度。
作為後人，我們今天不難指摘王、梁在民主理念方面的誤解與偏見，但更要批評陳獨秀式的
獨斷與傲慢，反對惟我獨「德」、民主正統從我開始的「革命」心態。傳統主義不是全盤接
受前人對傳統的解釋，而是面對當前的問題，創造性地重新詮釋傳統。
　　
　　談論「民主正統」，就不能不參照西方國家的民主理論與實踐。然而，西方國家的民主
觀也一直是在演變與發展。在20世紀以前的普遍觀點是，民主就是人民主權，就是多數統治。
經歷了「蘇維埃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的得勢，「正宗」的民主見解已經發生了變化。波普在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多數統治的理論中包含著邏輯的悖論，有點類似眾所周知的
「自由的悖論」——即自願賣身為奴的悖論。為了避免出現上述的悖論，波普對傳統的民主
學說進行了新的詮釋。他建議區分兩類政府，第一類是可以不採取流血的辦法而採取例如普
選的辦法來更換的那些政府；第二類是被統治者若不通過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換的那些
政府。「民主」這個詞是前者的簡略代號，而「專制」或「獨裁」是後者的簡略代號。民主
的價值並不出自「所謂多數統治固有的善良和正當」，而是意味著「要避免和反抗專制」的
卑劣。在另外的地方，波普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話說：「什麼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是公民可
以通過法律和平地解雇領導人的國家。」因此，廣義的民主首先應當理解為反對專制暴政，
其次是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政治問題。
　　
　　贊同民主不一定要成為民運鬥士，爭取自由也不一定就是自由主義者。只要以自己的言
論和行動抵制暴政，倡導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政治問題，就是為積累和拓展自由民主
的本土資源作出了貢獻。
　　
　　有的人以成敗論英雄，反對趙紫陽進入民主「先烈祠」。固然，我們希望有中國的華盛
頓和傑斐遜，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傳統並不始於成功的政治家，在他們前
面還有無數的探索者、失敗者和犧牲者，包括蘇格拉底和耶穌。魯迅曾說，中國缺少敢於扶
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如果我們蔑視失敗者，我們就永遠不會有本土的民主傳統。
　　
　　自由不是宗教信仰，民主派不需要宗教法庭來驗明正身。自由民主陣營隨時向所有人敞
開大門，而不計較先知後覺或者先來後到。為蘇聯民主化作出過貢獻的，既有被流放的索爾
仁尼琴，被監禁的薩哈羅夫，被降職的葉利欽，還有曾經位居權力頂峰的戈巴契夫。
　　
　　無論是多次被捕坐牢的民運鬥士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還是主動放棄大好前程創辦
民刊組織競選的團中央委員周為民、王軍濤、韓志雄，還是抵制反自由化運動抵制鎮壓暴行
的執政黨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還是「八九一代」的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劉剛，還
是在「六四」之後堅持不懈地呼喚正義公道人權的丁子霖、許良英、劉曉波，還是以體制內
身份弘揚自由民主憲政的「三李一何」（李慎之、李銳、李普、何家棟），還是「四五一代」
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秦暉、徐友漁、朱學勤，還是更年輕的「公共知識份子」余世存、余傑、
王怡……，都是中國民主化的本土資源。
　　
　　自由民主的本土資源不僅來自於對傳統的發掘，更來自當下的實踐與創新。但是，尊重
傳統的人更能夠從中汲取政治的智慧和靈感，獲得道義的支撐和鼓舞。悼念紫陽，既是寄托
對前輩的哀思，也是對自己靈魂的一次洗滌，更是對民主力量的一次錘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