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文學的張力
　　
王丹
　　
　　
　　政治與文學的糾葛歷來是人類精神發展中的重要面向之一。
　　
　　早在文學的發源時期，它與政治就有著難分難解的關係。「古希臘喜劇的發展也同民主
政治和言論自由有密切關係。特別到伯裡克利時代，喜劇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甚至有的喜
劇直接諷刺和批評他。他死後，喜劇的批評受到限制。」（羅錦麟《酒神入戲》，《我的人
生很希臘》大塊出版社2004）
　　
　　它最新的表現就是200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奧地利女作家葉利涅克（Elfriede Lelinek）。
這個被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常務秘書賀拉斯。恩格道爾稱為「最政治性的作家」的激進左翼
鬥士同時也是德語戲劇的代表人物，這個被奧地利右翼政府宣佈為「國家敵人」的政治活躍
分子，根據她的小說改變的電影《鋼琴教師》風靡世界。瑞典皇家科學院公佈的頒獎理由是
「（其）小說和戲劇以獨特的語言激情揭露社會庸常中的荒謬與強權」，這短短的評語，典
型地呈現出了政治與文學的張力。
　　
　　文學與政治發生關係，首先是因為二者都面對社會，面對組成社會的個人。文學與政治
的互動也是在社會這個層面上進行。二者都是一種社會事實，社會把二者聯繫在一起。二者
也都具有社會功能：政治治理社會，文學安慰社會。
　　
　　對於追求人類進步的人們而言，文學與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動領域。文學是改進人
們對人類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則試圖改變政府政策、國家領導人和制度來改進人們的生活、
命運和社會正義狀況。在推動人類進步和改善人類社會的事業中，這兩方面活動需要也常常
相互幫助。政治改進總是為文學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而文學可以為社會整體創造政治進步
的精神動力和幫助進步政治力量動員民眾。文學並不總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貴族獨自享受的文
化奢侈品。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曾經對於人們擯棄「四人幫」起過難以替代
的政治啟蒙作用。美國歷史上《湯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譽為導致美國內戰從而解放黑奴的
作品。文學領域最負盛名的諾貝爾文學獎中的道義關懷往往是政治關懷。邱吉爾竟然因其許
多政治演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學對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並被政
治和文學界所鑒賞。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也以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著
稱，在他看來，文學介入政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1970年3 月發表的一場演講，題目就是
《文學與政治》。在演講中他提出：「文學與政治從來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體：我寫作的
語言患了政治病；我寫作的國家沈重地承擔著政治的後果；我作品的讀者，跟我作者一樣，
都帶有政治的烙印。」他用詩意的語言表示：「尋找脫離政治的田園生活將不會有多大的意
義，因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變得陰森可怕。」
　　
　　這種文學與政治的糾葛，在中國文學道路上顯得尤為突出。日本杏林大學國際協力研究
科教授小山三郎在研究台灣五O 年代知識份子的論文中指出：「中國文學往往帶有政治性。
只要概觀中國現代文學史，便可發現作家在政治的洪流中，時常成為批判和肅清的物件。這
個事實說明了中國文學裡所包含的政治性。」他將3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政治與文學的關係
總結為「作家的批判性文學精神」，並認為這一精神在台灣沒有被後起的左傾作家繼承下來。
（小山三郎《自由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與文學——對於台灣現在文學的一個視點，《近代
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三十六期）
　　
　　文學與政治發展關係，其次是因為二者都需要熱情，尤其當政治代表著反叛的意味的時
候。因為，文學的素質之一，就是反叛，帶有熱情的反叛。去年是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 ）誕辰100 週年。米蘭。昆德拉將他視為現代文學中可以與喬艾斯，
普魯斯特媲美的文學大師，美國作家約翰。厄普狄克也稱讚他是：後現代造詣最深的人物之
一「，他還多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在談到文學與政治的時候，他說：」（文學）需要高
貴的熱血。藝術與反叛往往是同一的。我是藝術家，所以我同時是革命者，我是千百年來的
鏈條中產生的一環，閃爍著諸如拉伯雷，蒙田，洛特阿蒙或塞萬提斯這樣偉大的名字的這一
鏈條，是從未中斷的激發反叛的歷史進程───不是在於無聲處的醞釀時期，就是在大聲吶
喊的爆發時期。我不如文壇是在反叛和鼓動的信號的召喚之下，我充分懂得，寫作必須是熱
情洋溢的……「（《日記》卷一）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寫出的長篇小說《菲提杜克》，
被認為是」對極權主義提出的最深刻的預先警告。「（傅正明《兩種放逐中的寫作》，《當
代》2005.1）
　　
　　但是，文學與政治之間也並不總是相互配合的。審美與社會正義常常會呈現對立狀態。
美國詩人艾茲拉龐德（Eara Pound）推展「意象派」風格，曾經極大地影響了英語詩歌的發
展，可以說改寫了英詩的歷史。但是遲至2004年8 月11日他才得到英國官方的正式肯定，由
保存管理重要歷史性建築與遺跡的「英格蘭遺產」頒發匾額給他在倫敦的故居。這是因為龐
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公開支援納粹，戰後被捕受審，1958年才在海明威等人德奔走下獲釋。
同樣的例子還有中國30年代最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他因為在日本佔領北平時期出任文
化領域的公職，戰後被定為「漢奸」，其文學地位被長期漠視。面對歷史，文學如何擺正與
政治的關係，因此成為文學與政治的張力中最關鍵的問題。
　　
　　文學可以促進政治進步，但不能成為政治附庸品。作為政治附庸品的文學容易背離文學
改進人類心靈精神的最初目標，去服務於政治或社會勢力的權力慾和具體的利益，從而降低
精神水準。而政治勢力必然企圖利用文學去實現自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現實中的政治往
往需要的是冷靜與計算，而不是熱情。但理想中的政治則應當包涵熱情的部分，或者說理想
主義的部分。淨化政治，就因此而成為文學抗拒被政治收編的目的。同時，文學之於社會的
功能就是反省與批判。不僅反省與批判社會，也要反省與批判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因此，為
了避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首先要求文學自身能夠保持熱情和反叛的精神。
　　
　　此外，文學避免成為政治的附庸，還應當盡量避免直接介入社會。文學介入社會與政治，
有直接的進入和間接的介入。直接的介入，就是用文學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針對政黨，
制度，國家機器這類的物件作為文學陳述的內容。而間接的介入，就是通過對良心，對人性
的挖掘進行的。因為社會正義畢竟要建立在個人正義的基礎之上。世界文學名著，絕大多數
都不是描寫了社會，而是因為深入挖掘了人性才能夠世代流傳。當文學不要把自己當成救世
主的時候，當文學首先是面對作為個人的自己的時候，當文學介入社會主要是作為一種義務
而不是作為一種使命的時候，文學的主體性才有可能得到堅守。正如智利詩人聶魯達所說，
孤獨和人群當然是當代詩人的基本責任，但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也同樣應當承擔對世界的責
任和義務。這種責任和義務不是上帝式的拯救，因為我們自己也活在其中，如果世界無可救
贖，我們每個人就無處可逃。因此，完成對社會的承諾，不是拯救他人，而首先是一種自我
拯救。
　　
　　從作為個人的自我出發，面向社會提出問題，這，也許就是文學與政治的張力所在吧。
　　
　　200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