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畫了一個句號——重讀百年言論史之五 傅國湧（浙江） 　　國民黨當政以後，先後頒布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法律、條例、細則等，如《宣傳品審查 條例》（1929）、《出版法》（1930）、《出版法施行細則》（1931）、《新聞檢查標準》 （1933）、《圖書雜誌審查辦法》（1934）、《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及《標準》 （1938）等。 　　但知識份子的抗爭也一直沒有停止過，比如1934年2月上海各書局以中國著作人出版人 聯合會的名義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請願。1936年1月上海71名新聞記者聯名發表宣言，要求 國民黨當局開放言禁。1938年鄒韜奮連續發表《審查書報的嚴重性》等文章，生活書店和其 他書局發表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壓制言論自由的法令，國民參政會上也多次提案。對審查制度 最有力的反抗發生在1945年，5月，曹禺、張申府、張靜廬等50多名作家、學者、教授提出" 要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取消新聞圖書雜誌及戲劇的審查制度"，並提出"拒絕檢查、拒絕 審查"的口號。8月17日，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一書被搜禁後， 重慶《民主世界》（孫科 等主辦）、《中華論壇》（章伯鈞主編）、《民憲》（左舜生主編）、《民主與科學》（張 西曼主編）、《中學生》（葉聖陶主編）、《中蘇文化》（侯外廬主編）、《現代婦女》 （曹孟君主編）等16家雜誌聯合發表拒檢聲明，鄭重宣佈自9月1日起，雜誌不再送檢！其中 10家雜誌同時決定出版一、不向政府辦理登記手續，二、稿件全部不送檢的《聯合增刊》）。 當時整個重慶也不過是三、四十家雜誌而已，這些不同黨派、不同政治傾向、不同專業的刊 物聯合拒絕惡劣的檢查制度，寫下了中國言論自由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頁。 　　接著，19家出版社組成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立即宣佈堅決支援這一拒檢聲明。8月27日， 重慶雜誌社聯誼會集會時在拒檢聲明上簽字的雜誌增至33家。8月31日，《國訊》、《憲政》 等八家雜誌負責人集會一致議定不再送審。9月15日，《聯合增刊》第一期出版。 　　9月8日，成都《華西晚報》等16家報紙、刊物、通訊社發表葉聖陶執筆的公開信予以回 應，"共同高舉起言論自由的大旗，宣告檢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壓迫言論自由的法令與 制度的死亡！"10日，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機構增加到22家。17日，成都27家新聞文化機構舉 行聯誼座談會，發表宣言，提出取消一切出版發行的特許制度、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制度， 當場成立永久性組織"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昆明、桂林、西安等地也紛紛回應拒檢。溫 和的葉聖陶連續發表了《我們永不要圖書雜誌審查制度》、《發表的自由》等文。 　　9月1日記者節那天，面對抗戰的勝利，《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 "八年來緊緊束縛著新聞記者的手，從今天開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開始可以透出一點氣 來了！"9月22日，國民黨通過決議，宣佈自10月1日起取消對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新 華日報》發表社論《言論自由初步收穫》，直言「檢查制度的廢止，是言論自由的開始；但 還不是言論自由的真正實現。」 　　10月初昆明《民主週刊》等十多家文化新聞團體聯合發表宣言，明確提出「人民有經營 通訊社和創辦報紙雜誌、印行書籍的絕對自由，除呈報政府備案外，不受任何黨派的限制」、 「保證人民有批評以至反對政府的權利」等要求。 　　11月，馬敘倫、鄭振鐸等91名上海新聞文化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壓迫 人民言論自由，呼籲廢止收復區的新聞檢查制度，實現言論出版自由。 　　12月，上海30多名新聞記者聯名反對上海市政府統制新聞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 期刊》等17家雜誌社聯名提出廢止一切限製出版的法令，並建議新聞文化界開展拒絕登記運 動。1946年1月8日，重慶生活書店等35家出版社聯名致函即將召開的政協會議，提出廢止出 版法、取消期刊登記辦法等五項要求。 　　在輿論的呼聲面前，蔣介石1946年1月10日公開作出了他後來沒有兌現的包括人民有言 論出版自由在內的四項承諾。 「我們的抗議」 　　抗戰的勝利並沒有迎來言論自由的全面勝利。1946年1月11日，也就是蔣介石宣佈開放 言論自由的第二天，楊潮在杭州獄中被迫害致死。1900年出生於湖北沔陽的楊潮，筆名羊棗， 是記者、軍事評論家，還是翻譯家，長期從事軍事評論和國際時事評論，在新聞界享有很高 的聲譽。 　　1937年11月，教育家、民俗學者李敷仁在西安創辦《老百姓報》，這是一家通俗化的報 紙，以普通工農群眾為主要閱讀物件，宣傳抗日，主張民主，用老百姓的話說出老百姓的疾 苦與心聲，並採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深受廣大民眾歡迎。國內發行13個省，甚至在蘇、 英、美等國也有訂戶。1940年4月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1945年李敷仁主編《民眾導報》， 對社會教育貢獻極大，被青年農民尊為導師。1946年4月30日他遭到特務綁架槍殺，重傷未 死，得咸陽百姓相救，才倖免於難。 　　1946年，西安《秦風。工商日報》持論公正，倡導民主，連續被特務搗毀、火燒，5月2 日被迫停刊，法律顧問王任律師因為仗義執言，被非法槍決。 　　內戰發生以後，封報館、捕、殺報人的事屢見不鮮，言論自由當然談不上了。在內戰白 熱化、政權即將移手、面臨王朝更疊的前夜，懷抱言論報國理想的知識份子還是盡了最大的 努力堅持到最後一刻，對當時發生的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他們幾乎都作了抗爭：楊潮之死引 發了全國新聞界的抗議浪潮，1946年1月26日，上海新聞界金仲華、柯靈、孟秋江、劉尊棋 等60多名記者聯名在各報發表《上海新聞記者為羊棗之死，向國民黨當局的抗議聲明》，" 羊棗先生無故被捕，時愈半年，既不公開審訊，復不宣佈罪名，囚死獄中，實為當局一貫摧 殘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之直接結果"，「新聞記者失其保障，民意盡遭窒息，中國新聞事業 必將走向絕路」。許多報刊發表社論文章，予以譴責。5月19日，發表《上海文化新聞界祭 楊潮文》。 　　3月25日由《世界知識》、《週報》、《民主》、《文萃》、《新文化》等組成的上海 雜誌界聯誼會發表宣言，抗議國民黨摧殘言論出版自由，聲援重慶、西安、北平、廣州等地 受迫害的同行。 　　5月，徐鑄成等102名記者要求保障言論出版自由。 　　6月，在"下關事件" 現場採訪的《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女記者浦熙修等人也 被打傷，新聞界紛紛發表社論、通電，呼籲嚴懲兇手、保障新聞自由。39位新聞文化界知名 人士聯名抗議國民黨摧殘言論出版自由。 　　7月，上海民營廣播電台聯名抗議當局勒令50多家民營電台停播。 　　聞一多、李公僕因為反獨裁、爭民主的言論被暗殺後，他們說話了、抗議了。 　　1946年6月北京七十七家報刊被取締、查封以後，他們說話了、抗議了。 　　柯靈等辦的《週報》、黎澍辦的《文萃》、鄭振鐸的《民主》被封殺，《文萃》三烈士 遇難，他們都抗議了：有馬敘倫、茅盾、葉聖陶、吳祖光、巴金、郭沫若、郭紹虞……等的 抗議，有沈鈞儒、徐鑄成、趙超構、孟秋江等的抗議，1946年10月31日，《民主》週刊最後 一期封面上就有「我們的抗議」五個大字。 　　1947年、1948年，上海《文匯報》、南京《新民報》被勒令停刊時，他們也說話了、抗 議了。 　　畢竟那個時代的人們深深懂得自由絕對不是一種恩賜，自由永遠是人民鬥爭才能得到的 果實。 　　這是言論自由史上最悲壯動人的一幕。 聯名表達政見的傳統 伴隨著壓迫言論自由的是殺戮、是牢獄、是查封、是流亡，然而，歷史始終貫穿著知識 份子群體抗爭的聲音。今天讀一讀這些報道，我們可能感到陌生，但在半個多世紀前，卻是 見慣不慣的——20年代有胡適他們群體的聲音，提出"好政府主義"，那是軍閥混戰時代，大 一統的權威喪失了，言論結社的空間是前所未有，也是後所未見的。 　　30年代面臨日本入侵的亡國危險，知識份子聯名發出群體的吶喊，組織社團都不是什麼 新鮮事。如1935年12月，《大眾生活》曾發表馬相伯、沈鈞儒、胡愈之、陶行知等281人發 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1936年3月，《生活教育》發表馬敘倫等148人《北平文化 界救國會第一次宣言》；1936年7月、8月，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四人聯名在 《生活日報》（香港）、《生活教育》發表著名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公開信，等等，雖然發生了"七君子事件"，但空前的危機及空前高漲的愛國熱情終於造成了 舉國一致共赴國難的大局面。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張奚若、周炳琳、朱自清、聞一多、陳岱孫、湯用彤、錢端 升等西南聯大十教授聯名致電國、共兩黨領袖"蔣介石先生毛澤東先生"，"一黨專政固須終 止，兩黨分割亦難為訓"，要求盡快成立"立憲政府"代表了十大教授共同的見解。他們還提 出四條"當務之急"、應"立即施行"的意見：一、"一人獨攬之風務須迅予糾正"；二、"今後 用人應重德能，昏庸者、貪婪者、開倒車者均應擯棄"；三"軍人干政，在任何國家，任何時 代，皆為禍亂之階"；四、懲處叛國奸逆。這些以教學為業的書生，在面臨"治亂間不容髮" 的歷史關頭是不能沉默的。當時和他們這樣聯名發表了意見的還有很多，比如成都文化界、 昆明教育文化界等。 　　在這之前，1945年2月22日，郭沫若等312個知識份子曾聯名在《新蜀報》、《新華日報》 發表《重慶文化界對時局進言》，要求召集各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廢除一切限制人民 活動的法令，取消黨化教育，停止特務活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和愛國青年等。 　　在這之後，1946年6月馬敘倫、陶行知等164人發表公開信呼籲和平。同樣的呼聲在當時 的中國絕對不是孤立的。 　　1947年3月8日，朱自清、陳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十三個教授在《觀察》發表《保障 人權》宣言，抗議警察以清查戶口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會呼籲盡速釋放無辜被捕的人 民。如果說這些聯名表達意見的主要還是人文知識份子的話，那麼北大、清華等高校聯名抗 議政府迫害"手無寸鐵"、"善良純潔"的青年學生的90位教授則幾乎涵蓋了文、理、工各科。 對學生和學潮的態度可以說是衡量大學教授精神狀態的首要標準。 　　1947年5月發生學生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五二0運動，27日31位北大教授發表宣言 聲援，32位燕京大學教授發表宣言回應。 　　1948年7月5日，東北學生五千人要求撤消"徵召全部東北學生當兵"的議案，到北京參議 會請願，軍警槍殺吳肇壽等13人，12人受傷。12日，404位大學教授聯名發表"七五"抗議書， 提出懲凶、還屍、醫傷、解嚴、釋放被捕學生、救濟東北學生等六項要求。 　　聞一多、李公僕的血沒有使知識份子閉上他們的嘴，放棄手中的筆。整個40年代後期他 們動不動就發表政見，或聯名集體表達對國事、對其他公共事務的意見。少則數人、數十人， 多則上百人、數百人。即使在1947年11月大變革的前夜，國民黨當局原形畢露，撕去民主的 遮羞布，強令取締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中國民主同盟時，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潛、朱自清、 俞平伯、李廣田、馮至等48位北大、清華、燕大教授當即聯名在《觀察》發表《我們對於政 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簽名者中還包括了錢偉長這樣的自然科學家）。他們不是民盟成員， 而是以"自由國民的立場"抗議政府不容異己的"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舉動".48個教 授行使"無權者的權力"，捍衛了人的尊嚴，捍衛了言論自由的原則。 　　在大變動時代的所有重大問題上，作為社會良心的自由知識份子幾乎都沒有沉默，而是 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這是20世紀前半葉形成的傳統，言論自由的傳統。所以謝泳先生說： 「在40年代，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公眾心目中代表著公正和良知。他們當時最 大的特點是在批評和抗議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體力量，絕不是個別獨立地去抗爭，而是團 結一致。……而且無論是從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還是從事工程技術的，從事人文科學的 就更不用說了……這種大學教授整體力量的形成實際上已成為現實政治的一種制衡力量，至 少他們可以發出獨立的聲音，批評政府，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論去治他們的罪，大學教授在抗 議政府的腐敗行為方面表現出的一致性是他們不畏強暴的力量源泉。」[謝泳《逝去的年 代》，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376頁] 《新華日報》呼籲「筆的解放」 　　1938年1月11日，共產黨在武漢公開出版《新華日報》，10月25日遷至重慶出版，直到 1947年2月28日凌晨被國民黨當局封閉，在長達九年多的時間裡，《新華日報》高舉民主大 旗，大力呼喚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它的民主呼喊曾傾倒了千千萬萬知識份子， 延安成為無數青年學生心中的聖地。《新華日報》以其民主言論在百年言論上閃爍著不滅的 光芒。 　　雖然《新華日報》創刊僅7天，1938年1月17日，國民黨當局指使的特務流氓就在光天化 日之下，搗毀了營業部、排字房和機器房。一則說明情況的「啟事」到19日才刊登出來。 1939年6月16日，《新華日報》宜昌分銷處被國民黨查封，負責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館及 其他各地的分館、分銷處都遭查封；發往各地的報紙經常被郵件檢查所攔截、扣押、沒收……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八週年時曾發表一篇社論，回顧了八年辦報的坎坷歷程： 「我們是一個合法的報紙，但卻經常受著非法的阻撓和破壞。講發行，寄出去的報紙經常要 受郵檢，幾乎完全被扣了，讀者經年累月收不到我們的報紙。外埠報販如要分銷本報，輕則 被封，重則坐牢。本埠發行，報販被迫不賣本報，我們只好自雇報童，但仍還要經常受到威 脅、毒打、拘捕、撕報等等阻難，使本報不能廣泛的、經常的、及時的到達讀者手裡。還要 對讀者施出花樣百出的迫害，不准看新華日報。工人、學生看新華日報的，就有被開除、被 禁閉、以至於失蹤的危險。總之一句，要使本報自己不能發、人家不敢看。試問這還談得上 新聞自由嗎？ 　　還有，我們的採訪處處受到歧視，人家可去的地方，我們不能去。我們的廣告受到封鎖， 在我們報上登廣告的，就要受到威逼或者敲索。敵人投降，別的報紙紛紛復員，都到南京、 上海、天津、北平、漢口等地出版去了。本報籌備於南京，創刊於漢口，遷移於重慶，八年 來始終跟著政府為堅持抗戰而服務。至抗戰勝利，卻不能和別報一樣復員出版。所有這一切 不合理、不公允的待遇，我們實在忍受夠了。「 　　儘管如此，這張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的日報總算在他的眼皮底下畢竟存在了9年之久。 迫於團結抗日的巨大壓力，國民黨允許與自己打了十年內戰的死敵在自己的心臟創辦一張公 開發行的日報，這不僅在20世紀言論自由史上空前絕後，在整個中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正是利用《新華日報》這塊合法的輿論陣地，漫長的九年中，共產黨高舉民主、人權的旗幟， 以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爭自由的面目，贏得了人心。 　　《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收錄了許多當年《新華日報》發表的社 論，今天重讀依然能令我們血脈憤張。那是民主的號角、自由的號角、人權的號角，也是莊 嚴的承諾。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讀到當年《新華日報》上發表的許多歌唱美國民主的評論。 1943年9月12日發表的《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以詩一般的語言闡述了美國的理想 ——「他們為了完全擺脫加在他們身上的鐵枷，1776年的獨立戰爭爆發了，獨立宣言淋漓地 發揮了他們對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類生而平等』的誓言，永遠地鐫刻在每一個美國人 的心上，……」。「美國人民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 益的範圍」。「美國人民當然更有對於（政府）進行批評的權利。」「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 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笑 蜀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13—117頁] 《新華日報》在蔣介石垂拱而治的山城重慶，不斷地以美國的理想、美國的民主精神為武器， 向國民黨的專制制度發起一次次的衝鋒。 　　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一文， 高呼「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 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 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 的美國的同情。」[《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131頁]1945年9月27日，《新 華日報》發表《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問》，毛澤東說得更加明白：「『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 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 的四大自由。」這是多麼動人的文字，這是多麼美好的承諾。 　　面對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言論專制制度，《新華日報》曾在《言論自由與民主》、《出 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以出版自由繁榮 出版業：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門》等一系列文章中，為言論自由而大聲疾呼。1945年9月1 日，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第一個「記者節」，《新華日報》的《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 記者節所感》社論，譴責「用剪刀和紅墨水來強姦人民的公意」的檢查官，「檢稿、扣報、 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 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便飯。」呼籲「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 繩索」——「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 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 紀前的莊嚴承諾》，191—192頁]雖然蔣介石和國民黨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無論如何還 是容忍了九年。九年的時光也許算不得長，《新華日報》那些富有感染力的言論如同黑暗天 幕裡的點點星光，確曾激動過一代青年。 《觀察》絕響，餘音已絕 儲安平主辦的《觀察》週刊達到了百年言論史上書生論政的最高峰，成為一座幾乎難以 跨越的豐碑。 　　9月1日，確乎是百年言論史上一個不尋常的日子，張季鸞、胡政之他們接續《大公報》 的星火是這一天。1933年，因為劉煜生之死引發新聞界及社會各界的抗議風波，9月1日國民 黨當局被迫作出積極的回應，一年後這一天被定為「記者節」。永垂史冊的《觀察》週刊也 誕生於1946年9月1日。或許這一切都只是歷史的巧合。在《觀察》創刊號上，儲安平以「編 者」名義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直言：「我們這個刊物的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 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 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 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只是 眾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 方式，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儲安平文集》下，東方出版 中心1998年版，51頁]接著，他提出了「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 原則，以及「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態度。在《觀察》存在的近三年半歲月中， 儲安平信守並踐行了他在這一天提出的這些「信約」。《觀察》以其「獨立的、客觀的、超 黨派的」追求迅速成為「全國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它的近70位撰稿人幾乎都是全國 一流的學者、專家、教授，由他們撰寫的專論是《觀察》的一大特色。儲安平本人金石般的 政論更是達到了那個時代文人論政的最高峰，從《失敗的統治》到《一場爛污》、《政治失 常》，他為國民黨的統治下了最後的斷語，言論之激烈、論述之精闢，令人歎為觀止。在 1949年前夜的中國，《觀察》以其堅定的道義擔當、獨立的品格為知識份子自由論政為提供 了一塊平台。1947年5月，當國民黨封殺上海《文匯報》、《新民報》等三報時，他沒有顧 及自身的安危。當國民黨當局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面對惡劣的政治氣候， 1947年11月8日，《觀察》在頭條位置發表周炳琳、金岳霖等四十八位教授《我們對於政府 壓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時進《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對此儲安平說：「編者的 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於人，說話之權操之於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 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 心肯為言論犧牲生命的人物！」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報》遭永久停刊處分，政府磨刀 霍霍，黑雲壓城、《觀察》風雨飄搖，7月17日，儲安平發表瀰漫著一股浩然之氣的《政府 利刃，指向觀察》一文：「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 燒燬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 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 家的浩劫裡，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 為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 們對於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儲安平文集》下， 248頁] 1948年10月，離《觀察》 被「勒令永久停刊」已為時不遠，國民黨敗像已露，《觀察》在頭條位置發表張申府《呼籲 和平》一文，儘管哲學家別無動機、別無背景，僅僅「出於真情、實感、仁心」而呼籲和平 ——「真和平」、「長期的和平」、「為國為民的和平」。但在有些人看來，在毛澤東即將 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論斷時，還 在呼籲和平，那是多麼不合時宜。儲安平曾說：「在這個社會中，只要你批評共產黨一句， 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蘇聯或者共產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右傾』了。」在 「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在一個這樣的社會，儲安平和《觀察》週刊要 堅持「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立場，又何其困難，何其難能可貴。他說：「好漢做事， 來去光明，用不著鬼鬼祟祟，而我們對於一切誤會、傳說、曲解，也不急急於辯護、闢謠或 解釋。只要我們自己腳跟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觀察》為百年中國言論史樹立了一個最富有個性的批評模式，公開的評論、公開的批 評，思想、立場、觀點容或不同，但對批評權利的珍視，對公開批評的追求，成全了《觀察》 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時之選也」，其中既有李純青、楊剛等中共地下黨 員和趙超構等「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以及張東蓀、費孝通、許德珩、傅雷等參加了民主 黨派的知識份子，也有傅斯年、胡適、梁實秋、葉公超等有真才實學、聲望卓著的自由知識 份子，更多的是像馮至、宗白華、錢鍾書那樣的學有專長、不左不右的知識份子。他們匯合 在《觀察》的旗幟下，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五四以後成長起來的知識精英以「撰稿人」的 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數之眾、陣營之強、影響之大，超過了當年的《現代評論》、《新月》 和《獨立評論》，這是一種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道義理想在戰爭的喧囂中放 射出最後一次奪目的光華。儲安平以他的執著、熱情和勇氣完成了百年言論史上蔚為壯觀的 謝幕演出，《觀察》最高一期發行量超過了10萬份，它以深刻的文人論政為一個黑暗、醜陋 的時代畫了一個句號。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們依然為那個不幸的、生靈塗炭的時代曾有過這 樣一本週刊而感到溫暖。 　　《觀察》並不是孤立的，在風雨如磐、炮火連天的年代裡，不說《大公報》這樣有著世 界聲譽的民間報紙，差不多同時的民間刊物就有《世紀評論》、《新路》等一大批週刊，它 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來之前嘎然終止。1947年1月，何廉、張純明等在南京創辦 《世紀評論》，宗旨為「超然獨立、公正客觀」，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時 與文》在上海創刊，發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復亮、張東蓀等，1948年9月停刊。1948 年1月16日，《周論》在北平創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潛、賀麟等，12月停刊。 《新路》誕生於1948年5月的北平，與錢昌照、吳景超的關係最密切，當年12月30日就遭國 民黨當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劉不同在南京創辦《天下一家》週刊，不到2個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觀察》被國民黨當局封閉，成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性事件之一。 　　1949年是一道休止符，「時間」結束了，一切都嘎然終止。言論自由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讓多少昔日慷慨悲歌的志士感激涕零。那年頭有什麼言論自 由，那就是呼喊「萬歲」的自由，歌唱「時間開始了」的自由，「我們歌唱北京城」的自由。 然而，不幸的是真誠謳歌「時間開始了」的胡風1955年就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頭頭，打入了萬 劫不復的地獄：「我們歌唱北京城」名動一時的青年詩人邵燕祥，1957年也成了「右派」， 被剝奪寫詩的權利長達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