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自由主義的系統辯護（上） 周舵（北京） 筆者寫作本文，是想要達成以下目標：（一）推薦一部極為出色的政治哲學著作：加拿 大學者金裡卡（Will Kymlicka）的《當代政治哲學》；（二）介紹該書作者對平等自由主 義（或自由主義的平等主義，或自由主義左翼，亦即中右派）的系統辯護；（三）簡述作者 對其他各種主要競爭性理論——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 元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批評；（四）簡要介紹公民資格理論，或說民主的公民素質理論。 顯而易見，再詳盡的介紹，也不能代替閱讀原著；反之，十分簡略的介紹，也不會毫無 意義；我也就不揣冒昧，在一兩篇短文中試圖達成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標了。其實，只要引起 了讀者閱讀原作的興趣，本文的目的也就算是達到了。 （一）一部「極為出眾」的著作 「極為出眾」這句評價，出自該書的譯者劉莘，也是我個人的同感。理由主要有兩條： 首先，和實證主義、客觀主義的立場相反，作者不是將各派學說摘要羅列，而是以作者自己 的平等自由主義立場作為基準，對這些學說作內在邏輯一貫的系統評介。我認為，只要清楚 區分了「實然」和「應然」、「事實」和「規範」（「價值」），這樣做就不但不是缺點， 相反，是極大的優點。理由此處只得從略。 其次，作者的邏輯嚴謹、敘述簡潔明快，可以作為英美學術優美文風的範例。對比之下， 我國學術界的一大部分人，要麼文人氣太盛，邏輯功夫一塌糊塗，甚至對基本概念的清晰界 定和把握都做不到，如同用泥坯蓋一座摩天大樓；要麼深染黑格爾式的惡習，以晦澀難解為 榮（就這個話題，讀者不妨參看波普爾對哈貝馬斯壞文風的諷刺批評短文）。 （二）對平等自由主義的系統辯護 說句半開玩笑的話：壞社會有許多種，其中一種是，好人既無知又糊塗，而聰明人則心 腸太硬，缺乏同情心。極左和極右居優勢的社會，差不多就是這樣一種壞社會。我所主張的 「漸進民主」的目標——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主流的聯盟——恰恰相反，是要讓明智的好人 （中左）和軟心腸的聰明人（中右）主導社會。金裡卡教授的立場是中右，即自由主義左翼， 正合我意。 政治哲學是政治學的「元理論」，它在當代的復興，是由1971年羅爾斯（J.Rawls）出 版他的不朽著作《一種正義理論》（即《正義論》）所激發。主要由羅爾斯和德沃金 （R.Dworkin）所代表的平等自由主義，今天已經「有理由被認為代表了當代英美政治哲學 的主流」（Kimlicka）——雖然不是當代美國政治的主流。在讀書報告之三「羅爾斯與自由、 平等、博愛」之中，筆者已經對羅爾斯作過極簡略的介紹，但那個介紹過於簡略，恐怕難以 令人信服，所以稍微深入一點的系統介紹看來是必要的。 1、批評功利主義 在羅爾斯的大作面世之前，功利主義在西方社會「是一個不言而喻的背景」——其實豈 止是在西方社會，在中國也是一樣，比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一，「代表最廣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就是一句功利主義的口號；它的最大問題是：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最廣大人 民」之外的少數人，你就有理由不代表，不保護了嗎？他們的利益由誰代表？ 功利主義最簡單的表述形式是這樣的：「能夠為社會成員創造最大幸福的行為或政策就 是道德上正當的」：「道德就是使人類幸福最大化」。 功利主義最通俗的說法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這在邏輯上不能成立，因為任 何一種行為或政策都不可能實現兩個最大化目標，只能是，要麼使既定數量的人的幸福最大 化，要麼使既定幸福量在最大數量的人口中分配。但功利主義的根本錯誤不在於此。 首先，「幸福」作為一種心理體驗、心理狀態不可能是生活的核心價值。諾齊克舉過 「體驗機器」的例子：科學家可以發明一架機器，用聲、光、化、電和注射藥物等等一大套 科學手段刺激我們的感官，讓我們享受最大的快樂，並且沒有任何負作用（Nozick ， 1974）。我們會認為這就是最好的生活嗎？至少拿我來說，我寧願死去也不願這樣活著。 功利主義更精緻的解說是「偏好（可以與」幸福「無涉，比如新教徒以艱苦勞作為天職 的偏好，比如豐富的體驗，其中包括苦辣辛酸）的最大滿足」。但許許多多的偏好都不但無 益，而且有害，比如愛吃麥當勞的垃圾食品，比如賭博、吸毒和沉迷於電腦遊戲。「對某事 物的偏好並不是使它有價值的原因，相反，某事物的價值才是偏好它的正確理由」。 還有一種「適應性偏好」更有趣。舉兩個例子，「酸葡萄」心理（或「阿Q哲學」）和 「滿意的奴隸」：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設法說服自己改變偏好——從喜歡改成不喜歡；奴隸 為了讓被奴役的日子好過些，就乾脆聲稱自由不是什麼好東西，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自由。偏 好不僅僅是個「量」的問題，它的「質」更重要得多。 賭博、吸毒等等都是「私人偏好」，對也罷錯也罷，都不直接涉及他人。「涉他偏好」 則不然，希特勒偏好沒有猶太人生存的世界，共產黨人偏好對自己規定的無窮無盡的「敵人」 搞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與「和諧社會」截然對立！），更常見的是，幾乎人人都 偏好逾越正當的權利邊界多吃多佔。有什麼理由說，這些偏好的最大化是可取的、有理據的 呢？ 功利主義主張每個人的幸福、利益或偏好都應當受到一視同仁的平等關照，這在歷史上 起過反對少數人特權的積極作用，但它走得太遠，也太粗陋了。對幸福、利益、偏好和各種 價值目標不作價值評判是根本行不通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不可能是這麼一種「漿糊哲學」， 只不過，除一套必不可少的核心共識之外，政治權力介入價值評判要越少越好罷了。至關緊 要之點是，自由主義者毫不含糊地堅持，決不允許以侵害少數人正當（正義）利益和基本自 由權利的方式，去實現多數人或「全社會」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無一例外的每個人之基本 自由權利必須具有優先性、神聖性地位，這是自由民主社會的核心信仰，是一種不容質疑、 無需論證的「第一原理」，它無需、也不可能「放在理性的審判台前接受檢驗」，更別說其 他什麼非理性的意識形態主張的「檢驗」了。主張「一切都要接受理性檢驗」的理性主義者 根本不懂邏輯和科學，他們不知道人類理性的極大局限性——當然，這不等於說，我們應當 放棄理性，改用非理性。理性不是萬能的，沒有理性卻萬萬不能。 2、簡述羅爾斯 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所有的社會基本益品（Social primary goods）——自 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人格自尊的基礎條件——都必須平等分配，除非對某一種或所有社 會基本益品的不平等分配將有利於最少受惠者。 不是要消除一切不平等；如果某些形式的不平等促進個人天賦的發揮、激勵努力工作從 而使所有人獲益，這樣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不平等像功利主義主張的那樣 侵佔某些人的公平份額，這樣的不平等——無論是偏袒少數人的，還是偏袒多數人的——就 不被允許。這相當於把對「不平等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決定權給予弱勢群體——只要他們 是明事理的，對極端主義的平等有足夠的免疫力。然而很遺憾，這一要件在深受極左派「打 土豪、分田地」式的煽動蠱惑的中國底層民眾當中往往並不具備。 羅爾斯堅持，僅僅「機會平等」（所有職業和社會地位向每個人平等開放）是不夠的， 「起跑線」不應當從每個人擇業時算起，它應當設在人們出生時——家境和所出生的社會環 境、尤其是受教育的環境不同，以及，人的天賦不同，這兩大類「境況」不同，起跑線就不 可能平等；而且，正義的社會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個體育競技場。相反，我們必須分清 源於先天秉賦（「境況」的一部分）的所得，和源於後天努力（「選擇」）的所得，只有後 者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才是公平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應當「鈍於秉賦（境況）而敏 於選擇（努力）」 （借用經濟學語言：應當是「收入－秉賦彈性」小，「收入－選擇彈性」 大）。非如此，社會公平（正義）的三個主要目標——第一，尊重人的道德平等（把每個人 當作他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實現他人目的的手段）；第二，緩和自然偶得和社會偶得的任意性； 第三，為我們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便不能得以實現。 3、簡述德沃金 在實踐中怎樣貫徹上述正義原則呢？羅爾斯語焉不詳。德沃金（Ronald Dworkin）提出 了以下設想： （1）「敏於志向（選擇）」的拍賣先假設每個人的自然秉賦相同，每人手中都有同等 程度的購買力（比如100個硬幣），社會的所有資源都被拍賣，人們就用手中的硬幣，通過 喊價去競購最適合自己人生計劃的那些資源。 這個拍賣會的最終平衡點是：每個人花光100個硬幣，恰好將所有資源買光。這就實現 了「帕累托最優」——每人都寧可要自己手中買到的一組資源，而不會羨慕他人的，因為， 否則他可以不買自己手中的而買他所羨慕的那些東西。德沃金稱之為滿足「羨慕的檢驗標 准」。有了這個公平的起點，以後的收入分配就取決於個人選擇和努力（「敏於志向」）， 就是合乎正義的。 但自然天賦不可能相同。那些殘障人士可能很快耗光買到的資源，卻不能得到有尊嚴的 起碼的生活保障。這是不公平的。補償的辦法是： （2）保險方案在拍賣會開始之前，就從社會資源中予留一部分，用來補償最弱勢群體， 然後再按上述方式拍賣。 顯然，補償份額再高，也不可能實現境況完全平等。一個天生愚型患者，無論給他怎樣 的補償，也不可能使他與正常人境況完全平等（那些主張完全的實質平等的極端平等主義者， 有必要認真回答諾齊克的質問：健康人為什麼不應該捐出一隻眼睛給雙目失明的盲人？）。 只能在要麼完全漠視自然秉賦的不平等（如自由至上主義所主張的），要麼企圖使境況完全 平等（如極左分子所主張的）這兩個極端之間取中庸之道。比如，在「無知之幕」籠罩下 （人們不知道自己有怎樣的自然天賦，同時假定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可能性遭受種種自然劣 勢），達成一個一致同意的保險份額（假定為30%），然後以所得稅方式支付這一保險費， 用來舉辦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阿瑪蒂亞。森的「基本能力平等」方案也與此類似。 一定得注意，我們必不可免地只能滿足於遠非理想的次優方案，羅爾斯和德沃金的理想 方案只存在於虛構之中，只能作為一種檢驗標準，一種建立正確的正義原則的理論工具，不 能作為實施方案。這是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我們既不可能徹底區分源於先天秉賦的所得和 源於後天努力的所得（「個體並不會在自己的額頭上標明自己究竟承擔了多少責任。無論制 度還是他人，妄圖猜測個體的責任份量，都將在實踐上為偏見和歧視埋下伏筆」）；什麼是 自然優勢或劣勢，又取決於人們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又是變動的——21世紀的「知本主義」 社會看重知識和智力，中世紀的封建騎士看重的卻是勇氣和體力；此外，還有種種不可預見 的幸運或不幸導致境況的不平等，完全消除這些不平等是不可能的。「敏於志向」和「鈍於 秉賦」兩個目標不可得兼。 於是，當我們客觀、冷靜地立足於現實之時，就不能不同意德沃金最終開出的「驚人保 守」的政策處方：所得稅，轉移支付，福利國家。無非如此。平等的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左 翼大致等同於福利國家自由主義。頂多，對自己，我們應當強調承擔責任，對他人，不要窺 探他人是否承擔了責任，以此培育一種「民主公民的氛圍」。同時，我們也不能小看了其理 論價值——羅爾斯和德沃金將自由至上主義置於極不利的言說地位（詳見後文）。 限於篇幅，金裡卡教授對其他競爭性理論（與平等自由主義構成競爭、挑戰關係的其他 理論）的批評，以及公民資格理論即民主的公民素質理論，只能留待本文之（二）和之（三） 再談了。 《當代政治哲學》上、下冊，〔加〕威爾。金裡卡（Will Kymlicka）著，劉莘譯，上 海三聯書店2004年1月出版，定價人民幣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