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株浮滄海」：胡適的哀傷 傅國湧（浙江） 　　1949年1月1日的胡適日記很簡短：「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十七日了！蔣先生有主 張和平的文告。」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適匆忙離開北大，告別大軍合圍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後（12月 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無自責地對司徒雷登說自己痛悔抗戰勝利之後這些年沒有把精力、 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過去做的那樣自私地又埋頭於他所感興趣的學術活動中了」。 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著淚水」。 　　1948年的最後一天，在南京，對著滾滾而去的長江，胡適和傅斯年兩人一邊喝酒，一邊 背誦著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兩人都禁不住潸然淚下。1949年1月2日，胡適將這首詩抄在了日記中。2月12日，他在 上海和雷震見面時又出示了這首詩，雷震認為「正為國民黨今日處境之寫照」。「枝條始欲 茂，忽值山河改」，胡適和傅斯年「兩人都下淚了」，他們的淚到底為何而下？這首詩為什 麼一再在胡適的腦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講的那麼簡單。「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他們哀傷的首先不是國民黨這個政權的敗亡，而是他們熱切嚮往的漸進變革之路的中斷，他 們知道以和平方式播灑文明的種子、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切努力即將付之流水。 　　胡適不是什麼政治人物，他更有興趣的是學術工作，是辦大學，是從文化上擔負起一個 知識份子的責任。儘管他在1949年的轉折關頭說過「在道義上站在蔣一邊」這樣的話，並再 次踏上抗戰時走過的赴美遊說之路，但他不願從政做官這一點沒有什麼改變，這可不僅僅是 珍惜自己的羽毛。這裡固然有他個人性情、趣味、學養、經歷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對知識 份子應始終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清醒認識有關.3月7日，他看到石濤畫冊自題：「不識乾坤老， 青青天外山」，曾感歎「遺民不肯拋棄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國的日子裡，他是否也有 類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傷都包含在陶淵明的詩和石濤的畫裡，但他的哀傷又豈是生活在古 代的陶淵明、石濤所能體會的。「根株浮滄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適的後半生，這樣 的哀傷幾乎一直在他的心頭縈迴不去。 一 1月8日，蔣介石請胡適吃晚餐，勸他去美國：「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 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話雖如此，國民黨方面乃至美國方面 希望他做大使、做外長的呼聲卻一直不斷。不過他連顧問性質的「總統府資政」都拒絕了， 他留戀的倒是北京大學校長這個位置。 　　1月21日，胡適打消了將家屬送往安徽老家的念頭，親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 大彩一起上了開往台灣的船。當天他得知蔣已下野離開南京，李宗仁代總統.第二天早晨， 他一回到南京就收到了「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的來信及「總統府資政」的聘書。23日，李 宗仁來看望他和梅貽琦，談了一個小時.1月24日早晨，他寫了一封信給吳，懇切地表示：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 學校長，因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 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 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他也確實盡著作為北大校長的一些責任，3月9日，北大醫學院學生焦增煜從北平逃到上 海，剛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獄中看報紙，見到一則梅貽琦的啟事，知道第二天胡適有個公 開演講，就給梅打了個電話，恰巧胡適也在那裡，接了電話後，他馬上打電話給蔣經國，三 十分鐘焦就釋放了。焦去看胡適，報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經過，痛哭流涕。胡適當即親 筆給他寫了一份證明書：焦增煜是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舊制學生，應於實習兩年期滿之後給 予畢業證書。但當其第六年下學期實習時期，焦君因時局關係，於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下旬離 開北平。其所攜北京大學教務處註冊組所給歷年成績表及實習證件，均屬真實，特為證明如 右。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 卅八年三月九日憑著這一紙證明，這位學生才能漂洋過海， 進了加拿大的一家醫學院。這不是孤立的，竺可楨日記中講到，曾有北大學生拿了胡適的信 要到浙大借讀（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二學生華力進以適之函來（廿一晚，即適之飛台 前夕所書），余告以浙大開學已六星期，此時不能再收借讀生，囑其於暑中參加入學考 試。」） 　　2月13日，陳雪屏來電，吳鐵城希望胡適來做駐美大使。在這個問題上他一直比較清醒。 2月14日，他就復電：「弟深信個人說話較自由，於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願改變。」 　　當然，也有人認為胡適不應該從政，香港學者陳君葆在2月28日的日記中說，他與曾昭 倫夫婦以及剛到香港不久的王雲槐一起午餐，「我初與他談話，便說胡適是不應搞政治的， 朱光潛到了不應該和不必說話的時候，倒說起話來，那真是犯不著。」 　　6月12日，閻錫山在廣州組閣，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當天包天笑的日記中說：「胡適在 美國，恐尚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將又蹈傅秉常之覆轍.但傅尚回國一次，胡則在 此時期，未必回國也。」連局外人都有這樣的看法，「倒楣」之中的國民黨政客們豈能不知， 這只是應付美國人而已。6月13日，胡適日記只有一句話：「馬歇爾向國民黨新政府提出兩 條建議」，同時粘貼了一則英文剪報，由胡適出任外交部長就是馬歇爾的兩條建議之一。6 月21日，他經過七八天的「仔細考慮」、「日夜自省」，致電葉公超等轉閻錫山，誠懇地要 求辭職。電文中說：「適在此努力為國家辯冤白謗，私人地位，實更有力量」，他請閻錫山、 李宗仁、朱家驊等諒解他，他說：「今日懇辭，非為私也。」但即使窮途中的權勢者也不會 為一個知識份子的誠懇所感動，權力的邏輯是沒有情、誠可言的。6月28日，他接到閻錫山 仍不放他辭職的電報。當夜他還見到了宋子文給蔣介石的電文：「廷黻兄與職商量，勸其 （適之）就副院長職，留美一個月，與美政府洽商後，回國任行政院長.但不知國內情形許 可此種佈置否？適之昨謂李代總統實在未來電邀就外長.堪注意。」蔣復電：「甚望適之先 生先回國，再商一切也。」 　　6月30日，胡適連發三個電報，一給閻錫山，一給杭立武，都是堅辭外長事。一給蔣介 石，認真地表示宋子文電報中所說，「從未贊成，亦決不贊成。」8月20日，他在給杭立武 的電報中說：「弟決不願就外長，亦不願就任何官職。弟昨始得見新布之千葉白皮書，更覺 得我前所謂辯冤白謗，實有需要。若政府不許我向外聲明未就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 之腳乎？此意千乞代陳介、麟、百、騮諸公為感。」朱家驊的檔案中有這一電文的抄件。 　　8月16日，在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胡適這樣袒露自己的心跡：「兩個月來，精神上 十分苦悶！『外交部長』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後我打了許多電報辭謝，但政府至今還是 用『無賴』的方法，再三勸我不要向外發表不干外長的事！（兩個月了。我在8月6日發一電， 說，……『政府至今仍不許我向外發表不干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之腳？……』此電 去後，十日不得覆電。）你們勸我在外教書，把家眷接來。此事我也仔細想過，但我不願意 久居外國。讀了White Book之後，更不願留在國外做教書生活。 　　我想回去做點我能做的事。第一，決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據了。……至於『我能做』 什麼，我現在還不很明白。也許寫文章，也許是講演，也許是兩者都來。此事請元任替我想 想，就給我一個判斷，請不必告訴外間朋友。「 　　12月23日，「實在是提不起勁兒來，有些日子真難受」時，他又給趙夫婦寫信，再次提 及：「六月中，閻內閣發表了我的外交部長，後來他們用種種法子，力勸我不要向外發表我 不就外長的話，因此，我從六月到十月初，什麼報館記者都不見！10月初公超的外長發表了， 但局勢大壞，我也不忍就談我私人的吃飯問題，所以一擱至今。」 　　此外，蔣介石希望他出面組織在野黨，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領導救國運動，他都謝絕了。 2月12日胡適日記中載：「11：00雷儆寰來，可同飯。」那天胡適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 腹談了數小時，他對雷震說，蔣有意讓他出面組織一個在野黨，但他覺得自己「個性不適 合」，做不了這件事。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雷震此後熱心於組織反對黨，這一天胡適說的 話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這當然是後話。 　　6月14日，蔣廷黻在美國對胡適說，宋子文從歐洲回來後極力主張要他出來領導救國的 事業自己願從旁力助。胡適去看宋，果然如蔣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歐洲必見了Thomas Corcoran[托馬斯。科克蘭]，受了他的影響，故作此幻想。」 　　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馬斯。科克蘭]自法國回來，在子文兄[處]見面，他 力主張我出來擔任救國事業的領導工作。 　　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馬斯。科克蘭]的影響，T.F.[ 蔣廷黻]不信。今夜我聽T.C.的 話，更恍然明白了。「 　　總之，在「根株浮滄海」的日子裡，胡適也未改變初衷，從無介入實際政治的打算，所 以他不可能答應宋子文們要他出面領導政治上救國運動的請求。《自由中國》創刊，他只願 意做名義上的發行人，連一個政論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對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 並不是放棄個人應盡的責任。 二 1949年3月下旬，胡適曾到過台灣。3月27日下午，當時的台灣省議會、文化協進會及各 文化機關團體發起邀請他作一次公開演講，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來到中山堂，聽眾達六千 多人，連講台上也坐滿了人，只給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講《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 認為自由不是舶來品，他以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作為例證，並把孔子、老 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闢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在 范縝、韓愈、王陽明身上他都讀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無類」及科舉制 度解釋為「教育的平等」。這些觀點本身難免牽強附會、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 個面臨「自由」與「不自由」、「容忍」與「不容忍」抉擇的「危險」時刻，針對有些人說 「『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奢侈品，人民並不需要自由」的論調，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傳統， 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這次演講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學所講大致相同。在即將天翻地覆 的歷史轉折關頭，胡適所耿耿於心的仍是自由，他將自由嫁接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千年老樹上， 用意也無非想讓真正的自由在中國扎根、生長乃至開花、結果。這一觀點從學術上誠然可以 商榷，但他的用意則是不容輕慢的。 　　4月3日，雷震與王世傑到溪口看蔣介石，第一次向蔣透露了他們和胡適等人想籌辦《自 由中國》雜誌的意思，蔣「表示贊成並願贊助」。（據蔣經國4月1日日記，蔣介石準備發動 「民主救國」和「自由中國」兩個運動，大約與此有關，無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識份子對理想 的熱忱）4月6日即胡適離開大陸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傑一起吃早飯，顯然獲知了蔣的這 一態度。4月14日，在茫茫無際的太平洋上，應雷震所托胡適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 一文：「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 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 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 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 運動的一個起點.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第一，向全國國民宣傳自 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 民主的社會。 　　第二，支援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 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最初，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確實帶有挽救國民黨政權的意圖，所以民主、自由的價值 都是包裹在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鐵幕」的外衣下，這也是它最初得到蔣介石許可乃至支援的 原因，這本小小的半月刊將在最後的孤島上向蔣的獨裁、專橫發起挑戰，將與蔣的小朝廷對 峙，這是蔣始料不及的，胡適卻未必心中無數，所以他一直很謹慎，不想介入太深。當然， 他是《自由中國》無可爭議的發起人之一，從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 雷震、王世傑至少商量過四次，這個雜誌名稱還是他向杭立武提議的。所以，4月16日，船 到檀香山前夕，他寫信給雷震、杭立武、王世傑三人：「《宗旨》寫了幾次，都寫不成。最 後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滿意。千萬請你們與書琴、佛泉、子水諸君仔細斟酌，最好是完全重 寫過.請注意這不過是擬稿之一種.萬不得已時，還是不發表書面的宗旨或約章。若發表《宗 旨》定稿，請不要具名。」 　　不過，雷震他們並沒有聽從胡適的意見。當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在台灣創刊，不 僅把胡適寫的這番話原封不動印在扉頁上，而且以遠在美國的胡適為「發行人」。以後在紀 念《自由中國》三週年時，胡適講過這樣一番話，「……大陸危急的時候，……許多朋友在 南京在上海常常談到國家的問題，想辦一種日報或雜誌以振起輿論。在那個時候，大家就定 了『自由中國』這個名字。當時有幾位朋友要我寫一個簡單的宣言。（那時）我們還有半個 中國沒有被赤禍蹂躪，自由中國還有半個大陸。……」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這四條「宗旨」寄給雷震、杭立武，「希望他們把這個簡單的稿子 修改擴充。可是他們很客氣，沒有修改，就將我在船上匆匆寫成的文字作為《自由中國》雜 志的宣言。這實在令我感到十分慚愧。後來這幾條宗旨不但刊載於《自由中國》的第一期， 並且每期都刊載，作為提醒我們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現在，我仍感到慚愧。」 　　對於以他的姓名為「發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興」，認為「這是作偽」，不是一 個「好榜樣」。 　　《自由中國》創辦時，杭立武還是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所以這個刊物曾得到教 育部的經費補助，創辦人也多為國民黨中人，「但她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寧 傳達了一群自由主義者在國家危難時期的共同聲音。」 　　4月14日夜，在寫完《自由中國》的宗旨後，胡適重讀《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 感動無比，信筆寫下一篇長文，作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讀 過《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深喜他晚年大有進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 自由的路了。」在這篇滿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對「死友」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更是表示了 由衷的讚佩，認為——「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只有他能 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茨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只有 他敢指出二十年（現在三十年了）來共產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階級的民主』 原來只是一個空洞的抽像名詞！ 　　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 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 　　陳獨秀在病中寫給西流的那封長達五千多字的長信，「陸續寫了廿餘日才寫好」，其中 有三千多字是討論「民主政治」的。胡適說「這封信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 獻」。陳獨秀提出了「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胡適認為「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 句話裡，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 裡，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製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這篇序文最後，胡適說：「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 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然而當後來雷震一再籲請他出面組織一個反對黨時，他的態度卻從來沒有改變過，那就 是不同意。當年12月8日雷震聽到胡適要組織「自由黨」的傳聞，曾給胡適寫信：「很湊巧 的事，蔣廷黻先生對外發表謂先生要組織中國自由黨（草案已由紀五弟寄來雪艇先生處見 到），《自由中國》刊物適逢其時出版，《新聞天地》附會這兩件事有關聯，他的題目是 《胡適、自由、自由黨》，開頭就說'胡適提倡自由主義，不是一日間事，由自由主義進而 組自由黨，也不是一件傳聞的新聞，但是從我國堂堂正正駐聯合[國]代表團長蔣廷黻在成功 湖宣稱，卻是一個道地的新聞，何況適逢其時的，由胡適為發行人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正 在此時於台北出版'，誰說天下沒有這樣湊巧的事。 　　《中國自由黨》章程已拜讀，先生願出來領導，使愛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興奮.既名為 黨，則不能不講組織，廣納自由人士於一組織之內，這是萬分萬分困難的事，希先生對此點 特別注意。又負此責者，不但要有組織能力，並須公正、和平與任勞任怨，國民黨失敗之前 車可鑒，務祈（負組織之人，心地不可狹隘） 先生注意組織人選，一切毛病與漏洞，將來 會由此而生。又，自由黨組織部分，定得太簡單。「 　　實際上，胡適沒有介入蔣廷黻試圖組織「自由黨」一事，雷震誤信了王世傑兒子紀五的 話。此時的雷震對組黨也並不怎麼熱心，他更熱衷的是發起一個「自由中國運動」，同年， 他曾寫信懇請胡適出面領導這一運動：「再者，『自由中國運動』因先生不起勁，仍不能開 始，港、台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學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薦之人，如孟余、孟真兩 先生，都不願擔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極.老實說，『自由中國運動』如非先生出來領 導，絕對沒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為己任如先生者，還能這樣長此因循下去麼？先生不願 組黨，猶有理由可說.而先生不做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實在說不出道理來。前次徵求先生組 閣，我是反對的。因如此必然犧牲了先生個人而於國事毫無補益，請先生領導這個運動，我 是極端贊成的，因為只有先生才配領導這個運動。」 　　這封信只留下一個不完整的文本，是否發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適始終沒 有答應出面領導「自由中國運動」。 三 1949年初，胡適曾有過一閃而過的和平幻想，所以才會想把家屬安排到老家安徽績溪去 住。1月8日，蔣介石請他吃晚飯，他為蔣講了溫賴特將軍守巴丹半島力竭投降，勝利後釋放 回國，美國人熱烈歡迎，國會特授於「榮譽勳章」的歷史。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這件事， 並寫了「蔣公稍有動意？」一句話，蔣是否為這個故事所打動，胡適只是猜測，所以才會在 後面加一個問號。從蔣堅持要胡適去美國，蔣從無求和的打算和誠意，所謂「求和」文告都 不過是演戲罷了。 　　2月15日，胡適在上海銀行分行和老同學、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談了半小時，竺可楨日 記中說，「八點至霞飛路……晤適之，……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 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台灣一轉.」 　　也就在這段歲月裡，胡適重提了「和比戰難」的口號，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記記載，聽 說胡適在台灣講話指出「和比戰為難」。幾年後（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 胡適說：「『和比戰難』，是我三年半前，國共和談未破裂共匪未渡江前說的。……『和比 戰難』這個名詞，將在未來戰史上會留下好幾頁的記錄。在國共和談時，我說了『和比戰 難』。某晚，張治中跑來看我，說：」胡先生，我對你什麼都佩服，就是對你的「和比戰難」 不敢領教。『我想張治中現在應該佩服我了吧！與共產黨談和，原是不容易的！「 　　其實，他最早提出「和比戰難」是在抗戰初期，1938、1939年他給蔣介石政府的電報中 就強調和平比戰爭難百倍。1949年，胡適正是意識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會接受蔣介 石請他去美國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開往美國的輪船，他自稱「此是第六 次出國」，也是最後一次了。10年後在《自由中國》紀念會上，他說：「當民國三十八年初， 大陸危急的時候，政府要我到國外去。」 　　4月21日，胡適乘坐的輪船抵舊金山，還未進口，海關人員就帶來一批新聞記者，挾著 報紙來訪問他，要他談話，他在幾年後回憶：「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連忙接過 報紙時，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國內和平決裂，共軍已經渡江。在這種情形下，要與外國的新 聞記者談話，是多麼困難.」 4月27日，胡適到達紐約，住在他當年離開駐美大使職務後租 的房子裡.此次赴美與抗戰時情形不同，國民黨政權即將在大陸崩潰，美國朋友問他的態度， 他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援蔣總統的。」他後來寫下「我們 要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時，再次重申了「我這個觀點是永遠不變的」。 　　5月28日，蔣介石給胡適寫了一封密信：「此時所缺乏者而急需於美者，不在物質，而 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 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進行，但仍 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為盼。」 　　胡適大致上就是按著蔣的這一思路，開展他最後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說他是「不是大 使的『大使』」。然而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頭，精神上 苦悶極了。5月22日，他給趙元任夫婦的信可以看出他當時的處境、心境，其時即使是同情 國民黨政權的美國人也都「一籌莫展」、「有心無力」。和他抗戰之時做「過河卒子」，赴 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語.到7月6日，胡適在美國展開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無效，他通知 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以後（1952年12月7日）他回 憶說：「……在民國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 適之在吃自己的飯。』我們家鄉有句俗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幾十年的經 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楣的時候，等於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 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楣的時候，我充滿了 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是我們的國家。 　　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於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於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 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 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 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 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只是給 國家留了一些體面，其他毫無貢獻.即使局勢有些好轉，也是毛澤東發瘋自己造成逼上梁山 的局面，我沒有功勞。「 　　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認為中國內戰的「惡果」非美國所能左右， 對國民黨的批評極為嚴厲。之後胡適有5個月沒有去過華盛頓，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 沒有去訪問政府和國會中人。1954年2月，胡適在給司徒雷登回憶錄《旅華五十年記》寫的 序文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因為在雅爾達出賣了中國，因為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停止了 對華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為自己是有大的權力和無人可與抗爭的世界領袖地位， 所以倒下來的中國流著血的時候，美國可以說『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國為了贖罪而應該做到的起碼事情，就是繼續拒絕承認中 共政權並繼續反對這一個政權在聯合國的席位。這一點跟歷史性的偉大傳統，至少是相符合 的。這個偉大傳統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舉的以及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所寫在『大西洋 憲章』的不承認主義.「 　　在精神苦悶中，整理《水經注》幾乎成了胡適的主要工作。從7月1日後，他常常都是以 《水經注》的考據自娛，打發「根株浮滄海」的痛苦時光。雖然他8月間給趙元任的信中說 自己不搞考據了，可是9月5日，他還是禁不住寫了一篇5000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後 的「暫記」中說：「1949年9月5日是美國的『勞動節』，其前兩日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 期。我在這百憂交迫的時候，決心休息三天，就開始寫這篇『象棋小考』。寫得太長了，我 在客中友沒有書，不夠參考，故又擱下了。」到10月29日，他還專門給楊聯升寫了一封長信 討論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無聊賴之中」又寫了一篇短文《試考董沛所見全氏的水經注校本》。 當然，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本民族命運的關注。據陳之邁回憶，這年10月底、11月初，胡 適兩次心臟劇痛，仍不斷和友人討論時事：「 1、徵兵事，必求公平合理。2、蔣介石復職 總統問題，最所關心。」 四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報紙發表了北平輔仁大學校長、七十歲的歷史學家陳垣給胡適 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49年4月29日首發），陳垣以幡然悔悟、回頭是岸的過來人姿態， 一方面對胡適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學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進行了駁斥，一方面勸說胡適放棄 過去的「錯誤成見」、否定過去的「觀點錯誤」，翻然覺悟，脫離「反人民的集團」，「回 到新青年的行列」。 　　6月18日晚，胡適第一次看到《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英文譯本，第一段引用的是當日 他給陳垣最後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記中說：「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 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6月20日，他細讀了陳垣公開信英譯本，「更信此信不是 偽造的（？），可憐！」他們之間在學術上曾有許多交往，胡適離開北平的前夜，還在寫信 和陳垣討論學問，信的最後說到「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6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 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 　　6月21日，胡適從6月15日的《華僑日報》上讀到這封公開信的中文本，當天他在日記中 說：「我讀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醜態畢露如此，甚可憐惜！」不過到 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發生了變化：「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的那麼 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火 了！」25日，他和蔣廷黻都懷疑陳垣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 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餘部分。」 　　12月15日夜，他自抄給陳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關於考證的一封信，轉眼一年了。 他在附記中說：「這是我在北平最後的一封論學書，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陳垣 先生沒有答覆我問的話。」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陳垣不久後就會發表這樣的公開信與他對壘。 陳垣公開信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話是：「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 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研究著，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 放區裡才有真正的自由。」 　　後來，胡適在陳垣公開信後面寫了一篇跋，憑他長期以來對老朋友的瞭解，他斷定這麼 漂亮的白話文不是陳垣自己寫的，他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顯然 是別人寫好了以他的名義發表的——「改寫這封信的人當然是一位聰明的文人，熟悉共產黨 的思想路線。可惜他太聰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線了，所以他把這封信寫得太過火了，就 不像陳垣校長了！」 　　「在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北平之後三個月，七十歲的史學者陳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 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竟『是有著基本錯誤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 步研究了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後的治學方法！ 　　所以我說，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之下決沒有學術思想的自 由。「 　　雖然「根株浮滄海」，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依然熱切地關注著此岸的一切，這畢竟是他 的祖國啊。5月22日，他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說到，香港《大公報》50月10日發表北大、清 華等校校務委員名單，他評說「兩校常務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濃厚。」其中提及許 多故交、同事的情況，如北大的周炳琳、鄭天挺等。對周鯁生的情況更是關切：「武漢大學 怎樣了？鯁生怎樣了？」 　　8月16日，他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談到一些留在大陸的故友，對大陸的變化及朋友們 的出處都表示了深深的關切。他引述沈君怡的來信說陶孟和在京滬「很活躍」，「他說，他 是道地好人一個，可惜自己太無主意，並且容易衝動，於是別人的見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 看法。」並說：「七月七日香港《大公報》記『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於 7月17日在北平開幕，選出廿九人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沒有端升。此段記載說， 朱德、董必武都曾到會講話。朱德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正確的社會科學，這就是馬克斯、 列寧主義，Wonderful！」 　　12月23日，他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談到「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幾百個新『官』，其 中有『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員七十一人，『周鯁生，武漢大學教 授』是七十一人之一。」 　　這一年胡適59歲，離他的生命終點已不到12年。在寫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他曾一再提 及「精神上十分苦悶」，這種苦悶一直伴隨著他走過1949年。「根株浮滄海」，哀傷的精神 還將籠罩他整個生命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