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走於真實和戲說之間的《鬼子來了》——記念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 肖雪慧（四川） 　　六十年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人類劫難.這場劫難在人類歷史上 可謂「空前」，但是否「絕後」，無人敢於妄斷，因為它取決於能否以史為鑒，而這必須要 由每個國家和每一代人來作答。 　　中國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四大戰勝國之一，早在二戰爆發前就被日軍入侵，較之歐美國家， 遭受了更長時間的戰火蹂躪，經歷了更深重的民族苦難，理當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和平，更 加珍惜在戰爭中付出巨大犧牲換來的戰勝國大國地位和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然而，當別國 致力於戰後重建之時，剛經歷了八年抗戰的中國，人民來不及喘息，內戰烽煙又起。一打又 是三四年，跟歐美國家經歷的世界大戰時間也相差無幾了。接踵而至的內戰暴露了我們並沒 有從長達八年的民族劫難中獲得多少教益。很不幸，不能從苦難經歷汲取教益幾乎成了、也 許更應該說是被塑造成了我們的精神特徵。說這特徵是被「塑造」的，乃基於如下事實：幾 十年間，人民持續遭遇了各種各樣阻斷歷史記憶的人為措施。林立的禁區、被遮蔽的真相和 篡改過的歷史使國人歷史記憶短暫，如果說還有一點歷史記憶，多半也錯亂得一塌糊塗.歷 史真相已然遠去，「以史為鑒」所必須的反思精神就更談不上。 　　電影折射著民族精神，也折射著社會現實。不妨透過這一視角反省反省對那段痛史的態 度。 一、被帝王、武俠題材擠到邊緣的影視題材 歐美人民與我們同樣經歷了反法西斯戰爭。他們戰後立即著手重建的同時，對這場戰爭 的探究和反思也開始了。這從未停止過的探究和反思活動不限於思想文化界，而是廣泛地存 在於社會各界。 　　對那場災難的探究和反思，對相關問題的持續關注催生了許許多多二戰題材影片。事實 上，六十年來，二戰題材成了歐美電影一個歷久不衰的主題.在不斷推出的二戰題材影片中 產生了眾多名片。它們有的真實再現了殘酷的戰爭場景，反映了人民為了戰勝法西斯而付出 的巨大代價；有的深刻觸及戰爭起因；還有越來越多的影片深刻揭示了處於戰爭時期或納粹 暴政下人的生存狀態，特別對置身極端情景的人的人性作了深入挖掘。優秀的二戰影片以生 動直觀的視聽形象作用於人們，從多側面、多角度提供給了人們去瞭解和認識那場災難的廣 闊視野，而且這些影片本身作為一段慘痛歷史記憶的特殊載體，與思想界的探究和民間思考 一道，對歐美人民保存這段重要經歷的歷史記憶和推動災難反思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在經歷了八年艱苦抗戰的中國，種種禁區使一段不可遺忘的歷史在思想、理論界變得 十分邊緣，關涉抗戰的問題就沒有進行過像樣的討論。與對理論研究的處處設禁相配合的出 版控制則對這方面作品進行逆淘汰：根據政治需要篩選事實、改裝歷史的偽成果淘汰誠實的 研究成果。相應的是，表現抗戰時期的影片少之又少。不過，改革開放以前，整個社會精神 生活單調、貧乏，人們壓根就沒有多少電影可看，倒還並不顯得這類題材的影片少得可憐. 但最近這一二十年電影生產速度異常快，新片之多，令人應接不暇，這才真的突顯了抗戰題 材的邊緣化，那些擠爆熒屏的帝王戲、後宮戲、武俠戲則使這一事實更加突出。 　　邊緣化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屈指可數的這類影片，無論是表現特定史實的還是以文學作 品為藍本的，無不負載著政治宣傳任務，本質上是宣傳片。如同那些能夠問世的理論「成果」 一樣，這些電影呈現的是已經改裝過的人和事、改裝過的歷史。人物概念化、按既定需要篩 選和扭曲事實是這類影片的共同特徵。如果說歐美二戰片呈現了那一時期相當完整的歷史畫 面，把關於那段歷史的記憶以物化的視聽形式保存下來，使人們可以通過它們不斷重溫和思 考這場亙古未遇的災難，那麼，我國的抗戰題材片卻把一段歷史的真相包裹在了重重迷霧中。 而影片的概念化通病則使人物和事件缺乏生活的真實而流於虛假，不具有對觀眾的親和力， 更難於具有震撼心靈、催逼人反省的力量。事實是，概念化、宣傳性、與宣傳性形影相隨的 說教意味、偽飾以及滲透其間的任意剪裁和篡改歷史的不誠實，等等，都使人心靈鈍化。心 靈鈍化的人對歷史真相不是漠然視之，就是玩世不恭。這在國人中甚為普遍的精神特徵當然 不能歸咎於電影，但如果說電影參與了塑造此種精神特徵，應該不冤。 二、不一樣的《鬼子來了》 已經拍攝了幾年但一直未與觀眾見面的《鬼子來了》，在我國模式化地表現抗戰時期的 影片中是一個異類。 　　說它異類，首先在表現角度和內容上。 　　故事展開的場景是日本佔領軍眼皮底下的一個小村莊，時段是1944年除夕到次年8月日 本無條件投降。除夕夜那個漆黑的夜晚，一支槍頂住村民馬大山腦門，把一個日本兵和一個 漢奸塞給了他，令他和鄉親們看押和審問，八天後取人，倘有閃失，休想活命。近在咫尺的 日軍炮樓和被硬塞來的兩個殺不得放不得更不能絲毫透露風聲的俘虜，把馬大山和鄉親們拋 進一個荒誕處境。 　　這是一群選擇可能被情景限制了的村民。他們被夾在兩種危險中間.為了避禍，一邊老 老實實按來人要求審問和看管俘虜，一邊提防事情被日本佔領軍知道而招來殺身之禍。好不 容易捱過八天，卻無人來取俘虜。兩個俘虜在這裡一關就是半年。半年中，兩人不斷變著法 子給村裡製造麻煩和危險、還有不時進村騷擾的日本兵引起的恐慌和緊張。馬大山和鄉親們 戰戰兢兢、提心吊膽，但日子還得要過下去。在如何處置俘虜的事情上，他們爭吵不休，但 爭吵中又始終一道分擔了這不期而至的共同危險，最後又在日本駐軍實施的屠村行動中承受 了共同命運——而這一使全村老少死於非命的血腥暴行發生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因日本 人血洗村莊時不在村裡僥倖逃過一劫的馬大山最終也因復仇行動而死。 　　影片中沒有我國表現抗戰時期的影片通常有的叱吒風雲、頂天立地的英雄，日本軍人也 並非一個個都凶神惡煞。無論村民還是被塞給村民的鬼子兵和翻譯，無論作為屠村元兇的日 本陸軍下級軍官還是另一位參與了屠村的海軍下級軍官，都沒有被概念化、模式化。每個人 物都是立體的，有著多側面的性格表現和心理活動、身上存在著真實的矛盾和衝突。被俘日 本兵從頑抗、一心求死到畏死；駐紮炮樓的陸軍小隊長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隱瞞消息策劃 和指揮了屠村行動；屠村開始後，那位平日裡笑容可掬、對村裡孩子頗為親善的海軍小隊長 短暫猶豫後把刺刀刺進經常跟在他後面要糖果的孩子；出於生存本能希望與日本駐軍井水不 犯河水的村民們最後的拚死反抗；而影片主人公馬大山為人厚道又不乏狡黠，為了自保也為 鄉親們安全，小心翼翼看押和款待兩個俘虜，但屠村之恨使這個不肯傷害任何人的善良農民 在徹底的絕望和憤怒中持刀衝進日本戰俘營，見日本兵就砍殺。在劇情的演繹中，所有這些 人物的行動都有真實可信的脈絡可尋。像馬大山和其他村民那樣力圖避禍的心態不過是抗戰 時期生活在敵占區的許多普通人的心態；避禍不得被日本人屠戮而奮起反抗，這樣的行為軌 跡也是順理成章的；對侵略者抱有幻想，一廂情願謀求「中日永結友好」，直到侵略者以殺 戮回應善良願望才覺醒，則有相當的代表性。 　　影片不光是人物塑造與同類題材電影很不同，展現的關係也對人們長期不假思索接受下 來的關係模式很有些顛覆性。譬如村民們與抵抗武裝的關係就沒有通常電影裡表現的那種親 密無間、配合默契，倒是既顯得疏離又充滿畏懼。 　　影片還以簡潔手法、利用選取的抗戰勝利前後這一時代轉換的特殊時段，表現了抗戰時 期的社會百態.其中，日偽統治下和日本投降後的兩個街頭場景意味深長：同一個地方、同 一個說書人、同樣是許多過往行人駐足圍站幾圈聽說書的熱鬧場面，不同的是說書人先前是 在歌頌日本人的「大東亞共榮計劃」，再出現時卻在控訴日本侵華罪行、讚頌抗日勝利。一 旦城頭變換霸王旗，便毫不費力大轉向，這等敏捷，在我國著實不少見。 　　然而，不管是通過馬大山等村民們所呈現的抗戰時期普通人生存狀態一側面，還是與正 規的或非正規武裝抵抗力量的關係側面，或是借由兩個街頭場景表現的部分人的投機性和部 分人的看客心理，在我國關於抗戰時期的教科書、小說、電影中都難以見到。有的只是截然 劃分的陣營，而人民這一邊，是自覺的、活躍的、有組織的、軍民緊密配合的抗日活動。的 確，自覺的、軍民配合默契的抗日是不可抹殺的事實，但歷史的事實是多元的。當一些事實 被刻意隱匿了，另一些事實被選出來加以突出，歷史的真相也就被破壞了。《鬼子來了》觸 及到關於那個時期的各種形式的宣傳諱莫如深之處，有助於激發人對頭腦中關於那個時期的 既有觀念進行再思考。 　　除了內容與角度，藝術表現方式上也很特殊。其中，對白的運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 部影片對白不但多，而且密集。一般說來，密集的對白對電影這種視覺藝術是大忌。實際上， 對白過多也是我國電影曾有的老毛病。不善於運用人物表情、形體語言和電影畫面，以對白 補表演和畫面之拙，這大概是五六十年代電影對白過多的原因之一；但對白過多更主要是拿 電影當宣傳、說教工具的結果。而《鬼子來了》的對白運用頗具創意。尤其是村民們審問俘 虜那一幕：漢奸翻譯怕死而多急智、日本兵頑固驕橫、村民們和日本兵之間有語言溝壑。在 連珠炮般的對白中，漢奸為了活命快速搶答村民的提問並利用語言障礙在翻譯上做手腳.於 是，提問、搶答、一個只想激怒村民另一個按活命需要專揀好聽的話回答，這些對話與漢奸 恐懼中帶機靈、鬼子兵蠻橫中透著懷疑、村民們時而明白時而困惑的表情變化一起，共同構 成精彩的情節推進，並且給緊張的氣氛注入了幽默的元素。而幽默，在總把觀眾當白癡、調 動一切手段支配人的思維和判斷的地方，是沒有多少表現空間的，因為說教已經把人調教得 過於一本正經或過於假正經。 三、《鬼子來了》也露玩歷史的馬腳 大致說來，這部由姜文執導和主演的影片不落俗套，不受既有條條框框限制，總體上耐 看。而且由於選材和表現手法獨到，影片在給人視覺快感的同時，也表現了人性的張力和多 種可能性，像馬大山被鬼子的凶殘逼出來的最後的瘋狂與就他先前性格表現呈強烈反差，然 而這種突變令人信服；而駐紮村莊附近的日本陸軍小隊長得知本國投降後利用村民消息閉塞， 趕在放下武器之前策劃和實施最後的屠殺，這種有歷史事實支撐的情節對普遍患歷史失憶症 的國人修復記憶不無好處；影片呈現的關於抗戰時期人和事以及相互關係的一些在以往對這 個時期的敘述中被過濾掉的側面，則為願意去瞭解那段痛史全貌、希望面對完整的過去的人 提供了新的視角。 　　不過，看這部片子時我有一個感覺：它對被過濾掉的歷史側面的呈現並非出於對歷史真 相的追求，而似乎是去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去意識形態使電影敘事擺脫必須循著宣傳口徑進 行的路數，無疑有利於真相的呈現.但一如姜文過去的風格，影片很帶了些賣弄意味和玩歷 史的痕跡。 　　例如馬大山向二撥子娘借白面一幕。如果說怕鬼子尋死而小心款待，只求八天期限一到 好「原物」奉還，這說得過去。但馬大山和二撥子娘討價還價，從「借一還一」到「借一還 八」，口舌之快越逞越起勁，似乎緊湊、有看頭.可我認為，這情景既缺乏生活真實也缺乏 當時環境下人們心理的真實，不過是表演的賣弄，而且賣弄太過分以至流於噱頭.影片裡因 賣弄而噱頭化並非只此一處，實際上多處有所表露，那二撥子娘等幾個村民在鬼子屠村前與 之「聯歡」時一個個興高采烈獻歌獻詩，就很有些不倫不類，讓人產生為求視覺效果而編造 之感。賣弄傷害了真實，同時也使這部片子的價值大打折扣。尤其因為賣弄中夾雜著一種戲 說歷史的玩世不恭，就更是如此。這國人中甚為普遍的精神特徵被姜文一不留神揉進影片， 把好端端一部片子給硬生生安上一個糟糕透頂的結尾，即人物卡通化、場面漫畫化的公審和 處決馬大山這一幕：馬大山衝進戰俘營向屠村的日本人復仇，寡不敵眾落入管理戰俘營的國 民黨軍隊之手。接下來的公審大會場面很邪乎。影片安排主持公審的國民黨軍官滔滔不絕發 表長篇演說，已經很倒胃口了。更倒胃口的是讓這既有家人死於日本人之手，自己又在戰場 上被日本人打殘腿的軍人大放厥詞，把「民族敗類」的帽子驢唇不對馬嘴地扣在向日本人復 仇的馬大山頭上，不僅要對馬大山執行處決，而且聲稱由國軍動手處決這等「敗類」，會 「髒」了手，繼而用這拙劣得不能更拙劣的藉口命令馬大山的復仇對像——屠村元兇來執行 處決，屠村元兇又把處決任務交給了受到馬大山和村民善待的那個被俘日本兵。影片如此這 般以扯淡加牽強完成了一個荒誕的迴圈。 　　且不說國民黨軍官形象的卡通化破壞了整個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最不堪的是公審 場面和處決情節虛假得離譜，比宣傳片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不想說這是在投什麼所好，但 編導者大概聰明過了頭，拿一段民族痛史當隨心所欲把玩的東西和胡亂編造的對象，否則， 怎會如此扯淡。 　　不過，影片最後一個畫面很有意味。馬大山的頭顱滾落在地，他的扮演者姜文此時也沒 忘了幽默一把：這顆臉上沾滿泥土的頭顱帶著姜文特有的嘲弄意味朝觀眾擠了好幾下眼睛。 　　只是，這個有意味的畫面嫁接在一個完全虛假的情節上，起不了發人深省的作用，倒是 強化了戲說歷史的意味。可惜了！ 　　《鬼子來了》的去意識形態使歷史的真實擺脫了宣傳的歪曲，卻又因編導者和表演者對 賣弄和玩世不恭氣質的放縱而受損.儘管如此，由於《鬼子來了》的藝術特色以及對那段歷 史被避諱了的一些面貌的觸及，它在吸引觀眾的同時，也給觀眾留下了回味和思索的餘地。 在中國的電影現狀下，應該說這就不失為一部有意義的片子了。至於它的意義究竟積極性居 多還是消極性居多，應該由觀眾自己去判斷。可片子已經完成攝制好幾年，至今沒獲准與觀 眾見面。據說主要原因是「醜化」了中國人。依我看，影片縱然毛病多多，但恰恰人物塑造 上很有功力，除了結尾處那個卡通化的國民黨軍官之外，片中各類人物大抵都盡量在按與其 相宜的性格特徵在塑造，人物形象比較豐滿、自然。像馬大山和其他村民，他們樸實、厚道 也自私、膽怯，遇事扯皮、內訌卻也並非一定要弄得不能達成一致共同對外，這符合許多中 國人的本來面貌；危險來臨，他們按自保本能行動但也並不出賣民族大義，這也符合許多普 通人在相似處境下的表現.如果說他們在那個特殊時期的種種表現暴露出很多弱點，但這些 弱點在國人身上相當普遍，需要正視和面對而不是遮掩、迴避，正如編導者流露於影片中的 玩世不恭如今也相當普遍，需要直面和反省。 　　封起來不讓人看，是沒道理的。如果可以讓暴君和奴才形影不離的每天在熒屏上晃悠， 封《鬼子來了》就更沒道理；如果在封殺《鬼子來了》的同時，對歪曲歷史、把暴君捧為 「英雄」，替專制皇權招魂的貨色既高調宣傳又高調授獎，審查標準這等沒道理、這等怪異， 倒該讓公眾來認真審視審視它了。◆